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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联合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研讨“浙江人均GDP过万美元”——
新起点 新挑战
记者 李倩
2012年，我省人均生产总值达到63266元，首次突破1万美元。如何看待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的意义？站在这样一个新起点上，浙江产业结构、消费结构、收入分配等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将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日前，本报联合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共同举办“人均1万美元——浙江发展新起点”研讨会。
1万美元须冷静看
陈建军（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讲到1万美元，我们就会去和国际比较，按照世行标准，人均GDP过万美元是中等发达经济体。但是千万不要忘记这里有两个因素考虑，一是浙江省不是一个国家，是一个省，一个区域，省与国之间有很多不同。第二，必须考虑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全球化的定位，以及浙江省在整个经济全球化当中的定位。对发达国家来说，它在全球价值链当中已经占据高端了，它的第三产业比重高，是以发展中国家或者说中国、亚洲国家为它提供制造业支撑，所以形成这么一个产业结构。所以，我们这个过万美元的内涵与日韩当年过万美元的内涵还是不同的。
沈建明（省委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我最近选了十个国家做了一些初步的研究，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人均GDP基本等于这个国家的平均工资。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浙江去年全社会平均工资6000美元，这与人均GDP1万美元的水平是对不上的，这也说明我们综合发展水平远没有到人均1万美元的程度。
卓勇良（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从数据上看，1万美元也是名义上的。有几个因素决定了浙江与别国的不同：一个是财政收入，大概占GDP起码是7%、8%左右的水平在净流出。第二个是金融利润、银行利润，这个占GDP起码2%左右，金融的增加值占我们的GDP在9%左右。这些加起来大概有17%国民收入净流出。那么留在省里面的，收入角度来说也就只有8000多美元了。
遭遇“成年人的纠结”
姚先国（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我们面临的，过去来讲是成长的烦恼，现在是成年人的纠结。人均GDP到1万美元以后，成年人上有老、下有小，也有苦恼，但是要更加冷静、更加淡定地分析问题，而不是像未成年时候的创业冲动，想着GDP升多少，想着以前的辉煌。
兰建平（省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从市场角度来讲，人均1万美元，我的理解就是有钱了，这就产生了新的消费行为，形成新的消费市场，如品牌市场，而不是一般商品，如品质生活，而不是一般的活着，这是一个基本判断。所以这样的市场行为对于浙江来说当然是一个新的起点，不管它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改变了行业的增长方式，我们有这个能力，当然前提都是理性的经济假设。
从途径角度来讲，钱的另外一个功能叫资本，大多数情况下市场化的投资，我想在1万美元之后，应该表现为社会资本不会太欠缺，也就是说有好的项目不缺钱，只要有好的筹资制度，我们企业会很方便获得社会投资。
许庆明（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人均1万美元，消费结构变化了，吃穿住行变化了。消费结构升级了，但是浙江的产业结构目前难以满足高水平的需求，这是一个挑战。从产业结构、要素结构来讲，人均收入提高了，劳动力成本增加了，中国的产业结构难以承受这么高的劳动力成本，产业就要转移，对于浙江的产业来说，也是要面临一个严峻的挑战。
钱水土（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在这个时候，我们的需求结构发生改变，供应结构也应该相应改变，这个供应还是要以提升为主。所以很重要的就是怎么来提升技术含量，鼓励创新，提升企业技术含量，内涵式的发展。可能产品类型仍然是原有的，但是消费的层次、质量要提高。这个提高还在于科技的创新，这个技术创新很多光靠企业自身来做，我觉得是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政府的投入当中，政府在技术创新和公共基础平台建设上面，这个方面投入我觉得应该要加强。
更大格局下谋划未来
朱李鸣（省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所长）：首先要弄清楚现在浙江省有什么优势。我认为因为我们在全国当中是第一批人均GDP跨入1万美元的省份，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讲，在中国这个区域当中，我们是处于一个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那么在产业分工重组的转型升级过程当中，就有可能占据一个有利位置。要做到这一点，浙江必须融入区域发展的一个大网络当中，不能关起门来考虑浙江省怎么样，而是要在一个更大的发展背景当中，考虑我们在这个全国分工网络和长三角区域分工网络当中，能够占据什么有利位置。
姚先国：我们接下来的政策应该把重点放到内生机制的建设上，让大家都能想大事、创大业，强化内生动力，而不是用一个领导脑袋代替企业家脑袋，用一个政府决策去束缚、框住创新行为，这个方面可能我们要进一步做研究。
许庆明：从空间结构来讲，我觉得未来的布局应该是北密南疏。浙北地区应该进一步产业集聚，把它的土地大部分用来建设非农产业，然后就是在浙南浙西主要是发展现代农业，总的空间结构来讲北密南疏，非农要素进一步向浙北集聚，把浙北土地大部分用于非农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