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城市生活垃圾处置的“虎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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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破解“垃圾围城”难题和实现垃圾的资源化利用,我国很多城市都在不断探索和创新适合自身的垃圾处置模式。发起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虎哥回收”开创性地建构了以“互联网+”为平台的垃圾回收“线上系统”,并将其与线下物流实体相结合,有效破解了城市居民垃圾收运难的问题,其后端的产业群实现了生活垃圾的规范化、专业化、清洁化处理和高值化利用。“虎哥回收”以市场机制为主导,在集团企业内部实现了对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的全产业链服务,从而走出了一条民营再生资源型企业参与城市垃圾处置、实现生活垃圾资源化的新路子。
关键词:规模企业;市场化运营;互联网+;垃圾处置产业链


    “垃圾围城”是全球性的难题,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居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城市生活垃圾被制造出来。为了保证城市的正常运转,大量混合的、未被分类的生活垃圾纷纷被运往城乡结合部,逐渐对中心城市形成包围之势,导致了土地侵占、资源浪费,以及填埋场不断产生的垃圾渗滤液和臭气等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当前我国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已居世界首位,且继续保持着高增长率,以填埋为主的垃圾处置方式已使我国各大城市不堪重负,而这一严峻的趋势日渐蔓延到农村地区。近年来,中央高层也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2016年12月21日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4次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在听取了浙江省的汇报后指出:“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关系13亿多人生活环境改善”,浙江省也被确立为全国唯一的试点省份。

一、我国严峻的城市垃圾处置现状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2015年5月发布的《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状况评估》这样说:“对于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城市,人均生活垃圾清运量也并非都出现下降,生活垃圾减量化具有较大潜力。如果源头分类不实施,生活垃圾减量将很缓慢,也难以促进资源化和低成本话”,“我国资源化水平低,生活垃圾资源化统计指标体系不完善,对全国和典型城市废纸废塑料的资源化估计结果表明,资源回收率并不理想” 。
    2015年,中国城市产生的生活固体废物为1.92亿吨(全国总量为10亿吨),年增长率为8.38%。其中填埋处理占63.9%,焚烧处理占33.9%。2015年,大中城市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达19.2亿吨。许多城镇缺乏适当的处理设施,在600各大中城市中,三分之二的城市存在废弃物堆积问题,即“垃圾围城”困境。国家环保部2016年11月发布的《2016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246个大、中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18564.0万吨,处置量18069.5万吨,处置率达97.3%,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最大的是北京市,产生量为790.3万吨,排名前十的城市生活垃圾总量为5078.6万吨,占全部信息发布城市产生总量的27.4%。全国31个省份的城市清运量为19141.8万吨,无害化处理能力为576894吨/日,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4.1%,其中填埋、焚烧和其他处理方式的处理量分别为344135吨/日、219080吨/日、13679吨/日,所占比例分别为:59.6%、38%、2.4%,可以看出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资源化率仅约占40.4%。
