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个体行为视角

摘要：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的增长趋势为城市治理带来新的挑战。城市居民既是生活垃圾的生产者，也是垃圾治理的受益者。推动居民个体广泛参与垃圾分类正逐渐成为促进公众参与、破解源头治理难题、建设美好人居环境的关键举措。然而，哪些因素影响着居民个体参与垃圾分类呢？当前，从宏观、中观到微观层面，对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影响因素研究正逐步深入探索，但大样本、定量化、基于个体行为视角的实证性研究相对较少。

本研究旨在从个体行为视角对居民参与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性研究。通过梳理国内外文献，依托个体行为相关理论以及居民参与环保行为影响因素研究现状，形成三因素（价值偏好、社会资本、社会经济特征）双层面（个体、社区层面）的居民参与垃圾分类行为影响因素理论分析框架。基于理论框架进行研究假设与实证研究，结合量化分析，明确居民参与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因素，并进一步探究影响因素间的交互作用。

最终，本研究发现价值偏好（利他偏好）、社会资本（个体社会资本和社区社会资本）以及社会经济特征（性别、房屋类型）是居民参与垃圾分类行为的直接影响因素。同时价值偏好、社会资本、社会经济特征之间存在交互效应，社区情境也会对个体行为产生调节作用。为更好促进居民参与垃圾分类，本研究提出强化社区社会资本、重视个体社会资本、针对性激励、发挥群体组织作用四点建设性意见，为垃圾分类策略更有效发挥、社会公众更广泛参与以及城市治理政策更高效实施一份贡献力量。

关键词：垃圾分类 居民参与 个体行为 影响因素

引  言

    当前，愈加严峻的城市环境问题如碳排放、垃圾治理等已经成为制约城市发展、人居环境建设的最紧迫因素之一。研究显示，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在逐年上升，基本保持8-10%左右的增长趋势（Xu et al., 2018），生活垃圾产生量的上升趋势给我国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带来了巨大的环境成本。《“十四五”全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中指出到2025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将不低于35%，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不低于60%。而这个标准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杨光等，20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确立了固废防治的“三化”原则，即“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这也是我国治理固体废弃物的基本技术方针。因此对于城市生活垃圾而言，源头治理十分关键。一方面，源头减量化将直接影响生活垃圾处理体量，缓解治理压力，另一方面，源头的垃圾分类效果也将影响后续的资源化、无害化质量。而城市居民在城市生活垃圾的源头治理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城市居民既是生活垃圾的实际产生者，也是“垃圾围城”现象的相关利益者，更是政策推行、落实的直接感受者。此外，城市居民也代表着社会群体和民意集合体，他们既是治理环节中的推动力量，也是公共政策制定中的考量内容。因此，引导居民个体更广泛参与到垃圾分类中已成为促进公众参与、优化城市生活垃圾治理、建设美好人居环境的关键举措。

    当前，为了更广泛推动居民，尤其是城市居民，参与垃圾分类，诸多策略被不断提出与试行，如经济激励策略（Woodard et al., 2006）、宣传信息策略（Lam et al., 2019）等等。然而，部分研究显示相关策略有效提高了垃圾分类的居民参与率，也有部分策略收效甚微（Xu et al., 2018）。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个体的垃圾分类参与行为？

    以往对垃圾分类的相关研究从宏观政策环境、社会制度环境或项目本身设计等对垃圾分类效果的影响研究（杨凌等，2009），逐渐发展到在微观层面上研究个体内在因素（包括价值观、环保知识水平等等）、微观情境因素（社区情境、文化氛围等等）对于居民参与行为的影响研究。在居民参与影响因素方面，国内相关研究较多研究集中于定性分析，或样本量相对有限，理论性研究及实证研究等相对较少，同时部分研究以垃圾分类的行为意向或者垃圾分类测试水平等作为研究对象，没有聚焦个体行为。而在社会学、心理学、行为学等领域研究中，对于个体行为机制的理论研究已经逐步成熟，国外学者也基于此就居民个体回收、家庭层面的个体研究等从研究个体参与行为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因此，有必要立足于我国的实际情况，聚焦个体行为开展大样本的实证研究，这将进一步明晰居民参与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因素与机制，为优化公众参与的有关策略提供重要理论依据。

