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志愿服务已经成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中的重要力量。1月28日中央文明办、中国志愿者服务联合会发出《关于号召广大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积极有序参与疫情防控的倡议书》。各地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积极响应，纷纷顶上生产线以应对全国口罩紧缺、工人返乡员工短缺的状况，配合相关部门在高速出口和主要路段拉网设卡、体温监测，开展辖区走访排摸、劝导疏散，发动群众对可疑车辆、农贸市场、棋牌室活动、家宴聚餐等线索上报宣传等。在当前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严峻斗争中，志愿服务成为了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重要力量。
近年来，浙江省逐步形成政府管理+公益慈善组织+线上线下慈善项目与志愿服务的完整链条。截至2018年底，全省社区志愿服务站点5024个，2018年全年开展志愿服务活动28.2万场次，累计服务时长3999万小时。《浙江慈善事业发展报告（2019）》公布显示，截至目前，浙江依法登记的慈善组织超过588家，拥有注册志愿者1464万人，慈善捐赠持续保持增长态势，在浙江设立的慈善信托资金已近10亿元。总体上，我省志愿服务无论是志愿者队伍还是服务领域和整体组织规模都取得了可喜进步，但是志愿服务的基础工作还比较薄弱，在深度参与社会治理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一）对志愿服务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理念认识不够到位
部分党政部门对志愿者、志愿服务以及志愿服务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存在片面认识，倾向于把志愿服务局限在共青团或有关部门的一项活动或者阶段工作来认识，或者是把志愿服务组织当成内部职能部门的延伸或者不信任志愿服务组织，致使组织自身的优势和特点不容易发挥，影响提供服务的水平和效果。
（二）志愿服务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保障不够完善
尽管我省近年来关于志愿服务在顶层设计和制度建设方面出台了不少文件，但是真正落地过程中仍然面临着一些突出问题。一是新修订的《浙江省志愿服务条例》对我省志愿服务管理体制机制作出了调整，原设置在共青团组织的志工委办公室撤销，与精神文明委合署，志工委不再作为独立的议事协调机构，在职能发生转移后，如何保留志工委的工作机制，作好全省志愿服务统筹协调还不明确，导致志愿服务条线分割的矛盾依旧突出，各条战线志愿服务组织之间缺乏交流、共享资源。二是政府购买志愿服务经费保障不足，且开放的政府购买主体有限，目前主要是民政部门在提供大量的政府购买项目，但资金规模较小，并要求购买方以自有资金、社会募集等方式进行资金配套，项目管理费用的支付比例也不尽合理，全省大部分地区项目管理费用标准不足10%，在3-5万甚至更少的项目经费中，无力支付服务过程中产生的交通、食宿、专职人员工资、项目督导等费用，导致志愿服务组织参与购买的动力不足。三是相关志愿服务的激励政策操作性不强，尽管我省志愿服务已经纳入到青年信用体系建设，并在全国率先颁布了21条“浙江省青年守信联合激励措施的实施意见”，但多为“优先”“照顾”“酌情”等倡导性条文，缺乏实施的具体条件。四是对志愿服务组织的管理不够严格，认为公益活动是无偿的、自愿的，以鼓励为主而缺乏严格细化的监管措施，以及对服务项目专业化、规范化、标准化的评估。
（三）志愿服务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自身实力不够强大
尽管我省志愿服务发展走在全国前列，但整体来讲，组织力量较为薄弱，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有待提高。一是地域差异明显，从市区到县域、乡村一级志愿服务组织体系建设逐渐弱化，志愿服务阵地化建设滞后，作用发挥不明显。二是社会资源整合能力有限，与政府的互动合作关系不足，社会化的动员存在瓶颈，2018年全省志愿服务的平均渗透率为16.21%，除舟山以外，其他10个地市的志愿服务渗透率均不足10%。三是根据《2018年度浙江省志愿服务大数据报告》公布的结果，排名前三的志愿服务项目主要集中于社区服务和围绕全省中心工作的“平安志愿”“平安巡防”，服务民生的常态化志愿服务明显较弱，普遍缺少自我造血功能，对脱贫攻坚等社会支持型和治理型志愿服务项目的嵌入不足。四是志愿服务专业化程度不高，管理团队以兼职为主，人才流失率较高，志愿者领袖、骨干严重不足，从业人员素质整体偏低。五是部分组织存在“情怀最伟大，结果不重要”的不良倾向，以服务供给偏好为主导难以与实际需求相匹配，导致供需对接不够精细，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公益资源的浪费。
为了更好地引导激励志愿服务组织科学参与社会治理，统筹运用志愿力量，有序开展服务工作，浙江省团校社志中心王新云副主任等提出如下建议：
1、相关政府部门要从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战略性地位中认识和把握志愿服务，加大对志愿服务组织的政策扶持力度。通过购买服务、财政补贴、小额贷款等方式，采取场地供给、项目合作、业务培训、人才培养、技术咨询等措施，充分激发志愿服务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创新引擎。优化顶层设计，将“志愿之城”纳入城市发展规划，与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提升人民生活的幸福感。建立志愿服务发展指标，提升志愿服务专业化、国际化的发展水平，逐步渗透到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
2、激发党员参与志愿服务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建立各层面志愿服务协调机制和志愿服务工作部门联席制度。强化部门间资源整合，形成志愿服务的整体性政府治理机制。加强对志愿服务组织内部治理及服务项目的督导评估。建立第三方社会组织评估机构，将志愿服务组织管理纳入科学专业的管理轨道。
3、加大政府购买和对志愿服务专项经费的投入力度，优化人员管理费用的比例结构。可根据项目经费的额度分层设置比例，有效保证项目的正常运行，建立“志愿服务工作经费+志愿服务经费+基金会”经费运作模式。简化公益捐赠税前抵扣审批流程，引导吸纳更多的社会资源向志愿服务领域流动。加强志愿服务激励回馈的实施力度保障志愿服务源头活力，尤其是在入学、就业、创业等领域的探索。例如，杭州滨江区鼓励流动人口从事志愿服务，将其纳入居住证、随迁子女入学量化指标体系可享受积分落户入户。
4、引导志愿服务人才队伍建设，与社会供需精准对接。建立志愿者培训学院，形成分层分类、省市县三级联动培训工作，在专业人才评价等方面出台相关制度细则予以保障。将志愿者培训纳入志愿服务时长，成为志愿者星级评定的重要指标，推升志愿服务能力。加强人群细分和需求细分，形成一批扎根基层、群众欢迎的志愿服务品牌，推动常态化发展。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试点建设为契机，加强志愿服务的宣传实现全域渗透。以世界互联网大会、杭州亚运会等大型国际赛会活动为推动，高水平提升志愿服务。加强对志愿服务的理论研究，志愿服务歌曲、微电影、宣传片以及志愿文学、口述史等各类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结合志愿服务的特色品牌开发文创产品，注重志愿服务的成果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