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是科学决策的重要支撑。我国的智库建设起步较晚，但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智库在公共决策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研究编写的《全球智库报告2019》统计，目前全球共有8248家智库，其中中国有507家，位居世界第三。智库作为公共政策和决策体制中的专业研究和咨询机构，是现代政权组织成熟的重要标志，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制度保障。加强智库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党中央高度重视智库建设，并将智库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都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今年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为我国智库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十三五”期间，随着政府治理方式的进一步转变，省级政府需要不断增强规划协调、政策引导职能。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以及艰巨的转型升级和改革创新任务，迫切要求提高政府的科学决策水平，使决策不仅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而且具有公正性、合法性和可行性。这就需要积极鼓励和支持智库的发展，使之既不受管理者的视角和利益的局限，又不受各种局部利益的牵制，依据扎实的基础研究和充分的准确数据，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提出有科学根据的思想产品，供政府选择采纳。这将成为政府购买服务的重要内容。
（2）半官方智库。指具有一定的政府背景但独立运行的专业研究（咨询）机构，一般为事业单位性质，主要是党政机关下属的研究机构，如①各级党校凭借系统协作优势和学员了解实际情况的优势，承担了多少不等的咨询研究任务，有的还建立了主要承担科研任务的研究所（室）；②省市社科院尽管都开展一些各具特色的基础理论和文史研究，但作为本级政府直属的事业单位，也为党委政府制定公共政策和决策提供服务；③一些党委政府及政府部门直属的专门研究机构，如省发展规划研究院、省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省城市化发展研究中心、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杭州研究院）等，是专业性更强的智库；④省市政府的咨询委员会（参事室的作用与其类似）是近年来发展较快的半官方智库，已经在全省普遍建立，部分县（市）也在陆续建立，其成员基本上由具有研究能力的退休领导干部和关心现实问题研究的知名专家学者组成，优势互补，其日常工作机构属于事业单位。半官方智库咨询研究实力较强，承接的决策咨询任务较多，经费主要来自公共财政，具有一定的信息和资源优势，研究人员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是公共政策和决策咨询的重要力量。
（3）高校智库。是高校内设的应用对策类研究机构，主要是公共管理、公共政策、经济管理、社会管理等应用文科专业领域的研究院所，大多与党政机关、部门签有合作研究共建智库的协议。如浙江大学作为全国综合实力名列前茅的著名高校，设有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浙江省金融研究院、浙江省人才研究院等。不久前成立的浙江工业大学全球智库研究中心，是国内高校首家研究智库的智库。该校还联合杭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市委改革办），集聚校内和杭州市的研究力量，成立了杭州改革发展研究院。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是富有特色、在国内有较大影响的智库。浙江财经大学政府管制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在国内政府管制的研究领域有较大影响。但能够主要发挥智库作用、有较大社会影响的高校智库还不多。
（4）民间智库。浙江省为决策咨询服务的民间组织主要有两类。一是社会科学、管理科学领域的学术性社会团体，它们的社会联系较广，集聚着某一领域的智力资源，往往具有官民结合的色彩，一些以党政部门为主管单位的学术社团还带有一定的半官方智库的性质，为部门提供决策咨询。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成立了“民间智库促进会”，通过委托项目和资金支持，吸引民间研究力量为决策咨询服务，培育学会和民办非企业组织，还成立多个研究中心吸收高校年轻教师作为编外人员。二是民办非企业组织性质的智库，它们是具有独立法人地位，能够独立运作的智力服务型中介组织。由于靠提供有偿服务生存发展，因此大部分主要为企业服务，只有小部分参与公共政策和决策咨询。目前经费来源少，而且往往是受谁委托为谁说话，影响研究成果的公正性和科学性；营业税5.6%，所得税按企业税率25%，税负很不合理。
2.主要问题
（1）智库参与决策咨询的体制机制不健全一是决策咨询的非法定性。没有关于智库参与政府决策咨询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是否咨询，如何咨询，随意性较大。尽管多年来省党代会报告和省委全会的决定、每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在提交大会审议前都有专家咨询环节，党委政府还通过多种渠道开展决策咨询，省人大法工委和省政府法制办也都建立了立法咨询专家库，但并不是所有的重大决策都有咨询环节，也出现过政策、决策出台前缺乏必要的咨询，出台后激起强烈社会反响甚至陷于被动的情况。