    基于上述研究背景，本研究旨在基于个体行为视角对居民参与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性研究，即探索哪些因素会影响垃圾分类的个体参与行为。本研究通过梳理归纳现有国内外文献，搭建了一个三因素（价值偏好、社会资本、社会经济特征）双层面（个体层面、社区层面）的居民参与垃圾分类行为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此设计实证研究，进行数据采集，最终通过量化分析明确居民参与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因素，同时就价值偏好、社会资本、社会经济特征因素的交互作用进行进一步研究，探索在何种条件下能够更好促进居民个体参与行为，进而为垃圾分类策略更有效发挥、公众的更广泛参与以及城市治理政策更高效实施提供建设性意见。

文献综述

    针对居民个体参与行为机制的研究，国内外已提出诸多观点，主要可以概括为内在动机-行为机制、情境-行为机制。内在动机-行为机制中，计划行为理论（TPB）、价值信念-规范模型（Stern et al., 1999）、规范激活模型（Schwartz, 1981）等理论提出个体行为受到内在动机的决定推动，使得个体接受外部某种态度或规则，转变为个体内在规则，进而实现行为。而这种转变受到个体出于享受、兴趣、责任等个体价值偏好的影响。情境-行为机制则通过人-情境互动的研究得出。人类行为不仅取决于个人的内在属性，还取决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允许他们做什么（Chan, 2020）。而一个社会情境要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推动个体积极参与集体行动，要抓住三个关键节点，即“共同认知”的创造、“联结桥梁”的强化、“嵌入性”的完善。

    关于居民参与环保行为（如回收、节约能源、绿色消费等）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国内外已有诸多研究，大体可以分为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在内部因素方面，研究普遍认为，个体的环保行为是由他们认为重要的东西所引导的，也就是说，由他们的价值偏好所引导（Frederiks et al., 2015;Cho & Kang, 2017;Schwartz et al., 2015;Ateş, 2020）。此外居民对于行为本身以及外部环境的态度感知也会影响居民个体的环保行为（Li et al., 2019）。同时，有关研究显示，居民个体的社会经济特征也会影响居民参与行为。徐林等（2017）的研究指出，性别、年龄、职业类型会对居民参与到垃圾分类行为产生较大影响，特别是在社会组织、居委会等具有一定公共服务属性的单位工作的居民会更积极参与。某些社会经济特征（如经济状况、知识水平等）会限制个体的行为实施，这并非个体主观上的愿意或不愿意，而是在具体实施中受到物质或非物质层面的干扰，限制了执行条件，形成了个体参与行为的“进入壁垒”（Grillos, 2017）。王凤（2008）的研究指出受教育程度与个体环保行为显著相关（王凤，2008）。此外，个体的原始经济水平也会影响个体参与环保行为（Bolderdijk & Steg, 2015）。

    在外部因素方面，社会环境与物质条件则被认为会对居民参与环保行为产生一定影响，即除了影响价值偏好外，还可以通过社会环境与物质环境向个体发出最适用于特定环境的思维模式信号（Vatn, 2005），即社会资本与物质环境。

    在社会环境方面，社会资本的概念被广泛提及，特别是在共同资源管理和集体行动的有关研究中。学者们将社会资本的概念描述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一种特征，它使得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促进结构中的个体实施某些行为，实现协调与互利合作（Coleman, 1990 ; Putnam, 1993）。“网络、规范和社会信任”被广泛认为是社会资本的三个主要组分，常常应用于社会资本的定量评估。社会规范主要实现了“共同认知”的创造。社会规范代表了社区成员对于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的共同期望（Ostrom, 2000）。凌卯亮等（2023）研究显示社会规范能够积极推动居民广泛参与垃圾分类（凌卯亮，徐林，2023）。人际网络代表了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的关系网络，这种关系包括亲密关系、纽带关系等，主要作用于“联结桥梁”的搭建，例如邻里之间的社交网络。网络的联结促进了集体行为信息与规范的传播。部分研究表明，同伴效应和规范等社会影响在更紧密联系的社会网络中更为突出（阿兰纳·伯兰德，朱健刚，2007）。社会信任主要作用于“嵌入性”的完善。社会信任代表了人们在社会背景下对他人可信度的普遍化状态，并延伸到朋友、家人和熟人以外的普通大众（耿亚东，2017）。个体在感知到他人行为意向后，更愿意跟随参与环保行为。生活在社会信任度高的国家的居民也会更积极参与回收行为（Pretty & Ward, 2001）。总体来说，社会资本通过这样一个模式影响居民个体行为：在持续存在、信息流通的社交网络（人际网络）中，成员群体衍生出一种对社会规范的共同认知，指导着每个成员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社会规范），而规范发挥的具体成效则取决于一个人对他人、集体可信赖性的普遍感觉（社会信任）。社会资本的运作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跨层次的、互惠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社会资本是由个体对集体目标的追求所产生和维持的，同时，社会资本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Cho & Kang, 2017）。此外，学者认为社会资本在微观、中观、宏观层面上均有体现。

