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浙江迭代制度设计，打好政策供给“组合拳”，系统提出打造具有鲜明浙江特色的省域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目标和政策举措，并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实施意见》。目前，浙江职业院校数量大、质量高，是浙江教育的“金名片”，职业教育整体发展水平处于全国第一方阵。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和突破的深层次困境问题及办学乱象，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孙丽园教授等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揭示分析了当前职业院校发展中存在的内外部多重深层次矛盾困境问题及办学治理乱象，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当前职业教育领域的深层次困境问题分析
1.现代职教体系的一体化布局仍存在体制机制障碍和关键政策瓶颈。从职业教育内在体系看，浙江共有63所中职学校、25所本科高校开展中职与应用型本科一体化培养，中高职、中本一体化人才培养同比分别增长12%和27.4%。但还要清醒地看到，我省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之间的协同还缺乏有效体制统领和政策支撑，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也缺乏有效机制运行，产教职深度融合和核心关键技术协同攻关机制仍待进一步健全。从区域发展与职业教育一体化布局看，浙江产业发展的集群化、链条式发展特征十分鲜明，如宁波服装产业集群、横店影视产业集群、台州黄岩塑料模具集群等，但职业院校在建设思路上仍然缺乏建“群”意识，院校的行业特色发展不突出，专业结构与区域产业结构的契合度不紧密，共建共享共治机制不健全。重要的原因是区域职业教育一体化参与主体多，协调难度大，行业、企业作为重要的利益相关方缺少制度化的通道表达利益诉求，仍依赖于政府力量来推动。
2.“跛脚”的内涵建设和改革梗阻的内部治理矛盾仍难以突破。从内涵建设看，高职院校办学理念普遍过于强调职业性和技能性，而轻视学术性和学科性，对学科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学术和学科是本科院校的事。在办学实践中出现的“重专业轻学科”现象，反映在教师教学科研水平和知识更新能力不足、学生职业素养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学校服务人的全面发展能力不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不足。浙江15所国家“双高计划”建设学校，虽然在学科竞赛和教学比赛中成绩突出，但国家高水平研究项目和高质量论文论著数量稀少，不能适应现代复合型创新人才和新兴产业创新人才培养的要求。从内部治理矛盾看，政府部门对职业院校的办学自主权下放不够，放管服改革力度不足，存在学校不敢、企业不愿的困境。改革的容错机制不够健全，职教改革突破性成果难得一见，特别是在职业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试点改革方面，公办院校普遍担心触碰国有资产流失的红线，怕背“黑锅”，缺乏改革动力。
3.县域职业教育与县域经济发展之间的“结构性遇冷难题”仍然突出。就一个地区而言，地市属中职学校招生规模不到四分之一，县域中职学校招生规模超过四分之三，中职教育“以县为主”非常明显，县域职业教育是浙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底层结构和职业教育的基本盘。但是庞大的县域职业教育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县域经济发展的需求，县域职业教育与县域经济发展的联动关系不紧密，没有充分发挥促进县域产业发展、文化传承和社会和谐等方面的作用。县域职业教育先天不足的“服务功能弱”，又反噬了县域职业教育办学“地位不高、规模偏小、办学条件较差”的状态，在社会中出现对中职教育是否有必要存在的讨论。
4.省内外职校在办学资质、招生就业、实习安排、日常管理等办学治校乱象频出。一是违规招生、虚假宣传。少数职校不具备相关专业办学资质，在招生宣传中“挂羊头卖狗肉”。浙江职达教育科技集团连续3年以“杭州市第四机械技工学校”的名义进行违规招生；“浙江信息技术学院”“浙江邮电职工大学”等山寨大学被曝虚假宣传。二是打着“校企合作”“工学交替”“顶岗实习”等旗号，实习学生成为企业和学校的赚钱工具。少数职校借学生实习与实习单位、劳务中介机构进行利益输送，收取回扣，违规收费等，损害学生的合法权益。渤海理工职业学院会计专业学生被安排去游乐场扮鬼实训；江西赣州育才技工学校要求学生缴费实习；四川某职业院校与企业合作向学生收取技能培训费；人民网今年6月以来就有40多条关于职校实习不对口等问题投诉。出现此类乱象的主要原因是，现有规范性文件制度不健全，保障机制和维权机制缺失，学校和实习单位违法违规成本低。三是职校学生间打架斗殴、校园欺凌等恶性治安事件时有发生。2022年浙江仙居职业技术学校发生多名学生打架致死案、2024年江苏宜兴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的持刀行凶杀人案，暴露出职校内部管理松散，引发社会对部分职业院校内部管理乱象的广泛担忧。
