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贸易战争”应该成为一种新型“现代化战争”形式。它可以化解“军事战争”。近代的一切战争都是“利益战争”。但它现在还不是“现代化战争”，现在与“俄乌战争”一样还是一个“近代化异化战争”。“近代化异化战争”在本质上都是政治考量的结果——不是国内矛盾外化，就是政治问题利益化。应该用“现代化战争”来瓦解和化解。“近代化异化战争”的再极端形式就是“核战争”。“现代化战争”可以中止“核战争”的爆发。这涉及如何把“贸易战争”“现代化”的问题。现实的“俄乌战争”和“贸易战争”才使“人类战争”进入了一个“近代化异化战争”的顶级极端状态。这种状态其实从一战爆发就开始了。但它一直在不断递进当中。如何把“近代化异化战争”转变为“现代化战争”？现实的可能性就在于其中有中国和社会主义意识。如果欧盟是文明的话，就应该及时阻止“核战争”的爆发。但最后如果还是爆发了“核战争”，那就说明，欧盟还不够文明。什么是“文明”？真正的“文明”还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利益诉求和经济效益的。其实，让欧洲爆发“俄乌战争”本身就在说明，欧盟的文明程度还只是在近代，而还没有到现代。这次“近代化异化战争”首先在中美俄三国之间开打起来。中国有美俄没有的整体思维传统。社会主义有资本主义没有的整体思维。“俄乌战争”的本质就是“俄北战争”——这是由倾向和加入北约为诱饵才引发的战争。这是美国能在“俄乌战争”中起重要调节作用的关键认识。“贸易战争”的本质是“一极”与“多极”之间的战争。这是中国可以在全球政治格局重构中发挥关键作用的重要契机。所以，“战争”争什么是一回事，怎么争是另一回事。判别是“现代化战争”，还是“非现代化战争”的主要依据在“怎么争”上。现在所有的战争还都是“近代化战争”。这是这两场战争目前还难以理解和应对及瓦解的困境和瓶颈所在。战争总是要发生的，如同人必然要生病一样。问题在于，战争之后的结局如何？是一个和平，还是一个“再战争”和“连续战争”，或是一次毁灭？应对战争的思路决定了战争最终发展的方向、目标、趋势、程度和结局。按照现在应对战争的思维看，这两场战争的再进一步发展极有可能将导致“第四次世界大战—核战争”。现在已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核讹诈战争”。它从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就开始了。要想停止和瓦解“核战争”爆发的程序，不是武器问题和军事问题，而是理念、思维、心态和智慧问题及世界结构和国际秩序问题。以“战争之战争”的方法解决不了“近代化战争”问题。以“冲突之冲突”的方法，只能使冲突更加激烈直至异化和恶化。只有用“不战而屈人之兵”之法才能终止爆发“核战争”的程序。“战争”之源在“竞争”。全面和系统的“竞争”在“商业”和“贸易”及其利润之中，最终让人急功近利。资本主义社会将人类带进了一个“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的境地。“急功近利和唯利是图社会”必然导致战争。只有最终的“核战争”，人类才会在根子上去否定已经异化了的资本主义体制机制。从非理性哲学的角度看，特朗普的心理就是倾向社会主义的。所以，“贸易战争”与“俄乌战争”起码具有很大的社会主义相似性，最后都是由“前超级大国”发动的，但挑起的主体不同。所以，理解时代和态势是解决问题和矛盾的前提。我们必须调整解决“近代化异化问题”的思维方式。现在人类发展的目标是能否逃过“核战争”的一劫，使其进入一个安全的生存态与和谐的发展态。其中要特别重理和重塑“妥协”的新概念。它深邃的内涵是“妥当协商”。它可以“以柔克刚”，化冲突之力为包容和融合之力。
关键词：贸易战争 俄乌战争 逆全球化 柔韧实力 妥当协商
前 言
仅从舆论看，由开始的中美“关税大战”引发的世界性“贸易战争”在4月初劲爆之后，对我们的影响最大。它曾几天几乎覆盖全网，使得“俄乌战争”都要几乎销声匿迹。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是，“关税大战”对我国经济犮展有什么影响？我们能否打赢这场战争？依据是什么？斗争的结局又会怎样？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和意义的话题，也很容易引起争议和争执。其实，现在世界上只有两个热门话题：一个是“俄乌战争”，另一个就是“贸易战争”。它们现在不仅是在交替进行，而且还是一种“俄乌战争”在上刀光剑影、“贸易战争”在下暗流涌动的状态。其实，所有军事战争的背后都是经济利益。现在的“关税大战”属于“贸易战争”。“合并同类项”之后，其实现在就只有一个话题了，就是“战争”。战争，特别是“世界战争”，其本质就在于为了转移国内矛盾而才去调整世界结构和国际秩序的。反之亦然。每一个国家的权力和权利其实都是在世界结构和国际秩序中才能得以布局结构和发挥作用的。区别在于，究竟是主动创势的，还是被动趁势的？所以，我们应该更多地从“战争”的视角来看“贸易战争”。关键是，它最后会不会导致“核战争”的发生？应该要有这方面的担忧和思考及选择。不要以为“核战”不可能发生。“核战争”是“近代化战争”的再进一步异化且到极端状态的产物。这是崭新的对“人类战争”研究的成果。“战争”也有“古代”“近代”“现代”的区别。区别不仅在“争什么”上，也在于“怎么争”上。其中，“现代化战争”与“近代化异化战争”有着质的不同。现在发生的战争还都是“近代化异化战争”。但“现在战争”不是“现代化战争”。“现代化战争”是另一种新型战争，是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争。战争已经从“物理争”到“生理争”，再到“心理争”，再到“意志争”，再到“思想争”，再到“理念争”，再到“理论争”，再到“概念争”阶段。
那么，如果“核战”真的发生了，或者我们看到了“核战”马上就要引爆了，我们人类会怎样？我们要怎么办？中国历来就有“商战胜于兵战”的说法。我们能否用“商战”来瓦解“兵战”？其实，“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现代化方法，人类早有探索，如“舆论战”“心理战”“思想战”“精神战”“情感战”“颜色战”“选举战”“商品战”“文明战”和“概念战”——“佩弹”等等。其中，“战”与“争”的区别在于，“战”只是“冲突”，是一个过程；而“争”是要“争取”什么，主要是一个目的和目标。但是，现在还是很少有这种从“战争”的视角来看“贸易战”和“关税战”的思考。但同时，我们要由此注意到一种提法上的不同——“贸易战争”与“贸易战”不是一回事。它们很相似，区别在于，一个有“争”，一个无“争”。无“争”的“战”好像是突然发生的和偶然发生的，如同“闪电战”“电子战”“信息战”“无人机战”等等一样，具有浓厚的局部性和无机性。有“争”的“战争”似乎是有规律可寻和有系统可藏及有整体可依的。“斗争的结局会怎样？”它使我想到了另外一个词——“竞争”。从思维上看，“战争”起源于“斗争”，而“斗争”又起源于“竞争”。甚至是，“竞争”是生活、工作和商场上的“战争”，而“战争”又是战场上的“竞争”。但“竞争”不是“合作”，虽然现在有“竞争合作”与“合作竞争”的概念。我们已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对它们的态度都是矛盾的——一方面是竭力和到处都在主张“竞争”的，但几乎同时，另一方面又在坚定地反对“斗争”，甚至还在更加积极地援助“反战争”。其实，它们之间是有一种自然且递进关系的。“竞争”才是“战争”之源，甚至还会必然发展到“战争”。它们在思维方式上是一致的和连续的，但程度有所不同。“战争”是“竞争”的异化状态和极端状态。资本主义就很讲“竞争”。所以，资本主义必然会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其实，一战和二战都是资本系统“竞争”极端化之后的结果。我们的改革开放也是提倡和奉行“竞争”的。甚至是，中国本身就有“不进则退”的传统及其文化。这也是西方担心我们的地方。而“竞争”就十分注重速度。速度发展到一定时候就会到人类“控制能力”的范围之外的空间中去，就会到一个失控的状态。虽然“起速”很难，但“控速”更难。于是，“竞争”就会快速发展成为“战争”。
关键还在于，怎么理解“世界大战”？一般认为，它是“全球范围”或“世界范围”里的战争。其实，无论是一战还是二战或是“冷战”——“核讹战”其实还都没有到那种程度和地步。现在的“世界大战”其实还在“世界与世界之间战争”或“阵营与阵营之间战争”的层面和程度。但“贸易战争”和“俄乌战争”在这方面又各有不同。“俄乌战争”几乎是“全世界”对俄罗斯的战争，而“贸易战争”是美国对几乎“全世界”的战争。所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包容资本主义，然后才能消灭战争。而要想消灭社会主义，就必须要将社会主义首先拖入战争，或者灌输“竞争”。社会主义发展至今之所以还有不少问题，有的问题甚至还是致命的，其原因就在于，其一开始就遭受到战争的包围甚至扼杀，如苏联的“十四国武装干涉”和二战、新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和越南的“越南战争”等等密切相关。这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再由“意识决定体制”。这其实也是“社会主义实然情况”与“社会主义应然”有所不同甚至有很大不同直至有根本不同的主要原因。当然，这其实也是帝国主义为自己打造的掘墓人。这还涉及一个对“战略”“策略”“经略”和“方略”的“略”究竟怎么理解的问题。其实，阐述和表达要做的事情，无论多么长远，还不是“略”，至多只属于一种“明略”，而不是“暗略”。“暗略”才是“真略”。而“明略”其实是一种“假略”。最大的“真略”就是最少的对“不做什么”的思考和选择。而“明略”基本上都是虚晃一枪的“佯攻”——实际上是在要做什么的基础上隐藏了不做什么的伏笔。为此，本文具体展开以下三大观点——
“贸易战争”与“俄乌战争”起码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这次“贸易战争”究竟会对我国产生什么影响？这首先要看，我国在这次“贸易战争”中究竟处于一个什么位置。有人认为，它就是一个“中美贸易战”。但我觉得，从2025年4月2日美国宣布的“对等关税”政策覆盖全球185个国家和地区，税率从10%至50%不等的情况来看，好像没有那么简单，好像不完全是，或者不主要是对中国的。是不是中国在其中也是一个“代理人”？还是因为中国在过去的四十几年中尤其是在最近的二十几年中发展得特别快而受到的“水阻力”就特别大而已。所以，对发动“贸易战争”的目的需要深究一下。美国究竟是为了遏制他国，还是为了调整自己？这本身还是一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判”“评判”“谈判”和“批判”。真实的目的往往隐藏在表面的目的之后。其中，我们一定要把“谈判”放在“判的系统”中来框定、界定和理定——“谈判”还不是“协商”，只是“判断”的一种方式；即“判的系统”也不是“商的系统”。而现实是，我们对这四个“判”的概念究竟意味什么，其实是还没有弄清楚和没有感觉的。特别是，还把“谈判”与“协商”混为了一谈。其实，真正“商”的概念在西方话语体系中是没有的。而“协商”更是没有的。它们只有“事务”——affairs、“商务”——commerce、“交流”——exchange、“贸易”——trade、“会晤”——meeting、“谈话”——talk、“谈判”——negotiations、“讨论”——discuss、“传统”——tradition。其中的“贸易”与“传统”的词根竟然是相同的，甚至“传统”——tradition是“贸易”——trade的另一个名词形式。同时，知道“谈话”与“谈判”之间有什么区别吗？“谈话”与“对话”又有什么不同？这需要创新一个“协商”的英文单词。它可能会带来一个崭新的世界。而我理解，“谈判”和“协商”是“会晤”的两个阶段。虽然重点在“协商”，但它们各有方法。其中，前面的“谈判”是后面“协商”的前奏，而后者“协商”又是前面“谈判”的结果。在这次涉及“贸易战争”的“中美会晤”中首先是一定要弄清楚“谈判”和“协商”各自的内涵以及它们之间的相关和递进关系。其中的“协商”一定是“三个主体之间平等商量”的意思、程序和结果。因为从中国繁体字看，“协商”的“协”就是一个“三力之和”的“協”。所以，“现代化的商量”一定是一个“三方协商”的结果。而“双边商量”还不是“协商”，是一个“近代化”概念。
这几天因为“关税大战”的突然爆发，使得“俄乌战争”的消息都被覆盖了。全网几乎都没有了“俄乌战争”的消息，基本上全都在谈“贸易战争”。虽然中美“贸易战争”早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一开始的时候，也即于2017年8月就开打了——美国在2017年8月启动了对华“301调查”，指控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转让方面存在问题。这一举措成为“贸易战”的导火索。但这个“贸易战”在进入今年四月后再掀巨浪，形成了“贸易战争”。究其有巨大舆情的原因是，“贸易战争”跟我们中国有关，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由此来看，我们应该对于“贸易战争”要有重新的认识，而且还要把“贸易战争”与“俄乌战争”连接和合并在一起来思考和分析及研究。
2025年对世界来讲，应该是发生了两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事件。当然，其中的“俄乌战争”已经打了三年。对于“变局”这个概念，我们以前只是知道，但是并没有很好的认识，甚至还只是把它当做了一个名词或者提法。从这个角度来看，习总书记在2018年的时候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概念还是具有超前性的，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但是，我们对此其实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做好足够的准备。