    环保行为（垃圾分类、节约能源等）实施的物质条件也会影响居民参与。Xu等（2022）的研究显示，实施环保项目本身的预期规模、效益设计、持续时间等可能会影响个体行为（Xu et al, 2022）。同时，对于城市居民来说，住房情况也会影响他们参与到环保行为中（Geiger et al., 2019），这与他们执行环保行为的便利程度相关。此外信息提示、城市政策规划、退款或返利、创新技术等外部因素也被认为会对居民参与环保行为产生影响（Li et al., 2019）。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对理论文献以及研究现状的归纳分析，本研究搭建了一个基于个体行为视角的居民参与垃圾分类影响因素理论分析框架，将居民参与垃圾分类影响因素分为价值偏好因素、社会资本因素以及社会经济特征因素，同时为进一步探究个体与所处微观情境的具体影响效应，将社会资本与社会经济特征因素进一步划分为个体层面与社区层面。价值偏好因素包括利己主义价值偏好、利他主义价值偏好和生物圈主义价值偏好。个体层面社会资本因素包括个体对网络、规范及信任的感知。社区社会资本因素包括人际网络、社会规范、社会信任的社区整体水平。个体社会经济特征包性别、年龄、收入水平、教育水平以及社会身份（中共党员、志愿者、社区工作者等）。社区社会经济特征包括以社区为单位的性别结构、年龄结构、房屋类型。

图3.1.分析框架图

    同时基于上述分析框架提出本研究假设。在价值偏好因素中，利己主义价值偏好基于行为成本和收益的比较，意识到如果这样做符合自身利益，从而采取相对应的实际行为。然而在实际应用中，垃圾分类的相关推广策略往往伴随着经济、名誉方面的隐性收益，可能会激发利己偏好者的积极性。垃圾分类是一个典型的亲自然行为，然而在当前我国的城市治理格局中，垃圾分类已经成为制约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的重要因素，如果利他主义者认知到了这种现状，则更有可能会参与垃圾分类。同时，生物圈价值偏好者更加关注特定行为对环境、自然、生态的影响，并根据他们的行为决定为环境采取具体行动，在当前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的现状下，生物圈价值偏好者也更有可能响应行动参与。据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a 利己主义价值偏好会对居民参与垃圾分类产生正向影响。

    H1b 利他主义价值偏好会对居民参与垃圾分类产生正向影响。

    H1c 生物圈主义价值偏好会对居民参与垃圾分类产生正向影响。

    在个体层面社会资本中，个体对于垃圾分类规范的感知认知、人际网络信息流通水平以及对集体行为信任态度均会影响居民参与行为。在垃圾分类的背景下，个体主观规范与集体规范越一致，个体可能更积极参与垃圾分类。而社会信任反映了个人一般如何感知他人、社会的可信度。社会信任程度越高，就更能减轻“搭便车”负面影响，带动个体参与垃圾分类行为。更加紧密的人际网络一方面促进了垃圾分类行为信息与规范的传播另一方面也放大了同伴效应和规范等社会影响，使得个体更愿意采取环保行动。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2a 个体层面人际网络会对居民参与垃圾分类产生正向影响。

