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超大城市基层治理面临矛盾纠纷“量大面广、复杂多元”的突出挑战。以上海为例，其作为人口超2500万的特大型城市，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纠纷、劳资矛盾、消费维权等民生问题交织，传统调解模式存在力量分散、法治支撑不足、源头发现滞后等短板。例如，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因居民利益分歧常引发群体矛盾，物业纠纷调撤率一度高达87.68%，反映出基层治理对专业化、法治化调解机制的迫切需求。
在此背景下，“三所联动”机制应运而生。该机制以公安派出所为核心，联动司法所、律师事务所三方力量，通过整合警务权威性、司法调解经验与法律专业资源，形成“前端预警—中端调解—后端保障”的全链条治理闭环。自2020年虹口区首创试点以来，该机制已在上海全市推广，累计化解矛盾纠纷93万余起，调处满意率达95%以上，成为新时代“枫桥经验”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的创新实践。
“三所联动”：推动多维价值的协同释放
“三所联动”推动法治化治理升级。通过律师全程参与调解，将法律解释、风险评估嵌入矛盾化解过程，推动“情、理、法”融合。例如，虹口区在物业纠纷中引入“三所一庭”模式，通过司法确认赋予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使调撤率提升至87.68%，实现了法治权威与柔性调解的平衡。
“三所联动”助推治理效能显著提升。机制打破部门壁垒，形成“公安主导+司法协同+法律支撑”的协同框架。上海静安区南京西路街道将市场监管、城管部门纳入联动体系，商业纠纷警情同比下降22.6%，凸显跨部门协作的倍增效应。
“三所联动”促进多元共治格局构建。机制延伸至社区、商圈、医院等场景，吸纳43万余名平安志愿者、1100余名民间调解员参与，如奉贤区“老娘舅”“小皮匠”等特色调解队伍，激活了社会自治力量。
“三所联动”加强源头预防与社会稳定。通过“社区信息员”网络和线上小程序（如金山区26万用户平台），实现矛盾早发现、早干预。2024年上半年，虹口区纠纷警情同比下降3.2%，治安指标全面优化，印证了“治未病”的治理效能。
进一步提高“三所联动”治理成效
第一，加强机制创新，构建“3+N”协同治理体系。一方面，要横向拓展主体。在派出所、司法所、律所基础上，纳入住建、卫健、市场监管等部门，形成行业性矛盾专项调解组。例如，针对金融纠纷可引入银保监会分支机构，针对医患矛盾联合卫健委专家。另一方面，要纵向深化网络。推动机制向居（村）委会、楼组延伸，建立“社区警务室—街道综治站—区级指挥中心”三级响应体系，实现矛盾“一站式接收、全链条解决”。
第二，强化科技赋能，打造智慧调解平台。开发全市统一的“三所联动”数字化平台，集成矛盾上报、智能分派、在线调解等功能，借鉴虹口区“解纷一件事平台”经验，通过大数据分析预测矛盾高发领域，实现精准治理。推广“云调解”模式，通过视频会议、电子签名等技术，为异地当事人提供便捷服务。
第三，推动队伍建设，培育专业调解力量。建立“法律专家库+民间调解员”双轨队伍。一方面签约优质律所（如虹口区16家律所），另一方面吸纳退休法官、民警、乡贤等组建志愿调解团队，强化培训考核。设立调解绩效奖励基金，对成功化解重大矛盾的团队给予物质与荣誉激励。
第四，加强法治保障，完善制度规范与标准。制定《三所联动工作规范》，明确各方职责边界、调解流程、文书标准，避免推诿扯皮。例如，虹口区通过《物业纠纷诉源治理白皮书》形成类案处理指南，可供全国借鉴。推动地方立法，将“三所联动”纳入社会治理法规体系，确保机制长效运行。
第五，鼓励社会参与，强化宣传与公众认同。通过社区宣讲、短视频案例展播（如央视报道的“六尺巷”调解故事），增强群众对机制的认知与信任。鼓励企业、社会组织通过捐赠、志愿服务等形式参与，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治理生态。
“三所联动”机制通过法治化、协同化、智能化的路径革新，为超大城市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中国方案。未来需进一步强化制度韧性、科技支撑与社会动员，使其成为化解社会矛盾、提升治理效能的核心引擎，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实践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