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殖民地国家总是有种幻觉：模仿殖民者的样子，好像自己就成了殖民者，至少成为了殖民者标榜的先进势力代表。印度历来都被自己所谓的民主成绩迷的无法自拔，到处宣扬。但是，仔细扒一下印度民主的议员老爷们，你会惊呼：“群虫豸聚在一起，怎么能治理好国家？！”
一、近半数议员是“罪犯”？
通过对历年数据的梳理，可以清晰地看到印度议员犯罪记录的严峻现状及发展趋势。在2004年的选举中，543名议员里有125人（23%）面临犯罪指控；到2009年，这一数字上升至162人，占比达30%；2014 年，185名议员（34%）有犯罪在身；2019年，犯罪议员人数进一步增加到233人，占比飙升至43%；而到了2024年，新当选的543名议员中，高达251人（46%）被刑事指控缠身。这表明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印度议会中犯罪议员的比例几乎呈直线上升态势，严重影响了议会的纯洁性和公信力。
有犯罪记录的议员比例如此之高，可能是印度独有的一种政治生态环境。而这些犯罪议员所涉及的罪名种类繁多，涵盖了从暴力犯罪到经济犯罪等多个领域。在暴力犯罪方面，谋杀、绑架、袭击等案件屡见不鲜。例如，在一些地方政治势力的争斗中，部分议员指使手下对竞争对手进行暴力袭击甚至谋杀，以达到排除异己、巩固自身地位的目的。在经济犯罪领域，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洗钱等行为也十分猖獗。一些议员利用职务之便，在公共项目招标、土地审批、资源分配等环节大肆谋取私利，严重损害了国家和民众的利益。据相关报告显示，在 2024 年已被定罪的27名议员中，其罪名大多涉及印度《人民代表法》第8条列举的重罪，包括谋杀、强奸、绑架、仇恨言论等。
这些有犯罪记录的议员是否集中在某一地区或者某一党派，虽然数量不少，但是只是特定环境下的“个例集中”呢？答案是否定的。
可以明显看见，犯罪议员现象在印度各党派中广泛存在，几乎没有党派能够置身事外。在2024年的选举中，执政的印度人民党表现稍好，240名议员中有94名（39%）面临刑事指控；而国大党的情况则更为严峻，99名当选议员中有49 名（49%）面临刑事指控。其他小党派中，超过50%的当选议员涉嫌刑事指控。无论是传统大党还是新兴小党，都难以摆脱犯罪议员问题的困扰。
二、黑帮议员“登堂入室”
在激烈的政党竞争环境下，为了在选举中获胜，各政党将候选人的竞选实力放在首位。
在印度一些地方，黑帮头目出身的候选人，在其长期经营的地区拥有众多追随者，政党为了在该地区获胜，不惜提名这样有犯罪背景的人作为候选人。
这个时候就会有有人问：“还有法律吗？”，只能说法律是有的，但是法律设置上为这些人设置“后门”的现象比比皆是。尽管印度法律要求候选人公开个人资产和犯罪记录，但对于有犯罪记录者参选的限制条件较为宽松。以印度《人民代表法》为例，被定罪的政治家在刑满六年后仍可参加选举，这使得许多罪犯在服刑期满后能够迅速重返政治舞台。此外，选举监督机构在实际操作中缺乏足够的权力和资源来严格审查候选人的资格和竞选活动的合法性，对于竞选过程中的违规行为，如买票、操纵选举等，打击力度不足，无法形成有效的威慑。
三、印度底层还是太穷了
如此不合常理的现象在印度愈演愈烈，背后的本质原因是印度的底层人民实在是太穷了，在温饱线上挣扎的他们，可能根本无暇关心议员老爷们是否是罪犯。
在印度许多贫困地区，选民的生活水平低下，他们更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能否得到满足。有犯罪记录的政客往往利用选民的这种心理，在选举期间通过发放现金、物资等方式贿赂选民，承诺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改善生活条件等。对于贫困的选民来说，这些眼前的利益极具吸引力，使得他们在投票时往往忽视候选人的犯罪背景，将选票投给那些能够给予他们实际利益的人。这种因贫困而产生的短视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犯罪人员进入政治领域的风气。
由此，在印度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强大的利益集团，部分犯罪分子通过非法手段积累了巨额财富，并与这些利益集团相互勾结。这些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身在资源开发、商业竞争等领域的利益，试图通过扶持自己的代理人进入政治领域来影响政策制定和政府决策。有犯罪记录的人由于其特殊的背景和手段，能够更好地为利益集团服务，他们在利益集团的支持下，通过各种手段参与竞选并成功进入议会。例如，在一些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犯罪团伙与当地的商业利益集团勾结，操纵选举，将自己的成员推选为议员，从而在资源开采权分配等问题上为利益集团谋取私利。
“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印度是一个高层精英万丈雄心与社会基层一塌糊涂对比尖锐的矛盾体。印度的民主政治，用福山的话说，“就像香肠的制作，越是近距离观察，其吸引力越是下降。”印度的工业水平似乎也如同自己吹嘘的民主政治一样，成色不足且像一盆怪味咖喱，可能只有少数印度人能吃的津津有味吧。窥一斑而见全豹，印度每天叫嚣着超越东方邻居，显然至少暂时是没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