    H2b 个体层面社会规范会对居民参与垃圾分类产生正向影响。

    H2c 个体层面社会信任会对居民参与垃圾分类产生正向影响。

    在社区层面社会资本中，社区层面的人际网络越发达，意味着社区层面的垃圾分类规范、信息等流通更加顺畅，这会放大了同伴效应和规范等社会影响，使得个体更愿意参与集体行动。社区社会规范更强的社区会更积极参与到废弃物管理中。良好的社会社区信任会强化社区内沟通效果，促使个体更积极参与集体行为。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3 社区层面社会资本会对居民参与垃圾分类产生正向影响。

    在个体层面社会经济特征中，收入情况会影响个体对于垃圾分类带来的行为收益的认知以及付出行为成本的执行条件水平，从而形成其对于是否进行垃圾分类的限制条件。部分研究表示收入水平更高的居民更会追求环保目标，而收入水平较低的居民由于没有时间而无法参与到环保行动中。而受教育程度水平较高的个体虽然更能理解垃圾分类的意义和知识，但他们可能更愿意为废物管理付费或请其他人代为分类，而不是亲自采取行动。最后，由于特定的社会身份上寄予了社会广泛意义上的正面形象期待，而作为急需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环保行为，个体越具有社会身份，越可能参与到垃圾分类中。女性、老年人被认为更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应当成为垃圾分分类策略干预的主要对象（徐林等，2017）。据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4a 收入水平会对居民参与垃圾分类产生正向影响。

    H4b 教育水平会对居民参与垃圾分类产生负向影响。

    H4c 社会身份会对居民参与垃圾分类产生正向影响。

    H4d 性别会对居民参与垃圾分类产生正向影响。

    H4e 年龄会对居民参与垃圾分类产生正向影响。

    社区层面的社会经济特征方面，女性在家庭中承担角色分工以及老年人空闲时间相对较多、观念上更易接受等因素可能会使得女性老年人比例更高的社区参与情况影响更好。同时，社区类型也会通过设施水平、管理水平等影响垃圾分类参与情况。房屋类型越高档，配套设施和管理制度越完善，个体能发挥的作用也相应减少，越无法亲自参与到垃圾分类行为中。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5a 社区层面女性比例会对居民参与垃圾分类产生正向影响。

    H5b 社区层面老年人比例会对居民参与垃圾分类产生正向影响。

    H5c 社区层面房屋类型会对居民参与垃圾分类产生负向影响。

    此外，影响因素之间并非独立。首先，个体层面与社区层面的因素在结构上具有嵌套性，在具体作用于垃圾分类参与行为时可能会产生跨层次的交互效应。其次，同一层面的价值偏好、社会资本、社会经济特征之间也会产生相互影响。在价值偏好与社会资本方面，社会资本的强化将使得社会规范的驱动力增强，而个体内部的价值观等会受到抑制，也就是说个体行为将更多受到社会环境的驱动而非受到价值偏好驱动。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6a：价值偏好与社会资本间存在交互效应，个体社会资本会削弱价值偏好对居民参与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

    H6b：价值偏好与社会资本间存在交互效应，社区社会资本会削弱价值偏好对居民参与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

    在社会资本与社会经济特征方面，当个体的社会资本水平越高，意味着个体拥有较为紧密的人际网络，个体规范与集体规范趋同，对他人和集体高度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个体本身是倾向于参与行为的，唯一的限制因素可能就是社会经济特征，也就是“进入壁垒”的影响作用会增大。社区社会资本的增强在女性、老年人更多的社区会更加具有行动凝聚力。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7a：社会经济特征与社会资本间存在交互效应，个体社会资本会增强社会经济特征对居民参与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

    H7b：社会经济特征与社会资本间存在交互效应，社区社会资本会增强社会经济特征对居民参与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

    在价值偏好与社会经济特征方面，当个体的收入水平越高、教育水平越高以及具有一定社会身份后，他们可能会认为自身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和社会期待，个体可能会为了实现行为与个体形象的统一而采取符合集体期望的有关行为。而当社区社会经济水平提高时，如女性比例增加、老人增多、社区更高档后，个体的价值偏好作用可能会降低，会倾向于由他人完成垃圾分类而不是自己参与。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8a：社会经济特征与价值偏好间存在交互效应，个体社会经济特征会增强价值偏好对居民参与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

