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关于广东的文章，反响意外热烈，很惭愧。这个系列定位于“漫谈”，研究并不深入、观点也比较随性，未必经得起推敲。既蒙大家关注，那就不揣浅陋，继续对所说的现象、开展解读。水平所限，一家之言，希望多理解包容。
一、历史演变
话说中国的大江大河，有个简单的规律。那就是，不论长江、黄河，还是珠江、淮河、湘江、黑龙江、黄浦江……都以形貌、地理位置命名。而用姓氏命名的呢？那可能只有一条了：韩江。它也是东南沿海的重要河流，广东省除珠江外的第二大流域；之所以这样起名，只为纪念一位伟大的文学家——韩愈。
当年，这位唐朝文坛领袖，因反对“迎佛骨”得罪皇帝，从繁华圣地长安、贬到万里之外的蛮荒岭南——潮州。写下著名的《左迁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本为圣明除弊政，敢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历来是传诵的名篇。其中，第三联尤其出彩，不仅景色历然，还把诗人落寞的心态，表达得淋漓尽致。值得一提的，题中的“侄孙湘”，居然就是“八仙”之一的韩湘子。
北宋文坛领袖苏东坡，与韩愈有类似的遭遇。当他步入老年时，又一次政坛失意，从繁华的汴梁，贬到万里外的岭南——惠州。当然，他为人旷达、善于随遇而安：“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又“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闻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这些美好的诗句，流传如此之广，竟引发北方政敌的忌恨：“苏子瞻,尚如此快活耶？”再次出手、把苏贬到更远的儋州（海南省）去。其实，当时的惠州，确实是烟瘴蛮荒之地；东坡最钟爱的侍妾朝云，就因难以适应艰苦的环境，不幸在当地去世。
没错。至少大唐和北宋年间，现在经济发达、傲视全国的广东，仍是典型的蛮荒瘴地、发配之所；官员被贬到这里，是非常严厉的惩罚。当然，韩、苏两位文学巨匠的伟大就在于，他们到潮州、惠州后并未意气消沉，而是多行善举、推广教化；对改善当地民生，鼓励读书求知的风气，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堪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一自东坡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至今，潮州人重商之余、还格外尊师重教，都与韩愈有莫大的关联。这样看来，取名“韩江、韩山”，也不足为奇了！
那么，南宋以后呢？情况有微妙的变化了。岭南，仍然远离政治中心；可安排到这里，未必算严厉的贬谪。清朝，最狠的放逐换成了“宁古塔”——遥远的东北边疆。变化的渊源，涉及南北经济史的变迁；前次《微评》说过很多，不再重复。只强调一个要点：
宋元之际，格外重视商贸；造船技术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指南针得到广泛使用，航海贸易蓬勃兴旺；使广州作为千年商都、“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地位越来越突出。随人流、物流的大量进出，经济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蛮荒”的面貌；甚至，开始向中央输出人才。明朝中后期，海瑞、袁崇焕这样的朝廷重臣，都来自广东（海南在其辖内）；鸦片战争开启近现代后，更加英才辈出；从太平天国诸王、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廖仲恺、彭湃、詹天佑……但不管怎么说。纵观整体历史，与人文荟萃的中原、江南、湖湘、巴蜀大地相比，它仍然远远不及。
二、文化传承
从上面浮光掠影的概述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广东，毕竟长期处于中原主流文化的边缘。随移民的涌入、技术的突破、“海上丝绸之路”的蓬勃兴起，中国经济重心不断“南移”；可政治重心呢——不算东晋、南宋这种大分裂时代，其实一直在“北移”。好容易朱元璋定都南京，儿子朱棣夺位又搬回北京，绵延至今。