其实，无论是“俄乌战争”，还是“贸易战争”，都是为了改变现有的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的斗争方式。它们都是“竞争”发展到一定状态和程度的自然又必然的产物。但改变的角度和路径不同，主要是美国更需要改变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主要是美国的先进分子突然意识到了这种危险和危机——美国从世界格局的现状中获得的利益是越来越少了，甚至已经进入了一个“负数状态”。其中，“俄乌战争”是从政治、军事的角度来重新界定“地缘政治”的概念理念和划定“地缘政治”的势力范围，进而来调整国际秩序和世界格局。而“贸易战争”是从经济和利益的角度来重新调整国际秩序、世界结构和全球格局。从这一点上看，这两场“战争”是殊途同归的，只是角度、路径、方式和方法不同而已，但它们都具有相同的性质——就是一种“战争”的性质。
所以，怎么认识“俄乌战争”和“贸易战争”的性质是一回事，如何应对“俄乌战争”和“贸易战争”的方法又是另外一回事。现在，对中国来讲，应该更好地研究“贸易战争”对我们的影响，主要是对我们国家发展的影响。因为“贸易战争”与我们的生活休戚相关。不要被动地去应对——不是因为美国向我们发动了“贸易战争”，我们才去应对“贸易战争”，而是因为我们发展了，而且发展还很快，甚至现在还在发展，我们才要去主动地预测、关注和应对“贸易战争”。我们要把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战争”当作水的阻力来看待一样——船开得越快，水给船的阻力才会越大，就会越大；船停在那里，水的阻力就会“趋零”，甚至还会是，只有向上的“浮力”；如果是顺风顺水，还能给船的行走带来一种外来的力量。漂流就是这样形成的。“漂流”也是一种能力，是一种顺其自然发展的能力。虽然我们都在盼望顺风顺水，但真的当顺风顺水来的时候，我们就缺少这种能力了。甚至在顺风顺水的顺境时候，也是会翻船的。更何况是一种“危机”——一种“危险中的机会”的时候，就更难以把握了。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挑战及其能力。
那么，现在应该怎么看待“主动应对”的问题？我们现在的应对基本上还是被动的，在一个“近代化”的状态——我们起码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在谋发展的时候，并没有想到美国会这样的，是没有想到美国会出现这么一个“不靠谱”的特朗普总统。其实，直到现在，我们很多人都会难以置信，美国阻止中国“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举措和举动是一个事实。我们几乎所有人甚至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也没有想到，特朗普真的会与中国打这样的“关税大战”。以为，这只是一种虚晃一枪，吓唬一下我们而已。其实是，应该要想到的。我们在这方面还是幼稚的。这就是“预”的思维、功能和作用。中国文化历来强调“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传统。但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我们对“预”是忽视的。我们把注意力都放在了现实上。其中，一定要知道，我们从1992年起，或从2001年起，中国的发展是最快的。所以，这种来自外部的“水阻力”也会是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应对这种“水阻力”？要知道，在之前中国的发展当中，就是在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发展中，我们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上的地位是逐渐提高的和逐步递进的，是跟现在有截然不同的，是一种追赶式的发展，是一种攀登式的发展。那时候的发展是一种由低往高，由慢向快，由下往上的发展问题，是一种羡慕和追赶日本、欧盟和美国发展的发展。这是一种垂直的发展模式。那时候采取的战略与策略应该也与现在有很大的不同。但2010年在我们GDP总量进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我们对于国际秩序——国际经济秩序、国际政治秩序、国际地缘政治秩序的认识都应该展开一种主动和积极的战略和对策的方向和方式——自己的发展模式本身也是一种重要的世界潮流和国际趋势，而不是一种只是单纯地被动、消极和适应地利用国际结构、秩序和机制的问题。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自从进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后，我们的发展就应该进入一个几乎可以与美国平面协商和平等协调发展的阶段；我们可以与美国形成“命运共同体”了，如“太平洋足够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国家”。但要知道，美国是不会认识到这个状态的——它历来只有自己独大，不会让第二和他平起平坐的。但我们必须要有这种意识。这是由这种平等存在决定的平等意识。如果没有这种意识，说明我们在意识上已经落后。而意识落后是要挨打的主要原因。而我们一直把挨打的原因只归在经济落后上。看看我们的意识现状，我们至今确实缺少这种意识。虽然我们已有这方面的口号和提法，如“厉害了我的国”“命运共同体”，但没有把名词化为概念，又没有对概念赋予理念，又没有把理念全面、深入和到位地进入到人们的意识中去，更没有把意识落实到体制机制制度中去。我们整体基本上还在“新富人”对待“老贵族”的姿态和态度上。其实，“有意识”与“有口号”不是一回事。我们应该要有这样的意识，但最好不要有这样的口号和言论。很多时候，坏事就坏在只有口号和言论而没有落实到体制机制制度上。“有意识”的最佳路径是要落实在布局、结构、体制和机制上。口号和言论及GDP往往都是“高调”的象征和表现。所以，面对这种情况，对现在美国发动的“贸易战争”，我们就应该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和地位上来看待和思考。因为我们的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构成对他国和国际新的无意的压力和压迫及其挑战、威胁和危险。作为曾经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和现实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一旦确定和认可了中国这个位置、态势和势头，就必然要与中国打一仗的，而无论是军事战争，还是经济战争。这也是由帝国主义的本性所决定的。虽然我们也在一直重申和反复强调我们不会威胁别人，但我们没法阻止别人这样去想和有这样的想法，以及由此想法又形成的措施。但是，如果我们继续按照“竞争方式”而不是“合作方式”去发展的话，是必然要与他国发生冲突直至战争的。现在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基本上还是一个常态。我们没有想到美国会这样，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无须怪罪别人。
所以，我先来说说，“贸易战争”与“俄乌战争”的相同性和不同性。这是相似性的正反两个方面。首先是它们的相同性在哪里？很多人看“俄乌战争”总以为，那是俄罗斯在侵略乌克兰。这是“近代化战争观”思维的结论。如果从“现代化战争观”的思维看，其结论就会不同，甚至相反。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资料都在表明，这是北约东扩，扩到了俄罗斯的边界和势力范围的结果。关键在，什么是势力范围？什么又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北约东扩又属于什么性质？无论承认与否，苏联解体后独立的国家都属于苏联势力范围。而苏联外面还有一个华约。特别是，乌克兰、格鲁吉亚、车臣等更接近俄罗斯的心脏——莫斯科。这是一个什么状态？这是一个俄罗斯被北约和受北约压迫的状态。其实，作为一个军事组织，北约东扩本身就是一种战争。而“俄乌战争”只是对“北约东扩战争”的“反战争”。这如同当初的中国东边的朝鲜半岛和南边的中南半岛如果被美军占领了一样。卧榻之侧，岂可许他人鼾睡？现在，乌克兰想加入北约，其实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在此，一定要看到，俄罗斯是在被北约压迫的状况。这种状况又让俄罗斯不能不进行反抗。这是“地缘政治”和“地缘势力”新视角和新观察得出的新结论。从“战争”的角度来看“俄乌战争”就会注意到“地势”“要塞”“大炮射程”“风水”“五行”“文化”“民族”和“历史”的参数及其问题。把这些参数综合考虑进入，才能形成“现代化战争观”。这与老视角的老看法有很大的不同。否则，“战争观”就还是“近代化”的。我们以前有一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反之亦然——有反抗的地方，一定有压迫。其中，一定对“预防”“控制”与“压迫”在概念上要严格界定清楚。“压迫”更多属于心理学概念。它使人喘不上气来。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国际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地缘问题”，就是一个“战略空间”问题。“国际问题”一般都是与有形的边界问题相关的，而“地缘问题”往往是与无形的势力和有形的大炮及导弹的射程问题相关的。所以，“地缘问题”是“世界问题”和“阵营问题”，而不是“国际问题”。里面主要是“包容”和“团结”的问题，而不是“对抗”和“制裁”的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去看，这究竟是俄罗斯强大还是乌克兰强大的问题。关键是，你要把它放在一个什么层面上和什么态势中去看这个问题？就说俄罗斯吧，它代表什么？它代表的是苏联解体之后的状态。它虽然是“比马大的饿死的骆驼”，但它已经处于弱势的状态。对于这种以前强大过，现在还处于弱势的俄罗斯——俄罗斯的GDP还不及我们的广东省，最佳的战略布局应该在这样两个方面：一是把俄罗斯之外的前“华约”势力范围内的地区和国家从北约中独立出来，变成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中立区。二是欧盟应该批准俄罗斯加入欧盟，同时也批准乌克兰加入欧盟，使欧盟真正成为“整个欧洲一体化”的组织。欧盟不能排除俄罗斯。欧盟现在排除了俄罗斯的入盟申请，说明它还没有进入“现代化”。所以，“欧盟”一定要与“欧洲”分开，“欧盟”一定要转化为“欧洲整体化”。三是要将北约的范围要回到华约解散时的状态——这是保持二战后雅尔塔国际格局和秩序的重要标志，以确保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战略空间。北约东扩本身就是破坏了二战后国际格局和秩序。所以，由此还可以进一步解散北约——特朗普的举措似乎就有这个倾向。其实，华约都没有了，还要北约干嘛？华约解散后，世界就进入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态。而之前的“华约”与“北约”的关系是“阵营与阵营之间”的关系态。所以，在华约解散后的欧洲，北约就是“战争策源地”，如1999年北约对南联盟的狂轰乱炸，还炸毁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还炸死了我们中国几名记者。所以，中东欧国家的独立和中立，并不意味，它们就可以“被东扩”，就可以允许北约接受它们。这是联合国安理会要管的事务。如果联合国允许北约东扩，那也是联合国犯了错误，甚至是犯了战争罪。四是一定要把欧盟界定在一个“政治和经济组织”的范畴内，不可往“军事组织”上“越雷半步”。但它在1993年和2009年从“欧共体”演化出来时，仅从英文单词“community”到“union”的变化来看，它就是一种滞后和落后的变化——时代已在“整体化”，但意识还在“分裂”和“分庭抗礼”阶段。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名词的选择和变化，而是蕴含一种理念、机理和机制及制度的变化。这也是在“俄乌会晤”之前“美俄会晤”必须首先开启和及时解决的问题。这是“俄乌战争”的内核问题。因为community比union要先进——union是松散的，而community是团结的。区别在于，仅从概念上看，“共同体”——community中就有“公共性”——com，而在“联盟”——union中就没有“公共性”——com。所以，欧盟应该只是一个经济概念。它只能“制裁”，而不能“战争”。中国历来主张，在国际舞台上是“结伴，不结盟”的。但现在的欧盟正在变异甚至异化。它的落后在于，是将“联盟”按照“国家”来运行。应该是将“联盟”按照“世界”来运行。“国际思维”是近代的，而“世界思维”是现代的。所以，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国际动向，很让人担忧。从欧盟角度“援助”乌克兰是一个危险信号。不包括俄罗斯的欧盟是一个异化思维的产物，是“近代化思维”的产物，是不完整、不系统、不有机思维的结果。而这些思维是落后的。它们导致了现在的欧盟是残缺的，是分裂的，利用资源是竞争的。按照中国文化看，“分割资源”是贫困和落后的主要原因。这种思维的产物和结果在20世纪及其之前的“近代社会”中还是先进的，甚至是适合人类发展的，但进入21世纪的“现代社会”后就已经落后，是一定要被历史无情地淘汰的。“国联盟”要想打败“联盟国”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就是会失败的，因为“联盟国”比“国联盟”在有机性、系统性和协调性上都要更大一些、更多一些和更强一些，甚至还会到一个无与伦比的地步。在当今世界充满竞争、斗争和战争的时候，都是“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所以，拒绝俄罗斯加入欧盟，是欧盟直至欧洲已经落后或者即将落后的主要原因。它主要落后在思维上——还在分析和对立的思维，而还没有进入包容和统一的思维。其中，发生战争本身就是“地缘政治观”落后的集中表现。在这方面，对弱势，是一定不能“痛打落水狗”的。那样容易使弱者、劣者“背水一战”“揭竿而起”。所以，“俄乌战争”是弱势的俄罗斯对强势的“北约东扩”的反抗。而“地缘政治”的良性发展就是一种“以地缘为缘”的团结、合作和平衡的发展。欧洲和亚洲的分界线在乌拉尔山脉。而莫斯科在乌拉尔山脉以西。所以，欧盟一定是整个欧洲一体化共同发展的产物。只是俄罗斯既属于欧洲，又属于亚洲。美国在北美洲。同时，俄罗斯还属于“北方”，中国属于“东方”，而美国、欧盟和日本属于“西方”。怎么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按照中国传统“五行理论”看，世界发展的“相生原理”就应该这样——土（中方）生金（西方），金生水（北方），水生木（东方），木生火（南方），火生土（中方）。而相反，五行也是相克的。但光明白道理还不行，还要会用。而用的前提是概念要明确。那怎么才能把它们运用于“俄乌战争”和“贸易战争”的研究和对策中？比如说，我们中国既是“中国”，又是“东方”。那么，我们在思维和表达中究竟是用“中国”还是用“东方”？这要取决于用途。如果想发展，主要是要看“生”的机理和规律。如果想战争，就要去看“克”的机理和规律。面对不同的任务和问题，就要用不同的概念。概念是名词和理念的复合体。中国历来注重“名正”问题。千万不要以为，这是“迷信”。里面有很深的智慧。其中，“生”和“克”虽然都是一种消耗，但区别在于，究竟是良性消耗，还是恶性消耗？我们要以“良性消耗”去遏制“恶性消耗”。
