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鹿中原”这句话，人所共知；但其中的典故，很多人未必清楚。金庸《鹿鼎记》开篇，解读非常精彩：“鹿，貌似庞然大物；但性格温顺，遇到要吃它的动物，不会反抗、只会逃跑。因此古人常常拿鹿比喻天下。《史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就是说：秦朝失了天下，群雄并起，大家争夺；最后汉高祖打败了楚霸王，得了这只又肥又大的鹿”。原来如此。但为什么说“中原”逐鹿呢？仍然与楚汉相争有关。看下图就明白了：
楚汉相争，双方控制的地盘如犬牙交错，所谓“楚河汉界”；而争夺的焦点，正是中原。再来看一张大家熟悉的地图：
东汉末年，三国鼎立；南方的吴蜀联合、共抗北方的曹魏。两边对比，实力如何呢？乍一看，南边看上去似乎面积还大些，加起来实力可能更强。至少差不多吧？真实情况，完全相反。诸葛亮《出师表》，开宗明义：“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蜀汉失去荆州后，局限在四川、云贵等盆地山区，国弱民疲；如果长期打消耗战，大概率要被消灭。所以孔明主动兴兵伐魏，六出祁山、星落五丈原，非常悲壮。那么，坐拥更加辽阔疆土的吴，实力与魏是否接近呢？也差得远！
以人口为例。据考证，三国灭亡前的人口：蜀国28万户，94万人;吴国共52.3万户，230万人;魏国共66万户，443万人。要知道，古代是小农经济，有人口才有税收、国家财力才强，军事实力就有保障。以此推算，魏相当于两个吴，五个蜀！别说吴、蜀还在明争暗斗，就算并成一家,实力也远不如魏。难怪要说“中原逐鹿”——拿下中原，就有了一统天下的资本。
的确。与很多人的印象不同，中国近四千年的古代史，北方的经济实力，长期碾压南方；有华夏文明以来，至少到东汉、三国时期（公元3世纪）为止，都是如此。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上回《微评》，提到了“经济地理”的重要性。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农业社会，更加关键。众所周知，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华北平原；当时，那里不仅河流充足、耕地广袤平坦，气候也远比现在湿润，降水充分，典型的“水土肥美”之地。放眼欧亚大陆，同时满足这些条件的，寥寥无几；大概只有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古巴比伦文明）、恒河平原（古印度文明）能够媲美。我们的祖先，就在这些地方辛勤耕作、繁衍生息；渐渐出现了语言、文字、社会阶层，孕育出文明之光。
而南方呢？除长江中下游、珠三角等少数平原，四川盆地外，基本属于丘陵地带。水网密布、山川起伏，土地往往被分割成小块，不适合大面积耕种；产出有限，难以养活大量人口。再到福建、两广、云贵，气候炎热、蚊虫传染病横行；古人医疗知识差、难以生存，人口更加稀少。所以，从夏、商、周、春秋战国到秦汉王朝，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北方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与南方相比，一直都有压倒性的优势。几乎所有的杰出人物，比如王侯将相，儒、道、法、墨代表性的哲学家、思想家，有名的奇人异士，都出自北方；王朝更迭、金戈铁马，军事争夺的要冲，基本也都在这里，所谓“逐鹿中原”。
然而。就从三国结束、西晋短暂统一后的“八王之乱”后，情况开始起变化。南方持续了几百年的赶超之路，经济优势越来越明显。等到10-12世纪的两宋时期，竟彻底翻盘、经济全面碾压北方，“北弱南强”的格局，就此定型近千年；直到晚清、民国近现代，才有所起伏。在波澜壮阔的历史中，细数南方的“逆袭”之路，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特别关键：
一是“衣冠南渡”。大量移民涌入，南北力量对比的天平逐步倾斜。
