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8年是三农协会贵州黄平县十年调研计划中的第四年，今年我们把目光聚焦在易地扶贫搬迁这一脱贫攻坚工程。易地扶贫搬迁是我国扶贫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目标是确保搬迁户在2020年前实现稳定脱贫。而黄平县作为西部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从2012起便开始大力推进此工程，在研究易地扶贫搬迁方面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在评价这些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时，往往人们更注重经济上的变化，但搬迁户在融入新环境的过程中社会融合很容易被忽略。黄平县采取的县内搬迁政策，能否减轻搬迁户融入新环境的阻力？久居山中的村民能否适应城镇生活？以扶贫为目的的搬迁是否起到真正的扶贫效果？而这又会给原本生活在那里的原住民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随着2020年的迫近，在“全民小康”的强大压力下，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命运又将会何去何从？我们怀揣着这些关于易地扶贫搬迁——这个国家最高级别工程之一的诸多疑问，进行了这次调研。
本次调研历经14天，半结构式访谈、问卷调查法为主，以整合媒体及政府资料为辅。调研队伍走访了5处移民安置点、包括新州镇在内的3处原住民居住区，对四百余户住户进行了入户采访，回收了478份问卷，此外还采访了2位政府工作人员、1位当地工厂厂长。最后我们分析了黄平县易地扶贫搬迁群体的社会融合情况，并就提高移民生存质量提供了一些思路。
从我们的调研情况来看，搬迁户的居住环境的确得到了改善，但是变化并不明显。在文化适应、社会适应、结构融合、身份认同等等方面，个体间差异较大，存在两极分化的问题，一部分搬迁户搬迁后并未适应新的环境。而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最想要解决的经济问题在数据结果上却表现不佳，说明搬迁户的经济水平并未与当地原住民相融合，甚至愈加贫困。政策所达到的扶贫效果从目前来看并不显著。
作为三农协会建立的长期调研点，黄平县是贵州省乃至全中国千万农村的缩影，更是我们大学生体验社会、深入农村、了解国情的窗口。我们希望通过长期的跟踪调研，提供更多黄平脱贫攻坚的信息，助力黄平及其它贫困县的经济发展，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当地发展贡献微薄的力量。
一、选题背景
易地扶贫搬迁，是指将生活在因为自然环境恶劣或需要进行生态保护等原因而不适宜开展生产活动的地区并因此致贫的贫困户在政府组织下集体搬离原住地，在其他较发达的城镇、村落或工业园区等附近重新定居，从而获得更好的生产生活条件，进而使贫困户脱贫致富的扶贫工程。类似性质的工程在我国可以溯源至上世纪80年代。当时政府针对甘肃的河西、定西以及宁夏的西海固——统称“三西”地区严重干旱缺水、居民生存困难的现状而组织的“吊庄移民”，帮助当地群众摆脱贫困，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应。这可以说开启了我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的先河。此后，易地扶贫搬迁逐步成为我国扶贫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施范围扩大到全国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2001年到2015年，中央累计投资易地扶贫搬迁补助款363亿元，支持地方搬迁贫困群众680多万人。
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标志着我国的扶贫工作进入了攻坚阶段。按照“精准扶贫”的基本方略，各级地方政府组织了大规模的扶贫对象精准识别调查摸底。结果显示，仍有约1000万的农村贫困群众生活在“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地区中。基于这一严峻的现实情况，《决定》将“易地搬迁脱贫一批”与“发展生产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并列作为新时期扶贫攻坚的“五个一批”纲领性政策。自此，在中央政府的统一规划安排与任务要求下，我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的实施进入快车道——其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到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6和2017的两年间完成了589万人的搬迁建设任务，计划2018年再实施约280万人的搬迁建设任务。2018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中国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白皮书，总结了到该书发布为止扶贫搬迁工程的实施情况与未来展望。书中还指出，由于目前搬迁工程的实施过程还存在许多问题——搬迁户融入新社区开始新生活时存在诸多挑战、工程组织实施与搬迁群众稳定增收也面临考验等，在下一步的工作过程中，各级政府将加大后续产业发展与就业增收扶持力度，不断提高搬迁质量与扶贫成效，目标是确保搬迁户在2020年前实现稳定脱贫，“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小康社会”。
