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泰国宪法法院决定受理对总理佩通坦的弹劾请愿并暂停其总理一职。此前，泰国国会上议院议长向宪法法院提交弹劾佩通坦的请愿，理由是佩通坦与柬埔寨参议院主席洪森的通话内容涉嫌违宪及违反道德规范。泰国现任总理的 “通话门”，再一次揭开了泰国政坛中皇室、政党与军队 “三国杀” 大乱斗的面纱。
一、皇室？军方？谁是泰国的 “深层政府”？
泰国军方与政府的关系，本质上是 “威权传统” 与 “民主诉求” 的博弈。
泰国皇室堪称东南亚的 “常青树”，在风云变幻的时局中熬过了西方殖民浪潮、二战、美苏冷战等一系列国际变局。而泰国军方一直以 “皇室的护卫” 自居，自 1932 年实行君主立宪制以来，已发动 20 余次政变，平均每 5 年就有一次政治权力更迭。这种 “政变传统” 破坏了民选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导致宪法频繁修改。
皇室往往躲在军方身后，待到军事政变推翻政府后，便以裁决者的身份出面，让军方退场、重组政府。当然，军方能如此为皇室服务，自然需要相应的代价。
在泰国，军方通过控制国企、土地等资源，形成庞大的利益集团。2017 年后更是通过修宪强化特权：根据 2017 年宪法改革内容，上议院 250 个席位全部由指派产生，其中 194 个席位由现军政府直接指派，50 个席位由军政府挑选的 20 个社会专业团体指派，剩下 6 个席位由武装部队最高司令、海陆空三军司令、国家警察总监及国防部次长 6 人直接担任。这意味着此前军方在很大程度上掌控着上议院的提名权。
尽管 2024 年泰国政府对上议院进行重大改革，议员总人数从 250 人减至 200 人，新议员人选不再由军方指派，改由 20 个职业小组的代表投票选择，军方也不再拥有上议院提名权，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军方表面上退出对议会的直接控制。
相较于皇室和军方势力的 “稳如泰山”，泰国民选政府的更迭极为频繁。且不说此前军方多次推翻民选政府的事件，仅 2023 年大选，为泰党虽赢得选举，却因军方支持的上议院阻挠而无法顺利组阁，最终只能与军方派系政党联合执政，形成了全球少见的内阁格局。
二、脆弱的民选政府
皇室和军方百年来的 “联盟”，演化出保皇派的大本营 —— 泰国宪法法院。由曼谷精英控制的宪法法院凌驾于民选政府和议会之上，常以违宪为由推翻政府或解职总理：2008 年判决沙玛总理上电视表演厨艺违宪，2014 年判决英拉总理任命内阁成员违宪，如今又针对佩通坦总理的 “通话门” 提出违宪质疑。
前有军方咄咄逼人，后有皇室随时可能 “背刺”，台上还有权力被滥用的宪法法院。在泰国的政治格局中，民选政府显然是三方势力中最弱势的一方。即便如此，民选政府还要面对国内的阶层固化与选民分裂。
他信、英拉、佩通坦代表着占全国人口约七成的北部、东北部农民和城市贫民的利益；而反对派主要由曼谷及周边城市的军、政、商、学界精英组成，虽仅占全国人口三成，却曾长期把持政权、占有绝大部分经济和社会资源。草根阶层要求精英阶层分权让利，遭到后者坚决压制，双方矛盾难以调和，导致社会分裂、街头政治频发，极大消耗了民选政府的精力，使其难以有效施政，控制力被严重削弱。
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泰国呈现出传统集权体制与现代治理需求、精英利益与地方诉求的矛盾交织。中央政府通过人事、财政、立法等手段维持绝对主导地位，地方自治仅停留在基层事务层面，缺乏实质性权力。这种结构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统一，却加剧了地域发展失衡和社会分裂，成为泰国政治不稳定的深层原因之一。
中央政府的政策长期向曼谷及周边倾斜（曼谷集中了全国 40% 的 GDP 和半数以上资源），而北部、东北部（伊桑地区）等农业区发展滞后。地方（尤其是农村地区）要求中央加大资源投入、赋予更多发展自主权，但代表曼谷精英利益的中央担心地方势力坐大，对分权持保守态度，导致地方对中央的不满长期积累。除曼谷以外的地区，因长期依赖中央拨款、缺乏自主财源和专业人才，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普遍较弱，难以应对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复杂的公共服务需求。而中央的过度管控又限制了地方创新，形成 “中央管得过死 — 地方能力不足 — 更依赖中央” 的恶性循环。
泰国皇室、军方、民选政府的 “三国杀” 大乱斗，与中央和地方长期 “强干弱枝” 的格局，共同导致了更深层次的社会撕裂。泰国的政治格局看似平静，实则是二战后未经过彻底改造国度的典型样本。从长期来看，随着地方经济崛起和民众意识提升，中央与地方的分权改革可能成为趋势，但受军方、王室等保守势力制约，这一过程注定充满曲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