垃圾处置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按照其运作流程可以分为源头分类、中端清运、末端处置三个环节,目前这三个环节的具体实施效果都不理想。以杭州为例,根据杭州城市管理委员会公开的信息,杭州城市生活垃圾总体情况为:2016年杭州市生活垃圾产生总量和清运处置量均为378.78万吨,比2015年增长3.36%,无害处理率为100%,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为1.4公斤/日,垃圾的填埋处理率为56%。杭州市生活垃圾清运处置补贴由市、区各承担部分,2016年市级财政补贴处置费用9575.47万元,补贴清运费用358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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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源头困境:居民不愿意也不会分类。长期以来,中国大部分城市的垃圾都是以混合收集为主。在居民区一般都有垃圾堆放处或垃圾桶,居民将家中垃圾袋装后投放其中,每天由环卫工人集中到垃圾清运车处,垃圾清运车运往垃圾中转站;在公共场合,设置的垃圾箱由专人定时清理。2000年,我国在北京、杭州、桂林等8个城市试点居民垃圾源头分类,但是一直效果不佳,这些城市仍然停留于混合收集方式。尽管各地方政府想法设法引导居民在家中分类,但是一直很难推行,绝大多数居民至今还无法厘清各类垃圾的分类投放标准,而且由于缺乏强制措施,居民也不愿意花费大量时间去分类。
    2、中间清运困境:混合清运使源头分类徒劳无功。很多城市在清运环节没有分车装运,仍然是混合清运,这种图省事的做法不仅使前端的分类毫无意义,而且也让居民质疑政府垃圾分类政策的有效性,更加不愿意参与。
    3、末端分类处置方式单一。部分可回收垃圾经由个体拾荒者(或者保洁员)、小型垃圾回收站、大型回收站、再生资源企业等环节进行资源化利用以外,大多数城市的垃圾处置仍以填埋为主,部分发达城市的垃圾焚烧量逐步增加。以杭州为例,受益于近几年垃圾焚烧业务的大力发展,垃圾焚烧的比例已接近一半,剩余垃圾还是以填埋为主。后端的处置方式单一导致前端分类的意义大打折扣,也影响了垃圾分类的政策意义。
    4、垃圾处置体制僵化。总的来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方式仍是传统的政府包办,一方面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垃圾产出量逐年递增是不争的事实,高昂的垃圾处置费用和行政成本已使很多城市难堪重负;另一方面僵化的行政体制使垃圾处置效率低下。欧美发达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倡导和鼓励私人部门积极参与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和运营,通过市场化途径破解城市垃圾处理中所遇到资金困难和效率低下问题,不少国家还颁布了专门鼓励私人部门参与垃圾处理的相关法律。以德国为例,1996年彻底抛弃了过去政府垄断垃圾处置的体制,垃圾工业全部私有化,无论回收再生,还是运输买卖或是进出口都完全按商业化运作,取得了较好的商业效果。由此可见,商业化运作或可缓解垃圾源头分类难、中间分类清运难和末端处置方式单一的难题。
    2015年7月在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一家名称响亮、专门经营垃圾回收业务的公司─“虎哥回收”诞生了。在将近两年的摸索中,“虎哥回收”走出了一条民营再生资源企业参与城市垃圾处置的新路子,它既打破了政府垄断垃圾处置过程的老套路,创建了多元参与、协同治理城市垃圾的新机制,同时其建立在“互联网+”平台上的两网合并、线上线下紧密结合、实现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的全产业链服务的新机制具有显著的示范意义,可推广、可复制。从某种程度上说,“虎哥回收”恰恰迎合了全球城市治理现代化和垃圾处置机制创新的潮流,其运营模式值得深入分析和研究。

二、“虎哥回收”:再生资源型企业参与城市垃圾处置的先行者