贵州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山地众多，林莽纵横，许多地区自然条件较差，不适宜产业发展。因此贵州省早在2001年就成为我国第一批四个易地扶贫搬迁试点省份之一。黄平县作为国家级贫困县，在2012年就开始了生态扶贫搬迁，这既使搬迁户能够去到更加现代化的城镇生活，又保护了迁出地的生态环境。2015年之后搬迁政策有了一定的调整，目前实施的搬迁政策主要面向建档立卡贫困户——由村民自行申请——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均可提出申请，获准后签署搬迁合同，受发补贴款，完成抽签分房。黄平县下辖村镇的贫困户分到的安置房大部分位于黄平县境内，也有少量位于车程一个多小时以外的凯里市。
目前搬迁工程的进度由中央统一安排，黄平县政府每年会收到相应的搬迁任务要求。为了加快推进扶贫搬迁工程，当地建设了一批移民小区——包括冷水河安置点，槐花安置点，谷陇镇大寨安置点，平溪镇安置点等；根据中央政策为搬迁户提供优厚的搬迁补贴——以户为单位申请搬迁，可以获得每人补贴2万元人民币，拆除旧房后再补贴每人1.5万元——补贴款项基本可以抵扣安置房的购买费用。同时基层政府加大了宣传力度，综合使用粉刷标语、干部下乡入户走访、组织村民前往安置点参观等多种手段，给村民讲解搬迁补贴政策，鼓励当地村民参与。目前，在当地现有的移民小区建设工程中，冷水河安置点和槐花安置点已有部分搬迁户入住，其余安置点则已经完成抽签分房的手续，房屋正在建设中。当地政府预计将在2019年年中完成收尾工作。
在评价这些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时，往往人们更注重经济上的变化。例如在《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可持续性生计研究——基于贵州省的调查分析》（徐锡广，申鹏）中，使用了“可持续性生计”这一评价体系来考察易地扶贫搬迁的扶贫效果。但是正如上文提到的《中国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白皮书中指出的问题：搬迁户在融入新社区开始新生活的过程中存在诸多挑战，移民在新居住地的社会融合问题往往被人忽略。黄平县众多的搬迁户是否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当地采取的本县村民搬迁后依然留在本县的政策是否能减轻当地村民融入新环境的阻力？又能否起到理想的扶贫效果？那些大半辈子都生活在山村中的老人们能否适应现代的城镇生活？那些只会说苗语或其他少数民族语言、不懂汉语的人们又能否适应外界？这些在收入因素之外的社会融合上的困难又是否会成为阻碍当地村民搬迁的重要原因？这样的搬迁会给搬迁户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又会给原本生活在那里的原住民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随着2020年的迫近，在“全民小康”的强大压力下，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命运又将会何去何从？
我们怀揣着这些关于易地扶贫搬迁——这个国家最高级别工程之一的诸多疑问，进行了这次调研，记录了一个小小县城在这场波及了千千万万个类似小县城的大规模工程中的变迁。我们想要尽我们所能帮助当地政府开展工作，助力群众早日过上幸福生活，也为所有关心这片土地、关心这场工程的人们提供我们获得的信息。
二、调研情况
贵州省黄平县地处我国西部山区，其下属的许多村镇不适宜发展产业，同时也是国家级贫困县，属于典型的适用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地区，在此地发现的现象与总结出的结论对于其余大量在中西部省份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地区来说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与参考价值。同时此项工程在当地已经取得相当的进展，该地区政府也对这项工程相当重视，并且成立了专门的黄平县移民局总体负责此事，这对于我们明确当地政策，了解工程进展是非常大的便利。
由于有若干处安置点在工程收尾期，尚未有居民入住，而已经有较多居民入住的只有中心村，冷水河以及槐花三处安置点，因此我们采取了普查的方法，对这三处安置点进行了逐户走访。同时为了衡量移民户在以当地原住民为参考下的经济融合水平，我们又前往中心村安置点所在的新州镇城区和冷水河、槐花安置点所在的旧州镇城区采访当地原住民。为了保证本次抽样样本能够代表全镇的真实水平，我们按镇-社区-街道-户的抽样思路进行了概率比例抽样，调研地区覆盖了全镇，所获数据代表性较强。
黄平位于贵州省东南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西北部，地处东经107º35`40"-108º12`48"和北纬26º43`46"-27º14`30"之间。东临施秉和台江，南壤凯里，西接黔南州的福泉、瓮安，北连遵义市的余庆。县境南北长60公里，东西宽57公里。黄平县地处黔中丘原向黔东低山丘陵过渡地带。境内海拔高度在600-1200米。黄平县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河流众多，水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高。计划的调研点包括安置点社区和迁入地城区：中心村所在的新州镇位于黄平县中西部，为黄平县政府所在地，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旧州镇则位于黄平县西北部，冷水河、槐花安置点即在此镇。调研点分布于黄平县的不同位置，具有不同的经济、社会、人口状况，能够较好地代表搬迁居民和原住民的总体状况。
黄平县以陆上交通为主，截至2016年初，有湘黔公路横穿县境，省道湄黄公路直达遵义通重庆、四川。周边五县公路畅通黄平。湘黔铁路、株六复线穿过县内三个乡镇，共28公里，建有4个火车站。其中谷陇火车站有旅游列车停靠。全县公路通车里程820.8公里。此外，当地还有一个凯里黄平机场，功能定位为贵州省旅游支线机场，主要服务对象为黔东南州居民和黔东南州旅游业，是4C级民用机场。计划调研的调研点中，乡镇都有铁路或机场等交通枢纽，且均有县道经过，各村、镇之间通过大巴联通，交织的交通网络为人们日常出行和我们的调研活动提供了便利。但距镇中心较为偏远的村落由于多山地形和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交通不算便利，部分地区没有班车，人们出村的主要的交通方式有步行、出租车和不定时的黑车。
