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温州市产业结构研究——从税源开始谈起


一、研究意义与研究目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这一过程伴随分权化、市场化及全球化,同时也形成了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产生了中国沿海第一批专业化的产业区。“温州模式”是一个经济制度变迁的成功模式,讲述了一个地方产业区形成的成功故事。传统的温州模式类似于最初的马歇尔产业区,即利用外部规模经济获得竞争优势的小企业在区域上集聚;温州模式实际上代表了一种成功的区域发展路径:以小规模制造和以市场导向的灵活生产、内生化增长为特征的家庭企业为中心,并辅以本地分销网络、多年的本地资本积累和地方“厚”制度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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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本世纪以来,温州出现了增长乏力乃至逐年倒退的现象,对温州的关注也从“学习经验”转向“诊断问题”,这不仅引发了学术界的关注,更驱动了地方政府对于这一事实的深刻认识。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在2013年视察温州时说:“杭甬温历来雄据全省前三名,温州这几年落后了” [1]。在温州市委的十一届四次全会报告中明确写到:“(温州)大多数经济增长指标全省垫底,主要总量指标在全省排位明显退后,绝对值在全省比重进一步下降,不少总量指标被兄弟市超越。温州经济综合实力己掉到第二梯队,发展势头掉到第三梯队。资金外流、企业外迁、人才外走,产业链、资金链面临不少问题,产业空心化和企业低小散问题突出”[2] 。由图1.1[3]可知,2014年温州市人均生产总值为人民币47718元,是全省11个地级市中的最后一名,与倒数第二名的丽水市相差人民币2341元。或许人均GDP并不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最为科学的指标,但是现实中曾经作为浙江乃至中国经济发展先头军的温州面临如今名落孙山的事实,还是表明了这一指标的有效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温州模式”,探究温州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更好地为温州市未来的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1] 原文见温州政务网《陈一新:深入实施“十大举措”全力推进赶超发展——在市委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的报告》(http://gov.66wz.com/system/2013/08/30/103789704.shtml),浏览日期为2016年9月18日

[2] 原文见温州政务网《陈一新:深入实施“十大举措”全力推进赶超发展——在市委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的报告》(http://gov.66wz.com/system/2013/08/30/103789704.shtml),浏览日期为2016年9月18日.

[3] 数据来源:《温州市统计年鉴2015》,图表为作者自行整理所得。


二、研究方案和数据采集

(一)研究方案

    1、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温州这一独特区域的产业结构整体研究对象和分析对象,以税源分析为研究切入点,对温州三次产业间的关系及各产业内部门的关系和相关联因素进行分析,通过数据处理、比较分析与实证分析,探讨和解决温州今后主导产业的选择及产业调整与优化的政策选择,在宏观和微观层面解决温州经济发展的路径,为提高温州的综合竞争力提供些许参考。

    为了更好的研究税源与税收在地区间的背离随着区域经济发展的情况,我们借鉴其他文献的指标即税源税收背离度(下称“税收背离度”),客观描述温州市税源与税收的背离情况:

    税收背离度:

    其中为行政区域税收收入所占比重与该地区经济总量所占比重之差;为地区的税收收入,为地区的生产总值。若某地区为正则为税收净流入地,反之则为税收净流出地,无论正负值均被视为税源与税收的背离程度。

    税收背离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产业结构中存在的问题,而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方面,就经济发展中的结构转换而言,经济发展必然带来产业结构的转换。随着经济增长而带来的人均GDP的增加,消费者的需求量将发生变化。根据恩格尔法则,由于人均GDP的增加,食物支出在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将下降,而在工业品和劳务方面的支出比重则相应上升,这意味着整个社会需求结构发生变动,需求结构的变动必然导致供给结构的变动,加上技术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引发相关产业结构的变动。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向合理化及高级化进行调整所发生的变动,必然推动经济增长,若产业结构进一步合理化与高级化,与国内外需求结构的变动及技术进步相适应,主导产业的效率进一步提高,这种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能促进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从而实现经济发展的目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发展中国家更加重要。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体系发育不成熟和地区产业分割,非均衡现象更为突出,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提高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能更有效地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产业升级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和条件。根据经典产业经济学函数——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知,经济增长可被描述为:

    式中是工业总产值,是综合技术水平,是投入的劳动力数(单位是万人或人),是投入的资本,一般指固定资产净值(单位是亿元或万元,但必须与劳动力数的单位相对应,如劳动力用万人作单位,固定资产净值就用亿元作单位),是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是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表示随机干扰的影响,。从模型中不难看出,决定工业系统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是投入的劳动力数、固定资产和综合技术水平(包括经营管理水平、劳动力素质、引进先进技术等)。为简化分析过程,在本研究中这三种要素被刻画为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和科学技术要素。

    2、研究目的

    “放水养鱼”告诉我们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鱼的生长离不开水的孕育滋补。对于税源与税收的关系,我们也可以明白税源是税收的源泉。税源决定税收,而税收又反作用于税源。从税源与税收的鱼水关系延伸到一个规范的经济体,那么一个地区的税源与税收应该保持一致性即一个地区拥有多大的税源就应该获得相应的税收收入。

    然而在现实世界中,由于区域经济活动复杂性的特点,普遍存在着税源与税收不一致的经济现象,在本质上体现的就是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性,从而使得经济发展受到阻滞。本研究以温州市税源现状为突破口,综合考量产业发展中的劳动力、资本和科技三大要素,探究“温州模式”存在问题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供地方政府作为决策依据。

