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高艳东就个人信息泄露话题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
高艳东指出，目前我国已有对骚扰短信规制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法规约束，尚缺乏相关规制骚扰电话的法律。因此《数据安全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将对骚扰电话的治理具有积极意义。骚扰电话得以存在的重要基础便是个人信息的大量泄露，两法颁布后，将从源头减少信息泄露。与此同时，有关部门在处置骚扰电话产生者时将有法可依，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对骚扰电话行为进行直接的法律惩戒。
10月15日，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高艳东就个人信息泄露话题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
高艳东指出，目前我国已有对骚扰短信规制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法规约束，尚缺乏相关规制骚扰电话的法律。因此《数据安全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将对骚扰电话的治理具有积极意义。骚扰电话得以存在的重要基础便是个人信息的大量泄露，两法颁布后，将从源头减少信息泄露。与此同时，有关部门在处置骚扰电话产生者时将有法可依，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对骚扰电话行为进行直接的法律惩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