黄平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具有着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风俗。作为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下辖县，黄平县有苗族、革家族等少数民族。调研点中，新州镇、旧州镇少数民族占比为60%~75%，其中，新州镇境内居住着汉、苗等十二个民族。
调研点均位于城镇附近，产业以第二及第三产业为主，但各地侧重点不同。如新州是黄平县中心，街道上的店铺鳞次栉比，部分其他镇的居民选择到新州镇来工作生活，而旧州是贵州省商品粮食生产基地之一、农业综合开发试点，同时，旧州镇上的且兰古国风景区的建设也为该镇提供了工作岗位和就业机会。
本次调研以黄平原住民和搬迁居民家庭为研究单位，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结合，主要采用实证研究。而具体的方法与技术主要以问卷调查法、半结构式访谈、数据统计为主，辅之观察法、政府走访和查阅当地媒体的新闻报道，与被调查者进行面对面接触。
对村民采用定量研究，主要是希望能精确地获取一手资料，充分了解原住民和搬迁居民的生活状况以及最基本的适应情况，以便为日后进行进一步的数据分析提供文本基础；而访谈、观察等定性研究，旨在以闲聊的方式从日常生活层面准确把握居民的真实情况，并了解此情况出现的原因，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初步的解决方法。
调研进入的方法基本上是以调查者的身份，基于往年调研的经验以及政府提供的搬迁情况，对所选调研点进行调研。本次调研以分队（组）为依据，每个队（组）根据分配的任务进行入户调查。所有的访谈都事先声明必要的保密原则，以使调查对象放心，在允许的情况下进行录音、录像等。问卷调查根据分层（原住民、搬迁居民）随机抽样，随机各个调研点共478户（原住民371户，搬迁居民107户）普通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具体分布见表2.1：
三、调研分析
在走访中，移民群体普遍反映，停水停电是影响其生活的重要原因，偶尔甚至会出现水电全停、持续多日的情况。由于当地安置点房屋没有引入天然气等燃料，停电往往意味着无法正常做饭，所以有的人家会自备柴火或液化气。在我们前往冷水河安置小区考察时，恰逢有几户人家在小区楼下烧着柴火做饭。但值得关注的是，他们并非各户单独起灶，而是几户搭伙吃着“大锅饭”。他们虽然住进了门户紧闭的城市，但仍然保留着旧时乡村熟人社会的生活习惯。一位冷水河安置点的住户表示，在原住地，由于以柴生火，他们从未担心燃料的问题。而现在，为了停电时也能做饭，就只能买罐装液化气。虽然这是一笔较大的开销，但至少在停电的时候不用外出用餐。
移民对用水质量表现出不满。搬迁前，移民们居住在山村，他们以井水为生活用水，并对此有着十分高的评价。从野洞河搬来的一位中年男性回忆，老家的水十分清凉，可以直接饮用；而搬迁后来到城市，用水来源变成了自来水，里面水垢较多。许多受访者反映，自来水的用途仅为洗衣等不影响人体健康的活动，而日常做饭做菜他们会选择使用矿泉水或到附近的山上挑井水回来使用。
在现居地的公共交通便利程度方面，不同安置地和不同迁出地的搬迁户给出的感觉评分略有差异。原住地越偏远，越倾向于对现住地的交通给出高分。从较偏远的小村子（如：上塘村、野洞河）这些交通不便利的地方搬迁到县城安置地的搬迁户对新居地的交通便利度评价较高。而有些搬迁户对搬迁前的住处交通表示很满意，反而不习惯新的交通方式。虽然中心村离县中心的距离较近，但恰好是公交线路的空白区，住户步行到较繁华的地方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冷水河安置地则是每天只有一班公交能够直达，其距旧州汽车站也有近2公里的路程，也有出行不便的居民对此有较大意见。槐花安置地现居住的搬迁户还不是很多（相比之下），但是从公交直达和附近餐馆、超市、市场、学校都具备齐全来看，交通较为便利。总体而言，新的集中安置地的公共交通便利满意度在搬迁户中还是较高的。
从教育条件和医疗条件来看，大多数移民认为搬迁后其质量得到了提升，这些提升甚至成为了促使他们搬迁至安置点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槐花工业园区安置点可以看到，附近的黄平民族小学正在建设中。冷水河安置点的一位居民表示，自己就是为了让孩子能上新州的小学而选择搬迁的。
总体而言，移民的收入稳定性较低。在采访中，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收入很不稳定。其重要原因之一是，部分人为获取补贴金，上交了土地，而其余的人大多也因为安置点离自家农田太远，选择将土地荒废或交由亲戚来耕种。
在采访中可以发现，大部分移民选择打零工挣钱。然而，由于家庭中的青壮年劳动力往往倾向于外出打工，实际留家中的男性平均年龄偏大，女性受教育程度很低，很难胜任城镇中对技术有一定要求的工作。尽管不少受访者都表露出想努力改善生活、找一份更好的工作的想法，实际上搬迁户们却大多力不从心，甚至不少家庭还处于入不敷出的状况.
而与此相对应的是，移民普遍的贷款能力（向银行、信用社）与借款能力（向亲戚朋友）其实均较弱，从采访结果来看，收入不稳定、收入少、不能及时还款是贷款借款困难的重要因素。有受访者提到，向亲戚朋友借钱十分困难，因为都知道自己家的情况困难，很难还款。
另一方面，新的生活环境也带来了更大的生活开支。新增的水费电费，以及购买日常用品的增多，包括之前提到的原本自给自足的大米等农产品在搬迁后都需要购买，这些使得日常消费较之前大幅度提高。
在饮食习惯方面，由于搬迁范围局限在黄平县内，饮食习惯并未有太大改变。少数人认为饮食习惯发生了较大变化，这部分人多是原本饭菜能够自给自足，而到了安置地之后，不得不选择超市或者其他菜市场购物，选择的蔬菜食品范围更大，而且价格等因素也参与进食物选择中来，这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他们的饮食习惯。