    “虎哥回收”的英文名是“Huge Recycle”,顾名思义,公司创始人显然是想创建一个“巨型的”回收系统,以实现生活垃圾全方面、大规模的回收利用。“虎哥回收”是成立于2015年7月“浙江九仓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仓再生”)的核心品牌,其与“九仓再生”的关系就如同“QQ”之于“腾讯”的关系。“虎哥回收”创立之初就以其庞大的再生资源产业群、先进的互联网理念与技术为依托,不断探索生活垃圾分类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新模式,实现了再生资源型企业参与城市垃圾处置的市场化运作模式。本质而言,“虎哥回收”通过市场手段达到垃圾的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清运、分类处置,那么它是如何实现的呢?“看不见的手”又是怎样引导“自利”的个体主动参与到垃圾分类这样一个公共环保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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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干”、“湿”两分+激励:破解源头分类困境以1000户左右的建成小区居民为一个试点单位,“虎哥回收” 设立了社区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和商品配送服务站(以下简称“虎哥回收”服务站),通过简单易行的“干湿”两分、激励方式和纳入城乡的废品回收体系,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源头分类随处不在。
    每户家庭都领取到“虎哥回收”专用垃圾袋,专人指导、微信公众号、各类宣传折页等宣传引导居民在家学会并做好“干湿两分”(干垃圾包括废旧家电、包装物、废旧家具、有毒有害等固体垃圾,湿垃圾包括剩饭剩菜、菜皮果皮、茶叶渣等)。居民通过“虎哥回收”互联网APP或400服务电话随时呼叫专人上门回收“干垃圾”,废旧电器、家具等大件垃圾采取预约回收的方式上门回收。在实现简单有效的源头分类后,居民可凭被回收的干垃圾重量,按每公斤0.6元获取“环保金”,至“虎哥回收”服务站点兑现或兑换物品。多分多得“环保金”,且分类方式不复杂,不需要花费较多时间,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居民源头分类的积极性。
    同时,为做到可回收垃圾不出小区,“虎哥回收”服务站工作人员对小区的无主垃圾、垃圾桶内误投可回收垃圾进行巡查回收,做到可回收垃圾100%回收利用。
区别社会上出现的流动可回收垃圾兑换店,“虎哥回收“服务站属于实地运营,不仅方便居民随时上门兑换和有一定的宣教功能,也保障了持续的回收点运营。服务站内包括虎哥(工作人员)3人和虎妹(工作人员)2人,虎哥负责上门回收垃圾和小区巡检,按照垃圾回收量计酬。虎妹负责商品置换服务和答疑解释工作。为鼓励居民参与,“虎哥回收”按照居民投放的生活垃圾重量,给予用户“环保金”,用户可用“环保金”在线上“虎哥商城”或线下“虎哥回收”服务站购买生活必需品,所购商品由“虎哥”、“虎妹”免费配送上门。可见,以经济刺激和奖励为主的“激励诱导”促进了居民的分类意愿,此实践逻辑是通过奖励(现金、优惠券等)来推动居民分类行为的改变,使垃圾分类与激励之间建立一种条件反射式的联结,从而破解垃圾源头减量的困境。下表则展示了“虎哥回收”试点区域回收的“干垃圾”组分,这类分类方式保证了废纸、废玻璃、废旧家具等可回收物的分类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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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虎哥模式将城乡的废品回收体系纳入源头分类回收中,社区内拾荒人员、环卫工人和物业保洁员是垃圾“二次分拣员”,将废纸、塑料瓶、易拉罐等价值较高的垃圾收集,送至“虎哥回收”服务站,获取“环保金”,也是一种市场手段带动源头分类减量、资源,市场调节源头垃圾分类。
    (二)回收、清运两网融合+线上平台、线下物流有效整合:破解中间清运困境以“虎哥回收”线上回收立体服务平台为主的回收网,以200辆回收车、600名回收员、清运智慧化监管平台为特点的清运网,公共作用于破解中间清运困境。
    2015年11月,“虎哥回收”线上回收服务平台将“互联网+”模式植入到传统的回收业务中,打造以官网(www.hugehuge.cn)、热线(400-939-1818)、微信“虎哥回收”为主的“互联网+”多平台立体回收网络,并借助“虎哥商城” APP(是由“虎哥回收”打造的,促进资源合理利用,实现家中便捷购物的线上优惠购物平台)“互联网+回收”立体服务平台,整合线上回收平台和线下物流平台建构了一体化的废弃物回收体系,克服了以废品回收站为中间交易平台这一传统回收模式的高成本、低效率和供货不稳定的缺陷。
    居民在源头分类时做好“干湿”垃圾分类,通过“互联网+”线上平台,呼叫“虎哥回收”服务人员及时上门回收,将每户家庭投放的生活垃圾重量和种类通过二维码扫入系统,并对服务人员与运输车辆实行实时轨迹跟踪,建立了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的智慧化监管平台,纳入政府监管系统。“虎哥回收”设立专用生活垃圾分类回收车辆200辆和600名回收员,保证回收后能够及时清运。同时搭建了全杭州物流网络,统一车辆、统一服装、统一规范,高效回收城市可再生资源。
