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19日《浙江日报》第20版创富年代报道了研究院（中心）的第十七期“公共政策系列沙龙”内容，以下是报道内容：
与杭甬相似，温州金融集聚区欲成浙江接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重要一环
金融集聚：温州“民”声赫赫
本报记者 金涛
温州民资的出路引发各方关注。
金融集聚区系指一定区域内金融机构集聚、金融市场发达、金融服务全面高效、金融研究与信息传递顺畅灵活、金融合作与交流密切、金融人才会聚，金融产业高度发达的聚合状态，其最大特点是能产生集聚与辐射效应。
不得不承认，单就区域位置而论，温州在长三角区域版图上的位置的确有些尴尬——极可能被归入边缘一类。且不说与上海近在咫尺的杭嘉湖相比，即使与绍兴、台州等地相比，温州也不占优势。
这并不妨碍温州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浪潮中显山露水——温州正成为浙江致力打造区域性金融中心不可或缺的一环，与杭州、宁波一起构成了浙江对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鼎立三足”。
诚然，杭州“近水楼台”的区位优势与殷实的金融家底，宁波得天独厚的港口优势与潜力巨大的航运金融，都令温州难望项背。但布局金融业，温州有自己的特长与优势，温州金融集聚的最大“本钱”莫过于一个“民”字——民营经济先发、民间资金丰沛、民间金融活跃……
10月9日，来自省金融办、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温州市金融办、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围坐一堂，集体把脉温州金融集聚区的建设蓝图。
为何焦灼？金融集聚区落后了
作为牵头人之一的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并不掩饰他此刻内心的焦灼。10月9日上午，当他随身携带已六易其稿的《温州市金融集聚区建设规划（修改稿）》，在杭州金溪山庄面对省内知名的金融、经济专家时，一番带有明显温州口音的开场白全然顾不上寒暄：“与杭州、宁波比起来，温州金融集聚区建设落后了，得尽快跟上。”
张震宇的焦虑，并非无来由。全球金融危机的急风骤雨，一度让温州经济进退失据，GDP增速一度掉到了省内后几位，温州产业空心化、资本热钱化之说也是甚嚣尘上。后金融危机时代，产业转型升级正步入深水区的温州，显然不想错失对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借力拓展金融业的良机，并有藉此拉动高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更深远考量。当然，也有人担心：温州区位条件并不出众，杭州、宁波打造区域性金融中心比温州更具优势，温州究竟有无必要再去凑这份热闹？
面对疑问，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金雪军的态度很明朗：“从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一般规律来看，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都拥有若干不同层次的经济中心城市，而这些国际经济中心城市一般都是重要的国际或区域金融中心。”
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内可以同时拥有若干个功能互补、层次不同的金融中心，包括国内金融中心、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及全球性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些不同层次的金融中心往往能起到功能互补的作用，对促进本国或地区经济的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像美国除了拥有作为全球国际金融中心的纽约外，也有芝加哥、洛杉矶这样的区域性金融中心，以及旧金山、休斯敦等国内金融中心；英国除伦敦这一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外，同样有曼彻斯特等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等。
金雪军表示，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必然会带来资金分布的不平衡，需要国家、地区或经济中心城市进行有组织的融通和调剂，这就在客观上为不同层次和功能互补的金融中心城市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放眼长三角，目前除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外，同处长三角的南京、杭州、宁波，甚至中部的南昌、武汉等地，不约而同地着手或构想建设区域金融中心，就是最好的例证。所以，温州金融集聚区并不存在建与不建的问题，而是只争朝夕的问题。
底牌何在？民资充裕独一无二
一个现实而迫切的问题摆在面前：温州靠什么来建设金融集聚区？