由于搬迁之后，搬迁户失去了耕地或者没有时间再返乡种地，平时自给自足的农产品大多要购买，使得搬迁之后在食品上的开销变大。而对于购买物品的质量，觉得自己会更加看重买的东西的质量的搬迁户并不多。其中部分原因是觉得先前自己种植的粮食比菜市场中采购的要更新鲜，质量更好。
总体而言，搬迁群体平稳地建立了新的社交关系，尽管这种社交关系是比较薄弱的。
一方面，黄平的易地扶贫搬迁采用集中安置的方式，对来自同一地区的搬迁户大体上安置到同一安置点，使得搬迁户们之间沟通交流较轻松，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因习俗不同而产生的矛盾。然而，不少搬迁户都提到，在搬迁之前，搬迁户都住在自己造的砖房或者是木房里，平常大门敞开，人们坐在院子里干活，邻居路过就会进来坐坐，聊聊天；因为住在一个村子里，办什么事都难免会和邻居有交集，比如孩子们都在一所学校上学、大人们在同一个单位上班，参加村里组织的一场娱乐活动等，因此遇见了就从来不会缺少共同话题。可以说，在搬迁之前，搬迁户与邻居经常来往，关系也比较密切。但搬迁入住楼房之后，邻里之间互相并不熟识。平常白天工作完一回家就关上门，除了楼道里遇见打个招呼以外，其他没什么来往。另有一部分搬迁户常年在外打工，相对来说和邻居的往来就更少了。
另一方面，安置地离原住民集中居住的小区有一定的距离，平时交流较少，所以原住民和搬迁户之间目前还没有明显的矛盾冲突。一半的搬迁户都表示自己现在大多数还是和当地人来往比较多。
当然，社交和个体的性格也有很大的关系。在采访时，经常可以看见很多户人家的大人小孩聚集在一起，大人们聊天打牌，小孩子们则在一起玩耍。那么相对于这部分性格偏外向，适应能力更强的人来说，和周围人打交道的频率以及亲密程度受到楼房环境的影响较小。并且，因为大部分人都是搬迁户，因此相对来说也会有不少共同话题，从而使得大家与周围人打交道的频率和与周围人的亲密程度都会比较高。
在走访中我们了解到，不少搬迁户在搬迁后仍经常回到原先居住村镇。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部分搬迁户是从附近的村镇搬过来的，回去也十分方便，再加上部分搬迁户的父母还居住在那里，没有一起搬迁过来，因此会经常回去看望父母，这些搬迁户多是因为孩子的上学问题而选择搬迁到安置点。
其次，在“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中规定，虽然在搬迁之后原有的宅基地会被农村集体组织收回，但只要农民们在原址的承包地、林地、山地等等都是已经拥有土地确权或者拥有二轮土地承包合同的，农民们依旧享有这些土地的合法权益，也就是说，部分农民仍然在原先居住的村镇拥有土地，这部分农民仍然以务农为主业，于是他们需要经常回到原来的村镇。
但在走访中，我们同样也了解到近三成的搬迁户从未再次回到原先居住的村镇,而这也与土地密切相关。部分农民的土地已经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因为需要建设高速公路的需求，被政府征用或收回。另外有一部分搬迁户因为土地不再适合耕种而不再务农，或者是将自己的土地承包给他人，由他人来经营。
在采访中，大部分搬迁户都对自己是本地人这一身份毫无质疑。从采访中我们了解到，这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在于不少搬迁户都是从附近的村镇搬迁而来的，没有太强的地域的差别感。几位受访者直接指出，他们都是黄平人，不管搬到黄平的哪里都是本地人。另一方面，因为周围大部分都是从各地搬迁过来的搬迁户，大家都是搬迁人口，于是主观方面“外来人”印象就相对更加淡薄。
当谈到居住在这里的意愿方面，七成的搬迁户表示愿意居住在现在居住的安置点，仅有不到一成的搬迁户因为安置点的条件偏差，用水用电、工作方面不方便等原因而不愿意居住在这里。一位冷水河安置点的中年男性表示，老家生活压力小，等孩子读完书，他就要搬回去。而当问及他们是否愿意几代人长期居住在当前安置地区时，只有一半的搬迁户表示了愿意。从走访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搬迁户对子女有更高的要求，希望他们能够从这里走出去，在县城或者是更大的城市扎根，而不愿意他们和自己一样一直居住在这里，其中，安置点在用水用电方面的欠缺也是原因之一。
在是否关注当地的变化和发展方面，大约有一般的搬迁户表示比较关注当地的变化和发展，特别是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新店铺的开张，而也有一部分搬迁户的户主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在外打工，回到家里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少，因此不太关注当地的变化和发展。
在走访中，我们能够很深刻地体会到，因为大部分人都是从各地搬迁来到这里，对于其他地方搬来的人，大家都没有明显的排斥感，更不会特意把对方看作是外来人，因为自己也是一样的处境，于是大家都能够友好相处，在一定程度上，因为有类似的经历，也更能体会谅解对方，因此总体而言，整体的邻里环境对搬迁户的融入比较有利，事实也证明，搬迁到这里来以后，搬迁户也很少有自己仍然是个外地人的想法，也就是说，搬迁户的身份认同感在不断提升，对当地社会的融入感也就越来越强烈。愿意接受他们在这个社区生活，和他们成为邻居，剩余部分也表示没有感受到当地人明显的排斥。
据收集问卷统计数据显示，约35%搬迁户为女性，约65%搬迁户为男性。
据收集问卷统计数据显示，约55%搬迁户为中年人，约36%搬迁户为青年人，约9%搬迁户为老年人。
据收集问卷统计数据显示，约68%搬迁户为汉族，约31%搬迁户为苗族，约1%搬迁户为其他少数民族。
据收集问卷统计数据显示，约33%搬迁户受教育程度为小学，约28%搬迁户受教育水平为初中，约12%搬迁户受教育程度为普通高中，约10%搬迁户未接受过正式教育，约7%搬迁户受教育程度为本科，约6%搬迁户受教育程度为大专，约3%搬迁户受教育程度为中专，约1%搬迁户受教育程度为研究生及以上。