二是决策咨询缺乏规范性。由于未形成决策咨询的法定流程，对咨询对象、咨询程序、咨询环节、咨询绩效等缺乏规范化的要求。
三是缺乏决策的事中事后评估。省政府已连续两年请高校智库对自身工作进行第三方评估，杭州市政府也作过一次，但这仅仅是对公共政策和重大决策的实施情况进行第三方评估的最初尝试，靠的是行政首长的重视，各级政府和各部门还普遍缺乏这一意识，以致对公共政策和决策的绩效还缺乏客观科学的评价方法和评价标准，要使它成为决策咨询的必要环节，并形成制度化的要求，还要作很大的努力。
四是决策咨询渠道不畅通。决策咨询的需求方与供给方信息不对称，渠道不畅通。一方面政府不一定能找到最合适的智库和专家，另一方面各智库和专家的研究内容和进度也不一定符合决策需要。智库成果转化缺乏有效的渠道和平台。
（2）智库资源分散、条块分割，低水平重复研究较多一是条块分割导致低水平重复研究、重复咨询。尽管全省智库数量不少，但官方、半官方智库基本上都是按条块布置任务，横向沟通较少，对同一问题重复研究较多。如除了省社科联（社会科学）、省科委（软科学）课题招标面向全省外，省委省政府不少部门都有招标课题，不少课题相似甚至重复，有些申报者同一个课题设计向不同部门重复申报资助，造成科研资源的浪费。为了多设立课题满足更多的研究人员评职称的需求，把重大课题拆散，影响研究的系统性。相似课题的承担者也互不知情，鲜有交流。
二是视野局限导致决策片面。由部门组织的研究受部门视野和利益的局限，考虑问题容易片面，对其他部门和社会各方的意见重视不够，影响咨询成果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三是智库建设缺乏统筹规划。许多智库定位不明确，缺乏特色，真正能够为政府提供高质量决策咨询服务的高端智库较少。由于党政部门多头管理，缺乏统筹协调，难以形成集体攻关的合力。一些智库因公共财政支持力度不够，需要承接横向课题来补充经费，不能全力以赴地为决策咨询服务。
（3）官方背景的智库独大，智库间缺乏竞合机制一是智库间缺乏合理竞争。官方智库拥有公共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所必备的良好环境和信息资源；半官方智库、高校智库的信息资源比官方智库略逊一筹，专家资源则更为丰富。民间智库了解服务需求的渠道不够畅通，掌握的内部信息较少，因而很难被委以重任。因此，各类智库参与决策咨询的机会并不由自身能力决定，而是由官方背景、人脉关系、信息资源等因素决定，不同类型智库间缺乏公平竞争，党委政府也难以在不同的咨询成果之间择优采纳。
二是智库间缺乏协同合作。各智库间协同合作意识不强，也缺乏合作机制。官方智库容易因自身的信息资源优势和成果报送渠道优势而忽视同行的研究成果。而现行的科研成果评估激励机制，则造成半官方智库、高校智库过分强调研究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共享意识不强，甚至以邻为壑，重复劳动。高校智库内部多数也是专家个体研究以及带领研究生研究。智库掌握的信息难以共享，形成“信息孤岛”。
（4）独立性不强，专业化分工不明确一是依附性较强。官方智库隶属于党政机关的地位及其日常工作训练出来的思维方式，使之难以保持独立思考、客观公正的态度，往往偏重对上级政策、领导思路的阐释，在一定的“框框”里思考。半官方智库和高校智库往往把成果获得领导的重视和肯定作为主要的评估标准，也容易造成“迎合”领导的心态，不关心尚未引起领导注意的问题，不愿意提出与领导相左的见解。一些民间智库还把追求依附性作为生存之道。而一些管理部门混淆了“宣传有纪律”和“研究无禁区”两大原则，用管媒体的要求来管智库，这个界限不划清，对智库的影响将是致命的。因为宣传涉及的是已知的领域，管理的标准比较清楚；而智库研究的是未知的领域，而且涉及复杂的问题，是非曲直往往不是管理层能够判断的，只能供决策层选择决断，最终由实践来检验。如果把对智库成果的筛选权和评判权交给低层次的官员，很可能由于无知和偏见扼杀创新思维。而且智库研究的大部分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具体决策，把这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纠缠在一起，容易导致决策的情绪化。在今年4月召开的智库研讨会上，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指出，智库要“实事求是，要多讲真话实话，少说空话套话，不说大话假话。如果智库来讲大话假话，那就非常的危险。”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警世之言。
二是专业化不够。党委政府的决策咨询需求既有关乎长远的战略性、宏观性、前瞻性问题，也有当下面临问题的应对之策，还有对已经实施的政策和制度进行评估和完善。这些问题既是综合性的，又需要长期专门研究的积累作为基础。但由于智库的专业化分工不明确，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往往难以及时为研究课题找到最合适的研究团队，一般都是委托给部门所熟悉的专家。这就很难提供高质量的决策咨询，也使一批决策咨询经验比较丰富的专家服务领域过宽，研究难以深入。如何建立以问题为核心，基础研究支持应用对策研究、应用对策研究又引导基础研究的机制，形成有层次、有分工、有专长的错位发展的智库咨询体系，满足不同领域、不同层级政策咨询的需要，是当前智库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
