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前沿技术正在金融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催生出各类创新产品，对金融行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融科技这一概念应运而生。金融科技是指运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帮助提升金融行业运作效率的一种业态。一方面，金融科技可以助力传统金融机构转型；另一方面，通过技术的迭代更新，金融科技可以发展出传统商业模式无法提供的高壁垒性新产品和新服务。
近年来金融科技在浙江蓬勃发展，为金融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业态、新产品。金融科技的发展也正成为浙江发展数字经济，实现经济升级换代的重要推动力量。浙江省政府非常重视营造金融科技发展环境，通过打造西溪谷金融小镇等金融科技集聚高地，举办全球金融科技创新博览大会等国际性论坛，引进国际电联数字货币（中国）实验室等智库，努力提升浙江省金融科技中心地位，让金融科技成为推动浙江省金融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得益于经济体量大、互联网产业发达的基础条件，浙江省不仅拥有一批像蚂蚁金服这样行业领先的金融科技企业，金融科技还向传统金融积极渗透，改造业务模式，在业界起到良好推动和示范作用。但与此同时，浙江省金融科技行业还面临行业风险集中、城际竞争激烈、金融产业缺乏全国影响力等难题。在金融科技日益成熟的趋势下，浙江省有必要利用好金融科技发展基础，进一步把握金融科技发展趋势，营造适宜金融科技发展的生态环境，为浙江省打造新兴金融中心增添动力。
浙江省金融科技发展现状
近年来浙江省经济稳中有增，数字经济发展迅速，为金融科技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从经济总量上看，2018年浙江省GDP达5.61万亿元，民营经济优势持续提升，人均GDP超13000美元。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5548亿元[1]，比上年增长13.1%，占生产总值的9.9%，比重较上一年进一步提升，电子商务规模、云企业数量、网络基础设施水平等都在全国名列前茅。从金融产业基础来看，浙江金融业体量大，综合金融实力强。截至2018年12月末，全省本外币存款余额超过11万亿元，成为全国第五个超过10万亿元的省市。2018年，浙江省民间投资增长17.8%，在最新公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有93家浙江企业上榜，连续20年居全国第一，发达的民营经济为民间金融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此外，浙江是全国数字经济的领跑者，技术水平和产业融合度较高。目前，浙江已经聚集了蚂蚁金服、恒生电子、同花顺、连连支付、趣链科技等一批高质量金融科技企业；形成了以钱江新城、钱江世纪城为中心，钱塘江金融港湾和城西科创大走廊为“两轴”的金融科技发展空间布局；成立了之江实验室、阿里达摩院、西湖大学等智库平台；举办了全球金融科技创新博览大会、云栖大会、世界工业设计大会等国际性数字经济展会活动。浙江在数字金融等领域取得了可观的发展成就，成为全国数字经济的领跑者。
在良好的经济和产业基础下，浙江省金融科技产业呈现出以下发展特点：
（1）金融科技巨头层出，推动行业生态化发展
杭州拥有超级巨头蚂蚁金服，以及连连支付、趣链科技等33家融资额超5000万人民币的金融科技企业。在毕马威发布的2018年全球金融科技百强企业报告中，蚂蚁金服位居全球第一，蚂蚁金服旗下的支付宝、余额宝、招财宝、网商银行、芝麻信用等子业务板块分别涉及网络支付、网络资产管理、网贷和大数据征信等各个方面，为中国金融科技生态圈的构建提供必要的支撑。此外，51信用卡作为全国首个且最大的在线信用卡管理平台，具备领先的金融科技能力和风控能力。以趣链科技为代表的区块链企业方兴未艾，“金融+区块链”发展前景广阔。
（2）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完善，普惠性使参与者有“获得感”
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司南研究室发布的《2018中国金融科技中心城市报告》显示，杭州市金融科技基础设施贡献率位居全国第二，金融科技使用者占比高达91.5%，居全国第一，相比第二名的深圳高出5.4%，是当之无愧的全球移动支付之城。此外，杭州云计算贡献率达到近50%，阿里云成为中国最大、全球第三的公共云服务商，奠定了杭州在云计算行业的领先地位；杭州区块链贡献率超过16%，位居全国第三。
