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人民网报道了高标准农田建成却成为摆设的现象：“重庆、山西等地群众向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反映，当地已建成的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无法使用，影响粮食收成。记者调研发现，一些地方高标准农田项目存在未按规划建设、配套设施管护不到位、浇灌设备建而不用等现象。”这一现象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也揭示了一种令人不安的现象：在一些地区，国家投入巨资兴建的高标准农田，本应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压舱石，却呈现出“高颜值、低产出”的尴尬情境。“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旱能灌、涝能排”，现代化的灌溉设施一应俱全，然而田里或杂草丛生，或改种了经济作物，甚至因管护不善，崭新的设施却沦为摆设，成了中看不中用的政绩盆景和让农民伤心的面子工程。
耕地是我国最为宝贵的资源，总书记多次强调“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确保18亿亩耕地实至名归”。建设高标准农田，是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的关键举措。据新华社报道，截至2024年底，全国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这为我国粮食连年丰收提供了坚实支撑。然而，近期的报道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战略执行的“最后一公里”上，我们正面临着从“建好”到“用好”的严峻考验。如果不能有效破解“建用两张皮”的难题，不仅会造成巨大资源浪费，更会动摇粮食安全的根基。因此，我们必须正视问题，深刻剖析其成因，系统性打通堵点，确保每一寸良田都真正成为高产稳产的“粮田”。
为何“建好”的良田，却在“用好”上卡了壳？
高标准农田在部分地区“水土不服”，其背后并非单一因素作用，而是地方政绩观、农民利益链与管护机制等多重矛盾交织的结果。
一、重“建”轻“管”的政绩观错位：指标驱动下的形式主义
在一些地方政府的考核体系中，高标准农田的建设任务被置于首位。完成了多少亩的建设指标、向上级报送了多少亮眼的数字和图片，往往成为衡量工作成效的主要标准。这种以项目竣工为终点的思维模式，导致了“重建设、轻管护、弱经营”的普遍现象。项目验收一结束，工作重心便迅速转移，至于后续的田间管理、设施维护、粮食增产等长期效益，则缺乏同等力度的关注和问责。这种急功近利的政绩观，极易催生形式主义，将一项旨在强基固本的百年大计，异化为应付检查、装点门面的短期工程。当建设过程本身成为目的，农田的实际使用效益自然就被忽略了。
二、“算大账”与“算小账”的错配：农民增收动力不足
国家建设高标准农田，算的是保障14亿人吃饭的“国家大账”和“战略大账”。但对于真正在土地上耕耘的农民而言，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家小账”——种地能不能赚钱，收入能不能增加。当前，粮食作物的比较效益偏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相较于种植经济作物或外出务工，种粮的净利润空间狭小。高标准农田虽然改善了生产条件，降低了部分生产成本，但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提升种粮的综合收益，就难以激发农民精耕细作的内生动力。当“良田”不能带来“良价”，农民“非粮化”甚至“撂荒化”的选择，便成了一种无奈而理性的经济行为。政策的宏大愿景与农民的现实收益之间一旦出现错配，良田的“非粮化”风险便会急剧升高。
三、权责边界模糊的账本：“谁来管、钱哪来”的现实困境
人民网的报道中提到，一些新建的灌溉设施因缺乏维护而迅速损坏。这背后直指一个长期存在的治理难题：管护主体的权责边界不清。项目建成移交后，究竟应由乡镇政府负责，还是村集体承担，抑或是“谁受益、谁管护”？在实践中，往往职责模糊，相互推诿。更核心的问题是“钱从哪里来？”。设施的日常维修、零配件更换、电费能耗等都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如果缺乏稳定、制度化的管护资金来源，仅依靠村集体微薄的收入或向农民摊派，显然难以为继。这种“有人建、无人管”或“管不起、管不好”的局面，使得高标准农田的长期效益大打折扣，最终陷入“一年建、两年坏、三年荒”的恶性循环。
打通“最后一公里”，让良田从“建好”到“用好”
破解高标准农田变为高级摆设的困局，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从考核机制、利益联结和经营体系三个维度同时发力，精准施策。
一、政府有为：建立以“用好”为导向的全周期管理体系
首先，必须优化考核评价机制。地方政府应彻底摒弃以“建设亩数论英雄”的片面政绩观，将考核的指挥棒从项目建设延伸至运营管护和产出效益的全生命周期。建议引入“粮食单产提升率”“设施完好率与使用率”“农民种粮收益增长”等更为务实的绩效指标，并建立严格的第三方评估和监督机制。其次，要从项目规划之初，就明确管护主体、责任清单和资金保障方案，将管护经费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确保权责利相统一。对于因管护不力造成土地撂荒、设施损毁的地区和干部，要建立严肃的倒查问责机制，真正让“建好”和“用好”成为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的硬任务。
二、市场有效：探索多元化的现代农业经营模式
要让农民愿意种粮、精心种粮，根本在于让种粮有可观的收益。为此，必须在利益联结上做足文章。一方面，要大力扶持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土地流转、托管服务等形式，将分散的“高标准农田”连片整合，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以规模化降低成本、提升效益。另一方面，要积极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鼓励发展订单农业、品牌农业，引导经营主体从“卖原粮”向“卖产品”“卖品牌”转变，通过精深加工和市场营销，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让农民分享更多增值收益。当一亩“高标准农田”的综合产出远高于传统农田时，市场的“无形之手”自然会引导农民将其视为增加收入的聚宝盆。
三、技术赋能：强化“藏粮于技”与“藏粮于地”无缝衔接的技术服务
高标准的硬件设施，必须匹配高水平的软件技术和服务，才能将增产潜力充分兑现。政府应主导构建覆盖全程的农业技术服务体系，例如：精准对接当地土质和气候，为农民提供优良品种的推荐与供给服务；推动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提供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节水灌溉等技术指导；大力推广应用集成了物联网、大数据技术的高科技农业设备，实现耕、种、管、收的智能化，将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提高生产效率。只有当先进的“硬件”与实用的“软件”紧密结合，让农民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藏粮于地”与“藏粮于技”才能真正融为一体，协同发力。
高标准农田建设，关乎国计，惠及民生，绝不能成为高级的摆设。从建好到用好的最后一公里考验的是政府的治理能力、对农民利益的真切关怀以及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决心与耐力。因此我们必须下足功夫开展治理，根除形式主义的土壤，坚持以实效为核心的价值导向，让每一片高标准农田都物尽其用，真正筑牢我们的大国粮仓，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最坚实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