    H8b：社会经济特征与价值偏好间存在交互效应，社区社会经济特征会削弱价值偏好对居民参与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

实践研究

    （一）实验设计

    为进一步论证研究假设，本研究设计了一个大样本调查实验，实证分析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影响因素。本研究选择的研究区域是HZ市YH区。HZ市是我国最早一批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YH区作为“城市重要新中心”，以“无废城市”建设为抓手，聚焦生活垃圾分类利用等环节，弘扬垃圾分类新风尚，建设政府、企业、居民积极互动的良好氛围。该区于2016年首次引进大规模垃圾分类项目进行试点工作，并于2018年1月全面铺开。该项垃圾分类计划具体表现为：居民在家完成废弃物的干湿分类后，通过线上平台手机APP、微信小程序或者拨打回收电话、现场呼叫等方式提交回收订单，回收企业在10分钟内接收订单，1小时内进行上门回收并登记录入环保金。每公斤干垃圾（包括废纸、废塑料、非金属、废纺织物、废旧家电家具等）可以兑换0.8元环保金累计在居民账户中，而环保金可以到指定的直营店、网上商城等使用购物。

    截止2022年年底，该项计划已经覆盖了YH区28.9万户居民，将1004个小区划分为170个网格，每个网格建立1个服务站，并在不断向外拓展服务范围。据统计，在该项计划实施短时间内居民参与率可达到80%以上，全年减量生活垃圾8.07万吨，资源化率95%以上，无害化率100%。同时该项计划还积极发动当地志愿者加入，成立志愿者队伍，定期上门宣传推广，依托人际关系网络快速打开知名度和提高居民参与率。

    为了收集相关指标数据，本研究通过设计问卷量表，调查了居民的垃圾分类项目参与情况、居民的价值偏好、个体层面社会资本、社会经济特征，具体量表设计详见附录。

    问卷数据采集方面，课题研究自2018年年底发起，持续到2021年。在数据采集环节，本研究在YH区每个街道实施该项垃圾分类计划的小区中随机选择了40%的小区，再通过每个被选中小区的居委会提供的住户名单中随机选择30~50名居民（年龄为16周岁及以上），每个小区具体的抽样样本量与小区的人口实际规模有关，即抽样样本数量随小区人口规模增加而增加。

    本研究在正式数据采集前进行了预调查，根据预调查情况对量表内容进行调整，包括对于部分题目文本的可读性改良、部分测量问题的选择和改善、个人信息问题的相对隐私化处理等，使之更加科学合理。下一步对抽样的居民样本开展问卷调查。由课题组织的调查员（包括当地志愿者、在校大学生等）在完成本研究相关调查培训后，上门邀请居民现场填写纸质问卷并现场回收填写完毕的问卷，并在回收问卷后对问卷情况进行初步筛选，剔除答题未满、16周岁以下、重复答题、回答大面积雷同等情况的无效问卷。此外，为了进一步深入了解居民参与该项垃圾分类项目的深层原因，安排了定期访谈与定向调研等方式进行研究。排除不符合研究条件的问卷后，最终对72个社区145个小区的3519份有效居民样本数据进行研究。

    本研究的社区层面的自变量包括社区社会资本以及社区社会经济特征。社区层面社会经济特征主要通过与当地社区取得联系，以统计数据的形式采集，包括社区层面女性人口比例（1=0-15%，2=15-30%，3=30-45%，4=45-60%，5=60-75%，6=75-90%，7=90%以上）、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1=0-15%，2=15-30%，3=30-45%，4=45-60%，5=60-75%，6=75-90%，7=90%以上）以及房屋类型（1=老小区，2=回迁安置小区，3=普通商品房小区，4=高档住宅小区）。社区层面社会资本的量化数据，则通过整理问卷数据，由每个社区居民的个体社会资本平均值加总，以此量化评估当地社区的社会资本水平，这主要参考了Xu等人的研究（Xu et al., 2022）。