所以，特朗普再次当任总统后所说的话已经充分证实和暴露了这次“俄乌战争”的实质，就是乌克兰是美国和北约及欧盟的代理人。如果不是代理人，美国和北约及欧盟干嘛要那么明目张胆地“援助”乌克兰？这是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的。现在的问题在于，明明是“代理人”，泽连斯基为什么又不承认？这个“不承认”的问题又说明了什么？这是国际理论现在需要“预”的地方。在这里，一定要注意“援助”这个词在内涵上发生的悄然变化。它现在急需重新界定。从现在北约和欧盟成员国的表现来看，应该急需界定这个概念和灌输这个理念。现在，欧盟和北约成员国的援助已经完全超越了“人道主义援助”的范畴常态。何况，乌克兰至今既不是北约成员国，也不是欧盟成员国。北约和欧盟又怎么能“军事援助”乌克兰？其实，“军事援助”就是一种参与，甚至就是一种宣战的方式。“援助”不是“声援”。“声援”只是口头上的。“援助”就是有实际行为的，是用国家实力和实际经费作为后盾的。即使之前的国际法中没有对“人道主义援助”和“军事援助”进行区别和理解，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北约和欧盟成员国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如果“军援”了乌克兰，就要做好最后接受俄罗斯核打击的准备。现在的欧盟国家和北约国家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了吗？现在看，几乎没有这个准备。所以，“军援”方案一定要由国会通过，而不只是由总统批准就可以。如果由国会通过了“军援方案”，那么人民由此遭到“军事打击”，就不是“伤及无辜”。这是“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区别。只有在“非民主国家”里，才会有“伤及无辜”。在这个概念上，特朗普是清醒的和对的。但欧盟在这方面是落后的。他认为，美国是卖给乌克兰武器，而不是“援助乌克兰”的。如果下一步俄罗斯拿核武器反击时，就反不到美国的本土上去了。但泽连斯基在说，美国一直是“援助”，是不用还债的。如果是“援助”，那乌克兰就是代理人。有一个问题也需要思考——为什么英法德要那么起劲地“援助”乌克兰？是为了道义和正义吗？对资本主义来说，“道义”和“正义”历来是表面的，既是他们取得胜利后的遮羞布，也是他们保持胜利成果的“挡箭牌”。其内涵都是为了利益。但是，究竟是什么利益？目前还没有显现。但是，这个战争早已变性——已经不是“俄乌战争”了，而是“俄罗斯与北约的战争”，或者是“俄罗斯与欧盟的战争”。其实，“卖给乌克兰武器”是一种生意，但“援助乌克兰”就是一种“参战”。现实是，不是战争爆发后北约和欧盟才有的援助，而是在战争爆发前很长时间北约和欧盟就有了较大规模和较深程度的援助。这种“援助”早已达到一种参与战争的程度。但是，现在的欧盟和北约人还都没有认识清楚这个问题，依然还在证据确凿地“援助”乌克兰。他们从战争开始前好长一段时间就一直在援助乌克兰，包括“广场革命”和泽连斯基当上总统都是美国“颜色革命”在乌克兰成功的结果。但这些原始档案都被马斯克的“效率部”作为国家机密给保护起来了。虽然至今还没有证据证明这是一个事实，但从已有的类似案例中可以估计出这样的结论。
所以，我从“群体心理学”的角度看，现在的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就在演“一出双簧戏”。这是由意识形态决定的。注重意识形态，是二战后西方主要的武器。但注重人性主义，应该是进入21世纪人类的主要分水岭。所以，“俄乌战争”就是由乌克兰代理美国和北约及欧盟挑起的——他们虽然都是为了自己的安全，但最后是由俄罗斯发起的战争。如果按照“网上普京”的话说——“俄罗斯都不存在了，要这个世界还有什么用”来理解，俄罗斯如果最后打不赢北约和欧盟，那是一定要把核武器首先会扔到欧洲去的，同时也是会扔到美国去的。应该说，美国和北约及欧盟的思维一直还都在“冷战”之中。这是已经脱离时代发展的趋势。“冷战思维”是永远把敌人定格在“敌人位置”上的。这是一种僵死的思维。其实，由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在褪去“社会主义性质”后，就已经不再是西方和北约的敌人，而应该成为他们的朋友。但美国和北约及欧盟一直是用“冷战思维”而不是“热战思维”在看俄罗斯。但只有“热战思维”才能使欧洲一体化，才能把俄罗斯的资源为北约和美国及整个欧洲的发展所用。现在的欧洲是“欧盟”与“非欧盟”分立和对立的甚至是就会对抗的状态。这其实是很不符合“现代化潮流”的趋势。而“热战思维”虽然还有战争，会有直接冲突，甚至还会有人死亡，但也可以改变彼此，使双方都发生变化，最终融为一体，而不是消灭彼此和彼此消灭。战争历来是消除沟通障碍最好的方式，甚至可以把“战争”定义为人类之间最真诚的沟通方式，如同两人之间和夫妻之间对骂和争吵一样的。一定要看到，通过这次“俄乌战争”可能就会在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上迈出重要一步。特朗普就有要把俄罗斯拉进国际秩序里的想法。这属于“现代化国际秩序理论”问题。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看，“最直心的行为”就是“最有道德的”，而“文明的行为”往往是“虚伪的”。改变对方和对手甚至敌人的最好方法就是要包容他。最坏的方法就是继续而且一直把他当作敌人。因为在“热战”中，首先是重视和尊重对方——甚至把对方当作敌人也是一种尊重。然后是包容对方，再是融化对方，最后是消化对方。但“消化对方”不是要“消灭对方”。其中，“消灭”属于“近代化思维”。而“消化”就属于“现代化思维”。“消灭”属于“兵战思维”。“消化”属于“不战而屈人之兵思维”。由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美国和北约的思维一直深陷近代化的“兵战”和“冷战”思维的成功的欣喜和局限之中而没有改变，才把不是北约和欧盟成员国的乌克兰当作了是北约和美国及欧盟的代理人去威胁和挑衅俄罗斯的安全。这是对这场“代理人战争”的战略原因进行研究得出的一个结论。而注重利益的特朗普为什么又在调停“俄乌战争”时“偏袒”俄罗斯？这基本不会是“特朗普是潜伏白宫的前苏联克格勃”的问题，而是一个利益的置换问题。有一个现象应该值得注意——代表特朗普去俄罗斯与普京沟通的特使不是“乌克兰问题特使”，而是“中东问题特使”。这奇怪的现象应该不是因为威特科夫和凯洛格的能力问题，而是有现在还不想为人所知的其他本质考量。其实，现在所有的战争都是“利益”和“益利”的战争，都是“权利”和“权益”的战争。其中或许就埋伏了解决“俄乌战争”的玄机。
所以，对“俄乌战争”应该要有一个新的定位——“俄乌战争”不是一个“俄罗斯强”对“乌克兰弱”的战争，而是一个“美国强”“北约强”“乌克兰强”对“苏联解”“华约散”“俄罗斯弱”的战争。俄罗斯在叶利钦时期曾经到过最低点。现在的乌克兰，特别是泽连斯基的自我感觉很好，甚至在拜登时更好，到现在已到一个狂妄和疯狂的地步，几乎已到一个“疯子”的程度。其实，这是“小人得志”“弱者胜利”“虚张声势”最典型的表现。这个战争从直接的表象看，它是俄罗斯发起的。但其实是乌克兰挑起的。谁将乌克兰拉进了战争？杰出的政治家有一个特征是，要及时瓦解战争。其中，一定要把“爆发战争”与“引发战争”区分开来。泽连斯基在2019年竞选当上总统后，随即乌克兰通过了一项宪法修正案，明确将“加入北约”列为国家的战略方针之一。这从“国家政治”的角度看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但从“地缘政治”和“历史政治”的角度看就是挑衅性的和挑战性的。所以，“北约东扩”本身就是对“弱势俄罗斯”的一种进攻。而乌克兰是“北约东扩战争”的代理人。何况，我们就讲，在中国民间还有一句俗话也揭示了“俄乌战争”的性质。什么俗语？叫“一个巴掌拍不响”。能拍响的一定是两个巴掌互动发展的结果。所以，战争一旦爆发了，肯定是两方面的事情。不能怪其中的哪一个。也不能说，哪个主动？哪个被动？哪个是“侵略者”？哪个是“被侵略者”？生活当中经常会出现“君子动口不动手，小人动手不动口”的现象。其中的“小人”就是特指“弱势”的一方。生活中往往也是的，主动的背后是被动，被动的背后是主动。我们不要被假象所迷惑。从现在的国际舆论环境看，俄罗斯对“北约东扩”对自己的压迫，自己只有“动手”，而无法“动口”。现在国际话语权不是在美国和北约手上，就是在欧盟和西方手上。所以，我们一定对进入21世纪后的“现代社会战争”要有一个新的认识。
这就是说，对“发动战争”跟“引发战争”这二者之间一定要区别开来。它们是“发生战争”前后两个阶段。这首先需要从法理上梳理清楚。一定要注意2025年2月24日，正值“俄乌冲突”三周年之时，联合国安理会没有通过由法国和英国等欧洲国家的想把“俄乌冲突”改为“俄罗斯全面侵略”修改提案的现象。这就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样的。动手的人不一定所有的错罪都在他身上。动口的人是不是就是无罪？就是无错？其实，骂人也是可以把人骂死的。气人也是可以把人气死的。但现在的法律没有把“骂人”和“气人”放进“犯罪”“犯错”范围里。“气死人是不用偿命的”。这也是法律“近代化”的落后性和局限性。“近代化法律”原则上是只针对“小人”，而不针对“君子”的。所以，法律也需要“现代化”——不仅是“君子”与“小人”同刑，而且还要是“动口”和“动手”同罪。现在的法律都是“近代化”的产物。现实中，“君子”往往是，当你势力强的时候，“动口”就行，根本就不需要“动手”，而弱者、“小人”一是说理根本就说不过强者和“君子”，二是即使说得在理也根本没人听，也没人信，也就不易被他人接受。所以，当“动口”既动不了又不管用的时候，“弱者”和“小人”也就只能靠“动手”来解决问题了。所以，在我们的现实当中，都会发现这样的规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俄乌战争”的爆发一定是跟“北约东扩”密切相关的。
理解时代及其态势是解决“现代化”问题和矛盾的前提
那么，我们又怎么样来看“贸易战争”这个事情？现在，表面上看，世界性的“贸易战争”是有的，是美国发动的。但是，要知道，二战以后，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世界的经济格局在发生巨大的变化。那么，在发生什么和怎样的变化？就是，有很多的地区、很多的国家都发展得跟美国似的，起码是朝着美国发展的方向在亦步亦趋地发展，在“薅美国的羊毛”。按照邓小平的说法是，凡是跟美国走的，经济都发展起来了。那些国家的实际情况基本上也跟美国差不多，甚至还在越来越逼近美国，与美国有了“同性性”。“同性”在开始的时候往往给人一种亲近感，但一旦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就会“相斥”，甚至还会“相斥”和冲突得很厉害。但同时，也要看到，二战以后，美国在经济上形成的霸权地位也在遭受越来越大的挑战，甚至还会发生“断崖式跌落”的变化，直至还会发生类似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那样变化的可能。我已看到这个迹象和现象。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美国发动的“贸易战争”跟俄罗斯发动的“特别军事行动”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用、异曲同工之效和异曲同工之妙的，都是为了调整现在的世界结构和国际秩序。“国际”是一个近代概念。“国际化”就等于“近代化”。“全球化”就是“现代化”。“近代思维”是从“国际”看“世界”而看不到“全球”的。而“现代思维”是从“全球”看“世界”再看“国际”而不看“国家”的。由此来看特朗普的“逆全球化”其实就是一个“非现代化”，甚至就是一个“近代化”。从“近代化”看“国际”和“世界”，“世界”和“国际”由“国家”组成，国家是主体。从“现代化”看“世界”和“国际”，“国家”是“国际”和“世界”的组成部分，“国际”和“世界”是主体。所以，现在还在捧“国际化城市”是一种落后的思维及其表现。全球的“国际秩序”自近代形成以来已经经过三次调整。一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二是1991年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现在是第三次调整，就是现在还在进行中的“俄乌战争”和“贸易战争”。一定要把以“关税大战”为先导的“贸易战争”放在这个大背景下来思考并研究。所以，我们不能用简单的“要素思维”和“线性思维”去看。其中有非常大的复杂性。那么，你们看，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2年以来，中国的经济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GDP的总量在不断上升，还在继续上升，在逼近美国，在压缩美国的市场空间，在压迫美国的生存空间。特别是从2010年之后，中国在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包括中国经济和欧盟经济、日本经济及中东、东亚经济的发展，确实给美国一种经济上从未有过的压迫感。美国是历来不对付世界第二的。美国人现在把注意力对准了中国。美国学者早在2005年时就在对中国展开了“预”的研究。他们直至现在已经深感到，美国这棵大树已经受到了生存和发展的胁迫和威胁，甚至已在摇摇欲坠。其实，美国在当初1991年在解体苏联的同时也在开始搞垮自己，后来经过2001年的911事件和2008年次贷危机，直至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和2022年的“俄乌战争”都是美国正在一步步走向衰落的几大步骤标志。但这又是一般民众难以理解的。其实，美国在经济上有危机意识还是在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这是特朗普要尽快结束“俄乌战争”的心理基础和认知前提。“俄乌战争”是乌克兰代理美国向俄罗斯挑起了战争。这是美国人善于战略布局的充分体现。所以，特朗普在再次当选总统之后，就做起了要美国在经济上“强大”“独大”“伟大”这样的措施。虽然从表面看，他似乎是在做遏制中国发展的事情。其实，他是在做遏制美国衰退的事情。这也是很难判断的，仅从措施上看是看不出来的，都是“遏制性”的，只是目的不同。这也是很多人不理解特朗普的原因所在——他们既不了解也不理解美国已经是外强中干和外强内虚的现状。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美国人在这方面发动“关税大战”直至“贸易战争”的原因。