    其中,“虎哥回收”模式垃圾分类回收与中端清运两个网络体系统筹规划了源头投放、清运系统两个环节,进一步方便居民分类投放、交售废品,使得不同类型的垃圾得到循环、再生利用和合理处置。因此在回收、清运两网和线上平台线下物流双重保证下,“虎哥回收”模式实现了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做到了有效及时的中间清运。

    (三)产业群内部完整的处置链:破解垃圾资源化利用困境“虎哥回收”产业群主要指是九仓再生内部完整的处置链,即末端处置环保基地+再生利用企业群,包括了位于九仓再生内部的环保基地、杭州市大地海洋环保有限公司、浙江盛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宁波乾纳新材料有限公司、杭州大地维康医疗环保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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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哥回收”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浙江盛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拆解原材料供应的稳定性,目前除了回收废旧家电,还回收废弃衣料,这是因为“虎哥回收”产业群已经建立起完善的再生纤维产业链,能够自主生产及销售隔热毯、拖把等废旧纤维再生品。随着多种可回收物处理产业链完善,加之回收市场萧条,中间回收商不断流失,为保证回收的高效和稳定,“虎哥回收”决定沿着产业链进行前端整合,即公司的业务将延伸到废弃物回收环节。
    在一定程度说,“虎哥回收”的起步和迅速发展有赖于浙江盛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等集团子公司的需求,可见后端处理能力决定了前端回收市场的繁荣。而这种整合了线上回收平台和线下物流平台的一体化回收系统,在克服了早前废品回收站传统回收模式的高成本、低效率和供货不稳定的缺陷后,也体现了集中处置的规模效应,各类垃圾去到集团内不同的处置单位,物尽其用。
因此,“虎哥回收”依托集团公司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优势,集合了以浙江盛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大地维康医疗环保有限公司、宁波乾纳新材料有限公司的集团内部企业和富阳造纸厂、再生贸易企业等关联合作企业,加上专业的分拣中心和再生利用中心,形成了从垃圾干湿精细分类、回收再生到处置,再到最终资源化市场化利用的完整的处置链条。
    在“虎哥回收”完整的产业链条中,市场机制驱动各类主体参与到垃圾分类、分拣、运输和处置等各个环节。一方面,“激励诱导”机制激发了居民分类意愿,“互联网+”平台为多种类型的私人回收者扩宽了回收渠道,保证前端回收环节能够获得稳定的原材料,另一方面,规模企业内部强大的处置能力使得所回收的废弃物能够产品化,为前端的回收业务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概而言之,“虎哥回收”通过自建现代仓储管理体系、物流管理体系和末端再生利用产业群(自有企业和合作企业组成完整的产业链),实现生活垃圾末端分选处置和再生利用的规范化管理。同时,通过商业化运作,拓宽了低价值物品资源化利用渠道,找到可回收垃圾“出路”。目前,除有害垃圾及少量其他垃圾(主要为污染纸张)实行无害化处理外,98%的干垃圾部分实现了资源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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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6月5日起,在杭州市余杭区商务局与区城管局的支持下,“虎哥回收”在良渚街道、临平街道、南苑街道的10个建成小区开展试点,服务居民6125户,配套建立4个“虎哥回收”服务站。居民平均参与率超过80%,其中临平街道的荷花塘小区(2100户)的居民参与率达到了96%以上,截止到2016年12月31日,“虎哥回收”共回收生活垃圾363吨,单户家庭的生活垃圾日回收量达到0.9kg/天,占余杭区2015年平均每户家庭生活垃圾日清运量的26%。截止2016年12月31日,“虎哥回收”累计支付“环保金”21万元,由于“虎哥商城”及“虎哥回收”服务站的成功配套,兑现总额已达到14.6万元。

三、“虎哥回收”做到了什么?

