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徐林:社会治理下沉到居民区更具现实意义

发布时间:2018-09-12

 近日,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徐林调研中发现,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的招宝山街道运用7年时间完善社会治理,将重心下沉到居民小区的的模式后认为,这一治理模式对于推进我国社区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九大以后,全国各地都在积极探索构建“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社区治理体系,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街道的小区“居民自治互助站”(以下简称“互助站”)成为一个全新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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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站”的缘起和发展

招宝山街道地处宁波市镇海区的老城区,以老旧、老龄化小区和散居楼群小区等类型为主,长期以来居民在设施维修、矛盾调解、平安维护、环境治理、邻里照顾等方面有着迫切的、日渐增加的“微需求”,过去单纯依靠政府力量或市场力量的做法已无力彻底、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

在一次偶然的群体性事件的处理过程中,招宝山街道发现吸纳居民深度参与、让居民化解居民自己的矛盾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事件平息后,招宝山街道于2012年将这一做法引入社区治理中,依靠党员带头、居民参与、自发成立、自主活动的方式探索建立了小区“居民自治互助站”,以“家人治家”的理念通过“众筹、众议、众行、众享”的方式在居民家门口搭建一个由小区居民自己组成的就近协商事务、解决纠纷、组织活动的平台,走出了一条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新路子。

“互助站”租借社区或居民闲置的房间,通过“众筹”的方式募集办公设备、设施器材以及场地简装的资金,其中“微项目”赞助、社区工作经费补助、共建单位赞助、居民个人捐助等都是常用的方式;“互助站”以楼群支部书记、业委会成员、物业、网格长、居民代表等组成核心成员,以“众议”的方式促进居民相互之间的参与、协商、合作,力求达成共识;以“互助站”为平台吸引老干部、老党员等成立各种功能性的社区社会组织,动员更多的居民参与社区建设,达到“众行”目标;“互助站”根据小区居民的文体特长,依托传统节日组织富有特色的文体活动,让小区居民都能够“众享”社区的精神文明建设成果,增强了居民的凝聚力与归属感。

目前招宝山街道所属全部的59个小区已经建成了48个 “互助站”,有些“互助站”的服务已经辐射到周边居民小区,仅在2017年“互助站”就解决民生问题1604个,占镇海区招宝山街道收到的所有民生问题诉求的34.5%。居民的“微民生”、“微需求”得以及时、有效的解决使其对社区的认同感大大增强,近年来参与社区日常活动的人次成倍增长,“互助站”日渐成为建设和美邻里、和睦邻里的催化剂和纽带。

“互助站”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

自运行以来,“互助站”取得了显著成效。

据统计,“互助站”成立至今累计开展服务13000多次,惠及居民近4.4万人次,在解决社区居民中广泛存在的政府无法顾及、个人无法破解的“微民生”、“微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它与网格管理相融合,力争“小”问题在小区层面依靠居民自己解决,“大”问题则借助网格流转通道通过社区共商乃至街道会商解决,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在政策传递方面,“互助站”也成为了重要的“毛细血管”,将政策及时、准确地传达到每一个居民。

此外,“互助站”在解决居民“微民生”、“微需求”的过程中,搭建了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平台,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社区的自组织能力、激发了社区的内在活力,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社会治理重心下沉到居民小区、政府治理和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

然而,“互助站”也暴露出定位不清晰、成员青黄不接、缺乏资源等诸多问题。

 “从工作的具体内容来看,大部分‘互助站’过多地承担社区下派的工作,隐约中有成为社区居委会下面的‘小居委会’的趋势,这就背离了‘互助站’成立的初衷。”徐林指出,在另一方面,“互助站”承载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自身的能力,有些工作甚至与物业、社区的工作有所交叠,“所有‘互助站’骨干成员的平均年龄超过了60岁,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员仅仅约占10%,让这些‘热心肠’解决一些‘家长里短’的‘微民生’、‘微需求’尚可胜任,但是让其承担‘救灾护家’之类的较大的事情就力不从心了,更遑论成为社区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中坚力量了”。