这就是在前面讲到的，要把“贸易战争”与“俄乌战争”联系在一起来思考的思考。那么，下面我就来讲讲我的思考的结论。
应该看到，“贸易战争”对于现在世界格局的变化的作用和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这不仅是谁赢谁输的问题，更是一个整体是否运行和怎么运行的问题。有人起，有人落，社会才会运行，才会是“活”的。有人赢，有人输，投资才会推动，才会有吸引力。只有没人赢了又没人输了，也没人起了又没人落了，社会就会停止，人才会躺平。人只有在只想着“赢”又不准备“输”的没有风险时才会“内卷”。如同人有呼有吸才活着一样，没呼没吸了，人就死了。所以，即使是战争，既是经济引发的，也是为经济服务的。说国家的核心利益还是经济利益的主要在于，我们还不能很好地分清楚，“利益”与“益利”之间区别与联系。更主要的是，实现经济“利益”和“益利”的路径不同。从经济的角度去发展的经济还是“小经济”，注重“利益”。从政治角度发展的经济才是“大经济”，注重“益利”。这也是“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区别所在。这也是“生活经济”与“社会经济”的不同所在。这也是“收入经济”与“制度经济”的差别所在。它们不仅有“大小”区别，也有“体点”差别。其中，“私有制经济”属于“利益经济”，而“公有制经济”属于“益利经济”。又其中，“利益经济”与“公有制”是矛盾的、冲突的和对抗的。而“益利经济”与“公有制”是有机的、系统的和整体的。在这方面，我们一定要相信，从某种角度也应该相信特朗普和美国他们的长远思考、战略部署和策略措施。这也是相信美国民主体制的一个部分。在这方面的研究上，从我们学术的角度来讲，美国应该是已经走在世界前列的，而且还有可能是遥遥领先其他国家的，甚至领先到了一个几乎所有人和所有国家都不认识和不认同的地步和程度。
现在，我们如果不能理解特朗普和美国的话，就等于不能理解世界发展深层次的潮流和趋势。当然，这里的理解不一定是要认同和接受。理解主要在原因上。人都是不会“无厘头”的。认同是价值观层面的。现在，人们基本是把它们混为一谈的。这容易导致逻辑错误。就是在这方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如同我们之前我们经常在说的一个话题一样的——美国是走在世界前列的。美国社会是比较文明的，美国社会是比较民主的，是勇于创新和善于创新的。那么，我们就会想，为什么在文明的民主的和创新的美国会产生特朗普这个人物？而且这个人物为什么还“二进宫”当上了总统？其实，在美国历史上，“二进宫总统”是最稀缺的。而且，还为什么会产生几乎所有人都不能理解的特朗普政策及其措施？还会产生要终止“俄乌战争”和发动“贸易战争”的特朗普思想？
其实，类似的问题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和工作当中都会有这种心情的体验及其实现。比如说，像我们都是老同志了，我们过去在单位里面都做过领导，都做过带头人。那么，后来自己岁数大了，年轻人都起来了。他们也被提拔做了领导，甚至有的职务都比我们高了。那么，他们对我们的态度怎么样？我们会有什么反应？如同儿子大了又自立了门户，地位又比父母高了，又不尊重和不孝敬父母了，作为父母应该怎么办？从这个角度来看，实际上是，现在俄罗斯的反应和美国的反应其实都是一样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它们曾经是主宰世界的两个超级大国，但现在都不超级了。不认识到这一点，就不能理解“贸易战争”也就不能理解“俄乌战争”，更不能理解世界发展的深层次需求。一定要相信，凡是现实的，一定有需求上的合理性。
其实，这个理论当初列宁说得就比较透彻。他说，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后发的资本主义必须要求重新瓜分世界。这就要求变化和调整世界格局。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必须要维护它在世界格局当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是由这个原因引起的。之前所有的战争也是由这方面引起的。这也是“中国威胁论”的一个逻辑起点。当然，以前的战争基本都是后面发展起来的国家打前面已经确定为“霸凌国家”的国家。但区别在于，现在的“俄乌战争”和“贸易战争”都是由前面的“霸凌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而发动的战争。什么意思？就是，俄罗斯是为了维护它的势力范围不受“北约东扩”的“柔压迫”而爆发的战争。而乌克兰挑起这个战争是为了消除北约和俄罗斯对它的双重和两边压力的选择。而美国特朗普发动这个“贸易战争”就是为了维护美国在世界经济当中的霸权地位和霸凌效果而爆发的战争。这不是一样的吗？虽然原因不同，但战争爆发的机理是一样的。
这如同老领导在收拾异军突起的新领导是一样的。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既然战争已经发生了，那么我们怎么样来解决这个战争问题？这个就需要我们来思考和研究的。不能简单思维——“分析思维”就是一种简单化思维。从一个角度来说，不能简单地用对抗的方式。虽然都是“战争”，但不能以传统的“战争之战争”的方法来对付战争。现在流行的“战争之战争的方法”都是“近代化”的方法，而还没有进入“现代化”。那样子是很容易爆发世界大战的。以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军事上的战争。现在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当然，也有一种说法是，即将爆发的是第四次世界大战。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它是一场“核讹诈战争”。它起步于美国当初在广岛投下原子弹——这既是结束二战的一个重要标志，又是开启“核讹诈战争”的标志。而且，它一开始就是两个“阵营”或“世界”之间的战争，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战争。这个特性一直延续到这次“俄乌战争”中，俄罗斯一直都在做核武器的文章。人们也在提乌克兰当初销毁核武器的事情。而且，核武器还都在不断发展又不断限制之中。所以，第四次世界大战一定是一场“核战争”。那么，从现在来看，现在正在进行的这次战争就应该是一种经济战争和军事战争混合在一起的复杂战争。它又是在经济的势力范围和地缘政治之间同时爆发战争的一种战争形态和态势。那么，第四次世界大战一定是比前面一次二次世界大战要厉害得多和危害得多。最主要是，它还会爆发核战，甚至还会最终毁灭人类，重启地球上的新人类文明。对这一点，我们应该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要侥幸。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The Sword of Damocles）一直在那里，掉下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所以，美国的政策设计一定是以理论设计为前提和基础的。在美国，政策设计者是总统，但理论设计者是学者。不要以为，特朗普的政策只属于他的班子，其实还属于美国学术界的一个学派。
所以，我们应该从至今“俄乌战争”解决的方式及还没有解决的结果上去感悟“贸易战争”究竟应该怎么解决的思路和方法的问题。“俄乌战争”到现在还在继续。打了3年还在继续焦灼。那么，其原因在哪里？其实，原因也在乌克兰这边，在北约这边，在欧盟这边，也在美国这边，而不在俄罗斯那边。这个判断可能很多人都会不认同。那么，我们由此来看，大概“贸易战争”也会这样——可能也在于其他国家，而不是在美国。美国的“贸易观”已经到了“现代”，但其他国家的“贸易观”还在“近代”，甚至还误当作了“现代化”。情同此理。我们只能让“近代化”尽快华丽转身成为“现代化”，而不要让已经“现代化”的东西再退回到“近代化”的程序和进程及状态中去。
我们应该看到，美国在二战以后，在发展世界经济上是做出了自己特别的贡献的。当然，它自己也在这种贡献当中发展了自己。但是，它在发展自己的同时，其实也发展了全世界的经济。这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比如说，我们现在就讲，欧洲、欧盟和日本的经济发展靠着什么？虽然靠自己是主要的，但靠的都是美国也是一个事实。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根本与条件都不可缺少。鸡蛋没有温度是孵不出小鸡的。种子没有好土壤和好气候也是发不了芽和长不了苗的。最主要是，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发展，尤其是北约国家的发展，其后面都有美国的核保护伞在那里，甚至还解决了很大一部分国家对军事投入的费用问题。这既是北约2014年就要求其成员国的军费十年内一定要到2％的原因，也是特朗普要求北约成员国的军费开支要到5％的原因。那些国家都把投入军事上的费用转向投到了经济建设和发展当中，投向了社会保障系统。那么，这些国家的经济才有了很好的发展，整个社会的运行才出现了“社会主义化方向”。另外一方面是，美国的科学技术也带动了全球经济的发展。那也具有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比如说，像半导体，像现在互联网，像计算机，像生物工程等等。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美国的作用确实非同小可。
所以，随着现在“贸易战争”的爆发，我们就应该看到，这个爆发与其说是美国的原因，不如说是美国以外的地区和国家的原因。因为我们发展起来了，我们往往就不听美国人指挥了。但我们的发展又是与美国密切相关的。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是可以单独发展的。即使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也少不了外部条件的反作用。现在是，我们发展了，有了自信，我们就有了独立意识。这就像一个孩子一样的，等他成长了、成熟了和发展了，他就不听父母的了，甚至还会到一个“不尊重父母”直至到一个“训斥父母”和“侮辱父母”的地步。但其实，这些都是有问题的。但又是人心难以避免的。
我们必须调整解决“现代化问题”的思维方式
现在，战争已经爆发，“关税大战”正在打响，而且还在恶化。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它决定战争最后的结局和发展方向。这是“现代化实际”碰到了“近代化思维”的问题。这是“现代化问题”的内核的硬核。解决的方法在于，要尽快完成思维从“近代化”向“现代化”的转变。其中，特别要用“现代化战争”来瓦解“近代化异化战争”。而是否是“现代化战争”的标志不在于，不是战争的武器及其使用武器的方式问题，而是对待战争和解决战争的态度和思维的问题。但很多人不是这样认识的。所以，我们主张——
1、要能“以柔克刚”
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我们正在强烈地反制美国。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思维仍在一个两极思维——要么就是“软的思维”“投降的思维”，要么就是“硬的思维”“战争的思维”之中。其实，中间还有一个思维，我们应该好好研究，就是一种“柔韧思维”。我们以前老注重“软实力”。其实，“软实力”与“柔实力”不是一回事。何况，“柔实力”的概念本身也有问题，主要是缺少了一种“韧劲力”。它应该是一个“柔韧力”的问题。其中的“韧劲”更加关键，不可缺少。这是“游刃有余”的关键。其实，之所以能够“游刃有余”，主要是因为有“柔韧游余”。它从外表看，就是一种“弹性力”。而是否具有“柔韧实力”的集中表现在于，是否会“妥协”上。过去对“妥协”有误解和误区。我们都在主张“坚韧不拔”，而忽略了“柔韧游余”。其实，“妥协”是一种“协商”，既不是一种“忍气吞声”，也不是一种“投降失败”，而是一种审时度势后积极地争取尽可能大、多、厚的利益。它不仅是弱势者需要的，其实也是强势者所需要的。当然，其中，什么是最大、最多、最厚和最要紧的利益？这是“妥当协商”的关键。它既可以见仁见智，又可以相对主义。这种有智慧的理解只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才会有。
按照中国传统文化角度来说，“柔韧思维”是一种可以“克刚”的思维——就是“以柔克刚”。“以刚碰刚”容易两败俱伤。“以软碰软”就会“躺平”、消极和颓废，以软碰刚就会被吃掉。但是，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基本上是接受和吸取了西方“近代化”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这就是一种“线性思维”“分析思维”和“两极思维”——要么就是硬杠，要么就是软碰，而几乎没有中间的“柔韧力”。这是一种外包装为“软”但内含核为“硬”的思维方式，是一种“绵里藏针”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度量大似海，意志坚如钢”的品质——这是毛主席对朱老总的高度评价。这种思维方式特别需要智慧。所以，随着“分析思维”和“两极思维”而来的是，导致了一个要么就投降、就降服，要么就反制、就反抗的两极状态及其结果——要么就是赢，要么就是输。其实是，还可以“赢中有输，输中有赢”的。