（5）高层次智力资源匮乏，智库人才流动困难一是高层次智库人才缺乏。智库中既有较高理论素养又具备一定实践经验，同时又比较熟悉政府部门决策需求、运行规则的研究人员比例较小。从现有智库人员构成来看，具有复合知识结构、综合研究能力较强的专职研究人员和年富力强的中青年研究人员不多。公共政策的制定往往需要综合多学科的知识，一些知名的专家学者在专业领域内造诣很深，但不熟悉政府部门的运作规则，对社会实际运行的复杂情况也了解不够；退休官员政治敏感性强，经验丰富，但往往不太了解国内外学术研究的成果，学术视野不够开阔，精力也有限。近年来，官方智库已经吸纳了一批博士硕士，他们既接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也有了解实际情况和领导想法的有利条件，是智库人才比较理想的来源，但都有一个适应过程，而一旦成为业务骨干，又往往忙于文稿起草和行政事务，难以把主要精力用于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半官方智库和高校智库中不乏接受过系统专业训练的年轻才俊，但普遍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在专业训练中形成的学术话语系统也需要改造。
二是智库人才流动性较差。由于编制、待遇等原因，智库人才面临官方智库“进不去”、民间智库“留不住”的窘境。缺乏“旋转门”机制，流动不畅。虽然近年来国内也有许多经验丰富的官员卸任之后发挥余热，通过课题研究、咨询服务等形式为党委政府决策服务，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这种流动基本上是单向的，即从官员（目前主要还是退休官员）转为咨询专家，而学者转化为官员尚无制度化的渠道，少量到党政机关“挂职”也只是为了把他们培养成院校领导，而不是为了把他们培养成咨询专家和党政部门领导。
（6）问题意识不强，未形成科学的选题和研究机制一是选题选人机制不够科学。目前政策决策咨询选题往往围绕党委政府当下或者年度工作，以领导的关注点为选题导向，造成选题多属“短平快”，甚至课题完成之时已无参考价值。智库大多按照计划生产的模式提供思想产品，思想产品的生产者有限甚至是指定的，需求方能够获得的思想产品有限，有些实际上还反映了需求者自身的想法，使决策咨询流于形式。
二是研究机制不接地气。官方智库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但由于缺乏基础性研究积累和大数据支撑，有可能就问题论问题，不能满足综合性、复杂性、专业化较强的决策需求。而高校智库、民间智库往往缺乏政治敏感性和问题意识，习惯于基于学科、专业的学理性、基础性研究，疏于话语体系转换，对决策的参考价值有限。
3.四种类型智库参与决策咨询的SWOT分析上述四种类型的智库由于自身基础和参与决策咨询的途径不同，对决策咨询的影响也不同。采用SWOT分析法对四者进行比较，分析如下：
二是决策咨询缺乏规范性。由于未形成决策咨询的法定流程，对咨询对象、咨询程序、咨询环节、咨询绩效等缺乏规范化的要求。
三是缺乏决策的事中事后评估。省政府已连续两年请高校智库对自身工作进行第三方评估，杭州市政府也作过一次，但这仅仅是对公共政策和重大决策的实施情况进行第三方评估的最初尝试，靠的是行政首长的重视，各级政府和各部门还普遍缺乏这一意识，以致对公共政策和决策的绩效还缺乏客观科学的评价方法和评价标准，要使它成为决策咨询的必要环节，并形成制度化的要求，还要作很大的努力。
四是决策咨询渠道不畅通。决策咨询的需求方与供给方信息不对称，渠道不畅通。一方面政府不一定能找到最合适的智库和专家，另一方面各智库和专家的研究内容和进度也不一定符合决策需要。智库成果转化缺乏有效的渠道和平台。
三是缺乏决策的事中事后评估。省政府已连续两年请高校智库对自身工作进行第三方评估，杭州市政府也作过一次，但这仅仅是对公共政策和重大决策的实施情况进行第三方评估的最初尝试，靠的是行政首长的重视，各级政府和各部门还普遍缺乏这一意识，以致对公共政策和决策的绩效还缺乏客观科学的评价方法和评价标准，要使它成为决策咨询的必要环节，并形成制度化的要求，还要作很大的努力。
四是决策咨询渠道不畅通。决策咨询的需求方与供给方信息不对称，渠道不畅通。一方面政府不一定能找到最合适的智库和专家，另一方面各智库和专家的研究内容和进度也不一定符合决策需要。智库成果转化缺乏有效的渠道和平台。
（2）智库资源分散、条块分割，低水平重复研究较多一是条块分割导致低水平重复研究、重复咨询。尽管全省智库数量不少，但官方、半官方智库基本上都是按条块布置任务，横向沟通较少，对同一问题重复研究较多。如除了省社科联（社会科学）、省科委（软科学）课题招标面向全省外，省委省政府不少部门都有招标课题，不少课题相似甚至重复，有些申报者同一个课题设计向不同部门重复申报资助，造成科研资源的浪费。为了多设立课题满足更多的研究人员评职称的需求，把重大课题拆散，影响研究的系统性。相似课题的承担者也互不知情，鲜有交流。
二是视野局限导致决策片面。由部门组织的研究受部门视野和利益的局限，考虑问题容易片面，对其他部门和社会各方的意见重视不够，影响咨询成果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三是智库建设缺乏统筹规划。许多智库定位不明确，缺乏特色，真正能够为政府提供高质量决策咨询服务的高端智库较少。由于党政部门多头管理，缺乏统筹协调，难以形成集体攻关的合力。一些智库因公共财政支持力度不够，需要承接横向课题来补充经费，不能全力以赴地为决策咨询服务。
（3）官方背景的智库独大，智库间缺乏竞合机制一是智库间缺乏合理竞争。官方智库拥有公共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所必备的良好环境和信息资源；半官方智库、高校智库的信息资源比官方智库略逊一筹，专家资源则更为丰富。民间智库了解服务需求的渠道不够畅通，掌握的内部信息较少，因而很难被委以重任。因此，各类智库参与决策咨询的机会并不由自身能力决定，而是由官方背景、人脉关系、信息资源等因素决定，不同类型智库间缺乏公平竞争，党委政府也难以在不同的咨询成果之间择优采纳。
二是智库间缺乏协同合作。各智库间协同合作意识不强，也缺乏合作机制。官方智库容易因自身的信息资源优势和成果报送渠道优势而忽视同行的研究成果。而现行的科研成果评估激励机制，则造成半官方智库、高校智库过分强调研究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共享意识不强，甚至以邻为壑，重复劳动。高校智库内部多数也是专家个体研究以及带领研究生研究。智库掌握的信息难以共享，形成“信息孤岛”。
