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部分80后都有一个中产梦，培育中产阶级需要一个优良的教育体系，需要大量文化创意产业和高端制造业工作岗位，需要比较成熟的资本市场，需要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我们一无所有！
只有生存没有生活的一代人
要么没工作，要么低工资
有一位从英国留学回来的朋友，在北京找到了一份研究所的工作。别人在充满羡慕之际，却得知他进去时的月薪居然只有1500元人民币！
1500元“人民币”是个什么概念？北京周边地区一个普通的外来民工月收入能拿到2000元以上，一对卖蛋饼的夫妇月收入能到四五千，很多大城市的职业乞丐月收入能达到6000元以上，而一个花费了数十万元在英国留学五年的高才生在国内所拿到的薪水已经严重地“民工化”，甚至连一个普通的劳力都不如。社会教育背景和学历最高端的一个知识分子，拿的却是最底层标准的工资收入。
换一种说法，我们不妨帮他计算一下，拿着这样一份连个税起征资格都够不到的工资，要在北京生存下去，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首先算算日常开销吧，租房，北京五环以内，随便一个地方，如果要租一个地面以上几平方米的小单间或者隔板间的话，最少没有个六七百下不来，一般好一点的地段至少得上千了，除非住简陋的地下室，租床位，六七个人挤在一间逼仄的十来平方米的小空间，可能便宜到三四百，就取中间价位，算600元吧。一个月的伙食，按最简单的计算，早上吃一个3元的蛋饼，一杯1元的豆浆，中午和晚上各吃一份10元的简单快餐（自己做水电费加上成本，其实也差不多），一天24元，一个月30天就得720元，手机费一个月80元，水电费和日常生活用品等一个月总计也得100元，交通费一个月最少100元，仅仅是以上这几项基本的生活开支，便满满当当1500元了。每个月要是多吃一个苹果，多坐一次公交，请朋友吃一顿饭，同事结一次婚，花2元去公园旅游一次，账面上就要产生赤字，入不敷出了，更不用说生病买药之类的了。至于买车买房、结婚生子、孝敬父母，那更是痴心妄想。当然，开销要再低一点，也并非没有可能。在北京西单地下通道卖唱成名的“西单女孩”刚到北京的时候，每月卖唱所得也不过区区1000元，还要汇出500元给家里的父母，每月500元的生活成本，整天吃的就是窝头咸菜，不也挺过来了吗？
尽管这只是一个个例，却也具备一定的代表意义。我们可以从中管窥，当年炙手可热的“海归”们已经变成了遍地都是的“海带”，昔日的风头一去不返。
今天不少的大学毕业生都挣扎在生活的贫困线上，自力更生对于他们而言，还是一种美好的憧憬。如果没有父母的支援与救济，他们很可能要流落街头，而更多的人（包括80后农民工）拼死拼活地工作，却顶多混个半饱。
成为“房奴”或者“孩奴”，至少是进入“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还有不少80后要么没工作，要么低工资，连当“房奴”或“孩奴”的资格都没有，在沦为高房价“看客”的同时，还要承担中国空前的养老压力。
美国80后最好的投资是上大学，那中国80后呢？
大学曾经是我们这代人梦寐以求的一方圣土。在很多80后父母的心里，自古以来，教育也一直是回报率特别高的一项投资。古代寒门出状元的故事，在他们的潜意识中总会有意无意地刺激着他们的兴奋神经。正所谓“学而优则仕”，特别是在很多农村家庭，学习好，考上大学，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孩子能够有出息，当大官，能够脱离农村，也就脱离了贫困，自然也把一家人的希望带出了大山。他们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够摆脱艰难环境的束缚，生活得更好。于是乎，为了培养一个大学生，披星戴月、砸锅卖铁，往往耗尽一个家庭所有的积蓄。大学学费在近20年的时间里上涨了约25倍，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却只增长了4倍。一个大学读下来，很多家庭从原来的小康退回到了一贫如洗。他们原以为，孩子们只要大学苦出来就好了，再多的投资，也都包含在以后的回报当中。但谁又曾想到，一个大学上下来，当年的天之骄子，已经变为如今的一地鸡毛。
无法否认的是，我们国家在恢复高考制度的30多年来，成功培育出的5000多万名大学生为中国有效地进行了国民素质的一次大换血。但是，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导致的教育投入严重不足，使得我们教育的水平大打折扣。国家每年都在大量扩招，但是我们在教育上的GDP经费投入比却在连年下降，连欠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都比不上，更别说世界平均水平了。学校相应的师资配套设施跟不上（如一个导师带二三十个研究生），同时，政府的教育投资结构比例失衡，来自五湖四海的学生们，本来都是各县市的风云人物，天资颖特，结果一个大学过了，怎么看都像是一条流水线上下来的过剩产品。