从地理特征看。一来，粤、闽、赣交界的“五岭”屏障，不仅挡住了北方的冷空气，也使得广东与中原的交流，一直不太便利；从而形成相对封闭的体系。所谓“天高皇帝远”，从语言到文化，彼此认同感都不强：中原人听不惯“鸟语”，岭南人也不稀罕“北方”。央视春晚，一直是全国收视率最高的王牌；广东地区的收视率，却从来很低；受欢迎的，是当地粤语台、凤凰卫视、翡翠台等。这大概就是所谓“经济强势、文化弱势”的渊源吧。
二来，广东海岸线辽阔，外部交流倒很方便。因陆地条件艰苦、被迫外出谋生；从古至今，“下南洋”者不绝如缕；海外分布的广东人，动辄以千万计。所以，只要搞对外开放，它就特别容易“得风气之先、开眼看世界”。所谓“文化弱势”，主要
难以融入国内主流文化；在海外，粤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完全不弱！
同时，也千万不要误解：广东与海外接近，就“崇洋西化”、“黄皮白心”。恰恰相反！传统文化的元素，它保存得非常完整、堪称最后的堡垒——比如“宗族观念”、“多子多福”，根深蒂固。前几年热播的电视剧《破冰行动》，故事真实发生在汕尾陆丰，略加改编而成。剧中的“林氏宗祠”，在那些制毒团伙中，地位神圣、代表最高权威。毒枭林耀东，正以“宗族利益”为号召，才得到全村的拥戴。这些都非常写实，绝非虚构。宗族观念，在全国多数地方，大概都比较淡漠了；潮汕地区，却宗祠林立、重视祭祀，古风盎然。
生育观念，与此类似。现在全国各地，生2-3个娃，肯定已经是“少数派”；而潮汕人，生4-5个，并不足为奇。很平常！规则是：第一，生出男孩为止；第二，男孩子嘛，多多益善。不仅他们。粤西的广大地区，生育率也很高，3-4个娃非常普遍。超生罚款？再想办法应对。广东生育率的亮眼表现，得益于两地实多！还远不只这些。春节的广东，醒狮、舞龙、庙会、花市、利是…各种古朴风俗，琳琅满目。那么，为啥在广东，传统文化的影响就这么大呢?
答案很简单。首先，广东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原移民南下奋斗史；然后，地理特性决定了，文化保存得比较完整。我们以前说过，“粤”和“越”，原来根本就一个意思；为辨识方便，清朝很晚才分开，专用于广东。先秦之际，这里是“百越之地”——春秋末期，越国被楚国所灭，不少贵族、平民逃散到广东，渐渐占据珠三角一带；变成了最早的“广府人”——这仅仅是开始。
如上回《微评》所说。永嘉南渡、安史之乱、建炎南渡、蒙古灭宋、满清灭明……漫长的岁月中，北方战乱频繁，一批又一批的中原人举家南迁；逃得远的，来到这南海之滨。发现珠三角被“广府人”占了，只好躲进山里、成为“客家人”；等发现山里都被“客家人”占了，那只好：挤在贫瘠、逼仄的海边，变成“潮汕人”。
后来呢？相对封闭的地形，使这一带的传统文化，比较完整地代代传承；受干扰、被同化的程度，远低于“北方”。同时，艰苦的自然环境，锻造出广东人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以潮汕为例。人多地少、竞争激烈，女人就要精打细算、维持生计；男人还得冒险出海、打拼活路。出海（捕捞）风险大，回不来怎么办呢？家小，只好托付宗族同乡；大家共同默认这个“契约”的结果，是向心力极强。久而久之，反映在饮食上，潮汕菜就做工精致、出品上佳；反映在商业上，潮汕商帮就敢于冒险、善捕商机；反映在文化上，“潮汕语系”，就特别抱团！客家人、广府人，同样勤劳、务实、重商，可稳健程度与抱团精神，大异其趣。
三、 “天时、地利、人和”
1、人和：经济底蕴
说了这么多历史故事、人文传承。与经济现象有关吗？大有关系。因为归根到底，经济活动——是人创造的。“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认为，人类大规模的分工、协作、市场交换，劳动才是财富之源；奥地利经济学巨擘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独有的创新活动，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域人群的文化基因，无疑是经济表现的底层逻辑。否则，我们很难解释：非洲大陆，拥有如此丰富的资源禀赋、得天独厚的海岸资源，为什么无论经济还是政治，从古至今都处于绝对弱势；而资源匮乏、无拳无勇的犹太、潮汕、温州人，却经常能建立起庞大的商业帝国，创造难以想象的经济奇迹。
“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兴盛，塑造了广东、福建、浙江等省份的重商文化基因。广东斑斓多姿的岭南文化，在勤劳、重商、低调、务实这些方面，是高度统一的；民族文化的传统美德，得到了很好的传承。珠三角这个地方。只要打开国门、发展经济——无论明朝“隆庆开关”、晚清“洋务运动”，还是近几十年伟大的改革开放；不管原本基础多差，总能领风气之先，脱颖而出、傲视全国。我们把这种因素，姑且称之为“人和”。
