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实施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方案，债务规模大幅扩张。美国财政部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首次突破30万亿美元大关，较美国去年GDP（约23万亿美元）高出7万亿美元。同时，2021年以来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高、美国通胀数据居高不下使得美联储加息、货币政策紧缩预期不断上升。需要注意的是，一旦美联储开始加息，每加息50个基点，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利息成本将上升1500亿美元。这使得美国债务不可持续的风险不断增加。债务高企的历史违约事件已然证明，有必要警惕美国债务违约的潜在风险，做好准备及时应对。本文基于美债高企可能存在的风险外溢，从各国历史上应对债务违约的处理举措中汲取经验，为我国如何及时有效应对美债高企的风险外溢提出建议，对有效防范化解外来溢出影响的重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债务高企的历史违约大多与美联储加息有关
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曾由于债务高企问题爆发危机，而且这些危机大多与美联储加息周期息息相关。加息周期中，美联储会持续收紧货币政策，这将导致全球流动性紧张、融资成本上升，是诱发金融动荡或危机的重要原因。从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到日本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破灭，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几乎都与美联储加息周期有着密切的联系。如20世纪80年代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等拉美国家陷入债务危机，这一危机给拉美国家带来的是“失去的十年”。近年来影响较为深远的一次危机是2008年次贷危机和随后暴发的欧债危机。期间欧元区政府为实施经济自救而大量举债，杠杆率快速上涨，自2008年第三季度的66.3%上升到2010年第一季度的81%。与此同时，大量资金撤出欧元区而举借的外债资本效率较低，债务偿还困难，最终以希腊主权债务违约为起点爆发欧债危机。
历史上美联储加息周期带来的危机，一般都从对外和对内两个方向入手。对外，限制资本自由流动，汇率调整；对内，调整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以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和随后的欧债危机为例，我国就主要采取了对内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
（1）加大投资力度。大规模增加政府投资约4万亿元，政府资金投向主要包括铁路、公路、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电网改造，推动医疗卫生、教育等社会事业发展等；拓宽民间投资渠道和领域，吸收社会资金参与政府项目等途径积极调动社会投资。
（2）消费方面，积极增强消费能力、发展消费热点、改善消费预期。具体举措包括通过开展家电下乡等积极拓展农村市场，挖掘农村消费潜力；减轻个人住房交易税收负担；提高企业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水平等。
（3）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并加强对国家支持行业的信贷支持力度，重点为“三农”、中小企业、就业等领域提供信贷支持。
二、美国债务现状和加息缩表预期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为了缓解疫情对经济的冲击，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刺激计划，如实行无上限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大量增发美元。同时美国也实施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方案，债务规模大幅扩张。截至2022年1月31日，美国国债总额首次突破30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较2020年1月底增加近7万亿美元，逼近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上限31.4万亿美元，这距美国国会去年调高联邦政府债务上限刚刚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它给美国带来了比其经济规模还要庞大的债务负担，出现了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赤字水平，债务失控风险显著加大。
而美元大量增发加剧了美国的通胀危机。根据最新数据，2022年1月美国CPI同比上涨7.5%，达到自1982年2月以来最高。这使得美联储加息紧迫性提升，市场预期美联储3月加息50个基点的概率大幅上升。而且高盛等金融机构甚至预期美联储将在2022年FOMC会议上每次加息25个基点，连续加息7次。
按照上述金融机构的预测，如美联储2022财年加息幅度达175个基点，在现有美国国债规模的情况下，陆续加息将可能使美国2022年利息支出新增2500亿美元，约6710亿美元，是2021财年国债利息支出的159%；2023年利息支出新增5250亿美元，约9460亿美元，是2021财年国债利息支出224%。而且美国政府2020财年财政赤字达到3.13万亿美元，2021财年财政赤字达到2.77万亿美元。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债务不可持续的风险进一步增加，有必要警惕美国债务违约的潜在风险。
三、美国债务高企的溢出风险分析
如果美国出现债务违约，将对全球金融市场带来“巨震”，甚至引发国际金融危机。其溢出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美国国家信用风险
2022年1月31日，美国政府债务规模突破30万亿美元，已经大大超过美国去年全年约23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如果美国国债规模继续不加约束地大幅度扩张，而美国又不能为缓解债务状况采取有效措施，就会降低国际社会对美元信用的信心。2020年7月31日，国际评级机构发布报告，虽然维持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为“AAA”，但将其信用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并延续至今，反映出市场对美国财政状况与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事实上，随着债务规模的不断扩大，美国政府失信概率也在持续提高。一旦美国政府违约，所有的债权人都有可能面临债务悬空的风险。
另外，美元信用下降不仅会降低美元国际地位，还可能会引起美国国债持有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大量抛售美国国债，导致美元快速大幅度贬值，甚至引发美元危机。美元危机会导致全球性的金融恐慌和股市震荡，危及世界金融安全。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国债持有者，拥有超过1万亿的美国国债。一旦违约，我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将遭受巨额损失。