在中国，绝大部分大专和本科生是不想靠做学术研究谋生的，读大学是为了找到白领工作。我们掏了钱上学，但毕业后无法就业，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大学教育没能满足学生的基本愿望。例如，中国大学每年培养的工程人员为60万人，但著名咨询公司麦肯锡对工程师、会计师和医生等9种职业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有资格为跨国公司工作的人不足1/10。其余90%的大学生沟通能力较差，团队合作技巧不足，处事方式也过度理论化且脱离现实，学了很多年英语但英语还不够流利。
中国教育的“杯具”可见一斑。
创造有利于大学生就业的GDP
医疗、教育、研究机构、广告业、电影、电视剧、平面媒体、网络媒体、服装设计、建筑设计、花园设计等都属于服务业，都是为大学生提供就业岗位的产业，需要大力发展。
学者丁学良认为，中国有13亿人口，韩国才4000多万人，按照全世界人口的平均智商，中国的文化产业也应该比韩国厉害。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从事文化产业的审批环节太多，缺乏让人才自由发挥的体制、法律和社会环境。如果政府去掉这些束缚，并加强国际交流，中国文化产业会有一个大发展，中国大学生的就业难问题也将大大缓解。
目前文化创意中小企业和其他产业的中小企业都生存不易。学者薛涌说“民间小企业在资金上缺乏支持，在政治上缺乏保护，经常受到地方恶霸的欺凌”。来看一个数据，从1996年年底到2008年年底，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在全国贷款总量中的比例从7.5%下降到3.8%。经营的艰难使得中国的很多民营企业家将资金投向了来钱更快的房市和股市。这对80后、90后的就业显然不利，因为中小企业正是提供工作岗位的主力军。例如，截至2009年，在日本的制造业中，75%左右的产值为中小企业所创造，将近90%的劳动力为中小企业所雇佣。在美国，中小企业创造了52%的GDP；而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印度，中小企业在GDP中的份额在2012年才有望达到22%。
银行觉得给中小企业贷款风险比较大，因此不大乐意拿钱出来。慧聪网总裁郭凡生提出以税定贷，就是银行根据纳税数据给予中小企业不同的评级，如果一个中小企业经营超过三年，纳税额连年增加，则应该获得一定的信贷评级，银行对其发放贷款既扶持了优秀企业，也扩大了优质客户。
中小企业生存环境的改善，有利于80后、90后大学生和农民工的就业，也有利于我们这两代人的创业。因此拯救中国中小企业关系着80后、90后的前途命运！
前30年把蛋糕做大，后30年把蛋糕分好
2009年，一辆错误的车在一个错误的时间撞上了一个错误的人——这就是引发举国关注的杭州“5·7”交通肇事案。说“错误的车”，是因为这辆跑车代表了车主的“富人”身份；而“错误的时间”，则是指案发时间恰好处在了广大民众普遍“仇富”、社会矛盾激化的时期；“错误的人”则是说，受害者恰好是有高学历背景的、足以引发社会关注的而不至于卑微到让人忽略不计的浙大学生。于是这个血案成了全国民众不满情绪的又一个发泄口。
像“杭州飙车案”这样的“群众泄愤事件”近年来如雨后春笋般冒了一茬又一茬。从云南“躲猫猫”、上海杨佳袭警、贵州瓮安事件，到云南孟连事件、湖北石首事件和“邓玉娇杀人案”……民众不分青红皂白，清一色倒向弱势一方。在这一浪盖过一浪的支持者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颗颗被“社会不公”这把利刃割得支离破碎的心灵。
即使在官方的统计数据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群众性突发事件”正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与日俱增，从1993年的8709宗，到2006年的90000宗，十来年间，激增十来倍。到底是什么样的现实把中国千百年来被驯化得逆来顺受的这一群“良民”们逼到了这个份儿上？
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财富分配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小平同志在将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强国富民的大战略：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动后富，整个社会走向共同富裕。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回头看看我们的社会，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确实已经成功地走向了富裕，但遗憾的是，“孩子大了不由娘”，他们只记住了当初那条路线的前半部分，“以先富带动后富”则已经拋之脑后。“60后有钱有势，70后有房有车，80后有个老婆还被60后抢”，贫富的两极分化让中国成为了一个断裂的社会：一方面是有钱人豪宅、美媛、名车、古玩，无往不胜；另一方面是小百姓买房、吃饭、上学、看病，一壶难提。