浙江领先的信息技术水平和政策支持促进了底层基础设施的完善，移动支付的广泛应用给居民生活带来了切实的便利。2017年，杭州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地铁、公交支持支付宝移动支付。到2018年底，浙江省已经实现所有地级以上城市公交车银联移动支付产品全覆盖，省内30县公交也已支持银联移动支付购票乘车。此外，浙江正在全省推进移动支付在商贸旅游、交通医疗、市政公用、政务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运用，力争2022年实现移动支付全省城市全覆盖、县域基本覆盖。移动支付的普惠性将让居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金融科技给日常生活带来的变革力量。
（3）传统金融拥抱金融科技，业务模式不断创新
浙江传统金融机构在金融科技的强烈渗透下也焕发出巨大动能，浙江金融业积极探索金融科技与传统业务的结合落地。浙商银行开发涌金司库系统，依托易企银平台、集团资产池及相关产品与服务，向企业提供的集账户管理供应链金融等于一体的金融、科技综合解决方案。杭州银行与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杭州城市大数据运营公司，联合打造了以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发展为研究方向的金融科技创新实验室。财通证券与蚂蚁金服达成全面战略合作，依托财通证券全牌照经营的优势，为蚂蚁金服用户提供研究支持、金融产品、投顾咨询等一揽子的综合金融服务；同时，蚂蚁金服将输出优秀的金融科技能力，加速推进财通证券财富管理转型，助力财通证券构建线上零售业务的场景及生态。在金融科技的影响下，浙江传统金融机构正在着力加强金融科技发展布局，深入运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实现传统金融业务模式的不断创新。
（4）政策利好频出，助推人才资本集聚
自从2015年以来，杭州相继出台“人才新政27条”、“杭州人才若干意见22条”和《关于加快杭州人才国际化的实施意见》等引智政策，吸引了大量海内外人才落户杭州。以阿里巴巴集团和浙江大学为代表的产业龙头和一流高校科研力量不断进行产学研合作交流，诞生了阿里达摩院、西湖大学、区块链技术研究院等一批产学研基地，为金融科技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技术支持。在良好的创业环境和创业政策支持下，资本也不断涌向浙江的金融科技行业。2018年仅杭州就拥有33家融资额超过500万元的金融科技公司，创业项目年增4.01%，连续四年位居全国第一。
2017年12月，杭州在首届钱塘江论坛上向世界宣布，将打造全球金融科技中心。2018年，浙江省又把发展数字经济作为一号工程，加快打造数字产业化发展引领区、产业数字化转型示范区、数字经济体制机制创新先导区和数字科技创新中心、新型贸易中心、新兴金融中心“三区三中心”。此外，在浙江省打造八大万亿产业、建设钱塘江金融港湾、落实“凤凰行动”计划、规划浙江大湾区的政策背景下，浙江金融科技将借力产业转型升级和区域协同发展，迎来新的机遇与升级。
发展金融科技的重要意义
（1）助力金融风险防控
金融科技为金融风险防控提供了技术支撑。金融业务的多元化发展给金融风险防控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地方金融风险问题逐渐凸显。金融风险防控一方面需要更加健全的政策体系，另一方面也需要依托更加发达的技术。就技术角度而言，金融科技给金融风险防控带来了更多可能，大数据技术可以构筑起庞大的数字监管系统，实现数据实时更新、多系统同步联动，极大的提高监管的有效性；互联网征信和供应链金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金融机构的征信进行补充，更加立体的获取上下游中小企业风险信息，从而有效控制风险。以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为例，公司的网盛融资平台致力于打造一站式企业在线融资服务平台，借助公司雄厚的金融科技实力，平台目前与7家银行进行了信息平台对接，还有5家银行在商谈合作，已经为2600多家中小企业累计发放三万多笔贷款，贷款总额超过70亿元没有一笔坏账。
金融科技帮助完善征信体系扩大市场空间。P2P网贷等互联网金融组织的出现也给金融风险防控带来了一定挑战，自2018年以来，我国P2P行业不断爆雷。截至2019年2月，共计出现了2681家问题平台，借贷违约风险不断的积累凸显出健全征信系统的紧迫性。当前P2P行业的线上风控水平显得尤为重要，全球最大的P2P公司lendingclub虽然有完善的信用评分体系和成熟的内部算法设计，但自2015年起其贷款逾期率也全面超过了美国银行业平均水平。目前我国征信数据库主要由央行征信系统、银行数据库以及第三方征信系统（以芝麻信用为代表）、P2P龙头企业共享数据库构成。其中，央行征信记录只覆盖约4亿人，银行数据库不进行公开，第三方征信系统的费用非常高昂，P2P龙头共享数据库也将很多小平台排除在外。因此，国内民间个人征信系统比较薄弱，众多P2P 平台在无法实现大数据风控的情况下，只能采取抵质押借贷、再担保等传统手段进行风控，或者用业务模式的高利率覆盖高风险。随着国家对健全征信体系的日益重视，互联网金融机构也将纳入征信体系，互联网征信的完善和黑名单制度的建立，将会大大减少P2P平台的金融风险，也进一步降低P2P行业的经营压力，市场空间将得到进一步拓展。
