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关于“智能垃圾回收箱”折戟沉沙的报道已屡见不鲜，从喧嚣一时的“九贝壳”到风光无限的“小黄狗”，都如昙花一现。在地方政府试图摆脱“垃圾围城”的突围战中，“智能垃圾回收箱”一直炙手可热，然而，“小黄狗”的困局给这个“热”再次浇了一盆冰水，也迫使我们不得不冷静下来，重新审视垃圾治理的关键问题和瓶颈。要言之，本文认为“垃圾治理”应避免五个误区。
误区一：将垃圾治理等同于垃圾分类，甚至认为只要居民分类了，垃圾治理就完成了。这是当前广泛存在的一大误区，正是这个误区导致我们对垃圾治理存在很大的认知偏差。质言之，垃圾治理的原则应该是后端决定前端，如果后端没有形成相应的处置能力，前端的源头分类就会流于形式，失去意义。垃圾无论怎么分类最终都要面临一个“去哪儿？”的问题。试想：如果终端只有一种处置方式，填埋或者焚烧，那么中端的分类运输有什么意义？如果无需分类运输，那么前端的分类又有什么意义？
解决方案：既要重视前端分类，更要培养后端处置能力。只有当后端形成了对某类或者某几类废弃物进行有效处置的能力，前端将其分类出来、中端将其单独运输才有意义，在尚未形成足够的有效处置能力的情况下，盲目追求日益精细的源头分类必然是徒劳无功。
误区二：末端追求“一烧了之”，忽视资源化利用能力。近来，垃圾焚烧项目的上马速度明显加快，似乎破解垃圾困境“一烧就灵”，显然这又走入新的误区。垃圾焚烧存在诸多弊端，其一，焚烧不利于资源的再生利用，造成严重浪费；其二，我国很多地区的焚烧技术不达标，造成新的污染；其三，焚烧厂建设会因“邻避效应”而给地方政府带来社会治理压力；其四，焚烧并没有带来充分的减量化，焚烧后残渣依然很多且成为新的污染物。
解决方案：末端应加强资源化利用能力建设，形成固体废物从产生到再循环利用的闭环产业系统。社会各界一直强调，“垃圾是错放的资源”，然而，垃圾首先是垃圾，它是有害的、无用的，只有在我们有能力将其资源化利用的时候它才可能成为资源。而资源化利用的主体是企业，企业通过技术创新使垃圾资源化、无害化，从而真正实现减量化。来自杭州市余杭区的“虎哥回收”创建了“前端收集一站式、循环利用一条链、智慧监管一张网”的运营体系，能够将95%-98%的“干”垃圾再生利用，产生了极大的经济效用和社会效应，从而真正做到了垃圾的减量化。因此，固体废物治理的逻辑应该是：首先考虑资源化利用，其次将无法资源化或者资源化成本过高的送去焚烧，而填埋只能作为迫不得已的应急手段。
因此，本文认为政府应大力扶持资源利用型企业的发展，撬动垃圾治理链条的后端，推动整个产业链条的形成和完善。在具体的措施方面，笔者仍然强调应尽量减少政府惯用的传统的直接补贴方式，代之以大幅减税。这是因为补贴金额难以精确计算且易带来新的寻租空间，相对而言减税更易操作，而且更好地让市场发挥作用，优胜劣汰。
误区三：地方政府自上而下地发动、考核，层层加码，垃圾治理成为政府的独角戏。随着各地政府对垃圾分类工作的高度重视，基层政府又多了一项“硬”任务。调研发现，近来很多城市都在开展“垃圾分类”工作，街道和社区忙得不可开交，不得不把手头其他工作放下，这显然与中央反复强调的“为基层减负”政策相悖。
解决方案：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形成垃圾治理的多元参与机制。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首先，政府是掌舵者，制定政策、培育后端资源化利用能力，同时应加强整个垃圾处置链条的监管，尽快形成有效的循环利用的闭环体系。政府政策应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推动既往单纯由政府主导的垃圾分类和垃圾处置环节转变成为市场行为。其次，市场机制是根本。一旦后端培育起来，垃圾处置就有利可图，对垃圾处置链条前端的逐级需求就会产生，市场机制会驱动着环绕在这个链条周围的各类组织或个人参与到垃圾分类、分拣、运输和处理等各个环节。即使居民没有能够有效地行使分类职责，逐利行为也会驱使着大量的楼道保洁员、城市拾荒者、小型垃圾分拣站等取而代之。第三，各类环保型的社会组织和社区志愿组织、居民志愿者，都可以参与到垃圾治理过程中，尤其是前端的源头分类环节。生活垃圾的分类主体是居民，应让各类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发挥教育和示范作用，帮助居民了解政策，培育居民的环境意识，主动参与垃圾分类。
