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郑州警方通报，2018年5月5日晚，祥鹏航空员工李某珠从驻勤酒店搭乘滴滴网约车前往市区途中遇害。
(图片来源 河南都市频道)
根据最新消息，经专案组调取事发地附近多路监控，顺线追踪，显示嫌疑人刘某华作案后弃车跳河，现警方正在相关区域全力展开搜捕。
昨天，滴滴公司也发出申明，悬赏百万征集案件线索。
据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报道，被害人李某珠系山东济南人，是家中独女。其父亲李先生称，办案民警告诉自己，疑凶是一名滴滴司机，身上携带凶器。
（图片来源:河南都市频道）
李某珠的父亲李先生说，因为她5月6日要赶去参加一位亲属的婚礼，所以定了凌晨一点的火车，从郑州到济南。
李某珠的亲属吴先生称，5月5日晚上11点左右，李某珠用滴滴叫了一个车往火车站走。
在车上，她和同事聊微信，微信中她称遇到一个变态，对方说她长得特别美，想亲她一口。
李某珠还在微信中庆幸幸好没有坐前面（前座）。她同事也在微信中给她支招，让她打电话称自己的丈夫在机场等她。
同事觉得事情不对，立刻给她打了电话，电话接通了几十秒，李某珠还安慰同事说没事儿，随后挂断了电话。挂掉电话后，同事觉得没事，也就没有再打电话。
5月6日早上8点多，李某珠的父亲李先生没有等到女儿出现，打她电话也打不通。吴先生说，他陪同李先生5月7日下午四点赶到郑州报了案。
5月8日早上八点多，警方在一个土坡上找到了李某珠的尸体。李先生说医生告诉他，李某珠的动脉、心脏、肺部、背部均有刀伤，颈部两边的大动脉全部被割破。
李先生说，发现尸体时，女儿下半身是光着的，案发现场还留下一把刀，他推测是强奸杀人。“这些刀伤刀刀致命，仅背部就有十多刀。”李先生说。
（图片来源：媒体采访时受访者供图）
李先生说自己的女儿还不满21岁，刚从山东济南航空学院毕业一年。在家人和同事眼中，她性格开朗，英语口语特别好，各方面都很优秀。李先生称，自己家庭条件不错，但是她上大学的时候依然会主动提出去外面勤工俭学。
21岁的生命就此定格，如果它没遇到这样的惨剧，笑容依然会绽放在年轻的脸庞。
涉嫌恶性凶杀案件，大家在惊愕愤怒之余，是否有人想过以后如何尽量避免这种悲剧再次发生？
当然，不是因为有了互联网平台才有这样的恶性事件，也不能说是互联网平台造成了这样的恶性事件。
但是，毋庸置疑，我们已经进入了互联网时代，甚至，一只脚已经踏进了互联网+的大门。
更多的侵权纠纷甚至是恶性事件也发生在了我们使用互联网的时候。
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互联网经济下经济组织模式逐渐转变为“平台+企业或个人”，平台成为重要商业组织形式。
但是，在王淑翠教授看来：我国现行企业法律制度未能回应互联网平台监管治理的特殊性。其是近年新闻报道中互联网平台相关事件频发，如百度魏则西事件、淘宝的假货、滴滴司机的犯罪事件等，因缺乏对互联网平台的法律责任判定依据和相应处罚措施，演变成全国性舆情事件，暴露了政府监管滞后和平台治理困惑，亟需立法完善和措施创新。
由此，王淑翠教授建议：当前必须完善互联网平台监管治理和相关立法！
具体建议如下：
首先，要完善政府和互联网平台各自的监管权限
一是可以遵循部门规章、行政法规、法律的位阶次序分阶段施行，最后通过全国人大确立其法律地位。
二是互联网平台立法的目标是“政府管平台、平台管个体”，把平台作为政府和个体之间的监管代理和第三方独立机构，从而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的效率。通过给平台立法明确政府直接监管与授权平台监管的界限和内容，确立政府对平台的监管内容、要求、原则和手段等，并将对平台创业者、商家、用户等各类主体监管的权力授权给平台，由平台设定各主体具体准入条件和管理细则。
其次要调整相关部门配套制度和职责
在对互联网平台的监管上，工商部门应当专门开设“平台”性质的营业执照，将其与一般企业相区别，兼顾宏观调控和市场竞争，规划好平台数量和类别，有效避免平台的垄断效应和恶性竞争，处理好政府监管和市场放活的关系。在平台参与社会管理上，税务部门授权平台根据商家和用户交易数据定期代扣代缴；社保部门通过平台协助承担部分社保费用，实现对平台个体创业者的社保覆盖；平台提供的中小微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作为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用于金融、政府等机构等。
最后，完善互联网平台监管治理和相关立法需要以社会治理理念作为总体指导思想。
社会治理应该包括自上而下的法律监管和自下而上的协商监督，是关于政府权力和社会力量的合作模式和治理机制。
法律监管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规则制定和运行适用中应当充分考虑平台治理中各方参与力量的利益和诉求，以促进互联网平台的有序发展。
当然，完善互联网监管和立法不是针对某一平台或者某一事件。
但是，正是因为我们参与互联网的深度不断加深，妥善的规则，完善的监管，强有力的执法，不仅是亡羊补牢，悲剧决不能止于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