（4）独立性不强，专业化分工不明确一是依附性较强。官方智库隶属于党政机关的地位及其日常工作训练出来的思维方式，使之难以保持独立思考、客观公正的态度，往往偏重对上级政策、领导思路的阐释，在一定的“框框”里思考。半官方智库和高校智库往往把成果获得领导的重视和肯定作为主要的评估标准，也容易造成“迎合”领导的心态，不关心尚未引起领导注意的问题，不愿意提出与领导相左的见解。一些民间智库还把追求依附性作为生存之道。而一些管理部门混淆了“宣传有纪律”和“研究无禁区”两大原则，用管媒体的要求来管智库，这个界限不划清，对智库的影响将是致命的。因为宣传涉及的是已知的领域，管理的标准比较清楚；而智库研究的是未知的领域，而且涉及复杂的问题，是非曲直往往不是管理层能够判断的，只能供决策层选择决断，最终由实践来检验。如果把对智库成果的筛选权和评判权交给低层次的官员，很可能由于无知和偏见扼杀创新思维。而且智库研究的大部分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具体决策，把这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纠缠在一起，容易导致决策的情绪化。在今年4月召开的智库研讨会上，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指出，智库要“实事求是，要多讲真话实话，少说空话套话，不说大话假话。如果智库来讲大话假话，那就非常的危险。”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警世之言。
二是专业化不够。党委政府的决策咨询需求既有关乎长远的战略性、宏观性、前瞻性问题，也有当下面临问题的应对之策，还有对已经实施的政策和制度进行评估和完善。这些问题既是综合性的，又需要长期专门研究的积累作为基础。但由于智库的专业化分工不明确，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往往难以及时为研究课题找到最合适的研究团队，一般都是委托给部门所熟悉的专家。这就很难提供高质量的决策咨询，也使一批决策咨询经验比较丰富的专家服务领域过宽，研究难以深入。如何建立以问题为核心，基础研究支持应用对策研究、应用对策研究又引导基础研究的机制，形成有层次、有分工、有专长的错位发展的智库咨询体系，满足不同领域、不同层级政策咨询的需要，是当前智库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
（5）高层次智力资源匮乏，智库人才流动困难一是高层次智库人才缺乏。智库中既有较高理论素养又具备一定实践经验，同时又比较熟悉政府部门决策需求、运行规则的研究人员比例较小。从现有智库人员构成来看，具有复合知识结构、综合研究能力较强的专职研究人员和年富力强的中青年研究人员不多。公共政策的制定往往需要综合多学科的知识，一些知名的专家学者在专业领域内造诣很深，但不熟悉政府部门的运作规则，对社会实际运行的复杂情况也了解不够；退休官员政治敏感性强，经验丰富，但往往不太了解国内外学术研究的成果，学术视野不够开阔，精力也有限。近年来，官方智库已经吸纳了一批博士硕士，他们既接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也有了解实际情况和领导想法的有利条件，是智库人才比较理想的来源，但都有一个适应过程，而一旦成为业务骨干，又往往忙于文稿起草和行政事务，难以把主要精力用于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半官方智库和高校智库中不乏接受过系统专业训练的年轻才俊，但普遍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在专业训练中形成的学术话语系统也需要改造。
二是智库人才流动性较差。由于编制、待遇等原因，智库人才面临官方智库“进不去”、民间智库“留不住”的窘境。缺乏“旋转门”机制，流动不畅。虽然近年来国内也有许多经验丰富的官员卸任之后发挥余热，通过课题研究、咨询服务等形式为党委政府决策服务，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这种流动基本上是单向的，即从官员（目前主要还是退休官员）转为咨询专家，而学者转化为官员尚无制度化的渠道，少量到党政机关“挂职”也只是为了把他们培养成院校领导，而不是为了把他们培养成咨询专家和党政部门领导。
（6）问题意识不强，未形成科学的选题和研究机制一是选题选人机制不够科学。目前政策决策咨询选题往往围绕党委政府当下或者年度工作，以领导的关注点为选题导向，造成选题多属“短平快”，甚至课题完成之时已无参考价值。智库大多按照计划生产的模式提供思想产品，思想产品的生产者有限甚至是指定的，需求方能够获得的思想产品有限，有些实际上还反映了需求者自身的想法，使决策咨询流于形式。
二是研究机制不接地气。官方智库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但由于缺乏基础性研究积累和大数据支撑，有可能就问题论问题，不能满足综合性、复杂性、专业化较强的决策需求。而高校智库、民间智库往往缺乏政治敏感性和问题意识，习惯于基于学科、专业的学理性、基础性研究，疏于话语体系转换，对决策的参考价值有限。
3.四种类型智库参与决策咨询的SWOT分析上述四种类型的智库由于自身基础和参与决策咨询的途径不同，对决策咨询的影响也不同。采用SWOT分析法对四者进行比较，分析如下：
通过以上对比，我们认为：官方智库研究力量相对单一，但影响决策能力最大；而民间智库研究力量多元，但影响决策能力较弱；半官方智库虽然受政府财政支持，长期从事基础性、宏观性和长远性的经济、社会问题研究，但在研究时能秉持独立、客观、科学等原则，是当前决策咨询的主体力量；高校智库立足于强大的专业化研究基础，依托广泛的学科门类，人才资源雄厚，技术设施先进，是面对复杂问题的决策咨询的主要依托力量，但需要努力适应决策咨询的需要。
1.国外智库