由搬迁户家庭年收入正态分布曲线（图3.5.1）可知，搬迁户家庭年收入多集中在20000至30000之间，极少数达到40000以上。由原住民家庭年收入正态分布曲线可知，地区整体居民家庭年收入集中在30000至60000之间，极少数达到100000及以上。整体上原住民家庭年收入高于搬迁户家庭年收入。从收入来源角度，与原住民相比，搬迁户大都来自于较贫困的附近山区中的村庄，收入多来自于种地和外出务工，收入来源较少且不稳定。搬迁至附近市镇中，由于距离问题，搬迁户原本的种地来源基本消失，但同时搬迁后在新的环境下工作没有得到落实，收入较少甚至比搬迁前收入更低。
由搬迁户家庭恩格尔系数正态分布曲线可知，搬迁户家庭恩格尔系数多集中在0.4左右，也有大约25%的搬迁户家庭恩格尔系数达到0.6及以上。原住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多集中在0.5附近，同时家庭恩格尔系数达到0.6的家庭数量也占整体原住民的35%左右。第一，从整体恩格尔系数数值角度来看，搬迁户的家庭恩格尔系数值要低于原住民。其原因在于：1.少部分搬迁户仍在坚持种植村庄里留存的土地，所得农作物可用于自己消费，因而其家庭食品支出相对较少。2.由于家庭收入限制，搬迁户购买蔬菜等食品价格相对便宜，而原住民购买蔬菜等食品价格整体处于居住地正常价格水平，即略高于搬迁户整体购买价格水平。同时，由家庭恩格尔系数达到0.6以上的家庭数量占比可知，拥有高家庭恩格尔系数的原住民占比要高于相应搬迁户家庭数量占比。其原因在于，原住民地区内部本身存在较大的居民收入差距（可由原住民家庭年收入正态分布曲线得知），有大约43%的原住民家庭收入水平和搬迁户基本收入水平相当，因而家庭恩格尔系数较高。
已有关于易地扶贫搬迁的文献中并未从社会融合程度方面来对其进行分析，但从以往的文献来看，社会融合程度却是研究移民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角度。由于研究的出发点、视角和具体情况不同，已有的文献对社会融合程度的指标也不尽相同，学界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和标准的框架体系。国外研究社会融合主要以“融合论”、“多元文化论”、“区隔融合论”为本源，重点对宗教、种族融合进行分析。测量的维度以经济、社会、文化、政治为大方向，主要包含文化融合、结构融合、族群通婚、身份认同、消除偏见、公共事务等方面。国内的社会融合研究大多采用国外的社会融合指标理论体系，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定义和测量维度。
本文参考了周皓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测量及理论思考》，以文中提出的对社会融合指标体系的重构为基础，从经济融合、文化适应、社会适应、结构融合、身份认同五个维度对社会融合程度指标进行刻画，根据所研究的具体实例——“贵州省黄平县易地扶贫搬迁工程”进行一定程度上的修正与适应。
社会融合具体指标如下：
1)经济融合：移民在迁入地能够基本生存的重要指标，主要体现在固定和适宜的住所与平等的经济收入。经济融合的测量和分析是最重要的社会融合指标，经济融合程度的水平基本可以代替社会融合程度的情况。本次调查问卷将其分成两个部分：B1-B9问题侧重于对居住环境刻画，从装修、水电、教育、医疗、交通等具体层面对搬迁前和搬迁后从1-10进行赋分。通过对搬迁前后的数据指标作差，得到搬迁前后的变化数据指标。B10-B23问题侧重于对经济收入支出刻画，从借贷能力、耕地、收入支出、恩格尔系数等层面对具体的经济情况数据进行采集分析，并排序1-10赋分。
2)文化适应：移民进入迁入地的同迁入地文化的融合程度，具体表现在语言、饮食、风俗等。针对易地移民搬迁这种小规模人口迁移的具体情况，我们取消了语言、风俗、服饰等问题，C1-C5问题从饮食习惯、消费等层面进行1-10赋分。
3)社会适应：即移民进入迁入地产生的心理变化和对迁入地的满意程度。D1-D4问题从上述层面进行1-10赋分。
4)结构融合：以社会交往为主，表现为移民与当地原住民的社会交往融合，与原本居住地和当地居民的隔离，E1-E3问题从上述层面进行1-10赋分。
5)身份认同：身份认同为较高层次的社会融合，即移民对自己成为迁入地居民身份的认同感，并且在社会交往中获得当地原住民身份认同，最终能形成彼此接纳，彼此认同的层面。本问卷引用身份认同心理量表并作出部分修正，F1-F8问题从融合感受和融合体验两个维度，对移民对自己是否是外来人的认同情况进行1-10赋分。
社会融合度的最终合成指标：Y = B+C+D+E+F
对经济融合、文化适应、社会适应、结构融合、身份认同各项指标进行统计，结果如下：
其中经济融合分值为的收入与恩格尔系数的20分和居住环境前后变化差值的累和。从平均值来看，即使以收入与恩格尔系数满分分值方式去除，平均值仍然大于0。这说明从整体来看，搬迁户的居住环境的确得到了改善，但是变化并不明显。整体经济融合水平仍旧较低。且从最大最小值及标准差来看，经济融合水平在个体间差异较大，仍有一部分搬迁户差值小于0且绝对值较大。说明搬迁户的经济融合水平存在两极分化的问题，一部分搬迁户搬迁后并未适应新的环境，愈加贫困。除此之外，文化适应、社会适应、结构融合、身份认同也存在两极分化的问题，这四个维度的最大值均达到了满分，说明一部分搬迁户很好地适应了新的居住环境，社会融合程度很高。而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很大一部分人无法适应新的居住环境，在迁入地的社会融合程度极低。从标准差上来看经济融合和身份认同两个维度较高，说明这两个维度下的分化程度较深。从整体来看，社会适应的平均值占满分比最高，融合度最好，之后分别是身份认同、文化适应、结构融合、经济融合。说明黄平县易地扶贫搬迁户的内心适应与人际交往交好，原因可能在于搬迁地域跨度较小，搬迁规模不高。然而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最主要解决的经济问题在数据结果上却表现不佳，说明搬迁户的经济水平并未与当地原住民相融合，政策所达到的扶贫效果从目前来看并不显著。
将构建的社会融合度Y与五个维度进行斯皮尔曼相关性分析，得到的结果如下表
由上表可以发现，社会融合度Y与经济融合、文化适应、社会适应、结构融合、身份认同五个维度的相关显著性p均在0.01级别，说明此次针对黄平县易地扶贫搬迁构建的社会融合度的评价体系符合研究所需的条件，能够显著描述当地搬迁户的社会融合程度。且身份认同和经济融合的相关系数最高，说明说明身份认同和经济融合两个维度对与Y的相关性最大，也说明二者在社会融合程度中占据较大比重。