(二)数据采集

    本研究的数据均来源与2011—2015年《浙江省统计年鉴》、《温州市统计年鉴》,部分涉及同时期浙江省其他各市的统计年鉴。为防止数据研究所带来的片面性,本研究同时将2016年8月于温州市实地考察的调研结论附于研究分析部分。


三、研究分析

    本研究原设计对温州市各大税源主体进行详细分析,但数据均需通过产业年鉴进行,而温州市并没有详尽的产业分析报告,因此,为综合分析温州市的税源情况,我们仅能通过选取2015年温州市国地税关于税收收入的分析报告为主要着眼点,从而窥探现阶段温州市整体产业税源的贡献情况。

    

    从分行业的国税数据[1]来看,2015年温州市第一产业国税收入1769万元,同比增长3.09%,占国税收入的0.05%,占比与上年同期持平。第二产业国税收入227.21亿元,同比增长6.38%,占国税收入的66.25%,占比下降0.78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中工业行业国税收入226.54亿元,同比增长6.41%,占温州市国税收入的66.06%,占比下降0.76个百分点;其中不含调库收入168.33亿元,同比增长1.48%,占温州市不含调库收入的59.15%,占比下降2.0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国税收入115.55亿元,同比增长10.16%,占国税收入的33.70%,占比在2014年提高0.47个百分点的基础上又提高0.7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中,房地产业税收收入4.54亿元,同比增长70.85%,主要是受欠税入库因素的影响;交通运输业税收收入4.47亿元,同比仅增长0.0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部分现代服务业税收收入31.39亿元,同比增长9.75%。地税相应数据则反映了新的问题。建筑业税收增长16.0%,增收5.8亿元,拉动温州市税收增幅2.0个百分点;房地产业和制造业则平稳增长,其中房地产业增长6.1%,增收6.2亿元,拉动温州市税收增幅2.1个百分点。房地产业主体税种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契税分别下降0.2%、41.5%、1.8%,其增收主要依靠土地增值税(增长66.5%、增收9.1亿元)强劲拉动。制造业增长6.8%,增收4.2亿元,拉动温州市税收增幅1.4个百分点。制造业增收主要原因是房、土两税入库时间前移和报喜鸟集团法人股限售解禁一次性增收、森马集团业绩增长拉动。减收行业主要有交通运输业和信息传输业,分别减收2.1、1.7亿元,合计拉低温州市税收增幅1.3个百分点,减收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高基数和“营改增”政策性减收。 

[1] 由于温州国税所提供的数据报告仅2015年具有分行业的相关描述,因此本部分只能以2015年的情况为近年产业税收贡献的依据进行描述。

    从上述分析可知,温州市的主要税源集中于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和房地产业。2015年温州市企业所得税同比增长14.75%,增收7.91亿元,占不含调库收入增收额的59.30%。但企业所得税的增长主要是由新办企业投产增收、企业减持股票和清缴欠税入库等非可比因素拉动,其中华润电力、森马投资、绿城房地产和绿城家景房地产4家企业合计增收7.51亿元,占企业所得税增收额的94.87%。剔除这4家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后,温州市企业所得税仅增长0.76%。

    而作为新经济增长点的高新技术产业的状态不容乐观。据2015年温州市税收分析报告可知,尽管温州市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增长良好,但税收总量仍偏小。温州市高新技术企业税收收入18.67亿元,同比增长28.33%;其中不含调库收入12.78亿元,同比增长14.10%,高于温州市不含调库收入增幅9.18个百分点;不含调库增值税9.01亿元,同比增长8.84%,高于温州市不含调库增值税增幅8.68个百分点。虽然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增长良好,对税收增量的贡献率达到了16.97%,拉动税收收入增长1.29个百分点,但其总量仍偏小,2015年仅占整个温州市税收总量的5.44%。

    为了更好地分析现阶段温州市的产业状况,根据,下表展示的是近5年来温州市的税源税收背离程度的量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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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3.1可知,温州市的税源自2010年后一直呈现向外转移的现象,且税收背离度一直保持在2.2%-2.3%之间,且整体处于缓慢上升的局面。换言之,除2010年外,近4年来温州市一直处于税收净流出地的局面。同时,由图3.1-1[1]可知,同时期温州市第一产业GDP产值比重由原先的3.21%下降到2.74%。第二产业GDP产值比重由原先的51.18%下降到47.17%。而第三产业GDP产值比重则由45.61%上升至50.09%。由此我们不难得出近5年来温州市的产业结构状态:一直处于以第二产业为先导,第三产业比例逐年上升并开始赶超,第一产业处从产值的角度已经可以忽略不计。

    为更深入地对税源背离程度进行研究,需要引入经济离散度和税收离散度,但基于温州市层面所提供的材料不足以及温州市统计年鉴中缺乏分县市的财政税收情况的相关数据,因此,本研究不得不放弃原有的研究方法,转而对温州市产业的现状进行分析,试图剖析现阶段面临的问题。