根据《2010胡润财富报告》显示：全国有875000个千万富豪和55000个亿万富豪，分别比上一年增长6.1%和7.8%。2010年，有中国富豪拿出5000万美元去纽约曼哈顿买一栋豪宅；还有澳大利亚楼盘来北京卖房，对中国的购买力惊叹不已。这说明中国人不差钱，差的是“不公正”，“夫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是孔夫子当年的告诫，社会的相对公正和社会财富的均衡分配，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至关重要。2007年下半年，亚洲开发银行发表了《亚洲的分配不均》研究报告，在22个纳入亚行研究范围的国家中，中国勇夺贫富差距之冠。同年5月，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指出，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50%—60%的国民财富。且专家指出，中国财富向富人的集中度正在以年均12.3%的加速度在增长，是全球平均增速的2倍。
一方面是拿钱拿到手软的国企高管和腐败官员，另一方面是吃泡面稀饭吃到腿软的下岗职工和底层民工。有钱人翻云覆雨地玩着房子，日进斗金的同时，巴不得房价日进千里，没钱人有气无力地盼着房子，恨不能来世投身做一只蜗牛，从娘胎里带一座房子出来。一个中国的泡沫房价，把一户普通家庭几十年努力从社会劳动中积攒的那么一点财富又全都给收回去了，只为了给银行撑库房，给地产商撑腰包，给地方政府撑门面，整个中国中低收入者几十年都白忙活了。80后这一代尤甚，“书中自有黄金屋”的那个时代早已如明日黄花，书中岂止是没有“黄金屋”，连“茅房”都没有！没有房子，各种问题和矛盾接踵而来。2009年《中国青年报》搞了一次社会调查，结果显示，在被调查的2000多人中，74.2%的人表示自己身边的80后夫妻因为房子问题产生矛盾的人较多。上一代的血汗钱、这一代婚姻的不幸、下一代抚养的困难，一个破房子，上下三代人受罪。
医疗呢？这是个有病都不敢生的年头，医院和门诊部是患者的失乐园，是个“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地方。普通百姓如果遇上一场大病，就是全家三代像许三观一样喝冷水卖血也看不起。据卫生部的统计显示，1980年到2005年25年间居民到医院就诊的平均门诊费用和平均住院费用增长了77倍和116倍，而同期居民可支配收入仅仅增长了16倍。与此同时，居民个人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由20%左右提高到60%。看病难，难于上青天！一个重庆的低保户听到能够报销部分医疗费用，竟然激动到猝死。老百姓的悲哀，由此可见一斑。
至于养老，又是一大难题。尤其是对于80后这一代的小夫妻而言，社会养老保障的缺失，让他们身兼着双方父母的家庭赡养责任，三对鸳鸯六张嘴，还有一个小孩要奶水。在父母的心中，他们的孩子能够自力更生，摆脱“啃老族”的帽子，已经是阿弥陀佛天地造化了，哪里还敢奢望他们来养老呢？作为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中国未来的养老问题是社会的一大难题。“社会养老”成为了中国老百姓的“鸳鸯蝴蝶梦”。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几代中国人流血流汗，把我们的共和国建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蛋糕做大了，但却发现大部分蛋糕自己没拿到。1997年至2007年，我国GDP比重中，政府财政收入从10.95%升至20.57%，企业盈余从21.23%升至31.29%，而劳动者报酬却从53.4%降至39.74%。国家有钱本身不是坏事，中国的问题是老百姓从中受益不多。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姚先国说：“现在谈基础设施，都只知道经济性基础设施，就是‘铁公基’，而不重视社会性基础设施，比如公共卫生、教育、社会服务。而后者才是真正改善民生的。”还有，社会保障在福利国家一般要占到财政的50%左右，在新兴工业化国家也起码要1/3以上，中国为12%多，差距很大。