另外各维度之间相关显著性除了经济融合和结构融合之间为0.05级别外，均处于0.01级别，说明各维度之间的相关性较显著，互相之间的影响与关联比较密切。其中文化适应、社会适应与身份认同相关系数较高，说明人际交往和社会关系活动对移民社会融合身份认同感的增加最为重要。此外，与经济融合相关性最强的同样是身份认同维度，说明对迁入地的归属感及自我认同感对经济融合会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
为了进一步分析影响异地扶贫搬迁居民社会融合度的主导因素，我们区分了个体和环境因素，分别建立了多因子的线性模型，对107个有效样本进行了分析。个体因素包括：个人年收入、性别、年龄、民族、文化程度。环境因素包括：居住时间、居住环境、借贷款能力、家庭年收入、社区参与。下文将具体分析各因素的作用。
从表3.3可以看出，个体因素对于移民的整体社会融合度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与我们之前的猜想有所差异。可能的原因是我们在采集个体因素时更多关注的是人口学意义上的个体因素，而未将个人性格、社交能力等纳入测量的范围。相比之下，个人年收入和文化程度对社会融合度中的经济融合有显著影响（p < 0.05）。这与我们之前的猜想一致：文化水平越高、收入越高的移民更能适应城镇的经济生活。此外，民族对于异地扶贫搬迁居民的结构融合指数也出现了显著影响（p < 0.05）。根据问卷数据统计，汉族人口的平均结构融合度为53.4，少数民族人口的平均结构融合度为54.1。这说明少数民族比汉族人口更能乐于融入安置点社区，更为频繁地与此地的居民进行社交往来，更早断绝与迁出地的社会联系。
与个体因素不同，环境因素呈现了对移民社会融合度的的显著影响（表3.4），其因素解释力度（Adj R-squared）为0.7750，p < 0.001。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居住时长、借贷款能力、社区参与、居住环境、家庭年收入。其中，令人疑惑的是，居住时长对社会融合度呈现了负影响（回归系数为-7.441，p < 0.05）。但通过分析，我们认为可能的原因是绝大多数移民们的居住时长只有1年（72.9%），最高居住时间是3年（5.6%）。而1-2年并不足以使移民完全与迁入地融合，但却正是移民逐渐感受到迁入地与迁出地生活差异的时间段。很多有搬迁经历的家庭在迁入新居的前两年多会经历对原住地的怀念、对于搬迁决定的事后考量等等一系列心理上的挣扎。所以在这一适应阵痛期，居住时长越长反而矛盾越凸显。而家庭年收入对社会融合度的回归系数较小（回归系数为0.000301，p < 0.001）的干扰因子是，我们选择了以元为单位而非万元为单位测量家庭收入，这导致相较于社会融合度总值，家庭年收入的数值很大。
借贷款能力和社区参与度对被调查群体的社会融合产生正面影响，且相关性较强（p < 0.001，回归系数分别为2.542、1.919）。借贷款能力除了体现了移民的经济能力，同时也反映了被访者的人际网络、社会声望等方面。此外，上述两个指标对于文化适应维度也展现出较高显著性的正面影响（p < 0.001，回归系数分别为0.715、0.377）。综上所述，搬迁居民越是处于一个高社会参与的环境，就越是能产生融入社会的积极性，也越能更快适应迁入地。
四、异地扶贫搬迁存在问题
在黄平现阶段的易地扶贫搬迁工程中，确实出现了越扶越贫的现象。这种现象在黄平县所有已有移民搬迁入住的安置小区内都有出现，并以旧州冷水河移民安置小区最为典型和突出。在冷水河移民安置点，我们走访了八十多户住家，其中，大多数住家对目前的搬迁事实持后悔态度。
受访的移民们绝大多数都认为，搬迁之后的生活成本大幅上升。
一是水电开支增加。搬迁之前，移民们的住地均为远离城镇的农村，日常用水是山泉水，做饭的燃料是柴。水与柴在他们的原住地皆可免费自取，生活中没有水费与燃气费两项开销，并且日常用电量小，电费开支小。搬迁后，做饭的燃料变成了电。而由于自来水水质浑浊，饮用水也从日常用水中独立出来，十元一桶的桶装矿泉水代替了免费自取的山泉水，成为收入不多的移民们一笔不小的开支。加上各类厨卫用水，移民们的水电开支较原来增加不少。
二是食品开支增加。搬迁之前，移民们的食品多为自给。农民们可以自己种植蔬菜、养家禽与牲畜，食品不够时，再到集市上购买，若有余，则出售。移民们普遍向我们反映，搬迁前虽收入微薄，但食品开支小，不用担心生活维系不下去。搬迁后，所有的食品都只能靠购买，这使得移民们的食品开支大幅增加。从问卷数据中可分析得，不少移民住户的恩格尔系数大于百分之六十。
同时，对于多数家庭而言，在现阶段，家庭收入并未因搬迁而得到有效增长，甚至出现了减少的情况。
搬迁之前，移民们以务农为主，收入虽薄，但开支不大，不用担心生存问题。搬迁之后，移民们被迫转向城镇务工。城镇务工分为外出务工（离开凯里市）与就近务工（凯里市行政范围内）。黄平的搬迁工程实际是以“先搬迁移民，后发展产业”的路线进行的。移民安置小区旁大多规划了用于推进就业的产业园区或生产企业，但是目前都没有成形。因此，在移民安置点的附近并没有充足且稳定的就业岗位，导致政府对移民们就业问题的解决能力十分有限。少数极其困难或情况特殊的移民在政府的安排与帮助下获得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其余的绝大多数移民仍旧是自主就业。一位被政府安排就业的移民认为，搬迁后的新工作工资低，不足以维持生活。其余自主就业的移民或其家人多是靠打临时工获得收入，但临时工收入低且不稳定，难以承担生活开支。
此外，一些搬迁户提及，他们在搬迁之后便被“强行”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这使得他们失去了低保一类的社会保障收入。由此一来，这部分搬迁户的收入结构变得更为单一，收入风险增大，削弱了扶贫增收的有效性。
