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院（中心）自2008年底成立以来，一直受到省内外主流媒体高度关注，先后有20多家媒体发表50多篇有关研究成果及专家的报道，在省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反响。2010年1月5日《浙江日报》第13经济版，整版报道了研究院（中心）在北京主办的“公共政策系列沙龙”内容，引起省委书记赵洪祝同志高度重视并作了相关指示。以下是《浙江日报》报道摘要
“十二五”，浙江落棋何处？“危机后”，浙江先机何在？
专家热议浙江元素
本报记者 刘刚 通讯员 蔡佩章
走过2009，当周边省份一项项区域发展规划升级为国家战略时，一个新的命题提向浙江：在新一轮发展中，浙江应落棋何处？
国家战略
“滨海新区原来是大片大片的盐碱地，自从2005年上升为国家战略后，现在你再去看看，那种大发展、大跨越的态势！”2009年12月30日，在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还没聊上几句，执行院长金雪军就激动起来。国家战略，是金雪军在2009年的重点关注。他注意到，截至目前，国务院已先后批准了9个地方区域发展规划升级为国家战略，除了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天津的“滨海新区”外，一些地方省份也在最近两年纷纷拥有了国家级的区域规划，如福建的“海西经济区”、江苏的“沿海发展规划”。竞相申报国家战略的背后，是各地在新一轮发展中确定发展新优势的急迫心情。在金雪军看来，国家战略能够产生强大的资源吸纳效应，区域发展规划升级为国家战略，将为所在省份带来政策倾斜、体制突破、要素投入等诸多发展优势。更重要的是，2010年是“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十二五规划”中，纳入国家战略的“区域规划”必将成为我国新一轮发展的优先方向和战略重点。对地方而言，这也意味着在新一轮发展中占据了优势地位。
压力渐现
刚刚过去的2009年，浙江走过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不平凡的一年。主要经济指标的回暖，消融了不少人对浙江经济的担忧，也让人们对浙江经济的抗风险能力有了新认识。但浙江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而且，压力并不仅来自金融危机。省委、省政府对此有着清醒认识。早在2008年，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就指出，浙江面临的发展态势是：前有标兵，后有追兵；标兵渐远，追兵渐近。此后，尽管遭遇金融危机，但浙江依然坚持保增长与调结构并重，把确立新的发展优势和增长点作为应对金融危机的治本之策。正因此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组织专家开展相应对策研究：浙江哪一个区域规划最适合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也是浙江当前发展的现实需要。
北京会议
2009年12月20日，下午2时，一场名为“浙江区域发展与国家战略”的研讨会，在北京市中国职工之家酒店举行。主办方就是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和省工业经济研究所，“我们的目的就是探讨浙江新一轮发展的优势或着力点在哪里？”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姚先国说。
研讨会的规模并不大，但与会者都很有“话语权”。除姚先国等省内资深专家外，来自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商务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批司局级官员、知名专家也应邀出席。
研讨会上，浙江专家言谈中传达出的焦虑，在与会的北京人士中引起强烈共鸣。
“现在不不代表未来不行。”工信部规划司副司长顾强就认为，中西部地区的市场、产业、活力虽然现在没有沿海地区大，但发展潜力却不一定比沿海地区小。他举例说，宁夏有一个镇因为煤炭资源极其丰富，神华集团不久前决定投资2000亿元发展煤化工产业。不仅属于新能源产业，如此巨量的投资也是浙江这样的资源小省无法获取的。
即便是过去三十年浙江发展的核心“密码”——民营经济，也已经成为其他省市的发展共识。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副司长徐善长表示，现在中西部地区都已经认识到，要发展经济，民营经济是基础。因此，“如果没有体制机制上的进一步创新，民营经济很难成为推动浙江新一轮发展的独家优势。”
在不同的阶段，做不同的事情。对于即将到来的“十二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的基本判断是：在外需拉动减弱、重化产业扩张基本完成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在此期间的主要特点将是“次高速增长”。而在这个新阶段，“浙江要思考自己的优势究竟在哪里？要在更大的范围内考虑浙江的发展。”他提醒说。
浙江优势
在新一轮发展中，浙江的优势究竟在哪里？
对不少浙江经济的观察家而言，海洋经济是最令人向往的答案。
原因一目了然。单就发展海洋经济的客观条件而言，浙江在全国各省市中即便不是最好，也是最好之一。浙江的海岸线全国最长，深水港资源全国数一数二，而且，近年来的浙江船舶、石化、港口物流等海洋产业也已经打下良好基础。目前，浙江省正在抓紧做好海洋经济发展带规划编制工作，国家发改委也将牵头组织对相关规划的编制论证工作。
对浙江海洋经济，研讨会上的北京人士也表示认同。同时，他们也为浙江未来发展圈点了更多的战略优势。
“站在杭州看浙江，与站在北京看浙江是不同的。”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研究员常修泽不是浙江人，但浙江却是这位资深学者跑得最多的省份之一。在他看来，在过去三十年中，浙江起码在非公经济、专业市场、城镇化、信息化与工业化的结合（阿里巴巴为代表）等方面做出了国家级的贡献。
对浙江未来的发展，常修泽的期待仍然是“国家级”的。他认为，在过去三十年，浙江是中国改革的示范区和试验田。因此，在“十二五”乃至下一个三十年，国家对浙江发展的最大期待仍然是体制机制创新，浙江仍然要做好中国改革“爆破手”的角色。
站在这样的角度，常修泽建议，在新的发展阶段，浙江首要做好两件事：一是民营经济创新发展；二是城镇化改革发展。他并且认为，浙江可以把这两个发展规划申报国家战略，从而成为浙江在新一轮发展中的“独家优势”。
徐善长同意这种看法，他进一步建议，浙江民营经济创新至少要涵盖五个方面的内容：制度创新、产业升级、管理创新、市场准入和政府服务。顾强也表示，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乏产业支撑，放眼全国，唯独块状经济众多的浙江不存在这个问题。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推进城镇化，条件最好的浙江一定要抓住这个发展契机。
“2010年中国经济的第一关键词就是调结构，而调结构中我最看好的就是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浙江应该花大力气去做这件事。”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所长裴长洪表示，只要浙江能够把大量民间资本引导到新兴产业领域，就会成为中国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的“桥头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