当前“互助站”都是靠少数年龄较大的热心居民支撑,他们中有的已经超过80岁了,自己都将成为“互助站”帮扶的对象,何谈帮助他人解决“微民生”的问题呢?随着年轻人越来越多地搬离这些老旧小区,“互助站”更是后继乏人,寻找“领头雁”成为几乎所有“互助站”面临的最紧迫的难题。

此外,由于“互助站”的成员基本上以退休老人为主,这些人虽然不缺乏工作热情,但是缺乏资源动员和吸纳能力,根本无法解决长期困扰其发展的场所、资金等问题。以2017年为例,招宝山街道59个小区所有的“互助站”通过居民“众筹”仅仅获得3.9万元资金,有些“互助站”只能借用小区的凉亭临时开展活动;并且,各小区的“互助站”因领头人的个人魅力和资源禀赋上的差异呈现出发展极不平衡的状态,客观上也影响了社区基层治理的协调发展。

如何完善“互助站”运行机制?

为此,徐林认为,应进一步明确小区“互助站”的居民自治互助功能,以“互助站”为切入点,完善居民自治的组织体系,提升其解决居民“微需求”、“微民生”的能力与范围,实现政府与社会协同共治的社区社会治理格局。

第一,“互助站”应定位于小区居民的自治组织,避免把“互助站”办成社区居委会的一条腿。

 “互助站”一方面可以通过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活跃社区气氛,吸引居民下楼,从而增强社区凝聚力,体现社区的共同体价值,但活动场所和经费应有保障,当然未必全由政府提供;另一方面成为“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的通道,协助基层政府把有关政策传递到居民中,同时收集居民的“微需求”反馈给基层政府。“互助站”不能超越居民自治的范围,一旦成为居委会的附庸,就会丧失居民自组织的意义。

第二,社区层面应为“互助站”提供足够的场地资源。

由于各小区禀赋不同,它们自主发起并成立的“互助站”必然功能各异,为了充分发挥其功能的溢出效应,让周边小区能够共享,同时也为了提高“互助站”的运行效率和资源使用效率,应将这些“互助站”的办公场所相对集中在社区层面。

换言之,社区中要有相对集中的居民活动中心,有固定的场所容纳本社区所有的“互助站”,当然多个“互助站”(也包括社区中其他的社会组织)可以合用一个活动场所。这样的基础设施应由基层政府提供并维护,从实际情况来看,在招宝山街道中拥有这类设施的社区,其辖区的“互助站”工作普遍开展得更好更有效。

第三,街道层面成立由属地居民中的“能人”们组成的较高层次的居民自治组织,引导并统筹“互助站”的资源配备和活动开展。

该组织的人员可以是退休党政干部,但更多的应是有资源整合能力、有社区服务情怀的企业家、高级管理人员和社会名流。他们具有较高的素质,应成为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发展的指导力量。

换言之,该组织不以开展具体的活动为目标(具体的活动应由“互助站”实施),而是专注于引导“互助站”的成立与发展、规划各“互助站”的服务范围与活动设计、协调各“互助站”的功能定位和资源配置等等,还应该帮助“互助站”建立民生问题分类流转机制,即明确哪些问题应由“互助站”解决,哪些问题应由社区甚至街道解决,并制定流程、指导具体工作。

由于该组织由社区的“能人”们组成,应在筹集资金、协助解决较大的民生需求以及优化社区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该组织的组成人员由居民推选,2至4年换届,可以连选连任,但是须由街道认可并备案。街道政府应甘当配角,协助其建章立制,为其筹集的基金提供配比(如1:1或者2:1的配比比例)以及提供其他可能的帮助,但作用限于此,绝不能干预其正常工作,取代其居民自治的功能。

文章来源: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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