搬迁户们除了在搬迁之后入不敷出以外，身上的负债也或多或少地增加，并且多数搬迁户直言，按目前的状况来看，自己并无偿还能力。搬迁之后，部分条件相对好的移民对自己的安置房进行了装修，而装修所产生的费用，则多是通过向亲友借款或向银行申请贫困户贷款来临时解决。冷水河安置点的一位中年男性移民表示，尽管是自己买材料、自己进行的简装，仍耗费了约一万元，而且钱是借的。条件相对差的移民，则未对房屋装修，直接将为数不多的家具搬进毛坯房。在冷水河安置点，一位五十多岁女性移民的住家，其家里除了厕所有简易装修外便再无其余装修，客厅里只有几张板凳，可谓是家徒四壁。除了装修借款外，部分移民为了维系生活，不得不向亲友借款支付日常开支。冷水河安置点的吴氏夫妇一家共三口人，夫妻二人皆是残疾人，妻子无劳动能力，二人育有一子正读初中。搬迁前，一家人住乡下，靠丈夫务农为生，加上低保以及残疾专项补贴，生活得以维系。搬迁后，丈夫吴某在政府的安排下获得了一份小区清洁工的工作，实际月薪八百元，加上全家的低保每月六百余元，家庭实际收入每月在一千五百元以下。夫妻二人表示，只算水电及食品开支，全家三口人每日至少需要五十余元，搬迁后的实际家庭月收入无法满足基本生活开支。
此外，部分移民在搬迁前就与政府签订了拆毁原住地房屋的协议，导致搬迁成为不可逆的选择。搬迁户即使生活变得更为艰难，无法维持生活，也不得不接受搬迁的事实，因为旧屋已被拆除。一位搬迁户直言，如果现在的情形不能得以解决，自己宁愿回到原住地，在自己被拆掉的老房子前搭一个帐篷住，务农为生，这样至少能活下去。
调查发现，部分高龄移民完全无法适应搬迁后的城镇生活。一是迁入地亲友少，二是城镇生活更显空虚。黄平中兴村的一户移民告诉我们，迁入安置小区后，家里条件确实有所改善，生活也更加便利，但家中两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对搬迁后的新生活并不习惯，仍经常回到原住地住。一来，这样有熟悉的亲友陪伴交谈，二来，可以种地打发时间，不像在城里大把时间无事赋闲。
为了达成2020年全面脱贫的目标，黄平的易地搬迁工程，每年都有明确的完成目标，要求全县一年内必须完成一定数量的住户搬迁。据当地一名官员透露，不管搬迁时的实际情况与条件如何，他们都没有选择，必须完成上面下达的指标，否则扶贫考核便不能通过。正因为如此，基层干部明知“先移民搬迁，后发展产业”的路线并不科学，但也不得不坚决执行搬迁政策。截止到我们实地调研结束前，当地的所有移民安置点旁都没有已经步入发展的产业园区或者企业，在此情形下，大量的移民被劝说放弃务农迁入并没有充足就业机会的迁入地，还失去了退路，由此导致了移民们搬迁后入不敷出的生活阵痛，实际扶贫效果是越扶越贫。走访发现，为了完成下达的搬迁目标，当地官员在对村民们开展搬迁工作时，并没有较为精准地考量其搬迁前后的生活变化及状况，而是不顾实际一味劝说村民们进行搬迁，村民们在还未弄清楚搬迁后实际状况时就签订了同意搬迁的协议。冷水河安置点的移民们所遭受的搬迁阵痛，恰好印证了这一点。
黄平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对移民们的脱贫评定标准并不合理，并且随着当地精准脱贫工作的深入开展，低保资格也在减少。当地官员表示，迁入移民安置点的贫困户，只要其家有一名劳动力外出务工，则其全家就会被认定脱贫，再加上本地逐年减少的低保名额，则移民们很可能失去低保救济。具体分析来看，这样的脱贫标准并不科学，实施起来难免会脱离实际，甚至会导致越扶越贫。以上文提到的冷水河安置点谯某一家为例，搬迁后的谯家失去了低保救济，家中三个没有劳动力的残疾人和三个正在读书的孩子以及谯某本人，都只有靠谯某一人每月一千二百元的收入以及亲友借款来勉强度日。这样的搬迁脱贫，实际上较搬迁前加深了其贫困程度。囿于现实条件，黄平的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无法一步到位，大量移民的就业与基本生活问题都还远远未解决，就不顾实际“强行”摘除其贫困帽子并急于减少低保名额，未免操之过急，过于草率。
黄平县是黔东南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全县产业基础薄弱，农业与工业发展区位条件不充分，投资吸引力不足，没有大型的产业园区可作为扶贫托生的土壤，故而全县缺乏稳定持续的岗位可供移民甚至原住民就业。此外，产业薄弱导致黄平本地缺乏充足的财政自给资金支撑。这对当地扶贫工程的持续性、一步到位性以及最终质量都产生不好的影响。
五、相关问题的可能对策
在对搬迁安置点的走访中，我们听到了不少搬迁户对于现居地一些问题的反馈，为此，我们给出如下建议：
对于供水供电不稳定的问题，政府应查明其原因，如由施工导致或自然原因，对症下药；针对居民反映的夜间环境嘈杂、日常休息受到影响等的问题，政府可为其配备尽责的物业公司进行社区服务与管理，制定明确的规定加以规范，同时加强安保力量；对于部分低效工程或低质工程，社区内可设置有效的反映、投诉渠道供居民发表意见或建议，做到工作进程透明化，同时进行督促与整改；部分安置点距离城区较远，搬迁户日常出行有所不便，我们建议将各移民安置点列入公共交通线路规划中，开辟新的站点或新公交路线。
走访过程中我们发现，不少旧有居民点的生活质量较低下。以谷陇镇大寨村为例，该村地理位置较偏僻，且不少居民户的卫生条件差，日常水电的供应稳定性缺少保障，村民生活缺乏活力。我们认为：一方面，政府应对此有所了解，可设置专职部门对生活质量较差的居民点下访排查，并开设专门渠道供居民反映情况，由该部门及时确认；另一方面，政府了解情况后，应及早进行专项整治，申请更多的财政拨款对该类居民点进行装修改善，必要时为各户居民提供资金补助。
除却现居地现状的问题，我们在采访的过程中还发现搬迁户对于自身的社会保障存在不少疑虑，对此我们建议：
基层政府通过上门调研、开设上访渠道等方式掌握每家每户的实际情况，摸清其切实需求，根据搬迁户入户后的实际生活情况，在财政可支持范围内，适当加大搬迁补贴的力度；同时制定明确的补助条例，按条例规定严格执行，对特殊家庭的特殊情况作特殊处理。
由于居民普遍反映黄平县医疗资源较落后，甚至出现县医院无常用药可配的情况，我们建议，政府整治医疗等基础机构的工作，提高医疗质量，改善就医条件，如：对现有医疗设施、医疗资源、医疗相关人员进行彻查整治；推出一些引进医学人才、医学技术的政策；支持医疗团队与外界的交流互助。
受访的搬迁人群中，由于搬迁造成的失业现象较为普遍。很多居民在搬迁之前以农耕为生，依靠田地的收成得以维持生计，而易地搬迁使得他们不仅失去了耕地，还失去了收入来源。少部分搬迁户找到了新工作，但大部分住户待业在家。我们了解到，在就业扶助方面，政府的做法，也几乎是唯一的做法，是提供就业培训。但这些培训的实际效用不大，对于失业人员再就业没有明显的帮助，因此，可以认为，黄平县政府在搬迁户就业问题的解决上还需进一步规划。对此，我们给出如下建议：