那么，“柔韧思维”又是什么？就是一种“会晤思维”——一次“会晤”不成，可以二次“会晤”，直至可以长期“会晤”，甚至是可以“马拉松会晤”。只要是在“会晤”的，就有和解的希望和可能。千万不可硬杠和硬碰——硬杠容易使人僵化，硬碰容易使关系破裂。“谈判”就有可能朝这个异化的方向发展。“谈判”的刺激性太强。但是，泽连斯基就不善于“会晤”。不要说与敌人“会晤”了，即使与被代理人的“会晤”也不善于，更不着调。这或许就是把“会晤”与“谈判”在概念上混淆有关，或许就是与“演戏”有关。能被泽连斯基班子接受的方案，“双簧方案”的可能性最大。在白宫与特朗普吵翻就是一出很好的“双簧戏”。泽连斯基善于演讲。他的演讲虽然具有浓厚的表演色彩且很具煽动性，从而具有戏剧性，但属于“剧本性演讲”。一旦脱离剧本，就会失调、失控、失势。这不同于政客和商人的演讲。演员的演讲是为了塑造人物，而政客的演讲为了政治理念，而商人的演讲就是为了经济利益。这是从内容上看这三种演讲的不同。其实，从演讲方式上还有不同——演员的演讲一般是“剧本式演讲”，表演性会很强，缺少实战的随机性和灵动性，一旦多说就会失控。而政治家和商家的演讲一般都是“实战性演讲”“思想性演讲”和“内容性演讲”，给人实在感、幽默感和启发感。演员的演讲讲得不好可以重讲。实战性演讲不能讲得不好，更不能讲错。所以，演员的演讲对乌合之众就会有特别的效果。所以，泽连斯基让我想起来了尼采和希特勒。从语言表达特点和思维运行速度及表情与形体语言看，泽连斯基基本就是一个“二战中的希特勒”，这其实既是“选举民主”长项，也是“选举民主”的短项。当初的希特勒也是魏玛共和国的产物——民主机制同样也可以产生独裁、法西斯。难道欧洲就不是产生独裁、法西斯的土壤。所以，对这次特朗普抛出来的高关税，我们还是应该跟他“谈判”，要好好地“谈”，要像商人做生意那样地“谈判”。特朗普的“谈判”方式就极具商人谈判的特点——一般都是“高开低走”的，甚至还会是“高开”得出乎意料和离谱。这决定，我们甚至可以找一个与他有类似经历的人作为“特使”去与他“谈判”。特朗普是一个“商人政治家”。而我们现在与美国的谈判是一种“政客政治谈判”。这就是现在“中美谈判”的难点。其中，“政客谈判”与“商人谈判”是不同的。
其实说“谈判”，这是一个老概念了。按照新的概念说，这就是“会晤”，而不是“谈判”。“谈判”一般是“会晤”第一阶段的特点，但“会晤”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协商”了。你们看，那个“商量”的“商”字中间就是有一个“口”字，就是需要“商量”和用来“商量”的。这里需要把“商量”与“谈判”要严格加以区别。“谈判”主要是一种测试，以形成自己的“判断”——到底是可交流还是不可交流，以及哪些可以交流和哪些还不能交流；甚至还可以通过“谈判”的刺激把假象后面的真相激活出来和暴露出来。这就需要公开和记录，“谈判”的过程和交锋的结果都会成为下次“会晤”的依据。所以，“协商”的核心就是，要在“商量”基础之上的“协作”。这是“协商民主”的精髓。关于地球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中美两国都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也是大国的责任，尤其是对我们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概念的国家来说更应该如此。我们不仅要树立“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还要树立“太平洋国家命运共同体”概念，更要树立“北太平洋中美俄命运共同体”概念，尤其要树立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我们一定要吸取美国把苏联解体后自己也开始走向衰退的教训。但我们现在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想得很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就在提倡“协商民主”。实际上，在国际上，也要提倡“协商民主”，甚至更需要“协商民主”。只有“协商民主”，才能避免“选举民主”竞争的暴力，才能避免斗争的残酷，才能避免战争的残忍。但现实的“协商民主”还不行，既不完备，也不成熟，主要是体制和机制还缺乏，更不细致。其实，联合国本来就是用于“协商”的，但实际上一直都在被“表决民主”所裹挟、主宰和控制。即使有时在用“协商”也是一种“民主协商”的“协商”，而不是“协商民主”的“协商”。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只是方法，而后者属于体制。这其实也是联合国还没有很好发挥其特有作用的根本制度原因。这就需要对联合国进行一种“协商民主”的改造。当然，现在真正对“协商民主”有所探索的是中国。中国发展“协商民主”是把它作为一种“现代民主体制”来看待的。我们把纯粹和单一的“选举民主”和“表决民主”看成了“近代民主”。虽然中国的“协商民主”至今也只是在一个初创阶段而还没有形成整体的运行状态，虽然现在世界上公认的“民主体制”还都只是一个“选举民主”，而还没有“协商民主”，但现在发展“协商民主”是关键。
其实，协商往往是当力量处于弱势的时候，我们才需要跟别人协商的。当我们是强势的时候，对方也是强势的时候，往往就会硬杠。但硬杠的结果容易两败俱伤。硬杠的时候往往严肃而不幽默，往往是死板而不灵活，就容易走极端，就有可能“擦枪走火”。现在的态势是，我们只有先服“软”，然后再由“软”变成“柔”，然后再去“会晤”。其中，先“服软”是为了让对方高兴和欣喜。在“会晤”中，“面子”是次要的，“里子”才是主要的。人开心了，说出去的话甜言蜜语也会多一些，事情也就随之会好办一些。人毕竟是情感动物。只要多巴胺弥漫了，才会漏洞百出和口无遮拦。然后，我们再能一一识破和击破。毕竟美国是老牌发达国家，老牌得已经结疤发硬。我们虽然已经发展，但很多方面还很稚嫩和不成熟。当然，我们的力量其实也是我们自信的结果。我们现在依然有比较好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我们还有那么大的市场，包括很大的场地和很多的人口。我们现在大家的心态目前还处于比较好的状态。这些其实都是优势。
所以，对于现在这个情况，我觉得，我们应该跟美国“协商”，甚至“妥协”也行。我们要低调地处于弱势的情况下再去跟美国协商。面对美方第一次提高关税后，我们的发言人可以这样说——我们理解美方提高关税必有苦衷。中美两国长期友好，共同发展，势头喜人；中国愿意配合美国解决“苦衷”问题；由此造成中国企业的损失，中国政府给予补贴；美方是否可以对已经离开始发港的货物按照事前税率收缴关税？……
在这方面，首先要了解和理解特朗普的个性。其实，一个国家、一个政体、一个组织和一个企业的实际运行靠的不仅是制度，而且还要靠掌握实际运行的人的个性。不同的个性对相同的制度都会有不同的理解。特朗普的个性就很强势。他喜欢硬杠，但他既不喜欢“硬杠强势的人”，也不喜欢“软势人”和“弱势人”，更不喜欢“点头哈腰的人”和“溜须拍马的人”。但他喜欢“柔势人”，喜欢既智慧又幽默还硬核的人。他觉得，与这样的人交往才有“情绪价值”。其实，商人做生意，开始的姿态都是次要的，包括开始开出的价格几乎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只是为了迎合对方，或者是为了引起你的注意而已。关键在于，最后的结局是有利润还是亏本？开始的姿态其实是要服从于最后的结果的。开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同时，在国际上，现在其实也是提倡和体现着一种“协商”的原则，从联合国的成立到后来很多国际法的形成，以及国际组织的组成其实都是要在协商基础之上来解决问题的。但现在整体看，对“协商”研究还不够，提倡也很少，实践就更少了。
2、要做好“内循环经济”
这就像“俄乌战争”一样，虽然现在俄罗斯也没有把乌克兰彻底击溃，即使在乌东四州也没有全部被俄罗斯控制住。乌克兰也在积极地“保家卫国”。但是，中间死了多少人！那都是活脱脱的生命！如果从整体思维看，如果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看，这就是人类的自相残杀。这也是美国人本主义哲学家弗洛姆在他的《人类的破坏性剖析》著作中所持的观点。他甚至提出了“人类的破坏性和残忍性是动物中最厉害”的观点。那么，我们能不能不让巴掌拍响？你把他的巴掌打疼了，你的巴掌也疼了。你把别人打败了，其实自己也就败了。如果“俄乌战争”最后的结局也没有太多变化——乌克兰没有亡国，但中立——这样既可保障欧洲的安全，又能保证俄罗斯的安全；而且还要去“纳粹化”——这不仅威胁俄罗斯安全，也威胁欧洲安全。但现在的欧洲人几乎都没有这种认识。二战中，苏美英欧能够联合起来就是为了反对和对抗“纳粹”和“法西斯”。乌东四州应该由联合国托付俄罗斯来管理，然后经过一段时间后再由“公投”独立，然后再由“公投”决定归属。克里米亚的“自治共和国”由于不是这次“特别军事行动”的内容，同时也已完成“公投程序”而归属俄罗斯实际运行——虽然国际社会和联合国还没有承认，但它们可以先按照“实际控制区域”来运行。让乌东四州和克里米亚地区人民尽快地都过上正常的生活才是真的，才是“世界都充满爱”的。要让人民在正常的生活下再来选择是否独立和归属以及归属哪里的问题。当然，还可以这样——俄罗斯可以把乌东四州还给乌克兰，但乌克兰必须赔偿由乌克兰因“纳粹化”和“加入北约”挑起的战争——这是“赔偿换土地”的方法。这种方法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中都用过。中国的近代史基本上就是这个“赔偿换土地换主权”的历史。其实，这也是最仁慈的做法，毕竟不再流血和牺牲。从现在看，这不仅符合“共和国”的基本原理，而且也符合乌克兰宪法的基本精神。它们的“州”从英文来看，如同美国的“州”一样，都是一个“小国”——state的概念。这个“州”是可以独立的，如同美国的加州一直在喊“要独立”一样。这与“割让领土”不是一个概念——“割让”是从一个有机体上“割裂”出来。但它与“独立”后再“归属”不是一个概念。在类似“共和国”的体制中，国家本来就是一个组合概念，甚至就是一个拼凑概念。其中的“州”都是可以独立的。所以，从“历史政治”“民族政治”和“语言政治”的角度看，乌东四州和克里米亚地区人民选择归属俄罗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时，乌克兰的“纳粹化”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也有变为现实的可能性，实际上是已经开启了“纳粹化”的程序。从非理性哲学的角度看，乌克兰极有可能会完全“纳粹化”，并且会与德国形成一个“德乌纳粹核心联盟”，然后再“反哺”欧盟和整个欧洲。形成这个预计的证据是，从2007年尤先科上台起，就在鼓吹法西斯，就在国内有意识，有目的的打压清洗最大少数族裔——俄罗斯族，同时清洗那些反对种族歧视的政府工作人员；2010年1月22日时任乌克兰总统尤先科颁发总统令——授予斯捷潘·班杰拉“乌克兰英雄”称号；而二战期间就是由斯捷潘·班杰拉写信给希特勒后，其领导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就与纳粹德国合作，参与了“纳粹行为”和“法西斯暴行”；随后是，2014年以新纳粹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为意识形态的极右翼军事组织——“亚速营”成立，全世界唯一的希特勒塑像于2015年4月20日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克列沙季克街乌克兰最高拉达大楼的正对面举行了落成揭幕仪式；乌克兰最高拉达在2019年4月25日颁布了一项重要法案，即“关于确保乌克兰语作为国家语言”的法案，明确将乌克兰语确立为唯一官方语言，并规定所有担任公职的公民在执行公务时必须使用乌克兰语。那是一个已经产生过“纳粹”和“法西斯”的地方。那是一个有着产生“纳粹”和“法西斯”文化土壤的地方。这不是就在一步一步地走向“纳粹化”和“法西斯”吗？虽然一个人不会踏进同一条河流两次——这是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提出的著名命题， 但不同的人在同一个地方还是会踏进同一条河流的。所以，与其说是北约寻找到了乌克兰作为代理人，不如说是德国找到了乌克兰作为代理人。如果真的到了那个时候，就一切都为时已晚了。从现在的迹象看，乌克兰完全“纳粹化”的可能性非常明显，且现在的态势就十分强劲。德乌联合完全可能将“纳粹”死灰复燃，然后再“反哺”现在支持乌克兰的北约和欧盟成员国。甚至是，“俄乌战争”虽然和平解决了，但即刻又会爆发“俄徳战争”，甚至是“德欧战争”，就会重现二战情景。这种情况在乌克兰一旦拥有核武器的时候就会变本加厉。德国既然能成为二战的策源地，也就能成为“核战”的策源地。这是刑侦上的“前科思维”的运用。其实，很多人也是用此思维来看俄罗斯的。为什么就不能用此来看“德乌联盟”？一旦到那时那态，欧洲人即使后悔，也已经来不及了。亡羊补牢，毕竟羊已经跑出去了。甚至还可以认为，让乌克兰拥有核武器，进而让“德乌联盟”拥有核武器，才是德国在这次“俄乌战争”中挑唆和支持乌克兰最后来霸凌整个欧洲的最彻底的目的。现在的关键在于，如何把良性的合理性去遏制、瓦解和溶解恶性的合理性。应该把当初张伯伦对希特勒的绥靖与现在已经退出欧盟的英国首相斯塔默支持还没有加入欧盟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联系起来考虑，应该把“俄乌战争”2022年爆发与默克尔首相2021年卸任联系起来考虑，就会发现德国在其中的问题。要不是默克尔当初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俄乌战争”早就爆发了。由此也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俄乌战争”的爆发和升级应该起码与舒尔茨和默茨的意识倾向和能力密切相关。他们从侧面让“俄乌战争”爆发和升级。其实，整个欧洲在1918年时防止的就是苏联，想用“十四国武装干涉”来消灭俄罗斯。但那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不同所造成的。