（1）总体情况发达国家的智库在20世纪初就已出现。进入21世纪以来，为应对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挑战，智库获得了爆炸式的增长，并且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些国际知名智库也因其高质量的智库产品在全球范围内享有盛誉。其中美国智库代表了当今世界智库的最高水平，著名智库主要包括：美国布鲁金斯研究会、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美国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美国企业研究所、兰德公司等。欧洲著名智库主要包括：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国际战略问题学会、欧洲政策研究中心、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等。日本著名智库主要包括：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三菱研究所等。
（2）国外智库参与决策的途径和方式国外著名智库都非常注重建立成果推荐机制，通过承担政府咨询任务、定期发布研究成果快报、出席国会听证会或举办学术论坛、利用媒体宣传等多种方式来推广研究成果，扩大影响。
一是为决策机构提供咨询和建议，参与并影响决策过程。许多国外知名智库与决策机构存在紧密联系，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如在美国，无论是在总统大选、州长选举、国内政策制定，还是外交决策、全球政治谈判中，智库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许多发达国家政府会定期从智库购买研究报告和咨询服务。在美国，咨询已经成为决策过程中基本的法定程序，政府项目的各个阶段必须有不同的咨询报告。传统基金会1980 年推出的《领导者的使命》成为里根政府高层人员的一本手册，长久而深远地影响了共和党的执政理念和重大决策。
二是通过人员互动交流，影响决策主体。智库与决策机构保持密切的人员互动，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智库的“旋转门”制度，即思想界、政界和商界之间通畅的人员转换机制，治理美国的精英人士在智库、政府、企业之间流动，研究人员、政界名流、商界大佬的角色可以不断转换。一方面，智库通过向政府部门输入人才直接参与决策过程；另一方面，智库为离任高级政府官员提供栖身之所，通过这些离任高级官员的人脉关系，将智库成果更加直接快速地提供给决策者，从而对政策制定发挥更大影响。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组阁时，众多美国智库的学者进入了他的执政团队，其中很多人都是核心官员。
三是成为决策机构的辅助平台。智库通过举办培训班、讲座、演讲和各种社交活动，为政策制定者和政策制定的影响主体提供交流的平台。美国智库甚至在官方不便参与的或不想参与的外事活动中，进行“第二轨道外交”，对美国的外交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影响着美国外交决策议程。
四是以全媒体推广智库研究成果。国外智库大多定期出版自己的刊物，努力打造学术精品，不断强化智库的品牌形象。如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华盛顿季刊》、布鲁金斯学会的《布鲁金斯评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外交政策》等刊物，因其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成为所在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代表性杂志和该领域研究的风向标。同时利用媒体将观点直达民众，营造舆论氛围，进行舆论导向，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如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经常利用网络媒体进行民意调查，并通过公布调查结果影响公众倾向；美国企业研究所自20 世纪70 年代开始，每周举办“公共政策论坛”电视节目，在全国400 多个电视台播放，通过广泛宣传自己的主张来最大限度地扩大智库影响力。
五是建立数据库，为决策咨询提供信息支撑。国外知名智库高度重视基础研究信息和数据保障建设。通过掌握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为决策咨询提供支撑。国外著名智库大多有自己的图书馆和情报网络。在美国，仅公用信息就有4000多个数据库，约占全球公用信息数据库总量的80%。日本各大智库也十分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如野村综合研究所不仅在东京本部拥有藏书4 万册、各种杂志1200 种、报纸65 种和特种行业报纸88 种的图书馆，还拥有自己的“信息银行”，专门收集日本经济、产业的资料，另建有日本1700家企业财务情况数据库。这些独一无二的信息资源为智库树立了某一领域的话语权威。
发达国家相对完善的法治环境为智库的持续、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完善的筹款机制是保障发达国家智库独立性和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条件。发达国家的智库大多采取非营利法人模式，以项目方式运作，但不设立股份和股东。国家有一系列的法律制度作保障，如在资金和税收方面有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和法律规定。在美国，私人企业或个人对智库的捐赠可以从纳税总额中扣除。在德国，寻求咨询服务的企业将得到一定比例的经费补贴以刺激市场需求。
（3）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经验美欧日智库都是在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的政治背景下开展活动、发挥作用的，这与我国有很大的区别。新加坡是一党长期执政的国家，我国历届领导人对新加坡的管理经验十分欣赏。因此，本课题主持人于2015年7月3日随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考察组专程考察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与该所所长郑永年教授等核心成员进行深入交流。