[1] 数据来源:2011—2015年《浙江省统计年鉴》及《温州市统计年鉴2015》;表中总值单位均为万元,本表由作者自行整理所得。

[1] 作者自行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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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由于2010—2014年度温州市国税所提供的分析报告中并没有三产国税贡献的具体分析,依据地税提供的相关统计中不难看出,如图3.1-2所示,温州地税的主要来源为第三产业。而从国税报告中模糊的表述中,我们又可以得出温州国税的主要税收收入来自于第二产业。仅凭上述两者间的报告,我们并不能获得出温州市三大产业税收的总体情况,因此,仅凭国地税提供的报告和相关材料,我们无法根据温州市整体的税源情况进行分析。如果温州市的税源主体是第三产业,研究方案则需要集中于如何合理引导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靠拢问题,同时,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解释效率也会相应降低。但是从浙江省整体的产业现状来看,浙江的整体产业现状呈现出来的是全省是以“低、小、散”的第二产业为主导,第三产业为辅的整体产业状况所呈现的。因此,从基本的经济常识和对温州市的走访状况来看,温州市的税源主体为第二产业的可能性大于第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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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表3.2印证了温州市的税源主体为第二产业,这与图3.1中三产GDP占比所得的产业结构分布基本吻合。因此,本研究认为,尽管缺乏国税的相关数据,温州市的主要税源集中于第二产业,而在第二产业中的主导行业为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建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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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来源:2011—2015年《温州市统计年鉴》。

    综上所述,若要知晓近5年出现的税收净流出现象产生的原因必须对第二产业中各大生产要素进行分析。也就是说,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对于劳动力、资本和技术三大要素的分析框架契合了本研究的分析单元。


    (一)数据分析及结果

    对产业要素来说,随着产业要素的集中与分散,在宏观层面上将直接表现为经济增长与产业的结构变化,而在微观层面上则显示出企业数量与规模的空间组合格局的变动。并且,企业规模与数量的扩张过程既是企业行为空间效应的积累过程,也是空间要素流动被吸收和企业实力不断积累的过程,在一定的范围内企业既充当了吸纳要素的载体,又成了促进经济成长的基础力量。归根到底,产业结构的变动,取决于推动产业结构变动的投入要素质量及其配置结构质量等因素。产业结构演变过程,无非是各种产业载体对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技术要素和制度要素等因素及其变化而依据“成本——收益”经济原则决定的配置行为所演绎出产业分化和重组的过程。近年来,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变,并不缺乏收入水平提高决定的需求结构转变的拉动作用,但是却明显缺乏支撑产业结构转变相应素质的产业要素,换句话说,产业要素的素质提高未能跟上产业结构转变的要求。

    1、劳动力要素分析

    从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历史和发展趋势来看,资源和资本竞争的时代逐步被劳动者的素质,以及由劳动力素质而决定的科学技术竞争的时代所取代。劳动力配置结构、劳动力素质,既是衡量产业结构变动的一个重要指标,同时也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变的一个重要条件。众所周知,在一定的产业结构下,总要求一定的劳动力结构和劳动力素质与之相配套,才能满足产业以及产业之间经济活动的客观要求。正因为如此,劳动力结构及其素质往往成为反映一国产业结构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产业结构的升迁总是伴随着劳动力结构和素质的变迁。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量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向工业部门,劳动力的转移不仅取决于工业部门发展的吸纳能力,而且取决于劳动力素质是否适应于工业化进程的要求。因此,劳动力的成长,即劳动力规模和素质的成长,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条件之一。同时,劳动力配置结构变动和劳动力技能素质提高将影响和制约其他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进程。

    从总体上看,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不仅可以节省和替代资本,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而且更为突出的是促使新的生产方式和产业的形成和发展。纵观产业发展历史,不难发现现代新兴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往往都是集中于那些拥有相当高劳动力素质的国家和地区,并且依赖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劳动力素质的不断提高。正是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积聚了大批的技术创新人才和新技术运用人才以及高素质产业工人,推动了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地迅猛发展和缩短了科技成果产业化周期,使生产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智能化产品的新兴产业不断涌现成为现实,从而加速推进产业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才使这些国家和地区保持着较强的产业竞争力。与此同时,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还推动了传统产业的改造和调整。因此,在产业结构调整进程中,劳动力需要经过职业再培训,更新、扩大原有的劳动技能和技术知识,提高自身素质,以适应产业调整和改造的要求。

    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来看,自第四次人口普查即1990年以来,温州人口素质包括劳动力素质有明显的提高,较好地适应温州经济的发展要求,推动了温州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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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2011—2015年《温州市统计年鉴》。

    尽管上表(表3.3)反映的数据内包含了在校学生的数量,但从温州自身纵向比较来看,无论是人口素质还是劳动力素质都得到较好的改善,另外从粗文盲率的角度也可以反映以上问题,第三次普查粗文盲率为28.25%,第四次为19.63%,第五次为7.01%,第六次为7.06%[1],粗文盲率有明显的下降趋势。与此同时,温州的人才队伍建设也取得很大的成效,培养与形成了一大批优秀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尤其是一批精通市场、善于管理、敢于创新的企业经营管理者及上百万走南闯北的温州人,成为温州独特的人才资源优势。

[1] 数据来源:2011—2015年《温州市统计年鉴》,由作者自行整理所得。

    但是对照实施温州经济发展战略的要求,温州仍然存在人才资源严重不足,瓶颈制约日益凸现等问题。对于经济发展来说,最大的问题集中在高层次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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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尽管2014年的数据缺失,但参照前四年的数据记录,我们有理由相信2014年的R&D人才学历分布比例与2013年相近。

    尽管根据统计年鉴中显示,截至2014年底温州市人才资源总量达到677386人,占全市人口(8136900人)的8.32%,达到了国际公认的经济腾飞人才密度(7%)。但是从人才分布状况来看,绝大部分人才集中于建筑业(155130人)、教育业(87887人)和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领域(86381人),而从事制造业(187524人)和技术研究(8941人)的人才仅占人才总量的29.00%。这就意味着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部门的人才分布并不如人才密度显示的情况乐观。同时,表3.4中的数据也证实了在R&D部门中较高学历(研究生以上学历)的人数也并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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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3.2[1]也可知,自2010年以来,温州市R&D部门中的专职研究人员的比例呈现出波动性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人才的分布部门状况也并不乐观。根据年鉴数据,温州市人才在企业的人数共有447674名,占所有人才的66.09%,这依然与国际公认的企业人才占比率(80%)具有一定距离。