    (一)“虎哥回收”创新了城市生活垃圾处置机制“虎哥回收”打破了政府对城市垃圾处置体系的垄断,探索了大型龙头再生资源企业参与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过程的新机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推动再生资源行业向规模化和集约化发展。
    城市生活垃圾处置是一种特殊的行业,也是一个社会管理问题,垃圾的源头分类、中端运输、末端分类处置,都要形成完整闭合的处置链。过去少数政府授权的国营企业垄断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存在低效率的问题,加之长期以来我国垃圾回收方式,多数有价值的废品通过卖废品、捡破烂等形式回收利用,剩下一些价值较低的多废物,看似可回收,实际回收成本比生产新产品还高,在无利可图的情况下,社会资本不愿意进入。我国的城市垃圾处理发展比较晚,目前国内现状是仅有垃圾焚烧厂和垃圾填埋场等垃圾终端处理设施,资源化垃圾处理工艺设备研发滞后,即使分类好了最终只能混合处理,“先分再混”问题突出。因此竞争机制的引入可以最大限度调动社会资本参与城市生活垃圾处置,以市场化推动产业化。
    “虎哥回收”作为拥有健全回收渠道及先进加工处理功能的大型民营企业,既有产业群内部完整的处置链,也拥有了线上互联网回收平台和线下物流平台,线上平台解决了回收企业与垃圾所有者(居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线下物流平台成为服务站“1小时上门”的可靠保证。同时,小型回收企业以及包括流动回收站、小型分拣中心、小区保洁人员以及居民在内都可以成为分类主体和私人回收者,用市场经济手段扩大废品回收种类和整合回收队伍。这种特有的垃圾处置模式使得“虎哥回收”与各类非正式的私人回收者以及流动的小型回收商为主的集散市场直接建立交易关系,在降低中间交易成本和运输成本的同时,大大提高了回收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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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以“互联网+”为平台实现了两网融合,推动了垃圾回收和清运的信息化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供销社体系主导废旧物资回收,支付一定费用,废旧物资交易费用对公众的生活补助作用很明显,公众回收废旧物资的热情高涨,在那个时期,我国生活垃圾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商品交换流通。在80年代后我国向市场经济转型、供销社体系退出废旧物资回收市场开始,拾荒大军、个体户进入废旧物资回收领域,分散于城中流动回收点喝城郊集散分拣点。市场逐利性使得这些个体户选择性回收废旧物资,分拣回收价值高的,回收价值低的废旧物资或是低价出售给下游,或是随意混入生活垃圾中。之后,由于受到生活水平提高、大宗商品行情价格波动、人力物流成本上升等影响,废品从业人员有所减少,加上居民交售废品的途径不便利,许多居民出于求方便的心理选择不回收,废旧物资回收网络开始式微,导致了原本该进入废旧物资回收网络的垃圾进入到生活垃圾收运网络,“回收网”在垃圾分类中的主体作用逐渐弱化,同时“回收网”和“清运网”没有了相互支撑,出现不协调。
    而“虎哥回收”将回收业务集中于以微信公众号、官网、400电话为主的“互联网+”平台上,通过线上回收平台整合了居民源头垃圾分类和大量小型、个体的回收单元,实现了对分类投放、分类收集的全方面管理;回收车辆和回收服务人员的合理配置,使得“虎哥回收”物流网实现分类运输,提高清运效率,达到了“回收网”和“清运网”的两网融合。一方面,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虎哥回收”对居民家庭实现了精准到户的生活垃圾分类信息登记,将每户家庭投放的生活垃圾重量和种类通过二维码扫入系统,量化统计分类行为和效果,达到垃圾回收的信息化。另一方面,“虎哥回收”对回收服务人员和清运运输车辆实行实时轨迹跟踪,建立了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的智慧化监管平台,纳入政府监管系统。如此垃圾回收和清运的信息化,也能对垃圾回收和清运环节进行信息化监督和控制。
    “虎哥回收”通过互联网和信息技术设计了生活垃圾从产生、清运到处置再利用的全过程数据链,实现了精准到户的生活垃圾分类信息统计,可以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和监管措施提供重要依据。
    (三)通过技术创新在产业群内部实现了生活垃圾的资源化“虎哥回收”在依靠技术创新实现垃圾资源综合利用的前提下,结合自身完整的产业链,实现末端垃圾分类资源化技术创新,倒推过程清运和源头分类,破解了“先分后混”的难题。
    在当前低迷的回收市场,不少传统再生资源企业因为回收利润骤减、回收网点减少导致经营空间被压缩、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压力陷入困境。虽然身处这个低迷的大环境,“虎哥回收”却凭借其规模企业的产业群市场化处置和适用的技术创新,从垃圾源头到末端的全过程入手,推动垃圾资源的二次利用、综合利用和高效管理,自建环保基地、现代仓储管理体系和末端再生利用产业群(自有企业和合作企业组成完整的产业链),不同种类的生活垃圾都能被。在满足集团公司垃圾原材料需求的基础上,将可再利用的原材料出售给相关目标客户,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入。这种处置模式变得有利可图,继而自发产生对源头资源的逐级需求,解决了资源化利用的问题,同时也以独特的垃圾末端处理方式指导了社区居民前端分类模式。