该所前身是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首任所长由新加坡前副总理吴庆瑞担任，主要研究新加坡核心价值体系。80年代末转向主要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发表了很多很有影响的研究报告。为便于对外交流，保障学术自由，1997年重组后转为挂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下面的法定机构，同样性质的还有西亚、中东和东南亚研究所。全所人员都是大学编制，分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高级研究员，高级研究员要学校批准。但它们不同于大学的研究所，学校只是为它们提供场地。不过这些智库对学校扩大影响有利。
给东亚研究所提供财务支撑的是5000万新币的基金，并逐年增加，目前每年可用经费400万新币。新加坡政府向研究所提供一半的日常经费，每年的研究选题由研究所管理委员会评估产生，研究所独立开展活动，不受政府干涉。政府需要提供专题研究报告还另外给专项经费，研究所也可视情况拒绝接受任务。
该所共有40多人，每人从事两三个领域的研究，所有的人员实行合同制，待遇由聘任合同确定，与工龄无关。多数成员基本稳定，主要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几个学院，也有来自政府退休官员。1/4研究人员是访问学者，10个月一期，也可以短到一个季度，从中选择优秀者留下继续研究。申请的人很多，接受前需要评估其背景。每个研究板块都有几个核心人物，他们熟悉智库研究报告的写法。他们认为智库研究人员不一定是博士，优秀的硕士也可跟着专家干。助理研究员每月收入不到3000元新币，靠环境留人。
东亚研究所政策研究和学术研究并重，以学术为基础，但不搞虚的研究，也不同于媒体评论。智库研究人员每天关注相关领域情况，跟踪一批中长期研究的问题，对特别敏感的问题，事发后一周内提交报告。该所每周向内阁提供两篇政策报告，每篇附两页摘要，送给相关的副总理和部长，不允许同时送给媒体。他们认为智库应该搞实证研究，最主要的是告诉领导人发生了什么，把来龙去脉说清楚。该所对成果有内部相互评论机制，着眼于评估成果本身的水平和价值，不看政府的评价，也不把官员的批示作为评价标准。该所有关于中国的最好的图书馆，从国家到县的年鉴都有，还注重通过直接沟通了解高层信息。研究中坚持专业原则，保持独立思考。他们认为新加坡一党独大，需要智库理性的声音。政府需要的是分析判断和对策，不是意识形态的东西。他们认为影响是副产品，刻意追求影响力反而没影响。在新加坡，国家高端智库的内刊相当于一定级别的学术刊物。
（4）国外知名智库经验的启示一是政府支持。政府不但提出大量的决策咨询需求，而且提供巨大的经费支持和一系列法律保障；二是确保智库的独立性。智库作为精英意识和民间智慧的聚集地，某种意义上说代表的是一种公权力，要保障他们的研究基于客观、独立的立场。三是专业咨询人才培养与“旋转门”机制。人力资源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国外智库的行政管理人员一般都是管理能力与研究能力兼备的“两栖人才”，严格的考核聘任制度和“旋转门”机制优化了人员队伍。四是问题意识和精品意识。国外知名智库均密切关注国内外动态与社会热点问题，在某一领域掌握话语权，这种研究成果对决策影响显著。五是建立专业数据库。在信息爆炸时代，谁掌握了专业数据资源，就能在某一领域树立权威。六是注重宣传和推广。通过成果发表、学术论坛、举办培训班、媒体报道等形式引导公共舆论，进而对公共决策施加影响。
2.国内智库建设的近期进展随着党中央对智库参与决策咨询的重视，广州、南京等地相继出台了规范政府决策咨询的地方文件，而且对智库建设进行了积极探索。广东省在2010年由省市社科院等20多家社科研究机构共同发起成立“广东智库联盟”，成立了广东省经济科学发展智库促进会、南方民间智库等高层次社团智库，并在广东省社科联下设若干“广东省决策咨询研究基地”。江苏省已建立由省直部门、省内高校、北京研究机构和专家组成的省决策咨询研究基地；湖南省成立了由湖南省参事室、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中南大学、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长沙理工大学、湖南农业大学和中南林业科技大学9家单位发起成立的独立智库联合体。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和11家知名国外智库共同成立了上海国际智库交流中心，定期举办“上海智慧论坛”；重庆市在2009年由区县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重庆大学校友会、品牌中国产业联盟、北京金必得经济管理研究院共同组建了民间智库联盟；南京市建立了“1+3+4”的决策咨询研究体系：“一个协调委员会”负责智库体系日常运作，“三种组织形态”即市经济社会发展咨询委员会、南京“智库”联盟和各部门系统咨询研究机构，“四种动态信息载体”包括需求库、信息库、专家库、成果库，同时建立“南京决策咨询网”。总体来说，各地智库建设已经有了较大进步，但决策咨询立法、智库参与决策规范、成果转化机制、经费来源、人才流动等关键性问题仍需要以更大的努力去突破。
要充分认识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下智库建设的重大战略意义，在“十三五”期间作好顶层设计，健全智库参与决策咨询的体制机制和渠道，搭建起智库发展和协作平台，解决智库发展的制度保障、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经费资助等问题，统筹推动各类智库协调发展，初步形成特色鲜明、层次明晰、布局合理、分工合作的智库体系，打造若干个能够为省委、省人大、省政府提供决策和立法咨询，在国内具有较大影响的高水平智库。发挥浙江在各个领域走在全国前列的优势，通过研究“浙江现象”、总结具有可复制性的浙江经验，为中央提供决策咨询。