但后来出现了一个希特勒及其“纳粹”和“法西斯”。但那是“人性主义”与“非人性主义”之间的更高意识形态的不同及其斗争和战争。以为苏联是邪恶的，其实它是镇压邪恶的。二战的历史已经证明。所以，最终能阻挡和击败和消灭德国“纳粹”和“法西斯”的就是苏联。在这个问题上，整个欧洲甚至整个人类都达成了一致意见。但现在的问题是，历史还会不会重演？欧洲会不会重蹈“纳粹”的覆辙？结论是，其可能性很大。原因是，西方已经在理论上混淆了“纳粹”“法西斯”与“独裁”“专制”和“集中”的区别，把它们混为一谈了，甚至还把防范“独裁”“专制”放在了防范“纳粹”“法西斯”的前面和上面。其实，从历史现象看，它们虽有联系，但区别更大。在这方面，政治学应该做出自己的贡献。所以，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在“俄乌战争”中俄罗斯战败了，“德乌联盟”的野心就将进一步膨胀。如果欧洲现在要想免受“纳粹”的残忍残酷之苦，北约和欧盟成员国就应该参加每年5月9日都在举行的“苏联卫国战争胜利”活动。历史上，2005年时任德国总理的施罗德和2010年时任德国总理的默克尔就参加了阅兵仪式。这其实是高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区别的最高意识形态活动，其实也是高于利益、策略、战术的战略活动。它是一块判别、鉴别“纳粹”和“法西斯”的试金石。如果欧盟国家不参加这样的活动，就意味着，欧盟在预防“纳粹”的意识方面严重缺乏。它导致了欧盟国家对乌克兰打压境内俄罗斯族人和禁用俄罗斯语等“纳粹”“法西斯”行径的认可。这是在西方理论界混淆“民族社会主义”与“制度社会主义”之间区别的严重后果。所以，欧盟现在应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可以同时批准乌克兰和俄罗斯加入欧盟，要以“和平”去包裹“战争”，要以“文明”去包裹“独裁”，要用“包容”去包裹和溶化不同，而不是简单以“和平”和“文明”去阻止和战争“战争”和“独裁”，然后再把它们放在一个容器——“鬲”中来化解、瓦解和溶解它们的不同、矛盾和冲突。这是“融化”的“融”的字形结构的意思。如果真的做了这一步，这就是在往“欧洲一体化”方向又迈出了重要一步。欧洲应该实行“一体化内循环经济”，起码在自然资源和矿产资源方面应该“共有”和“共享”。“一体化思维”才是“现代化思维”。而“国家化思维”就是“近代化思维”。其中，“共和制”“联邦制”“合众制”“联盟制”本来就是拼凑组合型的。特别是对拼凑组合不久的政体，经过“公投”都是可以脱离、独立和归属的。当时的苏联就是这么解体的，后来又是这么“被北约东扩”的。只是现在的乌克兰面临的是一个“小苏联”的问题而已。
在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中国的“共和国”是与西方的“共和国”不同的。不同在哪里？中国的“共和国”是赋予亲儿子“独立”的意识；而西方的“共和国”只是把本来就“独立”的养子拼到了一块，组成了一个新的组合式的国家式家庭。其实，这也是西方“国家”与中国“国家”不同的地方——西方是只有“国”而没有“家”的，是可以把“家”与“国”分开的，是可以逃难而成为难民的；但中国的“国”是“家”的一种形式，它的“君君臣臣”的关系和家里的“父父子子”的关系是一样的，是有家国情怀的。所以，在中西方的话语体系中，虽然说的都是“独立”，但内涵区别很大。在中国的家庭观念中，儿子可以从父母那里“独立”出来，但是一种“藕断丝连”的独立，是一种“打断骨头连着筋”的独立，是一种“血浓于水”的独立。这种所谓的“独立”和“自治”往往是西方人无法理解的。西方人的“独立观”都是“分割式”和“分裂式”的。但这种“分割”和“分裂”都只是适合拼凑式或组合式国家，而不适合有机性很强和很浓的国家。所以，在这方面，中国人千万不要被西方人忽悠了，更不要为此引发战争和发动战争。“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仅是“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更是民族、文化和历史的问题。而后者更是国家有机性的重点。所以，如果一旦爆发“独立或统一”的战争，两边死的可是都是亲骨肉。死人的事还是要少发生甚至要不发生为好。以人的生命为重的思维才是“现代化思维”。而以利益和资产为重的思维是“近代化思维”，以领土为重的思维是“古代化的封建思维”。我们现在也是的，“贸易战争”“争”的结果是什么？如果最后是两败俱伤——同归于尽，都从“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上退了下来，又有什么意义？一定要以双方共同发展、合作发展、协调发展与和谐发展为准和为重。要争取做好“二者之间的内循环经济”的发展。“内循环经济”是一个相对概念——对“动物世界”来说，人类经济本身就是一个“内循环经济”；对“世界化”来说，洲内经济也是“内循环经济”——这也是英国“脱欧”的主要考量。英国经济应该更多地归属于“大西洋经济”范畴；对“国际化”来说，国内经济就是“内循环经济”；对“立体化”来说，中美俄之间的平面经济也属于“内循环经济”。“内循环经济”其实也是“命运共同体经济”，也是内部的“系统化经济”。区别在于，怎么理解“命运共同体”？从哪个角度来确定“命运共同体”？以及如何来运作“命运共同体”？在“命运共同体”中，还是要“以和为贵”。但美国人不懂“以和为贵”。美国人解决矛盾和问题的一般办法就是“战争”。甚至美国的历史本身就是由一系列“战争”串联起来的——从“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到“美西战争”，到“二次大战”，到“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到“两伊战争”，到“中东战争”，到“海湾战争”，到“阿富汗战争”，直至这次“俄乌战争”，等等。所以，美国人就十分喜用和善用“战争”，甚至“战争”已经成为美国发展的杠杆。其实，真正懂得和在用“以和为贵”理念的还是中国人，或者是“华文圈”里的人。因此，对“贸易战争”，我们一定要深入和系统地研究。其实早就应该研究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世界的最大问题是，“超级大国”之间的结构及其关系，既没有架构好，也没有处理好。“五常”是有了，而且是通过“二战”筛选出来的。现在，“五选三”也出来了——特朗普“二进宫”后就形成了俄中美“三足鼎立”之势。之前曾经有过“两个超级大国”的“线性结构”，就十分不稳。目前的问题在于，谁是其中的“三中一”来“领跑”“三足”和“五行”团队？现成的方法还没有。现在的方法基本都是本能的反应，都是老经验甚至就是旧经验的移植。
最佳的方法是“谈判”和“商量”。它们是“交流”或“会晤”的前后两个递进的阶段。“谈判”和“商量”不仅需要斗智斗勇，而且还可以增加情感和感情。因为它们不仅不是剑拔弩张和针锋相对，甚至还在柔情蜜意和推盅换盏当中进行。中国人做生意不就是这样的吗？如果是恶语相加，那是吵架，不是协商。在甜言蜜语和柔情蜜语中来进行利益的商量，和那种当面锣当面鼓的方法，其结局会有很大不同。如果是在枪炮下“谈判”的，即使最后是“谈”下来了，那样子也很难看，都是“不平等条约”。所以，我们在碰到难题之后，还是要以“协商”为主来解决问题，而不要硬杠。我们毕竟是刚刚发展起来的，进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间还不久，也就只有15年时间，翅膀还不够硬，也不够成熟。现在，整个国家的形势虽然不能说还比较脆弱，其实也还比较稚嫩，最后往往是既经不起风浪，又经不起硬杠的。所以，要打情感牌——人最主要的交往还是情感。情感是人类最大的“大义”。要多用“情商”，要多说“感谢美国”的话——美国确实给过我们不少帮助。谁否定了这个事实，谁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何况，现在的特朗普又特别需要这种“感谢”。同时，“感谢他人”也并不意味，不是自己努力的结果。如同感谢父母、老师和祖国一样。
所以，面对出口困难的情况，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怎么样把出口的服务他国和世界的东西再转过身来为国内生产力的提高和民众生活高质量的发展提供产品，甚至要为我们的“共同富裕”提供优质产品及其服务。这是“内循环经济”的效益。其中，“内循环”有宏、大、中、小、微五个层次。“经济”的本质就不是为了钱多和GDP多——钱多和GDP多属于表象，而核心是为了生态和生活直至心态，就是为了“经世济民”。其中，为了生活而利用生态，这是西方经济学现代化的理解。而“经世济民”是中国传统文化对“经济”的理解。但现实对“经济”的理解还在“近代化”的“利益”层面。这使得整个人类处于“争权夺利”“以权谋私”“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的异化状态中。它又必然带来不同层次的竞争、斗争和战争。其实，“世界经济”只是全球范围经济的“宏式内循环”，而“国内经济”是国内社会经济的“中式内循环”，而“家庭经济”属于“微式内循环”。它们的不同在于，范围的不同。相同在于，机制、机理的几乎一致。那其中又蕴含着什么思维？它不仅是一种“曲线思维”“圆圈思维”和“球体思维”，而且还是这些的动起来和动态的思维。这些思维都有包容性，只是包容的程度有所不同。最大的包容性思维是“球体思维”。国内循环经济的思维基础就是“球体思维”。它可以化外部的压力和自身的承受力再“合力”为内部的动力。但这是“平面思维”难以做到的，甚至是不可能做到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重就轻、举重若轻、避实就虚、四两拨千斤、以柔克刚。如果在国内的“社会市场”中还能自产自销，那是最好的了。我们又何必要再到国际上和世界上去搞全球化？或者是去地球外搞“宇宙化”？我们还不如在我们自己的社会当中搞好“社会化”的经济发展。这就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区别性特点。
从哲学上看，一定要认识清楚，现在所有的战争都是“同性相斥”的结果，都是“线性思维”直来直去、“对就是对，错就是错”的产物。全球化的经济发展方式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是合作式的共同发展，但不是“同性化发展”和“同质化发展”。什么意思？就是，你要有弱点，你才会有长处。你要有长处，必定要有弱点。所以，我们要以我们之长去“契合”对方之短。我们也要把我们之短让给对方之长。这是一个“合作”的意识、思维和行为，而不是一个“竞争”的意识、思维和行为。这也是“现代化”与“近代化”的不同之处。这个就是市场之间的互动、互换、互利、互惠和互益。只有这样子，世界才会融为一体与和谐发展。但是，这种方式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式当中很难实现。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生产方式才能达到和实现。
只是对“社会主义经济”，我们以前的理解，它只是一个“小社会化”的经济。比如说，“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小区域型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现在，我们要把“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的理论和方式推广到全球去。我们要把“人类社会”当做一个最大的“社会”来看待。这也是“全球化”的一个结果。“全球化”把地球上的人类的命运连在了一起。“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基本形成。这时候你去搞“社会主义经济”，那么就会得到全世界人民的欢迎。当然了，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有一个基本点，就是要“共同富裕”，也就是要“共同发展”。而“共同发展”的前提必须是“合作发展”，而不是要去“打土豪分田地”的，更不是要去搞“革命”。这需要对“资本”有一种崭新的理解——不仅是一个“金钱本”，还是一个“资源本”“人口本”“体力本”“脑力本”“智慧本”“政策本”“制度本”“理论本”和“思想本”等等。其中，“共同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前提和基础。这不是那个概念——不是你发展了，我就穷了。而是你发展了，我也发展了。这是“双赢发展”。但是，这个在现在的资本主义思维方式和美国人思维方式中是不允许的和不存在的。这说明，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还在“近代化”。特朗普“二进宫”后采取的措施都是为了率先打碎美国人和西欧人的陈旧的思维方式。那些思维方式已经与时代格格不入了。美国副总统万斯在2月中旬慕安会上的演讲语惊四座已经说明这一点。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用我们的思维方式去感化和溶化美国人及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但如何去感化和溶化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这次世界性的“贸易大战”虽然从表面上看是贸易战、经济战、美元战、股票战、股市战，其实打的是一种思维方式战、社会运营方式战、经济发展方式战。我们要以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式去代替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属于近代化的发展方式。我们需要的是现代化的发展方式。这个“现代化”是在“近代化”发展基础之上的一种“新质”发展。但是，它不是近代化的量化发展，更不是近代化的升级版。
3、做好“现代化经济”