丰富就业培训涉及方向，考虑不同条件不同人群的需要，提供多样化的长期的就业培训；增设特殊就业培训；降低参培成本，保证培训质量；完善培训的后续内容，如开设就业咨询渠道、提供就业岗位等。
调整易地搬迁和产业发展的先后顺序，先招商引资发展产业，形成一定的产业链和就业机会后再进行移民搬迁安置；对周围产业也进行一定的政策扶持，给予相应的政策优惠与设施保障。
在访问中，绝大多数搬迁户表示，搬迁后并未把自己当作外地人来看待。我们欣喜于这样的现状，同时却也发现，由于搬迁安置点距离原住民居住地较远，搬迁户的日常生活较为独立，与原住民的交流较少，融合度较差，为此，我们给出以下建议：
在可能的情况下，将安置点设在尽可能靠近市区的区域，并完善交通设施，提高交流通达度；为搬迁户提供市镇内的工作岗位或为其子女提供在市镇的上学机会；提供条件吸引原住民来安置点附近工作或进行日常活动，如安排就业岗位、提供福利、设置娱乐产业等；社区组织活动促进融合，鼓励居民主动与原住民进行互动，提供交流机会；公益组织组织志愿者进行走访、慰问。
不少搬迁户反映，政府在工作中存在“强行拆迁”等行为；个别政府或政府公职人员服务态度差，造成一些误解与矛盾；同时，还存在贫困户擦边球、关系户现象频发、真正的贫困户得不到分房机会等一系列问题。这些使得部分搬迁户对政府产生不满以及政府公信力下降。对此，我们给出的建议是：
（1）晓搬迁户以情理
由于拆除旧房、迁入新房是上级下达的、必须执行的政治任务，基层政府应向不愿拆迁的户主提供有效的政策信息，确保他们了解搬迁政策，对其进行开通疏导，在获得其理解后实施搬迁，并在财政支持范围内满足符合条件的搬迁户的合理赔偿要求，对其的后续生活提供持续关注和保障；
（2）进行政风整治
个别受访户告诉我们，在其向政府上访的过程中，曾经遭受过公职干部冷眼相待，政府对其反映的困难表现出并不上心的态度。对此，我们当然不能偏听一方。我们建议基层政府先对此类事件进行调查，排除按照政务管理规定依法处理的群众事件，对在执法或接待过程中有过违法行为的干部进行教育和惩处。
（3）严格审查，政务透明
制定严格的贫困户评定方法，合理界定各项补贴保障范围，严谨执行各项规定条款，严格审核审查，做到一切评定工作公开公正透明。
（1）转变扶贫工作理念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日渐紧迫，留给基层政府的时间在逐渐缩短。在走访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多数搬迁移民安置点建于远离市区的区域，这使得搬迁户的生存空间较为封闭，其后续的生活无法得到很好地保障。我们认为，这反映出政府目前工作的不足：将“脱贫”和“拥有房子”混为一谈，以搬迁入户为脱贫的标志。
因此，我们建议，政府应当改变“脱贫=拥有房子”的既定观念，不应把易地扶贫搬迁看做单纯的经济问题加以设计。扶贫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政府应重视从社会和文化的逻辑予以关注和应对。基层政府应更加重视搬迁之后搬迁户的生活状况。
（2）因地制宜，合理规划
黄平县近年虽投入了大量精力进行对外的招商引资，但是我们走访了一家工厂，其负责人向我们表示，工厂进驻黄平后并未得到很好的政策扶持和后续发展，他们对该厂的未来表达了消极的态度。这家工厂只是黄平众多工厂中的一面，其背后，是数十甚至数百家工厂类似的困境。对此，政府可以考虑聘请专家智囊团队黄平县本地的产业发展进行因地制宜的规划，合理地招商引资，并对引进的工厂和企业提供可保证的合理资助——只有从根本上改变当地的经济现状，才能为搬迁户甚至整个变化发展的黄平的经济融合提供土壤。
（3）发挥多民族优势，以文化兴县
黄平县最大的特色之一是多民族聚居，其中以苗族居多。各民族聚集使得黄平县的民族文化有了肥沃的发展土壤。据我们了解，黄平县已有的文化品牌为“且兰黄平”，我们建议在此基础上，完善并打响当地的文化品牌，利用多民族特色，进行文化宣传，发展旅游业，提升居民的文化融合度和社会融合度。
六、总结
2018年是浙大三农贵州黄平十年调研计划的第四年，距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还有两年，黄平县的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易地扶贫搬迁的目的是，给贫困户们更好的生产生活条件，进而使他们脱贫致富。为了了解黄平这一大规模搬迁给搬迁户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他们融入当地社会的情况如何，以及他们还需要哪些帮助，我们再次前往贵州黄平了解情况并形成此份调研报告。
本文首先基于访谈情况，从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经济状况、饮食习惯、社会适应、结构融合、身份认同等多个方面对黄平易地扶贫搬迁群体的现状进行描绘。总体而言，基础设施建设速度没有赶上迁入速度；教育医疗水平相较迁出地有了飞跃式发展；经济状况不但没有提升，部分家庭反而出现收入下降、支出大涨的情况；饮食习惯并未有不适情况。而在社会适应、结构融合、身份认同等方面，由于搬迁户聚集区和原住民居住区重叠不大，两者基本处于互不来往的情况中，因此这方面融合情况较好。总体而言，在目前阶段，易地扶贫搬迁虽然提供给搬迁户更多的资源，但是搬迁户个体情况各不相同，搬迁对于不少搬迁户来说是一次艰难的转折。
本文将收集到的搬迁户与迁入地原住民的数据进行对比，发现搬迁户的整体年收入低于原住民家庭年收入，说明搬迁户的经济水平并未与当地原住民相融合，政策所达到的扶贫效果从目前来看并不显著。可能由于搬迁地域跨度较小，搬迁规模不高，因此搬迁户的社会融合其余四项指标要好于经济融合指标。本文使用经济融合、文化适应、社会适应、结构融合、身份认同五个维度对社会融合程度指标进行刻画，通过对影响社会融合度的因素建立回归模型可以发现，搬迁居民越是处于一个高社会参与的环境，就越是能产生融入社会的积极性，也越能更快适应迁入地。
本文最后则就易地扶贫搬迁这一脱贫方法在黄平的应用情况指出了相应的问题，并给出了一定的建议。尽管易地扶贫搬迁群体目前存在就业困难、尚未真正融入当地社会等情况，他们的经济状况不容乐观，但是易地扶贫搬迁毕竟是一项长期工程，迁入房屋只是开始，此项政策的长期效果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