（2）为传统金融机构赋能
金融科技推动传统金融机构业务渠道创新。面对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传统金融业也开始寻求与金融科技的融合发展。银行业从过去以柜台业务为核心的传统服务模式，发展至现在的多渠道、个性化新型业务生态模式。一方面银行加快线上渠道，如手机银行、直销银行等的创新与建设。目前，商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微信银行和自助渠道业务量逐年上升，特别是手机银行已经取代电脑端成为线上交易的主要入口。另一方面，物理网点也在往智能化、轻型化和社区化转型，大量银行网点引入了智能业务设备代替人工办理一些简单业务。互联网技术等金融科技为银行和用户增添了更多的对接渠道，过去银行和客户主要通过面对面对接，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出现使银行和客户突破了空间限制，随时随地可以进行业务对接，构建起全新的金融生态模式，帮助银行业突破传统业务渠道限制，成为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平台。
传统金融机构借助技术手段展开业务创新。传统金融机构主要依托网点开展金融业务，不仅受到信息、成本、时间等条件的限制，而且给客户带来的体验也不佳。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传统金融机构加强了智能化改造，网点的定位也由交易型逐步转为营销型。传统金融机构纷纷开拓网上销售理财业务，通过手机APP或者支付宝等流量入口，开通小额低门槛的理财产品，与基金、衍生品和保险产品结合，拓宽了销售渠道。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不断突破给金融机构的业务创新带来了无限可能。大数据分析增强了客户定位的精准性和实效性，允许金融机构更主动和具有针对性的为客户提供综合金融服务；人工智能使金融业务更加智慧化，可以在理财顾问、风险控制、业务咨询等方面优化服务体验，为客户提供更快捷、准确的服务；区块链融合了互联网、密码学、经济学等领域，可以为传统金融机构提供更安全、高效的数据储存和传输方式，缩短业务流程，降低运维成本。
（3） 促进金融服务多元化和普惠性
金融科技丰富了金融服务种类。金融科技的发展创新了金融的服务方式，丰富了金融服务种类，提高了工作效率，改善了消费者体验。从网络支付来看，传统金融机构的支付服务主要针对客户额度高、频率低以及对效率和费用不敏感的支付需求，而互联网第三方支付则主要满足客户在互联网环境下，对小额、高频、实时、非面对面、低费用的非现金支付需求，更多的是发挥对传统金融支付领域的补充作用，带给消费者便捷、高效的支付体验。金融科技打开了金融业服务链条上的节点，让各类金融机构都能结合自身特点，提供自己最擅长的专业化服务，实现多元化金融服务协调发展。
金融科技拓宽了金融服务的宽度。互联网基金、互联网保险和互联网借贷等新兴金融科技产品由于具备门槛低、办理方式灵活便捷等优势，很好地满足了传统金融系统下难以覆盖的长尾人群。网贷平台就是金融科技普惠性的一种实践，根据网贷之家数据显示，2019年1月P2P网贷行业的活跃投资人数、活跃借款人数分别为232.93万人、264.63万人，众多中小企业和个人从各类网贷平台获得了金融服务。此外，互联网征信平台也拓展到传统征信没有覆盖的范围，蚂蚁金服旗下的芝麻信用用户数量超过10亿，对于央行征信系统起到了补充作用。不少信用卡机构和网络借贷公司都开始参考用户的芝麻信用分进行授信，让一些在传统金融机构难以贷到资金的用户能够获得金融服务。
浙江省发展金融科技面临的挑战
根据前文对浙江省金融科技发展现状的分析，我们对浙江金融科技产业进行了如下总结：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总结出浙江金融科技面临的三大挑战：
（1）本土传统金融业尚有较大发展空间
传统金融业优势不突出是目前浙江经济的一大主要问题。当前浙江省的金融业增加值贡献度呈下降趋势，并且低于江苏、广东等省市（见表4.1）。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来看，近年来浙江也一直落后于江苏、上海和广东（见表4.2）。浙江省目前的传统金融体量与浙江省的经济实力不太相符，仍需进一步发展本土金融机构，丰富金融行业业态，发挥金融在经济运行中的润滑剂和推动剂的作用。浙江省本地金融机构，如浙商银行、财通证券、杭州银行等近年来发展迅猛，但与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相比，浙江还缺少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本土传统金融机构，金融业在实体经济运行中的贡献度有待进一步提升。