现在，有一种误区也应该值得注意。它是在说，美国现在正在要搞的是“实体经济”，要搞的是“工业经济”。这个应该不是一个阴谋，就是一个误区。或许特朗普就是在虚晃一枪。我们一定要看到它的实质。因为“实体经济”和“工业经济”原则上都属于“近代化经济”及其产物。“近代化经济”在“近代化社会”里和“近代化状态”中才是和还是先进的。但在“现代化社会”里和“现代化状态”中，它就是和才是落后的。只有古代的“封建社会”才是一个“小而全社会”。近代的“资本社会”是一个“市场竞争社会”。而“现代社会”才是一个“分工合作社会”。由此可以说，虽然特朗普的心理已经“社会主义化”抑或“现代化”了，但他的意识还在“资本主义化”抑或“近代化”的状态。这如同虽然泽连斯基和很多欧盟领导人虽然意识上都是“反纳粹”的，但在心理层面已经完全“纳粹化”了。这是从“群体心态论”角度审视乌克兰和欧盟的行为及其心态的一个结果。这是“性相近，习相远”最典型的现实表现。这也是社会科学的相对性和相对论。作为思想先进和意志坚定的特朗普来说，不可能是要“再回近代化”的意思。我们一定要由表及里和由此及彼，要透过表象看到本质。所以，即使在语言上特朗普是这么说的，也不可能在内涵上他就是这个意思。更何况，特朗普从职业上看还是一个“商业政治家”，而不是一个“实业政治家”。谁是“实业家”？马斯克就是一个实业家。比尔盖茨也是实业家。但巴菲特不是实业家。那么，美国要在“现代化社会”里和“现代化状态”中推行的“现代化经济”又是什么？这是特朗普已经意识到但还没有能说得清楚的。这个问题还是很值得研究的。它很可能需要到马克思那里才能找到答案。马克思把发展之路从“资本”拉向了“劳动”。但这是很多人没有理解和容易产生误区的。靠发展“实体经济”和“工业经济”来解决失业的问题，是“私有制思维”的结果，是“近代化思维”的产物。这在“现代化社会”中几乎是一个空想。其实，当“失业问题”从“经济问题”发展成为“社会问题”时，解决的路径一定要从体制机制上着手和着力。只有用“社会化经济”才能代替“资本化经济”，只有用“社会化劳动”来代替“资本性劳动”。但现实的一切都是被资本所控制的。由此来看，我们国内现在的经济发展情况基本上也是这样被资本或资金所控制的，也是在一个“近代化”的发展状态当中。这是我们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而要想突破“近代化的困境”，就必须寻找“新质生产力”。但现在人们所谓的“新质生产力”只是“旧质生产力”的新的层次和新的形态。其实，“新质”的要点在于“质”的不同，而不仅是“量”的不同。而“新质”就在“生态文明”和“心态文明”，在于“劳动价值”和“情绪价值”，而不在于“工业文明”和“利润价值”。比如说，从“工业文明”看，“已有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是好的。但是，如果从“生态文明”和“心态文明”的角度看，它就有了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完备的工业体系”都是“近代化经济”发展的模式，而还不是“现代化经济”发展的方式。像特朗普这样“前卫”的总统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方式”就一定是一个“现代化的方式”。
那么，怎么样才能把“现代化经济发展方式”发展起来？什么才是“现代化经济发展方式”？其实，就是一个不要以GDP，不要以收入多少，不要以产值多少，不是以物质利益为主；而是要以人的精神世界、安逸的生活为主，要以人为本，要有“生态文明”，要以“心态文明”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这个才是“现代化经济”，才是“社会化经济”。但现实是，不仅“生态”已经异化，而且“心态”更加异化。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把它弄清楚。所以，在这次经济上的“贸易战争”中，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状况一定会遭受到巨大的冲击。但我们一定要注意，受影响最大的是什么行业？什么实业？什么产业？以及哪些人？比如说，大量的人“失去工作”，究竟是“人失业”，还是“业失人”？它们的不同决定了政府工作的方向的不同。其实，失业本身就是“近代化经济”发展的产物。在“现代化社会”中，劳动就是工作。“劳动”需要“工作化”，也就是要“工资化”。如果“家务劳动也是一种工作”，连“活着也是一种工作”，怎么还会有人失业？人只要活着，就在为人类创造价值。那才是“现代化经济”的基本特点。如果社会还有“失业现象”出现的话，本身就说明，经济还在“近代化”状态，而还没有进入“现代化”的机制和程序；经济还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还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状态。
其实，“现代化经济”的发展方式是具有更广泛的就业率的，甚至就是“全民就业”的。这涉及对“劳动”概念的界定及其价值。“就业”是为了生活和创造利润，还属于“近代化的劳动价值观”。而“就业”是为了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就属于“现代化的劳动价值观”。我们要让每个人都有就业的能力和机会。甚至“家务劳动”也是一项工作和一种就业。而人工智能就是可以帮助每一个人的体力、智力达到一个统一的标准水平，或者是一个较高和更高的水平，使人具有同等的就业能力，使其在选择就业时可以更多地考虑的是自己的兴趣爱好，而不是能力、体力和智力及其收入的问题。用人工智能来帮助人解决具体问题，而不是用人工智能去淘汰更多的人。但是，每个人又都有特点。通过人工智能的帮助，人们就能找到他自己特有的工作。我们现在把人工智能发展得让很多人失业而没有工作，而让资本家获得更多和更高的利润，是“近代化发展”的结果。这不是“现代化”科学技术发展的宗旨。这只能是“近代化”科技发展的方向。“现代化科技”是要让更多的人就业，但又一定要把他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当中解救和解放出来，一定要把他们从能力的局限当中解救出来。这些“繁重体力”和“能力局限”都是地狱，都很黑暗。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都能激活他们的潜能，让他们生活和工作在他们各自的爱好中。要让“妈妈生孩子”也能成为一种“生产”。
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通过这次“贸易战争”，要好好地调整我们的发展方式。这也属于“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果把这个发展方式调整好了，我们就能走到世界的前列。中国就会成为世界人都向往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成为这样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东方龙国”。是一个世上仙境和人间天堂这么一个地方。每一个人的梦想只有到中国来才能实现。这就是“中国梦”的含义。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公有制”但又必须尊重每一个个体人的地方。但之前，让每个人实现梦想的地方是在美国。这是书《美国梦》要告诉大家的一个梦想。但是，“美国梦”还是一个“近代梦”——它只对“古代人”和初期“近代人”有兴趣和吸引力。而“中国梦”是一个“现代梦”。它虽然能吸引“现代人”，但并不适合“近代人”，更不适合“古代人”。所以，美国人现在发动了“贸易战争”，但其思维方式还是停在了“近代化”的思维方式里。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一点。我们应该用“现代化”的思维方式去包容“近代化”。但“近代化”是没办法直接“现代化”的。这是我们与美国人“谈判”的优势所在。我们的思维是一种“社会化”的思维。
4、做好“封闭性经济”
比如说，在“俄乌战争”当中，现在欧洲和美国开始都在制裁俄罗斯。但为什么俄罗斯被制裁到现在还依然是“制而不裁”？甚至是，制裁之还依然不死反而还在越来越强大了？原因究竟在哪里？就是因为苏联解体之后它变成了俄罗斯。俄罗斯是想开放的，也是想加入欧盟的。可是，欧盟不让它加入。如果当初俄罗斯加入了欧盟，成为了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成为了一个完全开放又无法封闭的经济”，就会加入到世界的“链式经济”中去，现在还会是这样子“制而不裁”吗？俄罗斯是早就被一制裁就死了。但现实是，俄罗斯是越被制裁就越强大。在这方面，不仅是俄罗斯客观地解救了自己，也是欧盟客观地解救了俄罗斯。更何况，现在的俄罗斯不仅蒙声和独立地发展了20来年，而且还有那么大的国土，能源资源又那么丰富，人口也不少，东西横跨欧亚两大洲，南北串联太平洋和北冰洋两大洋。这说明，俄罗斯完全可以封闭起来。而“封闭”又是“独立”的基础和前提。所以，欧盟不接纳俄罗斯，这是欧盟在客观上解救了俄罗斯的再度被解体。俄罗斯至今仍然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系统及其状态。相对于开放的经济状态，封闭的经济系统实际上是最不怕制裁的。怕制裁的往往是开放系统。因为在封闭系统中，基本上达到了一种自给自足甚至已是一个自我完善的状况。这也是新中国第一个30年的成果——虽然当时很艰难，不仅美国封锁我们，连苏联也对我们“不友好”甚至还发生了“论战”和“冲突”，但我们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特别是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所以，这个自给自足系统跟西方的完全开放的市场经济系统是不一样的。要注意，当初主张和提倡“市场经济”，主要是经济侵略的一种方式。它虽然让被侵略者也有所发展，但发展大的和多的还是侵略者。这是由“资本私有性”所决定的。所以，任何一个新的体制和机制，或者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在其初期时是一定要在一个“封闭系统”中，如同妈妈十月怀胎生育宝宝一样的。特别是对“早产儿”，一定要先放在保温箱里放一段时间。美国之所以“孤立”和“保守”也与此密切相关。
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还要反制美国的“关税政策”而形成“贸易战争”？这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基本上也是处于了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状态。不反制，我们的损失就会更大，甚至很大。如同洪水来了，你如不反制洪水，把它挡在外面，就会整体遭殃。但问题在于，反制的是什么？其效果又是什么？这需要认真思考。我们反制的与其说是美国的具体的“关税政策”，不如说我们反制的是对单纯的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崇拜甚至信仰。美国长期以来一直被人们奉为“自由、民主、独立、平等”和“市场经济”的典范。它怎么会选出这样的“不靠谱”的特朗普和出台这样的“关税政策”？难道是偶然现象吗？但“小概率事件”是不会发生的。那么，市场经济又是一个开放的经济。问题在于，我们怎么来借力调整我们经济的发展范式？即使过去的发展范式都是完全很到位的，现在由于处于发展的不同阶段或层次也需要调整。但是，我们又是刚开放不久。即使说我们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到现在都在开放，也就只有四十六七年的时间。如果是从1992年开始算起，到现在也就只有30多年的时间，也只是一个开放不久的状况。我们本身还有很多封闭的基因、能力、机制和现象在里面。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是不怕封闭的。我们每家都有点储存和储蓄，而不像美国家庭那样比较脆弱，往往经不起封锁和封闭。同时，我们在理念上也不要怕“封闭”。“封闭”似乎是一个坏事，是一个无奈之举。其实是，如老子《道德经》所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一样。要看到，“封闭”又是自我成系统的一个经济发展模式。现在，社会主义经济从整体看似乎是处于一个孤立状态。外面的汪洋大海都是资本主义体制及其价值观，包围的是社会主义，甚至扼杀的也是社会主义。所以，如果社会主义不反制，社会主义就会被资本主义吃掉。现在看，社会主义价值观被资本主义价值观吃掉的现象比比皆是。其实，美国早期发展也是推行“孤立主义”的。从地缘政治看，美国也是一个勇于和善于封闭和孤立的地方。美国打碎“孤立主义”的时间并不长，至今100年的时间也还不到。这是美国想“逆全球化”的地理和心理基础，只是现在的“保护主义”就是以前“孤立主义”的翻版，都是美国在“海洋时代”的新时代和“现代化”里采取的只是有利于美国发展的思想和理论体系，包括特朗普正在打格陵兰岛、加拿大和墨西哥的主意其实也是为了更加完整地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由此来看特朗普的“贸易战争”的真实目的就会一目了然——战争的效果与战争的表达正好相反。这才是“政治”——一门有智慧的学问。不要以为是“胜利”了或者“赢”了，但其实是陷入了“陷阱”或者“输”了。
其实，封闭和开放都是相对的。所有的开放都是对封闭而言的，所有的封闭也是对开放而言的。如同劳累了需要休息一样，懒散了需要劳动一样，封闭久了需要开放刺激一下，开放久了需要封闭调整一下。所以，“开放”和“封闭”是人类必须掌握的两种不可缺少的能力。但从现实看，虽然人类都缺乏这两种能力，但相对来说，更缺乏“封闭能力”。人们难以承受封闭，与其说是物质问题，不如说更是心理问题，甚至还是一个意志问题。其中主要是，人还是一种“社会动物”——没有了社会交往，人是毋宁死的。这是人要自杀时心灰意冷的存在原因。这从新冠疫情对人类的挑战中窥见一斑。缺乏“封闭能力”是人类最大的安全隐患。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利用“贸易战争”和“俄乌战争”来提高我们的封闭能力才是真的。作为一个个体人来说也是如此。你有“封闭能力”吗？你有“独立思考”的意识和能力吗？而“文明”就是让越来越多的人失去自己“独立思考”的习惯和意识。这是西方文明成为“普世价值”后对人类的罪魁祸首。
结束语