再来看工行、中国石油和中国移动这三大国企的例子，它们一年净赚3000多亿元，却只有200多亿元上缴国库，余下的2800来亿元，都被纳入了各自的腰包当中，名义上是国企，使用的是国家的资源，但是90%的利润都归企业本身来分配。民营企业的问题恰好相反，是工资太低。国际上普遍统计，最低工资相当于平均工资的40%到50%，中国目前的是20%，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势在必行。30年来，巨大的社会财富把部分人养得膘肥体壮的同时，老百姓自身则日渐成为21世纪的“包身工”。
在贫富分化的大背景下，“报复社会”成为流行病。福建南平特大杀人案、湖北随州特大杀人案、呼和浩特市清水河特大杀人案、昆明禄劝县特大杀人案、陕西省汉阴县杀人案、南京汤山投毒案、四川成都公交纵火杀人案、湖南益阳纵火杀人案、天津驾车撞人案、北京农民工驾车撞人案……近年来报复社会案层出不穷，杀人者多是被边缘化的、被人漠视的、经济窘迫的“失败者”。福建南平特大杀人案的制造者郑民生被制伏后，高声嘶喊：“你们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你们活。”在王府井制造杀人案的艾绪强说：“因为那里是富人聚集地，只能选择在那里与那些富人同归于尽。”
一切的一切，汇聚成温家宝总理2010年的一句话：“收入分配问题已经到了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的时候。”改革开放30年，中国人做大了财富蛋糕（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接下来的30年，中国的改革重心是把财富蛋糕分配好！
中国老百姓“仇富”吗？
中国人真的有“仇富”基因吗？用“仇”字来形容中国老百姓的心态其实是很欠水准的一种说法。中国的老百姓其实非常能忍，他们被传统文化中的孝道教化了千百年，绝大多数时候都充当着“良民”“顺民”的角色，所谓“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
但我们要看到的是，孝道讲究的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是一个双边的关系，而非单边的伦理信条，它讲究的是一种人人平等的关系。如果做父亲的慈祥，那么做儿子的就孝顺，如果做哥哥的能爱护弟弟，做弟弟的自然也学会尊敬哥哥。先富的人好比是哥哥，待富的百姓则是弟弟，哥哥对弟弟好，弟弟自然会亲近你，先富的人既然没有做好自己的本分，自然也就没有资格来要求待富阶层对你恭敬有加。
换一句话说，中国老百姓也许有“仇富”的基因，只不过他们仇的是“小人富”，而非“君子富”。“小人富”和“君子富”本来是司马迁总结出来的两种典型的财富模式，所谓的“小人富”就是不择手段只顾着自己闷声发财的，秉承的是儒家哲学中“小人”的德性：自私自利。而“君子富”强调的是靠着正道发财，且能广济博施，秉承的是“君子”的境界：自立立他。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老百姓所要求的是“均衡”，而非“平均”。和追求人人平等的现代西方人相比，中国的老百姓，其实是最能忍辱负重的。自古以来，老百姓揭竿而起，多是因为被社会现实压力逼得无路可退，在残酷的生存环境下已经忍无可忍了。老百姓所追的是相对的公正，也就是说，社会上的贫富差距不能太大，富人吃肉，穷人好歹吃点小葱拌豆腐，而不是喝刷锅水，很多老百姓一辈子的追求不过是“农妇、山泉、有点田”。老百姓的要求很简单：“不求大锅饭，只要混口饭”！
春秋时候，齐国的管仲是一个很注重个人生活享受的中央级高官，非常奢侈，私邸豪宅建了一座又一座，但管仲治国有方，日渐富足的齐国人对他不仅没有怨言，反而称誉有加，连后来的孔子也感慨道：“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从齐国的故事中我们可以读懂中国老百姓的这种心理。
这个故事在今天又上演了。最近一段时间，深圳30亿元村官成为了新闻的焦点，闹得沸沸扬扬。一位记者在事发当地采访了一位正在小区内散步的60多岁的阿婆，征求她对这一事件的看法。阿婆说了如下一段话：“20多年前，我还要耕田种地开蚝，每天早上四五点就起来了，下田耕地更是没日没夜。而今，我一个月领着4500元的分红，家中5口人，有几万元固定收入，谁给我好日子，我就支持谁！”
“谁给我好日子，我就支持谁！”这一句话说出了多少老百姓的心声！毛主席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为官者和富豪们记住这些话，就是中国之福。
鹏飞寄语：
广大的读者，投资者们，你能把我文章能看到里，是我的荣幸，下面是送给投资者们的一段话，希望你能看完；
假如人生是一场美丽的相遇，你应该感恩遇见了我。鹏飞一直相信缘分，能在茫茫人海中相遇，能看到我文章的你也是一场缘分，只要你找到我，我相信我们会有不一样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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