    （二）数据分析

    由于个体层面影响因素与社区层面影响因素之间在结构上存在嵌套性，同时因变量为是否参与垃圾分类项目的二分类变量，所以本研究拟采用分层Logistic回归（Hierarchical Logistic Regression）进行数据分析。通过这种分析方法可以将个体自身特征导致的变异与社区环境导致的变异区分开来，使得估计结果更加稳定、精确。本研究则可以评估个体层面与社区层面对个体参与垃圾分类行为的不同影响（Wang & Zhang, 2022）。

    （1）描述性分析与相关性分析

    通过表4.1可知，该区域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参与率达83.7%，整体参与水平较高。在个体价值偏好中，分值最高的是生物圈主义价值偏好，最低的是利己主义价值偏好，利他主义与生物圈主义分值较高，这体现了该区域居民具有相对较强的利他动机和环保动机，更倾向于有利于他人社会以及环境的行为偏好。在个体层面社会资本方面，三个要素得分均在3以上，其中社会信任、社会规范分值相对较高，表明该区域居民认为所处于的人际情境是值得信任以及具有一定社会规范约束的，并且这种信任与规范是会对自身产生一定影响的。而在个体层面社会经济特征上，该区域居民收入水平平均分值为2.772，即月收入相对集中在5000-15000元之间，高于所在HZ市平均收入水平。教育水平平均分值在4.433，即平均集中在高中以上，具备了解垃圾分类相关知识和理解自身行为的能力与意识。社会身份方面，有约37.9%的居民具有一定的社会身份（包括中共党员、志愿者、社区领导者、社会组织成员、业主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这意味着当地居民可能会基于对自我形象的内在认可和寻求认同而参与垃圾分类行为。抽样样本中的女性比例为45.4%与在社区层面社会经济特征中的女性人口比例平均值相近，略低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水平。房屋类型方面，以回迁安置小区以及普通商品房小区为主，这意味着该区域垃圾分类设施相对完善，但管理维护水平处于中等水平。

    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4.2，在个体垃圾分类参与行为方面，利他偏好、生物圈偏好、个体人际网络、个体社会规范、个体社会信任、社区社会资本、收入水平、教育水平、年龄以及房屋类型等都显著相关性。其中利他偏好、生物圈偏好、个体人际网络、个体社会规范、个体社会信任、社区社会资本、年龄呈现显著正相关性，而收入水平、教育水平以及房屋类型呈现显著负相关性，基本符合假设的验证方向，为后续回归分析检验假设奠定了一定基础。同时，系数矩阵显示，社区层面影响因素与个体层面影响因素之间相关性显著表现较多，在个体层面中个体社会资本与价值偏好大多存在较强的正相关性。此外，个体社会资本也与人体层面的收入水平、教育水平、社会身份以及年龄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教育水平与个体社会资本呈现负相关，收入水平与个体人际网络也有一定的负相关性，社会身份则与个体社会资本呈现正相关性。这表明个体层面社会经济特征除了影响个体实施相关行为外，也有可能对个体社会资本和价值偏好产生一定影响作用，为后续交互效应的探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表4.2 相关系数矩阵

续表4.2 相关性系数矩阵

    （2）分层回归分析

    在分层回归分析中，本研究构建了六种模型进行分析，其中零模型估计了在没有影响因素作用下因变量参与行为在社区层面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性，以此确认进行分层回归分析的合理性。模型一则是通过随机截距模型检验个体层面影响因素在没有社区层面因素参与的情况下对居民参与垃圾分类行为的预测作用，并明确其中的显著性变量为后续分析奠定基础。模型二是检验加入社区层面影响因素后，个体层面与社区层面共同影响居民参与垃圾分类行为的效果。模型三到模型五则是探索个体层面与社区层面影响因素的跨层次调节作用，即社区层面影响因素如何调节个体层面影响因素对居民参与垃圾分类行为的预测作用。零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组内相关系数ICC为0.166（p＜0.001），表明16.6%的垃圾分类参与行为方差可以用社区差异来解释。因此，有必要使用社区层面的影响因素来检验居民参与垃圾分类行为。