（2）新型金融业态带来的金融风险挑战
金融科技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给金融业带来了不少风险，不仅涵盖了传统金融的信用风险、系统性风险，还叠加了信息安全风险、道德风险等，对金融稳定和监管能力带来挑战。金融科技对信息系统的依赖程度较高，容易受到攻击和篡改，从而引发技术风险。一些金融机构在利用金融科技推出新型产品的时候，往往为了抢占市场而急于求成，在未经过严格测试和风险评估的情况下发布产品，触发安全事故。还有一些所谓的金融科技创新，被过度的进行包装和炒作，沦为投机和诈骗的工具。此外，大型金融科技公司的混业经营还增加了交叉风险，这种经营模式一旦发生问题，将会出现巨大的系统性风险。
（3）金融科技业态发展分布不均衡
总体来看，目前金融科技主要可以分为四类：支付结算、存贷款与资本筹集、投资管理、市场设施。6在支付结算金融科技发展方面，浙江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以支付宝、连连支付为代表的互联网第三方支付平台已经发展成为行业标杆。在市场设施金融科技发展方面，浙江也表现出不错的成绩，杭州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地铁、公交支持支付宝移动支付，在浙江省内，不管是商贸旅游、交通医疗还是市政公用、政务服务等业务，都能通过手机轻松完成办理。但在存贷款与资本筹集、投资管理金融科技发展方面，浙江还存在着许多不足。存贷款与资本筹集主要包括P2P和股权众筹，虽然浙江P2P平台前期发展迅速，但从2018年起也集中暴露出许多风险，反映出监管层面的缺失。投资管理主要包括智能投顾、电子交易服务等，依托于传统金融机构的业务发展，但目前浙江省本土传统金融机构与行业龙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应用范围比较有限。
（4）其他省市金融科技发展竞争
北上广深作为一线城市，金融积累和科技积累深厚，在发展金融科技时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以北京和杭州为例，2018年毕马威发布的中国领先金融科技企业50榜单中，北京共有18家企业入选，涵盖大数据公司、借贷、场景金融和保险科技等多个领域，而杭州仅有蚂蚁金服和51信用卡两家企业入选。此外，这些城市也相继发布了金融科技和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力争在新经济赛道上领先一步。各城市最新的金融科技扶持政策中有不少监管亮点，如陆家嘴拟推出“沙盒监管”模式，广州的地方金融大数据系统以及深圳市的金融机构总部吸引政策等，给浙江金融科技发展带来一定压力。
促进浙江省金融科技发展的相关建议
（1）提高监管科技，实施科技治理
金融科技监管的一个难点在于技术风险、信息风险和交叉风险，但是另一方面，监管方也可以借助技术手段进行监管手段的革新。以P2P监管为例，由于银监会和各地区金融办无法获得和监控平台的交易数据和资金流向，因此根本无法实时监控平台是否合规运行，只能通过事前备案和事后清查控制一定风险。而在监管科技的帮助下，政府可以运用如大数据、风险管理、实时跟踪等技术手段监控风险，与金融科技企业技术同步、数据同步，这种动态、实时的监管可以有效解决信息不透明和监管滞后性的问题。
目前，监管科技在中国刚刚起步。从顶层设计上来看，2018年8月31日证监会印发《中国证监会监管科技总体建设方案》，提出要加强软硬件建设、应用大数据、云计算进行数据采集和分析，以及探索人工智能技术，主动优化监管方案。从地方落实来看，北京和广东等地走在探索监管科技的前沿。作为金融监管的创新先锋，北京近期和蚂蚁金服合作推出一项创新科技成果–“北京金融风控驾驶舱”，可以通过数据实时跟踪对北京的金融科技企业进行合规性监测，并对重点行业风险和个体风险进行预警。除此之外，目前国内已经有重庆、西安、广州、贵阳等城市与蚂蚁金服展开合作，运用“蚂蚁风险大脑”系统防范金融风险。广州市也在《广州市关于促进金融科技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建成具有风险信息主动发现、持续监控预警、交易合同存证、风险事件应急处置等多项功能的地方金融风险监测防控平台”。浙江也应该发挥信息技术产业优势，主动推进监管科技落地，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手段做到风险的实时监控和事前防范。
（1）拓宽金融服务广度，发展普惠金融
