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用了两篇《微评》，从历史演进、文化认知等角度，概述了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基本要件：稳定的内外部环境、强力的中央政府、坚定的市场化导向、适当的产业政策、积极的文化价值观等。近几十年，中国有幸同时具备了这些要素，后来居上、发展成全球屈指可数的工业化国家。如果再进一步，视角转向国内则会发现。在同一个大国里，虽然体制、政策环境相同，但由于区域特点、资源禀赋等差异，各地区制造业实力、规模仍然差异巨大，发展轨迹也时常大相径庭。其差距，似乎并不比国与国之间小！
井然有序的“四大工业基地”
1980年代起，我国就有“四大工业基地”的说法。分别是：辽中南、京津唐、沪宁杭、珠三角工业区。几十年来，它们傲视全国，是我国制造业崛起的“基本盘”；国家虽大，其他区域很难望其项背。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老规矩，先看地图。
稍为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四大基地的地理位置有很强的共性，特色鲜明。一来，既沿海、又临“湾”（天津渤海湾、长江钱江入海港湾、珠江入海港湾），坐拥巨大的海洋、港口运输便利；二来，背靠广阔的平原腹地。辽中南、京津唐，背倚东北、华北两个国内最大的平原，自不待言；沪杭宁所在的长江中下游平原，珠三角所在的珠江冲积平原，在丘陵遍布的南方也非常难得。
不仅如此。东北、河北一带，煤炭、铁矿石、石油等储量丰富，发展重工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沪宁杭、珠三角一带没啥矿产资源，但历史上长期是手工业发达、商贾云集之地，论工商业文化底蕴，国内首屈一指；纷繁复杂、细致精密的轻型工业容易聚集。总之，它们能成为制造业的领头雁，绝非偶然！这四大基地从北到南，从重工业到轻工业，从产成品的上游中游到下游井然有序，共同见证了大国制造业崛起的辉煌。
失落的老工业基地
时至今日。四大基地在我国制造业版图中仍然举足轻重，整体格局并没有根本变化；但新世纪以来，它们的发展趋势却截然不同。沪宁杭辐射范围不断拓展，发展成今天的“长三角”；与“珠三角”一起，构成国内经济最活跃、最发达的区域。北方两个基地的表现差强人意，京津唐一带钢铁产能全国领先，可如果剔除首都的特殊因素，近年来始终笼罩着行业单一、产能过剩、环保压力大的阴影。
辽中南则表现最为糟糕。作为原本国内工业基础最扎实、技术力量最雄厚的区域，近20年的经济排名竟然呈自由落体之势。而且早在2003年，中央就提出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国家战略，20年来对东北的各种政策倾斜、财政补贴可谓不遗余力，却一直收效甚微，未能扭转颓势，令人唏嘘不解。关于这个话题的整体讨论，我们两年多前的《东北经济之谜》系列《微评》里聊过，不再重复；有兴趣可以看原文。今天，试着用前面“工业化之路”的分析框架，继续探讨它兴衰浮沉背后的原因。
市场主导与国家主导
上文提到。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令行禁止的治理环境，是实现工业化的必备条件；无论维多利亚女王的英国、威廉二世的德国、明治维新的日本，还是两次大战崛起的美国，无不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政府）直接掌控资本，组织企业生产！
一般来说。老牌工业化国家的政府主要扮演：在外保护本国核心利益，争夺全球资源与市场；在内建立统一市场，维护秩序、解决纠纷的角色；后发追赶型如德国、日本，制定产业政策更积极，更注意保护本国弱小民族工业一些。不管怎么说，它们开展经济活动的市场主体，基本都是个人、家族企业；经典经济学理论里，这是不言而喻的基本假设——工业化之路，当然得由市场化力量主导吧。几乎唯一的例外，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以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为起点。农村改革的成功，不仅极大提高了农业产量；关键还在于，释放了剩余劳动力！全国各地，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它们与港台外资企业一起，构成了最活跃、发展最迅速的市场力量，1980年代就有所谓“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三角模式”的优劣讨论。1990年代后，农村人口开始大量向城市转移，又拉动了消费服务业、房地产、建筑等行业快速增长，带来了大量商机。这以后，它们在竞争中成长壮大、失败中浴火重生，发展成当下规模、实力惊人的民营经济，国民经济的主力军之一。“两个毫不动摇”支持的对象，归根溯源，起点并非来自城市，而是农村！排名靠前的大省粤、苏、鲁、浙，无一例外，都拥有众多富裕的区县、乡镇，囊括了“百强县”、“百强区”的大部分。是前苏联。