表4.3 分层回归分析结果

续表4.3 分层回归分析结果

续表4.3 分层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一的回归结果显示，利他偏好对垃圾分类参与行为有正向影响且显著，H1b假设成立。个体人际网络对居民参与垃圾分类行为有正向影响且显著，H2a假设成立。性别对居民参与垃圾分类行为有正向影响且显著，H4d假设成立。结合表4.3与表4.4模型一可知，利己偏好、生物圈主义、个体社会规范、个体社会信任、收入水平、教育水平、年龄并非居民参与垃圾分类行为的直接影响因素，可能存在其他调节作用，H1a、H1c、H2b、H2c、H4a、H4b、H4e不成立。

    模型二回归结果显示，第二层变量（社区层面影响因素）中，房屋类型与社区社会资本对居民参与垃圾分类行为有显著影响，H5c假设成立。同时社区社会资本对垃圾分类参与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3假设成立。女性人口比例、老年人口比例并不是居民参与垃圾分类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可能存在其他的调节效应。H5a、H5b不成立。

    模型三到五显示：社区社会资本会显著削弱利他偏好对与居民参与垃圾分类行为的正向预测效果，同时显著增强了社区社会资本的正向预测效果，H6b假设成立。同时社区社会资本也会显著增强人际网络对居民参与垃圾分类行为的正向预测效果，说明社区层面社会资本对个体层面感知情况有所影响。社区社会经济特征与社会资本以及社区社会经济特征对价值偏好的影响在本研究中不显著，H7b、H8b不成立。

    （3）交互效应分析

    进一步探索价值偏好、社会资本、社会经济特征之间的交互效应，本研究进行了交互效应分析。结果如表4.4、表4.5、表4.6。模型2-10分析了价值偏好与个体社会资本的交互作用。模型11-25分析了个体层面社会资本与个体社会经济特征的交互作用。模型26-40分析了价值偏好与个体社会经济特征的交互作用。

    在价值偏好与个体层面社会资本的交互作用方面，模型2显示交互项具有显著性，说明价值偏好与个体层面社会资本之间存在交互作用。而在具体效应方面，模型2结果显示利己偏好与个体人际网络的交互项系数为0.085，p＜0.1，同时利己偏好的回归系数增大但仍未呈现显著，个体人际网络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且增大，这说明利己偏好与个体人际网络的交互效应显著的增强了个体人际网络对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正向影响，同时对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利己偏好的负向影响。总体来说，个体层面社会资本会削弱价值偏好对参与行为的影响，而价值偏好会增强个体层面社会资本对参与行为的影响，假设H6a成立。

    在个体层面社会资本与个体社会经济特征的交互作用方面，模型23显示交互项具有显著性，说明个体层面社会资本与个体社会经济特征之间存在交互作用。而在具体效应方面，模型23显示个体层面社会信任与社会身份的交互项系数为0.276，p＜0.1，同时社会身份的回归系数从不显著变为显著（β=-0.039，p＜0.1），这说明个体层面社会信任与社会身份的交互效应显著增强了社会身份对居民参与垃圾分类行为的负向影响。总体来说个体层面社会资本（社会信任）增强了社会经济特征（社会身份）对居民参与行为的影响作用，假设H7a成立。

    在价值偏好与个体社会经济特征的交互作用方面，模型26、33均显示交互项具有显著性，这说明价值偏好与个体社会经济特征之间存在交互作用。而在具体效应方面，模型26显示利己偏好与收入水平的交互项显著，同时利己偏好的回归系数增大且显著（β=0.173，p＜0.1），收入水平的回归系数也增大且显著（β=0.263，p＜0.05），这说明利己偏好与收入水平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模型33显示利他偏好与社会身份的交互项系数为0.178，p＜0.1，同时利他偏好的回归系数增大，社会身份的回归系数无显著性变化，这说明利他偏好与社会身份的交互效应使得利他偏好对参与行为的正向显著影响扩大，社会身份会正向调节利他偏好对于居民参与垃圾分类行为的正向作用。总体来说，个体社会经济特征中的收入水平、社会身份会增强价值偏好（利己偏好、利他偏好）对于居民参与垃圾分类行为的作用，假设H8a成立。同时价值偏好中的利己偏好会增强收入水平的正向影响作用。

表4.5 居民参与垃圾分类行为影响因素交互效应分析

（价值偏好×个体社会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