发展金融科技，还需要把握的一个重点是发展普惠金融。2019年2月25日，银保监会印发《关于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若干意见》，提出要优化金融服务体系，进一步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满足企业和个人的发展性需求，才是未来微观金融层面发展的方向。
从家庭普惠金融角度来看，2017年浙江省家庭普惠金融总指数为0.623，位列全国第四，其中家庭普惠金融需求指数为0.570，位列全国第二，而家庭普惠金融供给指数为0.501，位居全国第五7。可见，浙江省家庭普惠金融供给仍需加强。在金融科技领域，政府监管需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让市场发挥更多的作用。金融科技领域的网络支付、传统业务技术改造、大数据征信和消费金融等已经发展成较为成熟的业态，应该鼓励市场力量做强做大。而对于面向中小微企业和中低家庭的普惠金融，政府则应当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引导金融机构提供服务。
首先，普惠性金融的政策应该更加具有针对性，针对农民、城镇低收入者、残疾人群和小微企业等不同类型客户精准投放信贷产品和金融服务。其次，从普惠金融基础设施来看，应当适量增加中低收入消费者和老年人群的正规信贷需求和投资理财类服务投放，增加此类人群和小微企业的保险覆盖率，发挥商业保险在对冲风险上的作用。此外，建议开展全省以微观家庭和中小微企业为对象的普惠金融需求调查，建立连续数据库，准确识别和量化长尾人群的金融需求，为评估普惠金融政策的效果和优化监管组合提供科学参考。
（3）创新监管模式，引入沙盒监管
沙盒监管最早由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提出，一个监管沙盒是一个安全空间，企业能够在其中测试创新产品、服务、商业模式及交付机制，不会因从事有关活动而直接承担正常监管的后果8。建立沙盒监管主要有三个步骤：首先，由企业提出申请，监管局根据企业情况进行授权来限制企业在沙盒里的活动权限。随后，企业先进入虚拟沙盒，虚拟沙盒使企业能够在进入市场前提前测试产品服务技术，通过虚拟沙盒后企业可以选择进入正式沙盒或直接进入市场。此外，还有专为非盈利企业成立的沙盒保护伞机制，非盈利公司可以在沙盒保护伞下免于进入沙盒测验，通过批准的方式直接被监管局监管。
沙盒机制可以减少创新企业走向市场的时间成本，降低合规风险和法律风险，使得公司能够在上市前不断调整，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将企业做大做强。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沙盒监管使得监管部门能够提前监测企业有哪些非法和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事情发生，从而防微杜渐，更好地保护消费者权益。
截至2018年，英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都实施了沙盒监管，其中英国对金融科技的各个细分领域都建立了沙盒，其他地区主要将沙盒建立在智能投顾、区块链等前沿科技领域。上海陆家嘴是内地率先推出监管沙盒的地区，2018年5月10日，陆家嘴金融城联合业界发布了《陆家嘴互联网新兴金融产业园暨创新孵化基地配套措施》最新版本，提出要配合监管部门试点推出“监管沙盒”，搭建行业自律平台，促进金融科技行业的发展。
目前杭州落地了中国区块链监管沙盒杭州湾产业园，由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浙大区块链研究院、浙商区块链应用联盟联合参与运营管理和技术服务。截至2018年，已经有三十家大健康行业和食品行业入驻。但是杭州“监管沙盒”的落地距离真正的“监管沙盒”还有较大差距，真正的监管沙盒必须连接监管部门和科技企业，由政府监管部门提供一定的政策空间，让科技企业在其中进行模拟和磨合，监管试验是关键。中国区块链监管沙盒杭州湾园区实际上只是个园区孵化器，监管宽松且有一定扶持政策，但这跟传统创新园区并没有本质区别。浙江在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产业技术方面拥有良好的基础条件，经过充分论证后可以主动探索落地沙盒监管，在银行业先行探索“监管沙盒”的做法。在试行阶段，可以借鉴英国模式，确定测试项目后，对每个测试项目指派专人跟踪沟通指导，增强对监管测试的针对性，及时把握测试中反映的新情况新问题，提高对测试所反映政策、措施和法律事项的应对能力。
本文选自总第73期《公共政策研究》，作者金赟系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财通证券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