    [1] 作者自行整理所得。

    而从劳动者的增量来看,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2010年第六次普查显示有323.84万人进入温州,较好地满足了温州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需求,同时,也弥补经济发展对劳动力量的需求的矛盾,因为同期温州外出的劳动力就有173.69万人。但是由于第六次普查数据仅停留于2010年,近年来出现的民工荒与技工荒并没有准确反映在统计数据中。而这些用工荒的问题正逐步成为制约温州发展的重要因素(详见调研分析部门),应当被引起高度重视,需要切实解决技术产业工人的增量问题及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与流动问题。政府要在政策引导、环境优化、适应推动上做好文章,促进人才培养的本地化与高级化,有效适应温州产业经济发展的要求。

    从劳动力就业结构来看,主要发生了如下变化:

    一是从业人数的比重与产业GDP占比的变化趋势相仿。由表3.5可知,第一产业的GDP占比由3.21%逐年下降到2.74%,从业人数由0.10%波动性下降到0.06%;第二产业的GDP占比由51.18%逐年下降到47.17%,从业人数由67.19%下降到58.70%;第三产业的GDP占比由45.61%逐年上升至50.09%。从业人数由32.71%逐年上升至41.25%。这与温州市工业企业由于高成本、高污染以致企业整体外迁有关,但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温州市具有第三产业发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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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来源:2011—2015年《温州市统计年鉴》,由作者自行整理所得。

    二是三大产业的从业人数变动并不是很显著,而且开始出现变动率逐年下降的趋势。第一产业的变动为-0.01%、-0.05%、0.01%和0.01%,第二产业的变动为-2.23%、-2.12%、-3.16%和-0.98%,第三产业的变动为2.24%、2.17%、3.16%和0.97%。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温州市产业结构调整出现瓶颈期,尽管面临环境保护、税收优惠和用工荒等现实,由市场完全自发的产业结构调整业已日趋饱和。而且第三产业的从业变动与第二产业的从业变动大致相反,说明了第二产业正在逐步向第三产业转移的现状。面临需要更多劳动力成本的第三产业,用工荒的现实是否会成为严重制约温州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环节则是另一个需要具体考量的问题。

    2、资本要素分析

    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成长,都需要经过产业资本的不断积累和技术的不断创新,使国民生产份额中非农业产业比重以及社会劳动就业总额中非农劳动部分不断增加,从而促使本国、本地区人民的劳动就业方式和居住方式发生根本变迁,逐步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产业资本的规模和结构决定了产出的规模和结构。产业资本的形成及其在各产业间的分布,不仅对产业结构的形成具有决定作用,而且还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具有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实际上,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既是盘活存量资产的问题,又是搞好增量资产的问题。搞好增量资产的问题,关键就是要搞好产业投资问题。

    产业投资实际上就是把社会储蓄转化为资本的实现形式,它包括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而前者是以金融机构作为媒介,后者则是资金通过金融市场直接流入企业,从而实现投资。因此,投资过程就是实物资本的形成过程,即货币资本在不同产业、企业之间的配置过程。随着投资的增加及其在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投资比例的变化,实物资本在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分布也将发生变化,从而有可能使产业结构和生产布局合理化。可见,产业投资规模和结构的变化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产业结构的变化过程。

    固定资产投入作为投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在总量上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直接影响和决定着经济增长的速度,而且在结构上直接影响和决定着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形成及其发展变化。因统计资料限制等因素,本研究只选用温州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变动的情况来反映温州投资的变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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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来源:《温州市统计年鉴2015》,2013年及2014年全社会投资数据缺失。本表由作者自行整理所得。

    从投资规模上看,温州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由2004年的507.32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2357.11亿元,增长了3.65倍;温州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则由2004年的398.93亿元增加到3052.81亿元,增长了6.65倍,其中项目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分别增长了7.72倍和4.71倍,在金融危机和后金融危机时代为温州的经济稳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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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从图3.4[1]中不难看到,2011年各项投资的增长率都有大幅度地提高,但从那一年之后投资增长率又迅速恢复到2005年的水平。这在一方面表明了投资增速开始趋于理性化,但在另一方面也证明了政府政策对于资本市场的干预只能是短暂的(2011年的井喷式增长主要得益于国务院四个亿的投资计划和温州金融试点的政策支持及上一届政府对相关政策的推波助澜)。因此,如何通过正确的政策选择刺激投资增长成为了亟待思索的问题。

[1] 作者自行整理所得。

    3、科学技术要素分析

    产业结构是一个复杂开放的系统,生产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化同社会再生产的其他环节和因素都紧密相关。因此,产业结构的形成及其变化,受着很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中最主要的有:社会最终需求的变化、科学技术的进步、国际贸易的发展等等。产业结构的转换就是在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实现的,其中科学技术进步是最关键的因素。正如经济学家特利克耶杰所言,在需求模式和相对成本变化中,技术进步无疑起着主要作用。

