【微评】少子化的开学季,幼教何去何从?

    又到一年开学季,大量幼儿园“一孩难求”,幼儿家长从之前的择校困难,到如今的自主择校。与此同时,不少幼儿园开始重新开设托班,适龄入园幼儿减少为开托班提供空间。

    从国家政策来看,幼儿园负责3-6岁儿童的学前教育,归口教育部门,而0-3岁婴幼儿托育则由卫健部门管理。也就是说,如果实行“幼改托”,幼儿园将会面临更高的办园要求。

    本期微评就来讲讲,人口出生率下降背后,首当其冲的幼教资源该何去何从?再者,如何才能更好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幼儿园何去何从

    谈论幼儿园现状前,先来看近几十年,我国幼儿园从无到有,不断适应时代变化的过程。从企事业单位自办托儿所,为单位职工提供育儿福利;到以社会力量兴办幼儿园,民办幼儿园迎来春天;再到公办幼儿园“入园难”,民办幼儿园“入园贵”;然后是现阶段不断增加公办幼儿园,初步形成公益普惠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新生儿数量从2016年的1786万逐年递减至2023年的902万。据教育部最新数据,相较于2022年,2023年全国幼儿园数量减少了1.48万所,在园幼儿总数减少534.5万人,降幅达11.6%。据报道,中小城市开始出现幼儿园关停潮,最明显的是民办幼儿园数量骤减,2023年,浙江民办幼儿园数量从4300多家减少到不足3600家,下降了17.1%。

    数据和事实背后,不得不思考,幼儿园关停纯粹是人口出生率下降,还是市场优胜劣汰的结果?高品质的民办幼儿园依然会有市场,但得益于之前人口增加而增设的民办幼儿园,已进入存量博弈阶段,品质一般的显然失去竞争力,幼儿生源数量减少情况下,自然归流到托位有余的公办幼儿园。不过,大规模关停幼儿园会导致适龄幼儿入园距离更远,出现“大园大班”问题,影响学前教育质量。

    政府可以切实合理引导学位富余地区,办园质量较差、幼儿人数较少的幼儿园合并、撤转。幼儿园招生可采用早托幼一体化升级模式,将0-3岁托育生源转化为3-6岁幼儿生源,解决招生问题,降低经营成本,给予最大教育优惠。民办幼儿园要提升办园质量,向多样化、特色化路径发展,参与构建区域良性生态。

幼儿教师何去何从?

    随着教育的普及、公共服务的完善、物质的丰富以及社会包容性提高,社会结婚率和生育率持续下降,这就导致幼儿数量越来越少,幼儿园招生难,幼儿园教师就业也成了问题。幼教毕业生一般就业思路,就是进入公办幼儿园或市场化私立幼儿园。

    面对每年新增的幼教毕业生,幼儿园可以通过合理优化幼儿园教师学历结构,比如提升本科、研究生学历占比,缩小大专、中专比例,虽然教育不能唯学历论,但提升学历可以提升师资质量,也是对毕业生无法如期就业的缓冲。同时,幼儿园可以适当增加师资配比,降低基本班额标准,尽可能实现小班小园,改善幼师工作环境。

    幼教毕业生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转变职业方向,多元化发展,主要分流方向为照护型和教育型,照护型可以学习育婴师相关知识,考取育婴师资格证,或选择月嫂等专业性岗位,通过日积月累实践,精益求精磨练技能,提升育儿本领,在新的育儿市场大展身手。目前市场上不乏90后、00后进入新生儿照护领域,他们愿意学习并接受新知识,育儿理念超前,精力充沛,干活敏捷。教育型可以衍生为婴幼儿健康心理方向,引导孩子更好的适应集体生活。

    高校应结合每年就业情况,合理设置相关专业的招生人数,或扩大外延,比如幼教专业可分为照护专业、教育专业,包含更多服务领域。高校也可以跟0-6岁育儿单位进行战略合作,帮助学生提早进行社会实践,定向输出专业人才,尽可能确保毕业生实现就业。

    为了减轻双职工家庭托育压力,政府已积极探索设立家庭托育点,社区开始建设托育中心,这些机构都需要配备专业的幼教人才。幼教毕业生可以跟社工、志愿者等工作人员一起,共同组建托育团队,分工协作,构建更专业、友好的托育环境。

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少子化不是中国特有趋势,不少国家都在应对少子化带来的公共教育资源问题。比如日本推出幼儿教育免费化政策,减轻教育成本、优化教育结构和服务;韩国通过提高出生津贴、育儿津贴等福利减轻家庭负担,将多余的幼儿园转变为养老院。

    我国政府出台政策,采取行动提升生育率。以杭州为例,《2022年杭州市基本医疗保障有关数据通告》显示,参加杭州市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也可领取生育津贴,以及更多生产医疗费用纳入医保支付范围,这为照护婴幼儿而灵活就业的妈妈提供生育保障。另外,杭州对生育二孩、三孩家庭提供生育补助,并开始正式试点发放养育照护券,对0-48个月婴幼儿入托进行每人每月分类补助,赋能“幼有善育”友好型社会建设。

    补助虽能填补部分生产费用,但随着年轻人消费观念转变和自我意识觉醒,月子中心等休养机构,月嫂、育婴嫂等专业服务,成为产后护理育儿第一站。在动辄数万费用面前,补助作用确实有限,但单靠政府提升补助显然不切实际,反过来看,育儿市场定价机制是否合理,监管是否存在盲区,能否设立公办育儿机构平衡该项支出?

    此外,职场妈妈还会面临产后就业歧视、带娃不自由等就业问题,解决该问题不能单靠提升妇女权益,延长女性带薪假期,也要平衡并调动男性积极性,探索“妈妈岗”向“育儿岗”转变,提升男性育儿参与度,打破“育儿是女性专属”的刻板印象,营造家庭成员共同育儿的友好氛围。

    总之,构建婴幼儿普惠友好体系,政府的政策指引是体系运行的“大脑”,就业单位的支持是“脊背”,托育机构的多元化设立是“躯干”,训练有素的幼教团体是“中枢”……只有全社会共同参与,实现家庭和社会对接,才能形成良性循环,更好培育祖国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