对策与建议
1.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依法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一是统筹服务国家战略，优化行业特色职业本科资源布局。围绕党的二十大提出的13个方面的强国建设战略目标，对接所属行业重点领域和链主企业，布局一批服务我省中心大局、支撑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行业特色鲜明的职业本科院校，助力区域发展与教育改革深度融合。二是以法治建设为牵引，制定《浙江省职业教育促进条例》。为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及省委、省政府的职业教育决策部署，推进浙江省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优化职业教育的类型定位，需制定并出台《浙江省职业教育促进条例》，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的协同创新，推动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支撑我省经济社会发展。
2.推进职普一体化布局，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一是打造“中高本硕”一体化建设，启动谋划职业本科专业硕士培养工程。构建中高本硕一体化职业教育衔接体系，有组织的支持“双高计划”高职院校、职业本科院校与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本科高校联合培养职业教育专业硕士，培育建设一批职教硕士点、博士点，贯通长学制人才培养机制，培养适应特定职业或岗位实际工作需要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提高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和解决岗位实际问题的能力。支持优质“双高校”整合兼并，做大做强优质校，打造省域乃至全国职业教育高地。二是优化区域布局，制订现代职业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建立部省共建的一体化组织工作平台，构建央地互动、区域联动、政行企校协同的一体化运行机制。完善县域平台化、生态型职业教育组织，探索一条与城市职业教育差异化的发展道路，形成既能创造优秀乡村社会文化又能维护县域良性教育生态的职业教育系统，打造具有浙江特色的现代县域职业教育体系。
3.落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营造职业教育良好发展环境
一是发挥政府主导和统筹作用，构建省级产教职融合大数据平台。建立省市两级产教融合联席会议制度，发布地方政府落实产教融合政策支持清单和工作任务清单。完善产教融合型企业的长效激励制度，确保“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组合式激励、教育附加费抵免等国家政策有效落地，提高浙江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加快推进省域层面产教职融合信息化能力建设，搭建数据治理与决策的智能终端，整合统一产教职融合应用数据互通建设规范和标准，实现产教职融合的即时性、常态化管理。二是加大“放管服”改革，推进省级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建设。优化校企合作制度环境，制订校企合作负面清单或校企合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管理办法，推动巡视巡察监督、审计评价一体化政策设计。加强职业教育经费竞争性分配、办学成本监测与院校服务区域能力评价，充分发挥市场在非公共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优化职业教育资源配置，加强重大项目投入监管评价。
4.全面规范办学行为，促进职业院校高质量新发展
一是鼓励职业院校内部改革创新，为新一轮职业教育发展寻求突破创新探路。支持职业院校以柔性机制建设突破体制刚性约束，提升职业院校跨界整合资源的能力服务发展与人才培养。鼓励有条件的职业院校“出海”，强化浙江职业院校与非洲、南美洲等地合作，布局海外办学，输出浙江模式。二是靶向纠治、依法治校，进一步规范职业院校办学行为。全面清查职业院校虚假宣传等违规招生行为，加大对招生过程中违规违纪行为的调查处理力度。加强对职业院校实习、收费等全过程监管，设立职业院校和实习单位的“黑名单”社会公开制度，对实习单位则纳入社会责任评价体系。探索使用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仿真等手段加强实训实习。完善分级管理、地方为主、政府统筹、社会参与的管理体制，推进管、办、评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