    在国民经济的大体系中,任何一个产业部门都以它们的产品供给社会,满足全社会生产与生活的需要。产业结构即产业之间的相互关联,取决于产业之间的生产技术结构水平。技术进步主要表现为新行业的出现以及生产迂回程度的加强,也就是说技术进步意味着经济的进一步多样化:一方面,原有产业和产业部门分解,某些产品或原有生产过程的某一阶段随着生产技术的变革和社会需求的扩大而分离出来,形成新的产业和产业部门: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使得新产品、新工艺、新能源、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成为可能,由此扩大了社会分工的范围,创造了生产活动的新领域,形成新的生产部门和新的产业。技术进步还促使科学——技术——生产的周期日益缩短,新产品和新部门不断涌现,产品升级、更新速度加快。另外,技术进步的结果并不是消灭一批传统产业,而是使这些传统产业以新的面貌出现在新的产业结构之中,有的甚至成为某些新兴产业赖以建立的重要物质条件之一。技术进步将使整个产业结构建立在新的技术基础之上,并且具有了新的内容,由此导致与科技进步相伴的产业升级进而产业结构的升级。

    在科研经费投入情况方面,2014年温州市科研经费支出合计59.65亿元,其中财政投入科研活动的经费共6.67亿元,占公共预算支出的2.15%。非政府投入科研经费为97.75%,绝大多数为企业自筹。相对来说温州的科技活动对市场信号较为敏感,研发的重点也是放在能在市场迅速获得成效的项目上。而在美国的民间部门研发经费中,由联邦政府负担的部分达30%以上。这说明温州由于政府投入不足等问题,也影响了温州的基础研究,存在科技发展支撑力不足和产业结构调整后劲力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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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来源:《温州市统计年鉴2015》。

    在科研经费的使用情况方面,如表3.7所示,R&D经费支出的89.15%被用于经常性支出上,资产性支出仅占9.75%,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科研经费使用的效益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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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3.5[1]也不难看出,温州市在科技投入领域在全省范围来看也并不名列前茅,跟支出前两名的杭州市和宁波市甚至差了100多亿元人民币。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本图的数据来源于《温州市统计年鉴2015》第419页,在该页上温州市的数据为0。这表明在全省统计R&D数据时,温州市并没有向省厅上报统计数据,换言之,相对于其他几个地区而言,当温州市统计得到59.65亿元的数据时,其他几个地区的统计数字可能早已超出了上报数据。不过,即使是不同统计时期内得到的数据,图3.5还是能反映出温州市科研投入较少的现实。

    在科技项目方面,如表3.8[2]所示,温州市科技项目呈现波动性增长的状况。尤其自2013年,科技方面的奖项(科技进步奖)和科技计划项目较之前几年,都处于较低水平,2014年才有所回升。从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来看,呈逐年递增趋势。技术合同数与成交额上看,2000年与2002年有较大的提高。以上可以看出,温州在加大科技投入的同时,科技项目与发明专利及实用性技术都有很大的发展,推进了温州的产业发展,但是,从科技进步奖减少等情况看,也反映了一个基础性、创新性科技研究开发不足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科技进步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推动作用。

    [1] 数据来源:《温州市统计年鉴2015》,作者自行整理所得。

    [2] 数据来源:2011—2015年《温州市统计年鉴》,作者自行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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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研分析及结果

    为防止数据分析导致的偏颇,我们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综合选取了两大主要调研地区进行实地走访与考察。调研选取的地点为温州市鹿城区和瓯海区,覆盖了温州市经济发展的两大前沿地区。调研对象既有温州市经济发展的先头企业(如红蜻蜓、崇高百货等),也有在强有力的行业协会(如鞋革协会、电气协会、服装协会等),更包括了市政府在内的三组主管经济发展的重要部门代表(其中包括发改委、经信委、财政、税务等部门)。

    1、企业调研情况

    根据企业座谈,温州市当前产业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产业块状化。温州产业的空间集聚特征突出,具有较强的沿海平原指向性。从空间分布上看,温州的产业主要集中分布在市区(鹿城、祖海、龙湾三区)、乐清、永嘉、瑞安、平阳和苍南等地区。经过多年发展,沿海平原地区的30多个集镇通过分工协作,形成了 “一村一业,一镇一品”的“块状经济”产业布局。其中比较典型的产业有鹿城的鞋革、服装、烟具产业,龙湾的不锈钢、食药机械产业,乐清的低压电气、电子信息产业,瑞安的汽摩配产业、永嘉的泵阀产业、苍南的印刷包装产业。

    (2)企业家族化。中小家族企业是温州产业区发展的主体。根据年鉴数据,2014年温州共有工业企业155929家,年产值500万元以上(规模以上)的企业4897家,占企业总数的3.14%。其中私营企业3217家,占上规企业总数的65.70%。温州民营企业起步于家庭企业,在当地浓厚的宗族文化影响下,大部分企业带有很强的家族制色彩,家族成员通常在企业经营管理层中担任重要角色,控制着企业的发展方向。尽管一些大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革逐步向混合家族制企业转化,但是公司股权仍大部分掌握在家族成员手中。到目前为止,产业区内只有少数几家企业通过上市成为真正的公众企业。

    (3)文化封闭化。温州产业区内具有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企业和产业的发展深深地根植于当地稠密的制度文化之中。在永嘉学派功利主义的影响下,温州当地弥漫着积极进取的创业文化,“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观念深入人心。产业区内充满着浓厚的商业氛围,基于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形成了稠密的社会网络,市场信息和技术信息在产业区内快速流动,各种商业机会和技术诀齊很容易通过当地的关系网络获得,企业间的正式与非正式交流十分频繁。此外,产业区内的市场行为也主要依托于当地的社会网络,长期以来形成的信任机制维系着产业区的发展。