1.以决策咨询立法为抓手，建立决策咨询制度系统制定和完善决策咨询的地方性法规，实现决策咨询的规范化、法制化。决策从提出问题、调查研究到咨询论证、信息公开和听证、最终决定，都应以法律为依据，按法律要求运行，最大程度减少决策失误。要建立重要事项的决策咨询制度，明确必须进行决策咨询的事项、决策咨询的要求和程序。党委政府制定公共政策，作出事关公共利益的决策，人大制定地方性法规，都必须经过决策咨询。保障咨询研究的科学性、独立性，对于分歧较大、风险较大的决策，要充分听取各种不同的咨询意见，支持“反向研究”和不可行性论证。建立事前咨询与事中、事后评估制度，不仅决策前要经过充分的咨询并重视咨询意见，还要由决策咨询机构对决策执行的情况和效果进行第三方评估，以完善决策，总结经验。建立决策咨询课题招标制度，通过招标和专家评标选择合适的研究团队，避免咨询研究走过场。建立政府购买咨询服务制度，扩大政府获得咨询服务的范围，提高咨询服务的及时性和有效性。用地方性法规确定智库的地位、职责、权利、义务和参与决策咨询的途径、程序。
2.优化全省智库结构布局，形成竞合和协调机制建立浙江智库发展领导小组。建立浙江智库发展领导小组，由省委秘书长担任组长，省政府秘书长、省政府咨询委主持日常工作的领导为副组长，省委政研室、省人大研究室、省政府研究室、省政协研究室、省政府参事室、省委宣传部、省科技厅、省教育厅、省社科联、省科协分管领导为成员。
参照国内外智库发展经验，浙江省智库建设的工作机制可以考虑两套方案：一是发挥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省委政研室）在全省智库建设中的枢纽作用，在中心增加一个处室，承担智库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主要负责协调决策咨询供需、搭建决策咨询服务平台、组织重大决策咨询活动、保持“上传下达”渠道通畅等。二是鉴于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实际上是省委省政府的咨询机构，而且领导成员大都是退下来不久的副省级领导干部，领导经验丰富，深谙决策咨询需求，所有的省辖市都已经建立了咨询委，由省政府咨询委办公室承担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职能，协调全省智库的协作和发展。
具体运行框架如下图：
图 浙江省智库建设框架图（含两种方案）
建立全省智库联盟。可采取智库建设研究会等形式。符合一定条件的各级各类智库都可以申请注册成为联盟会员。联盟建立稳定的信息沟通渠道，定期交流工作和经验，组织跨系统的咨询活动和联合攻关，促使各类智库的合理分工和合作，实现资源和成果的共享。智库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联盟的日常管理，负责编制和发布全省重大事项决策咨询需求指南。为更好推进全省智库建设，可对现有的智库管理服务部门职能进行整合。省社科联（省社科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积累了不少经验，建议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各个智库要根据自身条件形成特色。要有相对稳定的公共政策研究领域，以利于有针对性地吸引和培养人才，积累数据和成果，打造品牌智库产品。目前高校的各种研究中心多如牛毛，其中真正有条件建成智库的不多，要避免一哄而起争相张贴“智库”标签，造成泡沫化，分散智库资源。要以力量较强并有特色的研究机构为基础，加强整合。
3.以智库人才培养为抓手，提高决策咨询能力智库的核心竞争力在于灵魂人物和专业团队，智库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力资源的竞争。要创新人才激励机制，形成利于人才流动和人才成长的政策扶持体系。
一是要探索岗位聘任制度和灵活的人才流动机制。通过面向社会招聘和接受访问学者等方式，吸引高层次人才从事公共政策研究；广泛吸引年富力强的中青年研究人员进入智库，专职从事智库研究和运作；解决好智库人才的待遇问题，特别是作为独立法人的智库机构的专职人员的成果认定、职称评定、工资福利、社会保障等问题，使他们能够获得与高校同等层次专业人员相近的待遇，这是智库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通过应用对策研究类的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以决策咨询研究课题为纽带，吸引智库人才柔性流动，合作研究。
二是要建立智库人才培养机制。依托高校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专业，招收其他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和硕士研究生特别是有一定的管理工作实践检验的人才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或从事博士后研究，源源不断地培养复合型智库人才；在有条件的智库联合建立博士后工作站，在有经验的智库专家的带领下通过咨询服务的实践培养智库人才，提高智库人才参与决策咨询能力。要帮助学术背景的智库人才转换话语体系，增强智库成果的可读性和可行性，提高采用率。
三是要建立智库研究人员与政府官员“双向流动”制度。当前已有不少政府官员卸任后到智库工作，但年富力强的中青年政府官员、政策研究者因编制待遇等体制障碍无法流动到智库机构。建议借鉴现行的“挂职”制度，政府官员在一定时限内可到半官方智库、高校智库挂职，保留原有职位，同时安排更多的高校应用文科教研人员到政策研究部门、处室挂职或作为编外研究人员；智库机构人员可作为聘任制公务员进入政府部门工作。
四是要建立智库人才档案制度。从专业背景、研究经历、研究成果、职业操守等方面对智库人才进行综合评价，设置智库从业人员综合素质门槛。建立智库人才库并向领导机关和各类智库开放，以便它们从中找到所需要的人才和成果。