    “虎哥回收”模式的垃圾处理紧紧依靠市场,在利益分配机制驱动下,把垃圾的分类、收集、运输和处理等环节有效地连接起来,成为垃圾处理“一条龙”产业链,减少了中间各环节过高的成本,既获得了不菲的经济效益,还服务了社会大众,获得广泛的社会效益。
    综上所述,“虎哥回收”垃圾处置模式是一个动态的系统,以市场机制为主导,在集团企业内部实现了对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的全产业链服务,激励诱导机制、建构于“互联网+”线上回收平台和线下物流平台、其规模企业的产业链、市场化机制参与到垃圾分类、运输和处理等各个环节共同作用于这个系统,促进整个垃圾处理模式持续高效的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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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

    “虎哥”模式是民营再生资源型企业参与城市垃圾处置、实现生活垃圾资源化,也说明了引入企业和社会资本进入垃圾处理,建立资源循环利用产业链,是目前适应我国国情的垃圾处理长效模式。回顾我国垃圾分类之路,垃圾处置机制的不完善以及我国公共事业管理方面长期存在的机制缺陷,造成了目前我国现有的城市垃圾处理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垃圾回收处理效率低下以及处理成本高、投资浪费等问题。推行普遍垃圾分类制度,破解“垃圾围城”困境,未来需要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也需要再造垃圾分类模式。
    (一)如何促进再生资源产业的有效发展再生资源产业是需要政府大力扶持的环保产业,税收优惠、财政支持可助推环保产业更有效地发展,可以缓解企业长期以来的投资回报不足问题,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促进市场化发展,同时也减轻政府在经济上的支出压力。所以政府应该在资金、税收、市场和技术服务等方面予以优惠,鼓励和推动再生资源行业的发展。但如何通过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让其成为一个可以盈利的产业、吸引更多企业参与其中?“虎哥回收”因其模式的创新,凭借集团公司的多元业务获得了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优势,通过回收垃圾并进行初级加工为其他子公司提供原材料就获得了客观的收益。加之在分类回收环节与“互联网+”的有机结合,创新了回收方式和机制。政府可以通过出台专项补贴,培育“虎哥回收”这样的龙头企业,帮助其发挥整合带动作用。
    (二)如何找到平衡点让政府财力可承受、企业创新有动力再生资源企业是实现垃圾分类的重要力量,特别是专业化企业,要在垃圾分类中发挥重要力量。再生资源行业发展,构建循环经济,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支持。其中财税、金融、产业等政策支持是比较理想的手段。在发达国家,常常使用补贴、贷款和税收减免等财政手段,鼓励企业降低污染、节约能耗的投资。现实情况中,在中国公用事业上,政府长期背负沉重的财政补贴负担,而再生资源产业由于投资回报相对较低、回报期限较长,民间资本缺乏,再生资源企业缺乏创新动力。因此如何找到这个平衡点至关重要,对再生资源行业的政策补贴,能到双赢,既能让政府财力可承受又能激发企业创新发展动力。
    (三)虎哥经验的可拓展性和可复制性——“湿垃圾”的市场机制“虎哥回收”模式特别在于撬动了城市废弃物处置链条的后端,市场的逐利行为参与到回收、清运以及处置等各个环节,同时建构“互联网+”线上平台开展智慧收运,使原先政府主导的城市生活垃圾治理模式转变成大中小型正式的私营企业、非正式的私人部门及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多元主体共治模式。政府可在“虎哥回收”基础上搭建平台促进技术创新,并给予必要的财政支持,扶持“虎哥回收”建构产、学、研、用平台,延伸“虎哥回收”的价值,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大规模推广。这也让人深思:“虎哥回收”解决了城市中的“干”垃圾,“湿”垃圾可否引入同样的市场机制?
    2017年3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向各省(区、市)以及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构转发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住房城乡建设部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首次对生活垃圾的投放、收集、运输和处理等各环节都作了详细规定,标志着我国的垃圾分类工作进入到一个新阶段。该方案特别强调要因地制宜、创新体制机制;政府部门承担主体责任,应加快培育大型龙头企业,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生活垃圾的处置过程,建立与再生资源利用相协调的回收体系。因此,集合规模企业、学术研究、非政府组织、居民等多方资源进行市场化运作,是我国改善城市居民生活环境,有效推进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必由之路。

    本文选自总第60期《公共政策研究》,作者徐林系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首席专家、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玲,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MPA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