    以上三大特征决定了企业在后续发展中必然会出现以下问题:

    第一,是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的招工难和留不住问题。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资本被用来衡量公司的竞争力。知识资本是指公司的劳动群体具备的特定知识和技能。往往成功的企业以创新思维、尖端产品和服务取胜,而这一切都源于员工的知识和技能。拥有知识资本的人对不同类型的企业有不同的界定,如计算机程序员、网络工程师、市场分析人才等。其他掌握知识资本的人群还包括中层经理、高级管理人才、法律顾问等人群,这些知识资本群体既可能对企业的运营有深入的了解或行业经验,也可能对企业的运营体系或相关法律等事物具有专长。  当雇员离开,公司就会失去他们辛苦学到的知识和付出代价得到的经验。特别是掌握核心技术或商业机密的知识型人才的离职,致使企业可能无法立刻找到可替代的人选,从而导致企业关键岗位的空缺,也可能导致企业的核心技术或商业机密的泄露。企业再培养一批掌握核心技术的知识型人才,必然要花费企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势必影响或增加企业的正常成本运作,甚至可能对企业造成严重的损害。当雇员投奔竞争者,损失就更加惨重。公司不仅仅损失了知识基础的重要部分,其竞争者更不费吹灰之力得到了公司花费了时间和金钱所培养出的这一部分资本。显然,温州市强大的内向型文化使得人才难以融入温州的当地生活,另外并不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医院、小学、停车库等)也成为了人才引进的推力。

第二,是温州市产业政策的不稳定性。温州地方政府的“无为而治”[1]诞生了90年代温州经济的崛起,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日趋完善且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这种“无作为”的理政思维则成为了本土企业发展最大的桎梏。根据调研结果的反馈,温州市的税源大户在选择总部时优先考虑的是当地的政策扶持力度。地方政府为了通过总部经济的手段获得税源,通常会许以财政奖励(如税收返还)、租金减免等手段留住税收大户。但是现实的问题在于这种政策的优惠只能在短时间内产生作用。尤其是在政府换届的时候,这种政策优惠在很大程度上会被视作短时间内的空头支票。相比于温州地方政府短时间的政策安排,宁波市由于独特的地理区位条件辅之以一定政策优惠的做法,更加能够吸引税收大户的眼光。姑且抛开宁波市作为副省级城市所具有的特殊的政策倾斜,宁波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优渥的人才政策使得高端人才倾向于留在宁波发展。另外,对于企业来说,只要是符合宁波市政策优惠范围的,一般都能享受到免费的办公场所——一方面能为企业尽可能减少成本负担,另一方面宁波政府享有这些办公场所的产权,并不需要担心用地和后续流通使用的问题——这些都是现阶段温州市大型税源把宁波作为新办公场地的重要因素。

[1] 特别提示,本报告中的“无为而治”并不能摈弃乱作为的现象。只有良好的制度环境、优秀的整体发展规划才能有效缩减政府乱作为的空间。


    2、行业协会调研情况

    多元利益的冲突与整合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重要社会特征,必须有一种开放、畅通的利益表达和实现机制,才能减少多元利益的摩擦、冲突,维护社会的稳定。作为行业利益代表的行业协会,通过纵向沟通和横向协调,为这一机制的确立提供重要支持。一方面,通过行业协会这一中介,企业与政府之间得以进行充分沟通。行业协会可以代表本行业迅速地把利益诉求和权利主张传递到政府决策过程之中,同时也把政府决策过程中的信息反馈给会员企业,从而架起了国家与企业的沟通桥梁,在企业与政府间建立起一种长久可靠的信任机制。另一方面,通过行业协会,协会成员之间可以进行利益协调。面对不同成员之间的利益矛盾和意见分歧,行业协会能够以其组织的力量,进行互谅互让、放眼全局的自我协商和化解,从而促进自觉、稳定的行业秩序的形成。因此行业协会对于温州经济的问题的揭示主要产生于行业发展的角度。

    行业协会所关注的是温州“低小散”经济模式的转型与未来。首先,温州产业区形成的背景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短缺经济”,巨大的“市场隙”为边远农村地区形成产业区提供条件。温州当时选择的产品大部分是居民生活或生产单位所需,但是城市工业不会或不屑生产的小商品,如再生布、再生塑料、小五金电器、纽扣、拉链等。这些产品往往技术含量不高,因此决定了产业的低端特征。如何将低端、无序的产品聚成一个温州特有的品牌,既需要打破旧有的家族式企业的桎梏,又需要引进高端的人才。在这一方面,行业协会表达了与企业相似的担忧。

    其次,温州产业区的发展受到宏观制度变迁的约束。温州产业区的形成与发展主要是通过“挂户经营”、“股份合作制”企业等形式的制度创新,率先突破中国的体制枷锁,形成区域内的制度先发优势;地方政府的“无为”在产业区发展初期起到积极作用。但是,在发展到成熟阶段之后,温州产业区发展面临宏观经济制度变迁滞后的阻力。例如,金融制度改革的滞后阻碍了产业区的进一步发展。此外,中国的市场环境受政府管制,政府对民营企业市场准入仍然严格控制,因此产业区的发展前景主要取决于政府的意志。

    再次,在市场环境发展不成熟的条件下,企业的发展具有强烈的投机趋向。在20世纪80年代的“短缺经济”时期,温州产业区经历了 “质量危机”,如乐清的假冒伪劣电器、鹿城的假皮鞋。由于市场规范不完善,产业区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机会主义”倾向,往往导致严重的产品质量问题。时至今日,这依然是困扰着温州自有品牌的老大难问题,其中既有外来企业对温州品牌的假冒,也有温州企业对外来品牌的仿制。