去年，我们在《冷战结束三十年回顾》系列《微评》中，详细探过前苏联集中计划经济的得与失。无论后来结局如何，百年前（1924年，联共十四大做出工业化决定），它确实就由政府主导、由按计划生产的国企为主体，两个五年计划左右就彻底改变了面貌，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工业国！也为后来成功抵抗纳粹德国入侵，打下了基础。前苏联的这一经济模式，深刻影响了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经济建设，集中体现便是东北；它可以看成国家主导工业化的基地、大本营。这也正是东北从全国解放直到1990年代前期，经济实力都遥遥领先的根本原因。
但我国真正制造业崛起、成为工业化强国，却是在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如前文所述，得益于坚定的市场化导向，激发出千万个市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力，引爆了真正的工业革命。在此过程中，东北（典型如辽中南工业基地）也在1990年代末，开展了如部分破产重组、职工下岗分流等改革，但国有经济成份掌控主要资源的格局，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变化。民营企业等市场力量，更多地只作为国有经济的依附与补充，而很难建立独立的体系，发挥出关键作用。在市场经济日趋完善，技术更新迭代迅速、行业竞争激烈的环境里，老工业基地的处境，也就日益艰难。不仅如此。东北难以振兴，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农村人口、城市化与老龄化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以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为起点。农村改革的成功，不仅极大提高了农业产量；关键还在于，释放了剩余劳动力！全国各地，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它们与港台外资企业一起，构成了最活跃、发展最迅速的市场力量，1980年代就有所谓“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三角模式”的优劣讨论。1990年代后，农村人口开始大量向城市转移，又拉动了消费服务业、房地产、建筑等行业快速增长，带来了大量商机。这以后，它们在竞争中成长壮大、失败中浴火重生，发展成当下规模、实力惊人的民营经济，国民经济的主力军之一。“两个毫不动摇”支持的对象，归根溯源，起点并非来自城市，而是农村！排名靠前的大省粤、苏、鲁、浙，无一例外，都拥有众多富裕的区县、乡镇，囊括了“百强县”、“百强区”的大部分。
东北这几十年，岂非也面临同样的政策环境？非常遗憾。它发展得太早了！如长春、哈尔滨、辽宁早就是闻名远东的大城市。东北三省城市化率全国遥遥领先，1990年代就达到50%左右，比内地早了20多年，此其一。其二，城市化程度既高，国企又占压倒性多数，计划生育执行就异常坚决，早在2000年总和生育率就降到1以下，人口提前进入萎缩状态。再加上它本身就地广人稀——几个因素叠加，农村剩余人口转移，当然就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城市化增量空间有限，对经济的拉动也就有所不足。
显然。与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相比，东北更加缺乏积极向上、发展冲动强烈的市场力量；过早陷入“低生育率陷阱”，又使得其人口结构快速走向老龄化。数据显示，2022年，其就业人数与退休人员抚养比达2.5：1（2.5名职工养1名退休人员）；全国这一比例，是5.8：1！这无疑给本不宽裕的财政增加了沉重的负担，更多的转移支付，恐怕也难填缺口。
其他：地缘环境因素
此外，东北面临的复杂地缘环境，也构成了阻碍其发展的重要因素。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与其他沿海区域相比，东北亚国际环境无疑复杂、敏感很多，某种意义上说，是相当不友好的。其相邻的国家、地区经济均呈贫困化、内循环化，经贸联系相当有限。数据显示2022年，黑龙江、吉林两个省的出口额相加，不到新彊的一半；整个东北的贸易依存度才19%，甚至也只有全国平均水平（34%）的一半多，沿海、沿边的优势丧失殆尽。
总之，东北制造业从辉煌到失落沉沦，有太多值得总结的经验与教训；限于篇幅，就不多展开了。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聊其他区域的话题。
本文作者为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程迅，感谢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