所以，我们现在要趁着这次美国人发动的“贸易战争”，要好好地恢复一下我们之前的“封闭经济”。只有“封闭”，才会“独立”。只能“封闭”，才有“独立”。只有“封闭”，才能“独立”。但是，只有单一的“封闭”是古代，只有单一的“开放”是近代。而“现代”需要“开放”和“封闭”的复合、组合、契合和融合，我们要以转化“贸易战争”的性质——从一个“近代化异化战争”变为一个“现代化战争”。但这不是对过去“封闭经济”的完全照搬，或者割裂。现在的“封闭经济”是在经过四十六七年“开放经济”的洗礼后的调整和重建甚至完善。而之前的“封闭经济”完全是资本主义世界封锁我们后才采取“自力更生”的产物。这也是新型社会形态在其初期必然要采取的一项关乎生存的措施。这里要树立一个崭新的理念——如果你只有“封闭经济”的话，那是一个落后的经济。但如果它是跟“开放经济”一起形成一个“系统经济”的话——就是一个既开放又封闭的作为政治、文化、社会系统的基础的经济系统，它就是良性的，甚至就是优秀的。如同房子一样的——当气候好的时候，我就开放：打开门窗甚至天窗说亮话，让春天的风、夏天的热心和秋天的硕果一起向我们涌来，让我们拥抱它们。但当气候不好的时候，我就封闭它，甚至还要完全的“闭关锁国”才能阻挡风霜雨雪进而保暖它，才能不受自然的侵害。这是保障我们经济能够良性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这如同地球有一圈大气与宇宙隔绝才能保持地球的水汽一样的。这也如同“空腹力”一样的。它与“饿力”不同，但又十分相似。“饿力”是因为没有饭吃而要求温饱才爆发出的一种人力。而“空腹力”是因为健康而有饭不吃而消耗储存营养所产生的生理机理力。其实，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之所以在竭力推行“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在主观上并不是为了让我们发展起来，而是为了利用我们的各种资源来发展它们自己。包括资本主义发展交通也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和发挥“虹吸效应”，而不是主要为了民众出行方便。这是社会主义发展交通在主观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地方。所以，等我们发展起来了，可以和它们分庭抗礼了，对资本主义国家又有什么好处？只能挑战它们的权威和霸凌，于是，它们就会轻而易举地来限制、制裁和误导我们。为此，我们必须对“方便”“便捷”警惕。自私的和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才不傻。它真正的目的在于，当我们不开放时，它们需要我们的资源发展它们。但当我们完全开放时，当我们又发展起来又有独立意识还又不听它们话的时候，它们就会警惕和害怕，就会找各种理由来随时“限制”我们。当“限制”我们不起作用时，就又会来“制裁”我们。无论是从“资本利益”还是从“国家利益”都会这么做的。而无论制裁到任何程度，它们都会让我们无话可说和无力反抗而任人宰割。这是我们现在社会中几乎所有人都愿意接受的“阳谋”。现在西方国家都在搞这样的“阳谋”。其实，里面隐藏着巨大的难以想象的阴谋。于是，当制裁来的时候，如果你启动了早已准备好了的“封闭经济”的体制和机制，那就是先进的。如同暴风雨来的时候，我们就赶紧把门窗都关严实了一样，以致于让我们安全度过灾害和灾难。所以，任何一种方式和方法本身无所谓先进和落后，主要是看系统不系统，用的地方和时候合适不合适。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意识都有很大的误解和误区。那些意识总以为，我们一旦封闭了就会落后。落后就是要挨打的。其实，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子的。封闭有的时候其实是在孕育着一种更加先进的生命。如同“沉默”有的时是在沉默一种爆发一样。这就像我们人身体也是这样子的——你是开放的，你就很容易被疫情所感染。疫情来的时候，把你封起来，就是为了避免你不受感染。让你戴上口罩，然后再待在家里，不要出门，你就可以免去很多被疫情感染的风险，就会“心安”一些，就会少一些恐惧。所以，不仅我们的经济发展也是如此，其实意识形态的发展也是如此。不能说，凡是外面存在的，都是好的。不是“国外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好”。其实，外面既有空气新鲜的一面，但也有风吹雨打和暴风骤雨的另一面，更有被污染和被席卷或被淹没的另一面。我们应该从过去的经历中认真反思一下，吸取教训。不要再上“理论阴谋”的当了。其实，现在看，“理论阴谋”甚至“思想阴谋”才是最大的阴谋和最深层最彻底的阴谋。其实，这才是最本质的“战略阴谋”。它首先需要给予“洗脑”，然后是“灌脑”和“输脑”，最后才是“引脑”和“导脑”，让人在不知不觉中跟着一种“无形的手”在走，走进了一个“中等收入陷阱”。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一个“很快让你富起来又很快让你耗尽财富”的陷阱。这其实是“已经发达国家”对“正在发展国家”设置的陷阱。它把人们的注意力都引向了金钱、财产和财富，直至到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的程度。应该看到，我们现在的发展就极像正在滑向一条“中等收入陷阱”之路。“似可认，孰不可认”——不仅要在思想上认识清楚这个问题，还要在理论上梳理清楚这个问题。现在就看，我们能否借这次“贸易战争”的“危险的机会”而走出一条“现代化发展之路”来，从而避免或跳出这个陷阱。我突然发现，其实西方对我们最大的保密就在于他们的理论创新，而不仅是他们的科技创新成果。知道特朗普措施和思想背后的学术理论是什么吗？据说，这个理论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之前十年时就已经系统产生了，距今起码已有20多年时间。但我们到现在并不了解，更不理解，甚至还一无所知。其实，无论特朗普和普京最后成功与否，他们在人类发展史上的地位已经定格——真正地具有社会主义的心理和行为。人类自进入20世纪后一直在探索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而国土、产值、利润、输赢及其价值和理念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和人类“文明”泛滥的标志。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给我们灌输的他们最新的创新理论都是在半个世纪之前就问世了的——如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早在1944年3月就在英国首次出版，然后同年9月就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在美国出版了，这也已经是八十年前的事情了；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即世界”观点最早提出在1921年首次发表的《逻辑哲学论》著作里，那也是一百零几年前的事情了。按照二战后人类的发展一年等同于19世纪及其之前十年的发展来计算，那起码都是800年至1000多年之前的事情了。这不仅是我们引进的翻译问题，更是英国和美国传播的选择问题。“西方文明”已把我们的思维和思想严重地局限在了古希腊思想、古罗马思想、德国哲学思想、英国经济学思想和法国启蒙思想的“古代化”和“近代化”里。但它们其实都已经落后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它们不仅已经落后“海洋时代”，而且还落后于我们这个整体上丰富多彩的“全民时代”。古希腊和古罗马及德国的哲学思想虽然听起来都很理想，但现实都是很骨感，都是对现实相反的对映——这是对“反映”概念的另一种理解和解释。所以，它们怎么还能指导我们现实的发展？欧洲的悲剧也在于此。如果不是苏联和美国及英国拯救了欧洲，整个欧洲早就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手里了。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本身也是欧洲悠久传统文化和“民主文明”发展到20世纪的产物。“纳粹”“法西斯”能在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产生本身已在说明，欧洲的传统文化与文明已经不适应欧洲进入20世纪的发展了。其中的希特勒“纳粹”就是从民主的魏玛共和国中产生的。所以，二战的历史证明，要用“民主”去战胜“君主”是不可能的。只有“新君主”，才能战胜“君主”和“民主”。虽然古代的“君主”是在近代的“民主”之前就有了，但“新君主”又是“民主”的产物。现在面临一个如何把“现代民主”“现代化”的问题。其实，任何历史都是人类进步的选择。欧洲文明在进入21世纪后也将产生“新纳粹”和“新法西斯”。这是20世纪前半段欧洲产生“纳粹”和“法西斯”的继续。而“新纳粹”和“新法西斯”在开始兴起时往往就披着“自由、民主和文明的外衣”，或者就会是自由、民主和文明异化的产物。所以，那些二战之前就在西方流行的理论和思想是会局限和限制我们发展的。我们虽然要坚决抛弃，但还要参考。我们需要面对新时代的理论创新和创新理论。只有理论创新且先进了，才有实践的创新和先进。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了。但现实是，我们基本上一直都是被蒙在鼓里的，以为是找到了发展之路。其实，不是夜郎自大，就是自以为是，或是井底之蛙。实际上是，西方给我们的理论，连他们自己现在也已不再用了，都是事过境迁了。这就是特朗普的思想、政策和措施之所以美国精英阶层都很少有人认同的原因。而我们中的很多人现在还在把它们当作宝贝，或者圣旨，或者经典，或者精髓，或者真理，并且在说“特朗普不靠谱”。这是我们现实理论界和思想界的落后和悲哀。为此，我们如果吃亏了，也是自作自受的结果。我们必须“创新”——要创新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理论及其制度形态，比发现自然规律和创新科技成果，都要更加重要，也要更加艰难。这是“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有什么样的制度才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才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才有什么样的科研成果，才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才有什么样的生产力。而制度不仅来自于信仰，其实更来自于理想。人类只有两大“理想”——一是柏拉图《理想国》的理想。它就是一个“共和国”的理想。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它们都是关于“社会制度”的设想，只是被后人不断地“信奉”为“信念”而超越了“信仰”而成为了“理想”。其中，马克思主义的Comnunist——“共产主义”是对柏拉图的Republic——“共和国”思想的递进式发展。当然，“科学”的前面是“空想”，也即“乌托邦”。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柏拉图的理想已经2000多年的努力到现在才得以实现和完善。那么，“共产主义”理想是否也需要经过2000来年才能实现而最终得以检验？而我们现在仅以200年不到的历史就在审视和判断及批判这个“理想的设想”，甚至要仅用30年的实践来检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都是幼稚可笑的。这是一种短视和近视思维的结果。由此看，人类的精神世界是这样发展的——“理想”是对“信仰”的发展，而“信仰”又是对“图腾崇拜”的发展。请注意这样一个现象——自第二次党代会以来至今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在概念上是一直只有“理想”而没有“信仰”的。“共产主义”是什么？《党章》规定，“共产主义是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共同理想”。根本就没有“信仰”的位置。“信仰”是“群众语言”，不是共产党的“政治语言”。其实，在所谓的“末法时代”里最需要的是用“理想”去代替“信仰”。“信仰”原则上甚至本质上就属于宗教。只有“理想”才是人类真正把握自己朝着真理方向发展的武器。这是人类精神世界发展的基本规律。但“西方文明”一直想把人类的精神世界压制在“信仰”层次而不再使其有进一步发展到“理想”层面。它又致使现在的社会主义理论虽然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很好的基础——它们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做了积极的探索，但其在“现代化”时代中的实践性、有机性、整体性和系统性还都很缺乏，尤其是与社会实践的体制机制的结合性、契合性和融合性的创新还明显不够和不足。其实，社会主义的本质就在于，每一个社会都要自成体系且要高度系统化。只是“人类社会”才是人类的“社会”最宏大的形态。而社会主义之前的社会形态都属于“要素社会”，而不是“系统社会”。所以，“创新”就成为了“新发展理念”之首要理念。没有创新，就没有中国的“新发展”和“再发展”。没有创新，中国的发展就会陷入“假发展”“虚发展”“误发展”“错发展”和“陷阱发展”之中。面对“贸易战争”和“俄乌战争”，思考者需要思考的三个问题是，一是什么是“社会主义”？二是什么是“民主集中制”？三是什么是“二战后秩序”？它们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到底是谁首先破坏了二战后的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对它们的理解，都需要理论的突破。其实，欧盟的成立和北约的东扩就是对二战后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最大破坏。它们的被破坏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一定要“解放思想”。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旧的必去，新的必来。人类最大的敌人还是自以为是的思想禁锢。但人类的可悲之处在于，明明是禁锢的思想还以为是开放的，明明是落后的思想还以为是先进的，明明已是“前文明”了还以为是“现文明”，明明是“创新的幼稚”还以为是“完善的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