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浙江省召开金融科技应用试点工作部署会，正式启动金融科技应用试点。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的《浙江省金融科技应用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此次试点将融合浙江省发展数字经济“一号工程”战略方向，充分发挥金融科技赋能作用，推动浙江省金融业高质量发展。
在《2020金融科技中心城市报告》中，北京、旧金山（硅谷）、纽约、上海、伦敦、深圳、杭州仍牢牢占据前七名，杭州在金融科技体验榜上更是排名全球第一。数据显示，2019年全年金融业增加值1789亿元，增长9.1%。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45287.0亿元，增长13.8%；贷款余额42245.2亿元，增长15.4%。与此同时，随着科创板加速落地、“凤凰行动”计划不断推进，杭企登陆资本市场的节奏犹如当下的时节，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年末上市公司192家，其中境内上市146家；全年新增上市公司22家，IPO融资162.3亿元，增长64.6%。中小板上市公司34家，创业板上市公司43家。目前“杭州籍”上市公司的数量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名列第四位，仅次于北京、上海和深圳，位居省会城市第一名。浙江省推进金融科技发展、加速传统金融科技化进程势在必行。
但随之而来的挑战也不可避免，浙江省在发展金融科技的同时存在着本土传统金融业尚有较大发展空间，传统金融业优势不突出，金融科技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给金融业带来了不少风险，不仅涵盖了传统金融的信用风险、系统性风险，还叠加了信息安全风险、道德风险等，对金融稳定和监管能力带来挑战，此外，金融科技业态发展分布不均衡，在投资管理等金融科技发展方面，浙江还存在许多不足，目前浙江省本土传统金融机构与行业龙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应用范围比较有限等问题。
对此，金赟研究员提出了促进浙江省金融科技发展的相关建议：
一是拓宽金融服务广度，发展更具针对性的普惠金融。
目前，金融科技领域的网络支付、大数据征信和消费金融等已经发展成较为成熟的业态，应该鼓励市场力量继续做强做大。而对于面向中小微企业和中低家庭的普惠金融，政府则应当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引导金融机构提供服务。首先，普惠金融政策应该更加具有针对性，对农民、城镇低收入者、残疾人群和小微企业等不同类型客户的不同需求，做到精准投放产品和服务。其次，从普惠金融基础设施来看，应当适量增加中低收入消费者和老年人群的信贷需求和投资理财类服务投放，增加此类人群和小微企业的保险覆盖率，发挥商业保险在对冲风险上的作用。此外，建议开展全省以家庭和中小微企业为对象的普惠金融需求调查，建立连续数据库，准确识别和量化长尾人群的金融需求，为评估普惠金融政策的效果和优化监管系统提供科学参考。
二是提高金融科技运用水平，推动监管科技落地。
目前，金融科技在监管方面的运用在我国刚刚起步。从顶层设计上来看，2018年8月证监会印发《中国证监会监管科技总体建设方案》，提出要加强软硬件建设，应用大数据、云计算进行数据采集和分析，探索人工智能技术，优化监管方案。从地方落实来看，北京走在探索监管科技的前沿。作为金融监管的创新先锋，北京和蚂蚁金服合作推出“北京金融风控驾驶舱”，对北京的金融机构进行实时监测，并对重点行业进行风险预警。除此之外，国内还有重庆、西安、广州、贵阳等城市与蚂蚁金服展开合作，运用“蚂蚁风险大脑”系统防范金融风险。浙江应该进一步发挥信息技术产业优势，主动推进监管科技落地，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手段做到风险的实时监控和事前防范。
三是学习借鉴英国模式，引入试行沙盒机制。
沙盒机制最早由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提出，企业能够在正式发布产品前在“监管沙盒”中测试产品，避免直接承担正常监管的后果。目前，英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都实施了沙盒机制。上海陆家嘴是内地率先推出沙盒机制的地区，2018年5月发布的《陆家嘴互联网新兴金融产业园暨创新孵化基地配套措施》提出，要配合监管部门试行沙盒机制，搭建行业自律平台，促进金融科技的发展。北京也在2019年12月开始推动 “沙盒监管”试点，努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金融科技中心。杭州在2018年9月就成立了中国区块链监管沙盒杭州湾产业园，但是杭州的“监管沙盒”距离真正的沙盒机制还有较大差距。沙盒机制必须连接监管部门和企业，由政府监管部门提供一定的政策空间，让企业在其中进行模拟和磨合。中国区块链监管沙盒杭州湾园区实际上只是个园区孵化器，监管宽松且有一定扶持政策，与传统创新园区并没有本质区别。浙江在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产业技术方面拥有良好的基础条件，经过充分论证后可以主动探索落地沙盒机制，在银行业先行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