误区四：运动式治理，希望毕其功于一役。垃圾分类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很多城市已经或正在推出各自的垃圾“四分法”，严格的工作要求和考核指标下达到街道和社区，大有数月之内就要打赢这场“垃圾分类战”之势，这显然不太切合实际。在我国，绝大多数居民刚刚开始接触到垃圾分类，基本知识还不具备，甚至在有些垃圾的类别界定上，政府部门自己都还不确定。比较我国各个城市制定的“四分法”就可以发现其标准不尽相同，甚至同一个城市的不同社区之间在某些垃圾的界定上也不一样。如玉米棒，有的将其认定为易腐垃圾，有的将其界定为其他垃圾。这些都说明了垃圾的复杂性和垃圾分类工作的严峻性和长期性，习总书记将其提升到“新时尚”的高度是具有前瞻性的。被我们奉为表率的国家也都经历了长期的努力，如德国用了二代多人，日本也用了一代多人的努力才培养出今天的分类习惯。
解决办法：垃圾分类工作应循序渐进，同时应充分发挥地方的自主性，以实际效果为考量，不强求千篇一律。首先，常抓不懈、分类难度递进。在我国城市家庭，年轻人都忙着工作，只有退休在家的老年人且以妇女为主从事垃圾分类工作，相对偏低的文化教学程度使他们一时难以掌握过于复杂的分类工作。因此，本文认为，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应从难度较低、较易实行的工作开始，逐步培养居民的分类意识和习惯。当垃圾分类的新时尚被更多人接受、成为自觉行为时，再增加难度，甚至辅以必要的处罚措施。
其次，给予地方一定的自主性，不必苛求完全一致的分类标准。一方面，各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文化背景差异巨大，垃圾的成分也不一样，如东西方的生活习惯差异导致在东方国家，如新加坡、日本、中国等的厨余垃圾占比远超西方国家，相应的治理模式显然会不同。中国地域差别也非常大，很难整齐划一地采取统一标准，应正视这一现实。另一方面，技术的发展也使我们有条件采取不同于德国、日本等先行国家半个多世纪前采取的分类标准和方法，现代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有条件弯道超车。因此，在政策方面应鼓励地方的创新行为。
第三，考核方面应以实际最终的垃圾残余量作为标准，而不是所谓的分类正确率。当前很多地区喜欢将分类正确率作为指标，觉得80%以上分得正确，就很满意了，似乎垃圾一定会实现相应的减量化。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在源头分类阶段，只有0和1之分，80%的正确率和0没有区别。试想：一个小区99%的人分类正确了，1%的人不分类，其结果就是一堆没有分类的垃圾，和0%的正确率有何区别？垃圾分类不是目的，构建再生循环体系、减少最终的垃圾残余才是目标。
误区五：不切实际地要求居民生活垃圾总量减少。垃圾的产生量一定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方式相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固体废弃物的产生还将呈上升趋势。这是因为：一方面生活水平的提升导致居民生活用品、消费品等的数量和更新速度不断加快；另一方面生活便捷性的追求也会导致垃圾产出量大幅增加，如外卖、快递等行业带来的垃圾。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要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生活消费品的不断增加和加速升级换代是客观事实，我们不可能要求居民回到“山顶洞人”的生活状态。
解决办法：本文认为应该从短期和中长期两方面入手。短期来看，加快扶持龙头企业，构建垃圾从产生到循环利用的闭环体系，减少垃圾的最终残余量。产生无可避免，利用方可无废！生活习惯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当前最快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大力培育后端资源化利用企业，使垃圾能够尽可能成为再生资源，从而使最终的垃圾残余量最小化。在新加坡，大部分居民在家中是不分类的，但其最终的垃圾残余不足3%，其原因就是具有强大的资源化利用能力。另一方面，倡导简单生活和亲环境的生活习惯。从娃娃抓起，通过“小手拉大手”以及社会公益组织的广泛参与和大力宣传，让居民树立环保意识，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而主动地践行“亲环境”行为。如此，在源头实现垃圾的减量化就一定可期。
本文作者为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首席专家，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徐林，感谢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