    最后,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企业面临新的问题。传统的经营理念存在路径依赖性,许多企业面临低端“锁定”,技术升级过程非常艰难。相反,许多企业纷纷放弃实业,寻找新的“市场空隙”,转向利润较高的投机性行业。实业空心化最终造成的结果是温州资本市场出现的不稳定性,由于当前资本市场受到一系列制度及非制度性的影响,温州当地的资本市场状况不容乐观。

    3、政府部门调研情况

    经济主管部门对于温州经济发展无力的反馈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

    一是本地要素的强有力制约。温州与杭州、宁波等发达城市相比,资源约束格外明显,包括水、电、土地都严重不足,特别是土地资源的瓶预制约。上地供需关系的矛盾,直接造成企业扩容的困难,抑制了工业性投入,特别是土地资源的瓶颈制约。土地供需关系的矛盾,直接造成企业扩容的困难,抑制了工业性投入。其二配置效率不够高,不少成长型中小企业无法得到土地。其三是供地率不够高,土地紧缺又带动地价上升、房价上涨,导致企业生产成本与商务成本的提高。

    二是产业组织存在缺陷。温州产业组织缺陷表现为大多产业集群内部企业成长缓慢,小型家庭、家族制企业仍然是各个集群的主体,企业单体竞争力很弱,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对环境依存度很高,内部竞争秩序也较为混乱。比如,由于各个生产工序分散在不同的企业之中,各个企业主从个体理性出发,都有搭便车的倾向,他们不会为了共同的质量信誉,而主动承担提高产品质量的成本,所以集群化的生产不利于产品质量的提高,也难以树立起产品品牌;小规模企业资金实力有限,难以购买投资数额巨大的先进设备,产业技术升级受到一定的影响;大量小企业集聚在一地,固然有利于产业知识的传播,但是另一个副作用是也容易导致仿冒等侵犯知一识产权的情况发生,从而影响创新的积极性。所以集群内企业仿制成熟产品的积极性很高,自主投资创新的积极性偏低,影响集群核心竞争能力的提高。

    三是人才匮乏。在温州高级技师比研究生还要少。如果劳动力素质不能提高,必然制约产业的提升。比如船舶制造,它对电焊工的技术要求是很高的,虽然甲板等平面上的制造很多都是自动化的,但在很多角上还要靠人工焊接,如果没有高级电焊工,这个船的质量就是值得怀疑的。下一步如果温州不结合产业发展和企业需求,大力加强职业技术教育,相应增加职业培训基地,加快培养各类技术人才特别是紧缺人才,那人才资源缺乏将严重制约温州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四、相关结论

    综合数据分析和调研结果,制约温州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可以被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最重要的因素是基础设施建设。一直以来政府都流传着“要想富,先修路”的理念,这一点对于温州来说依旧适用。尽管高铁和动车开通之后,温州作为多班动车的始发地使得温州成为了沟通东部沿海经济带的重要环节。但是相比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各个地市,温州交通基础条件较差,城际交通虽有所改善,但城内交通,无论是温州市区还是县城,甚至一些乡镇(如柳市、龙港)之间的基础设施配套并不完善。这也导致了与之相连的工业基础相对薄弱。温州实际是有海优之名,无海利之实,温州虽处海洋之滨,但却是前不近上海,后不连香港。正如经济学中发展理沦描述的那样,温州成长起来的高端产业(包括人才、资本)大量向上海、杭州等中心城市集聚,而依赖低成本的低端产业开始向更低成本的中西部地区转移。这样就会导致传统产业竞争力进一步下降,市场空间与利润空间进一步缩小,使部分中小企业原已存在的安全生产、产品质量、劳动保护等问题更加突出;另一方面,又促使企业向外发展寻一求更低生产成本、更高效益的地方。

    其次,人才政策的落实与反馈性差。如前所述,不管是统计数据还是实地调研与访谈的结果都向我们展示着温州人才问题的亟待解决。事实上,我们在温州市政府、鹿城区政府和瓯海区政府都曾经询问过当地主管部门有关人才政策的问题,注入人才政策的拨款、相应的条件等,几乎闻到的答案只是一句“我们有人才政策,但是很复杂,每个部门都有”,甚至连最基本的关于所辖部门人才政策的数量都得不到有效回答。这只能说明,在温州人才政策的落地存在很大的问题,更遑论人才政策的具体回应。再加上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应该说温州的人才政策收效甚微或者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再次,传统低附加值产业的桎梏。温州企业大多是以小起步,最后聚小成大,在崛起过程中,块状经济或者说产业集群的贡献功不可没,“块状经济”可以说是“温州模式”重要组成部分。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始,迫于生计的温州人创办家庭工厂,利用制度创新、市场创新与技术突破,以“轻、小”起步,逐步形成了 “小产品大市场、小资本大集聚、小企业大协作、小产业大规模”的块状经济特色,更呈现出“一镇一品牌、一县一主业、家家户户办企业”的蓬勃发展态势。随着先发优势的丧失,经济步伐的加快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倒逼,体制优势也已经弱化甚至已经逐步丧失,块状经济结构性矛盾的弊端也暴露无疑。支撑这些“块状经济”的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传统产业,存在人才要素严重匮乏,公共创新服务体系缺失;低层次竞争和不良竞争环境;自主品牌较少、创新能力不强等缺陷,亟需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