杭州剑指“长三角南翼金融中心”，打的是“综合实力牌”；宁波欲成为“长三角南翼金融服务中心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副中心”，手上抓的是一副“航运金融牌”。那么，温州的底牌呢？
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教授施建祥的看法是，浙江接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整体上要考虑对上海有一个互补的问题，就是说杭甬温应有一个错位发展与功能互补的问题，否则就失去了对接的意义。站在温州的角度看，民间资金、民间投资和金融创新的活力，无疑是其最鲜明的个性化因子。
这个观点得到了温州金融界人士的认同。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副行长周松山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温州聚集了充裕的民间资本，据不完全统计，现在流动的民资已达6000亿元之巨，且以每年14％至20%的速度递增。可以说，温州已当仁不让地成为国内民资发展最快、最受人瞩目的地区。还有，温州是全国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也是全国首个进行利率改革的试点城市。在中国金融发展史上，温州留下的印记独特而鲜明：新中国首个股份制城市信用社、首个私人钱庄、首个实行利率浮动的信用社均出现在温州，温州一直是国内金融改革的试验田、金融创新的排头兵。这些都是温州建设金融集聚区可资利用的“大牌”、“好牌”。
温州民间借贷的历史可追溯到明末清初。尽管因基调灰色而“命运坎坷”，但个人与企业间的融资互动行为从未间断。相反，借贷范围越来越广，总量越来越大，形式也越来越多样。比如，典当行、租赁公司甚至新兴的创投、私募基金等，其实都与民间借贷沾边。
温州民间借贷之活跃可以用“根深叶茂”来形容。按照温州人的习惯，创业初期一般先向亲朋好友借贷，之后再向民间借贷，等企业做大了才去找银行融资。即便是许多企业规模做大后，依然会留一手：不放弃民间借贷。温州一些知名公司至今还保留着吸收企业内外个人“集资”的做法。据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调查，目前温州30多万家中小企业中仍有70%左右的企业，主要资金来源于民间借贷。
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李金珊认为，温州民资之丰厚在全国堪称独一无二，无论交易频率还是交易总额均相当巨大。关键是温州民资进入社会体系的渠道狭窄，致其只能在地下暗流涌动，而症结就在于金融体系与之不“兼容”。倘若假手金融集聚区的建设，使之合法化、阳光化、规范化，既能发挥温州金融的本色优势，又能合理引导民间金融，温州完全可成为长三角乃至全国民营金融先行先试的典范。
谁来主导？政府“收编”责无旁贷
浙江金融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教授周建松说，金融集聚区的产生和发展通常有两种模式——自然形成模式和政府主导模式。前者是指金融体系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取决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自发产生的对金融业的需求，如纽约、伦敦和东京等国际金融中心均属此类；政府主导模式则是直接通过政府部门的主导和推动，利用自身地理位置和经济环境等方面的优势，超前发展而形成功能性金融中心，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即是这类的典型。
他表示，个人倾向于温州建设金融集聚区采用政府主导模式，因为温州民间金融固然活跃，但亟需政府引导、规范，途径则包括通过政策鼓励和加强监管规范民间金融行为，用创新方式“收编”民间非正规金融组织，加快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等新型民营金融机构的建设与发展等。
金雪军则提出，温州作为全省明确要打造的三个金融集聚区之一，可依托其积淀的民间资金、金融创新、金融生态等层面的竞争优势，着力构建特色明显的金融集聚区。重点打造民间资金投资创新中心，依托温州丰厚的民间资本和创新型民资投资中介机构，引导民资有序流动，并通过民资带动国资、外资联动，逐步做强股权投资交易中心，促成阳光的股权投资交易。未来集聚区成形后，第一层次辐射温州市及周边县区；第二层次辐射台州、丽水区块；第三层次辐射浙南闽东北区块，最终成为连接长三角地区和福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一根纽带。
尽管规划尚未落地，但温州打造金融集聚区的急切毕露无遗。张震宇透露说，温州已为此做了大量前期工作，最新的一项重头举措便是在滨江商务区腾出专门地块，由市金融办牵头建设金融总部大楼，用于吸引各类银行、证劵、保险、风险投资、金融中介服务等机构入驻。“由金融办盖大楼，这放在以前连想都根本不敢想。”此举令张震宇大为感慨。此外，当地工行、浦发银行、鹿城合行、中国人寿首批4家金融机构已在规划区内拿到了各自的建设地块，争取年内开工建设大楼。“这些仅是启动温州金融集聚区建设的前奏，大戏还在后头呢。”张震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