2、地利：经济地理
《南北经济漫谈之一》中，我们反复强调了“经济地理”的重要性。上海交大陆铭教授：“南北差距的实质：全球化进程中，区域港口条件和航运能力差异带来的发展差距”，很有说服力。它不仅可以解释，珠三角为何省内特别突出（上次说过）。还可以解释：“小珠三角”（广、佛、深、莞）为何在珠三角特别突出！见下图。
原来，广东省的珠江流域，由北江、东江、西江三大河流组成；又数西江的水流最大。与我国北方河流的“支流并干流、统一入海”完全不同，它们从东、西两岸各自分别入海；少部分在广州合并入海。如图，由于西江的流量最大，所以中山、珠海、澳门一带，都有很多入海口；而东江流量小，所以东莞、深圳、香港，基本都没有入海口。大江入海，会冲积出大量泥沙；优势是便于造地，劣势——则是缺乏深水良港。
因此，最早的葡萄牙人到达澳门，率先发展起航海贸易；但等到鸦片战争英国到来，巨大吨位的船舶，需要深水良港！香港就逐渐替代澳门，显示出无可比拟的优势，成为著名的“东方之珠”。中国改革开放后，深圳、东莞相继被香港带动，港口优势历然，也渐渐发展起来。这便是珠江东岸超越西岸；“小珠三角”地位突出，成为广东省、乃至全国核心经济区的成因。我们把这种因素，称为“地利”。
3、天时：经济大势、宏观政策
最后，来看“天时”。其实，孤立的“文化决定论”哪怕再加上“地理决定论”，要完美解释广东省、珠三角经济崛起之谜，可能都是苍白的。比如计划经济那些年，外经贸基本停止；广东航运再发达、港口再突出、民众再勤劳、经商能力再强，又哪里有用武之地？东北、华北、华东的国企工业基地，才是真正的“长子”、经济重心。1970年代末，广东几乎零基础起步；从区域市场的规划、培育、成熟，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到产业、资金、人才的集聚，这一切都不是“免费”的，背后包括了高层殚精竭虑的统盘考虑、政策安排；也不是一句“改革搞得早”能简单概括的。
仅以深圳、东莞为例。“春天的故事”，这无需多说——怎么强调其重要性，也不为过。深圳，这座1979年才建立的城市，当年GDP是香港的1/179；2020年，已经是后者1.2倍左右；国内仅次于上海、北京。40年来，香港从理念、人脉、资金、技术、产业各方面，对广东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又终于先后被深圳（2018）、广州（2020）年超越。
然而。以下场景，大家是否还有印象？2002年11月，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文章，在“人民网”发表；然后《南方都市报》转载，全国广为流传、普遍认同。其背景，是大上海发展一日千里，长三角经济高歌猛进；深圳作为“经济特区”的先发优势，日益缩小。东莞，很早就有制造之都、“世界工厂”的美誉；但2008年次贷危机时，媒体纷纷热炒“工厂倒闭一半”；2014年初的严厉“扫黄”，全国至今记忆犹新，当时，被讥讽“经济倒退5-10年”。后来的发展呢？我们都看到了。2020年，深圳、东莞房价领涨全国、引发惊叹；其背景是——经济持续强劲增长，人口大量涌入。
很显然，这些复杂的经济变迁，用什么“地理决定论”、“文化决定论”，包括一句简单的“政策支持”，根本无法解释。它涉及到全球趋势变化、“创新经济”带来的产业大转移；与中国进入“后工业化时代”，90后消费倾向走高有关；也与移动互联崛起，技术改变世界、手机改变生活......密切相关。深圳，作为“科技+金融”的代表性城市，无疑是这些变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东莞，无缝对接深圳产业端、居住端的外溢与转移（房价高启），其实与当年“深圳承接香港”，逻辑完全一致。而这一切的背后，显然不是随机出现的；它包含了各级政策研究、制定者的无数心血。所以，我们把经济大势变化、宏观政策作用，称为“天时”。
也许，只有“天时、地利、人和”齐备；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才会创造奇迹吧。广东，无疑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点。
到这里，我们的“广东省经济之谜”解读，算是告一段落了。其实，区域经济纷繁复杂，各种因素交织、头绪众多；并不是两篇几千字的小文，能说清楚的。最多，提供一个分析框架，野人献曝、引大家一笑而已。以后有机会，再聊其他区域经济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