4.把智库产品纳入政府购买服务的渠道一方面，政府及时发布决策咨询需求指南，引入竞争择优机制，实现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采取定向招标、公开招标、购买服务等形式，来获取咨询产品。另一方面，各类智库要开展具有战略性、前瞻性的超前研究，提出具有建设性、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尽可能提出一个以上的方案供政府比较后作出选择，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在政府购买服务的机制下，各类智库可以各展所长。官方智库可向其他智库购买研究成果，储备政策资源；半官方智库可以在政府购买服务形成的竞争和激励机制下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扩大自身优势，也可以购买其他智库的成果进行深度加工，提高产出率；高校智库可以发挥思想产品丰富的优势；民间智库可以发挥创造性强、不拘一格的优势。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支付智力劳动成果的价格，可以促进思想产品的扩大再生产，丰富思想产品的供应，为决策提供更多的选项。
5.搭建信息平台，推进专业化数据挖掘与云计算应用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推进，“大数据”已经成为当前和未来最重要的资源与工具。政策决策需要数据分析来提供充足的依据。通过多维度、多层次的数据以及关联度分析，挖掘事实真相，找到问题症结，根据历史经验和发展趋势判断未来，提供决策参考，可以将被动型的“应急性研究”向主动型的“前瞻性研究”转变。当前，可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是建立全省智库信息共享平台。按照保密级别向注册智库公开公共事务信息。依托“浙江政务网”建立“浙江智库”网站和智库信息库、人才库、成果库、决策需求库，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推动上述网站和数据库建设，维持其运行。鉴于目前各类图书馆、信息中心等已着手建立各自的数据库，可依托这一平台，建立决策咨询相关知识链接与检索目录，使智库研究人员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拓展视野，提高研究效率；也使决策者能够及时广泛地获取所需的研究成果。
二是加大数据搜集、计算、分析的技术培训。要通过培训帮助智库人员充分利用大数据资源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对智库产品及生产流程进行升级优化，提升智库辅助政府决策、服务社会发展的水平。
6.以智库经费支持为抓手，培育高端智库经费瓶颈是智库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也是各类智库独立性不强的重要原因。要通过多种举措筹措资金，扶持智库的发展壮大。
一是加大政府购买咨询服务的支出力度，为咨询研究提供足够的经费，提高研究经费的使用效益，同时减少重复研究造成的资源浪费。
二是以“项目制”为提供科研经费支持的主要方式，取代不与效益挂钩的财政拨款，根据项目绩效来支付项目经费，激发各类智库的责任意识和质量意识。同时对项目经费的管理要遵循咨询研究的规律，合理规定支出结构和财务管理制度，特别要充分反映科研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解决管理过死、拨款过迟、“有钱没法花”、“找发票报销”等问题。
三是设立智库发展专项基金，引入社会资本，支持智库特别是智库的发展。建立并做大公益性的“浙江智库发展基金”，接受企业捐赠，对高质量的项目、有发展潜力的智库进行资助。同时，建立智库研究经费筹措平台，发布智库重大研究项目，吸引企业及民间资本投入。对资助智库的经费允许税前列支。
四是要“输血”与“造血”相结合，以课题、项目、培训为纽带，吸引各级政府、基金会、民间资本支持咨询研究。以课题合作、成果转让、咨询报告、出版收入、业务培训等途径获取的智库经费，应下放使用权限，逐渐增强智库的“造血”功能，使其能像德国智库那样通过研究报告、委托合同、出版刊物、业务培训、网络付费高级会议等形式获得经费。
7.加强对智库成果的发表和宣传发表智库成果供政府了解和选择采纳，是智库提供思想产品的重要途径。要择优扶植一批高质量的智库刊物特别是内部刊物，确定其在成果评价中的社会地位，并纳入高校、党校和社科研究机构的考核评估体系，以利于激励科研人员多出咨询研究成果。对于已被采纳的智库成果，也要发挥专家对相关建议理解比较透彻和具有较高的社会威望的优势，通过各种媒体做好相关政策的解读和宣传工作，促进社会共识的形成，营造有利于政策实施的舆论氛围。
8.加强智库的国际合作治理现代化需要广泛吸收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同时，浙江省的治理经验和治理创新有不少已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引起了愈来愈多的国外专家学者的兴趣。近年来浙江省的智库举行的一些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已经取得较好的成效，有的已吸引了一批国际知名学者连续参加。要在此基础上，通过已经初步建立的人脉关系，进一步发展与国外知名智库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更好地学习他们发挥智库作用和发展智库的丰富经验，以交换访问学者的形式加强智库学者的国际流动，更多地引进国外高水平专家为我们的决策咨询服务，同时依靠浙江省专家学者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对外更好地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本文选自总第40期《公共政策研究》，作者李燕、蓝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