（二）汇率风险
美元从降息转入加息周期，通常会对全球其它经济体造成资本流动逆转问题，进而引起汇率风险，这一风险有时足以引爆规模可观的货币金融危机。2020年5月以来，在风险情绪与逐利动机下，国际资金加速流向新兴市场，这一局面将伴随美国加息而改变。
2018年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全球进入货币紧缩周期，在外部因素引发风险、跨境联动因素传播风险、内部因素放大风险的作用下，新兴市场多国货币大幅贬值，其中最严重的是阿根廷比索，年内贬值48.1%。但当前新兴市场面临的资本外流风险弱于上一轮紧缩周期，这是因为当前新兴市场对外账户脆弱性下降，近几年流入资金量有限。另外，近期多个新兴市场国家已提前做出政策反应，巴西、土耳其和俄罗斯等国家央行已先后宣布加息，以应对通胀高企、美债收益率上行以及金融市场波动压力。
（三）利率风险
美联储加速收紧货币政策将继续推升美债收益率，而中国货币政策仍趋向稳健，货币政策方向的背离将使中美国债收益率利差进一步缩小。数据显示，受隔夜美国通胀爆表与美联储激进加息预期升温的影响，2022年2月10日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突破2%，令中美利差一度收窄至年内新低76个基点。但好在我国疫情控制得当、宏观经济尤其是出口贸易良好。因此中美货币政策错位仍会导致中美利差逐步收窄，但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前景预期将继续吸引海外资金。不过，虽然美国紧缩对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影响有限，但仍可能对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存在一定限制。
历史上中美利差倒挂往往受到中美货币政策背离分化影响，目前美债收益率上行压力还未充分释放，中美利差年内发生倒挂的可能性并不低。如果中美利差逐步走向倒挂，这将导致人民币汇率和我国跨境资本流动承压，进而影响货币政策独立性，同时使得人民币资产吸引力可能下降。
（四）财政赤字风险
在经济复苏缓慢、通货膨胀严重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不断扩大债务不仅会进一步增加美国的财政负担，还会导致全球融资环境恶化，危害实体经济复苏进程。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加息预期引起长端国债收益率抬升，带动各期限利率水平提高，致使融资环境恶化。中小企业、低评级企业的再融资成本增加，信用违约与破产风险加大，进而抑制投资与经济增长，财政赤字融资将面临较大压力，扩张性财政政策受到影响。
另外，新兴经济体融资能力遭到削弱将危害其债务可持续性与国际收支平衡，增加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风险，导致公共财政紧张，进一步影响全球经济复苏。
四、应对美债高企外溢风险的几点建议
之前我国三去一降一补等尤其是房地产调控、防范化解地方政策隐性债务等政策，已经为我国应对海外风险溢出不利影响腾出应对空间。中国人民银行2020年7月1日起在河北省、10月1日起在浙江省和深圳市试点开展大额现金管理工作。2022年3月1日起，《金融机构客户尽职调查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将正式实施。这些反洗钱监管措施降低了我国资本外流风险。但美国债务居高不下且货币政策预期紧缩导致的潜在债务违约风险上升仍可能影响我国外汇储备价值、加剧债市股市动荡，进一步对我国经济稳步增长形成压力。为防范美债高企的潜在外溢风险，本文提出几点建议。
1.加大投资力度，尤其是新基建投资。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适度超前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建议：（1）适度增加政府投资规模，通过专项债发行放量等方式，进一步增加基建投资。在补齐铁路、公路等传统基建的基础上，根据地区人口流动特征，合理安排基建规模，满足需求的同时减少不必要的消耗；（2）推动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加大5G、数据中心、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新型基础设施投资，着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发展新动能；（3）放开基建领域的市场准入，扩大投资主体，继续积极调动社会投资参与。
2.扩大内需，加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中等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高、消费能力较强，是扩大内需拉动增长的重要力量。建议：（1）以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为重点，不断缩小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人力资本差距，增效带动收入差距减少。全面加强职业教育培训，鼓励吸收农民工就业；（2）建设面向农民工和低收入群体为主的安居房工程，推动解决低收入农民工和低收入群体安居乐业问题；（3）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流转，增加农民工的财产性收入。
3．满足合理住房需求，推动房地产业良性发展。房价是供求的结果，人口是需求，土地是供给。建议：（1）应以常住人口增量为核心推动改革，实行“人地挂钩”，优化土地供应；（2）稳步推进房地产税改革，推动土地财政转型，促进房地产行业良性循环；（3）实行长期稳定的住房信贷金融政策，释放房地产合理需求。一方面保证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性住房供给，满足低收入群体安居需求；另一方面推动中高收入群体的住房改善性需求，稳定商品房市场预期。
4.精准实施结构性货币政策，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借鉴结构性绿色货币政策工具等实施经验。建议：（1）支持低碳、新能源、数字经济等未来国家扶持行业发展，保障对涉农、小微、民企和受疫情影响严重行业的资金支持力度；（2）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多元化管理改善外汇储备，处理好外汇安全和收益之间的关系；（3）继续推进人民币结算业务，减少汇率波动等因素引起的资产和债务价值变动，促进资产保值和防范汇率风险。
5.深入推动人口发展战略，构建经济潜在增长点。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能够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建议：（1）积极实施鼓励生育政策，改善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开发“新人口红利”，构建潜在增长点帮助实现经济稳增长；（2）完善女性权益保障，通过提高社会福利、适当发放经济补贴、兴建托幼机构等方式减轻生育压力，引导群众生育行为，推动人口发展；（3）适当延迟退休年龄，构建合理的养老金积累途径，实现社保资金保值增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