    最后,温州市政府前十几二十年对于温州产业的毫无作为也是导致了温州市发展落后于浙江省其他几个地区的关键因素。在本报告的写作过程中,我们发现温州市政府部门对于整体产业情况缺乏基本认识。这一点首先体现在国地税上交的相应税源报告中,两者对于税源的认识仅仅集中于税收主体的单一分析。另外,税务部门均忽视了对税源和产业的发展之间关系研究,且报告时的统计口径不一,使得本报告的研究困难重重,比如在进行整体税源情况的了解中,国税的统计仅关注于主要行业的规上企业,而地税的统计则相对宏观地兼顾到了整体行业的分析。同样是税务部门在对税收情况进行汇总时缺乏统一的报告也是造成温州市政府对于产业调整缺位的重要因素。缺乏最基础的、统一口径的数据分析,可能也是温州市政府无法对产业结构做出精准判断,从而作出产业调整政策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如何整合部门力量,合理解决现阶段温州市产业调整大局中出现的问题,是现阶段政府部门亟待解决的问题。


五、政策建议

    税源问题是我们研究的切入点,但研究的结果却无法回到税源上,因为税源本身就是产业,就是经济的持续发展。解决税源问题也许可以通过技术手段的调库、加强征税等等,但归根结底还是要解决发展的问题。因此,我们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经济起飞离不开基础设施建设的助推。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和某些区域开发的成功,一条共同的经验就是通过率先启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高速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经过这些年的超常规发展,温州的基础设施面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促进了全国经济社会的快速持续增长。然而,由于过去基础薄弱和历史欠账多,温州基础设施的某些瓶颈制约因素仍未消除。在新的起点上推进新跨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显得更加紧迫。另一方面,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为温州市吸引更多的高端人才,为下一步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新的助力。

    (二)产业扶持的重点应当注重税收政策而非财政政策。制造业的税收扶持与服务业的税收扶持的侧重点应有所不同。由于两者的产业性质不同,第三产业从全省的发展趋势看,其发展速度明显有赶超制造业的趋势。尽管温州目前的第三产业还很薄弱,我们建议还是应当有针对性地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扶持力度,以便更多的企业将结算中心留在本地,也就是将税收留在温州,而不仅仅是将生产地留在温州。不管是人才政策还是产业扶持政策都要向新兴产业倾斜,尽管现阶段这些产业的比重尚低,但其发展势头较好,这也是税源培育的重中之重。

    (三)重新整理并完善现有的人才政策。第一,温州政府在致力帮助温州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应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以优惠的政策吸引技术人才,引进一批针对转型升级需要,可以帮助温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专业性人才,比如能够帮助改革温州制造业产业集群结构问题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同时重点引进更够进行品牌运作的高级管理人才,具备知识和经验的复合型人才,同时也要注意与国际社会接轨,具有国际市场敏感度的外贸人才等。第二,在引进人才的同时,也要注重本地人才的培养,结合全国成功城市的案例,创办本地的专业人才培训机构。与当地高校合作,培养高技术人才,在相应院校的相应专业中,设立专门的培训研究所,吸收潜力人才,重点培养产业集群发展及转型升级所需的各类型人才。第三,政府因努力建设本市的企业转型升级的氛围,做好产业集群发展的宣传工作,同时应鼓励当地产业集群对科技创新研究方面的投入,通过政策方式给予有能力负担创新研究的企业以优惠,帮助企业实现科研技术方面的创新研究, 同时应做好与行业协会间的交流合作,及时将对产业有利的信息传达到各个企业,帮助引导及支持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和发展。

    (四)重视行业协会在本土人才培养中所起到的作用。行业协会是温州市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相比较于政府部门,行业协会拥有较为严谨的组织架构和脱离政府利益关系链条的优势,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为政府的宏观决策提供较好的建议与方案。在行业发展方向上,行业协会更清楚行业未来发展的方向,同时也具备更多的专业化人才对整个行业进行具体地评估和分析,从而为企业的转型升级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另外,行业协会也更能明白行业所需的专业人才,由行业协会共同参与本土化人才的培养,通过设立专门化的学校、聘请专业的老师对本土的技术工种进行培训,并加强与高校的高端人才培养计划,能够为本土人才的培育提供新的可行性思路。

    (五)通过制度手段规范市场运作。想要实现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集群内企业的转型升级是必不可少的基础,但是现在温州制造业产业集群中,还存在很多的恶性竞争,一味考虑个体经济效益,从而忽略了产业集群整体的经济利益,产业集群内部缺乏有效的沟通、整合,进而缺乏有效的合作性,从而阻碍了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温州制造业产业集群想要成功转型升级,集群内的各个企业的团结协作是必不可少的。温州因为家族企业比较普遍,所以集群内企业间的交流合作比较缺乏,导致许多信息孤岛,互相企业间信息部流通。实现集群内的协作,就需要各个企业间形成一个交流沟通的网络体系,在竞争的同时,也能互相交流学习,从别的企业中获取自己企业的创新生产所需,同时帮助对方企业更好地发展,通过整体间的合作帮助来带动整个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大企业在培养、开发自己企业的人才技术的同时,也应发挥产业龙头的作用,在着眼高价值环节的同时,能将非关键性的一些环节下包给一些中小企业,从而形成多层次分工体系,建立能够快速适应外界环境变化要求的集群网络,帮助中小企业向工艺、产品升级,而自身也能实现向设计、品牌方面的升级。两者互补,发挥各自优点特性,从而实现集群整体转型升级。


本文选自第53期公共政策研究报告,作者李金珊系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