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基层是国家治理的根基，是制度执行的“最后一公里”。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快速推进，基层治理面临着新形势和新挑战。一是来自城乡结构变化的挑战，“半城半乡”更加明显，美丽乡村，富裕村、小康村、薄弱村并存，城乡发展不平衡；二是来自人口结构变化的挑战，多元人口更加集聚，本地人口、流动人口各半，农民变市民步伐加快，同时老龄化、空巢化等趋势加快；三是来自组织结构变化的挑战，社会属性更加复杂，外来人口进入城镇，陌生人进入社区，原本的乡土人情、熟人圈子被打破；四是来自利益格局变化的挑战，利益问题更加突出，由于征地拆迁、项目建设、城镇改造、产业发展等带来的不平衡，城乡居民、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依然明显，由于利益问题协调不够到位，矛盾纠纷、信访问题等快速凸显；五是来自现实诉求变化的挑战，群众需求更加多元，他们更加注重生活品质，更加注重精神享受，更加追求公平正义，对公共服务、公共文化有更高需求，对经济利益、民主权益、公平正义等有更强烈的诉求。
面对新形势和新挑战，如何推进乡村治理能力和水平现代化，闯出“以城带乡、城乡一体、全域治理”的现代化治理新路子，显得十分重要和紧迫。郭占恒等指出，宁波市鄞州区闯出了一条“一核+三治+五共”的新路子，乡村治理实现从局部治理的“量变”阶段到全域治理的“质变”阶段的跨越。
“一核”，就是坚持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坚持和加强党对基层全域治理的集中统一领导，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基层全域治理的一条主线，牢固树立大抓党建、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以抓好区委基层党建争强“1+5”系列文件落实为重点，扎实开展党建“整镇（街道）推进、整区提升”三年行动。同时，主动下抓一级、抓深一层，推进农村党建与城市党建、两新党建、社会组织党建等的相融相促，实现街道“大工委”和社区“大党委”制度全覆盖。
“三治”，就是坚持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始终把“三治”作为创新基层治理的基础性工程，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强保障、以德治扬正气。加强自治建设，积极引导基层组织、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有序参与。加强法治建设，一手抓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治理难题；一手抓基层公权力规范运行，探索推行城乡基层权力、责任、负面“三清单”全覆盖运行法，打造基层小微权力清单升级版。加强德治建设，统筹加强以诚立德、以文养德、以规促德，运用舆论和道德力量促进乡村治理有效实施。
“五共”，就是牢固树立共同缔造理念，推进引领式共转、多元式共治、对话式共商、契约式共建、普惠式共享“五共联动”。一是党建“引领式”共转，突出党组织的龙头作用，把党的领导贯穿于全域治理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对群众提出的难题实行“群众点单、干部收单、镇村办单、区里督单、群众签单”等五单联动工作闭环，第一时间受理解决群众的需求。二是主体“多元式”共治，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引导多元主体参与，形成多元共治合力，变“党政独唱”为“社会合唱”。三是难题“对话式”共商，深入开展党员干部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和大走访、大接访、大回访“三进三访”活动，采取大会协商、平台协商、专题协商等形式，对协商明确的议题和问题，建立“三亮三考”机制，强化落地落实和督促检查，多措并举、合力破难。四是多方“契约式”共建，深入推进党员干部夜学、夜访、夜巡等举措，全力破解发展难题、优化营商环境，通过项目前期“攻坚赛”、开发建设“进度赛”等手段，形成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并发动群众争当垃圾分类宣传员、文明行为引导员等角色，推动共建共治共管，坚持党员带群众，建立网格长、里弄长、楼道长、河湖长、路段长“五长联治”机制。五是成果“普惠式”共享，通过完善“多元化”资金保障机制，坚持每年区可用财力的2/3投入民生事业，引导企业、资本、社会组织和专业机构积极参与，并完善“均衡化”服务覆盖机制，适度超前谋划、科学统筹布局公共资源，坚持“大多数”和“小比例”一起抓，主动办好“小区最多改一次”“马路最多挖一次”“办事最多问一次”等群众普遍关切的关键小事，加强对薄弱村社、困难群体等的精准帮扶，不断增强群众现实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