是说南方耕地偏小，难以养活大面积人口吗？没错。但形势所迫，中原战乱，真叫没办法。可两千多年间，发生了那么多次战争，为啥都不大量涌向南方，偏偏“八王之乱”以后，不一样了呢？那是因为：国土沦亡，异族入主中原！无数北方士族，难以忍受“胡人”的残暴统治，纷纷举家南迁。历史上，这种情况比较大规模的，发生过三次：
——东晋“永嘉南渡”
司马家族篡魏后，以雄厚的实力灭蜀吞吴，一统天下、开创西晋。天道好还，一个白痴皇帝引发了空前内斗，天下重新大乱。这次乱局，与以往历次都不同：少数民族登上舞台、扮演主角！匈奴、鲜卑、羯、氐、羌，你方唱罢我登场，中原长期乱成一锅粥，这就是著名的“五胡乱华”。危难之际，琅琊王司马睿南渡长江，重新开创东晋；与北方胡族“划江而治”，五胡十六国、南北朝，长达三百余年的大分裂时代正式开启。此时，正值晋怀帝永嘉年间，史称“永嘉南渡”。
永嘉五年，匈奴人刘曜，氐族人石勒破洛阳，“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以后百余年，北方动荡不安。那些门阀士族们，带领浩浩荡荡的家眷、民户流徙到江东一带，出现了有史以来、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南迁。
——中唐“安史之乱”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南北朝尾声，北周权臣杨坚建隋代周、平灭南朝，一统天下；几十年后，隋朝又被李唐取代，终于进入了辉煌的大唐盛世。“忆昔开元全盛世”，连续一百多年的繁荣下来，百姓不知战乱为何物——偏偏“渔阳鼙鼓动地来”，北方的藩镇安禄山、史思明悍然造反！虽说经过八年混战，勉强平定了“安史之乱”，但藩镇割据的局面，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加恶化了；唐朝中央政府，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对多地、尤其是北方的控制，南北分裂的离心格局又开始显现。
“安史之乱”以及后来的军阀割据，使黄河流域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百姓余生灵涂炭、家园被毁，只好背井离乡，到相对安定的南方寻找安居之所。这是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规模以百万为单位计，从根本上改变了人口地理分布的格局。至此，中国南方的人口规模，第一次与北方平分秋色、甚至超过了北方。
——南宋“建炎南渡”。
与前两次相比，这回大家熟悉多了。“靖康之变”，国力明明不弱、建国一百多年的北宋，居然被金兵攻破京城，掳走徽、钦两名皇帝及大批宫中人员北上，确实是罕见的奇耻大辱。危难之际，康王赵构重演司马睿故事，改号“建炎”、渡过长江，创立南宋；史称“建炎南渡”。
如图。真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俨然又是一个“南北朝”时代来临。南宋版图，与吞并了成汉后的东晋版图相仿——可能还要略小点，因为西南有个大理国。
此后，长达一百余年的宋、金对峙，北方广大沦陷区的民众，不堪忍受女真人压迫，再一次纷纷举族迁移；南方相对安定的环境、大量尚未垦种的耕地，象磁石一样吸引着他们。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超过了“永嘉南渡”和“安史之乱”。随大量劳动力和垦殖技术的发展，原先的“蛮荒之地”，终于变成了“鱼米之乡”，经济上“南强北弱”的局面最终确立。
二是技术跃迁。农耕技术质变，南方粮食产出剧增，“苏湖熟、天下足”。
前面说，与北方的广袤平原相比，南方水网纵横、耕地面积小。那北方移民大量涌入，可怎么养活呢？要知道。自然条件，从来也约束不住这个智慧、勤劳的民族。确实，南来很多移民，吃饭人口增加了；但同时也增加了人力，还带来了北方地区相对较高的生产技术。人多地少的压力显现后，倒逼技术出现快速发展，农业产出，也随之发生质变。
早在春秋战国时，随铁犁牛耕在全国逐步推广，南方原本难以开发的土地，已经大量被开垦出来。两汉时期，四川盆地、江汉平原已成为鱼米之乡。更关键的变化，出现在唐朝。此时，江南太湖流域开始出现“一年两熟”的耕作制度，与北方传统的“一年一熟”、或者“两年三熟”相比，粮食产量得到极大提高。这也得益于一系列技术革新：
比如曲辕犁（又称江东犁）的出现，操作起来灵活、方便，特别适于土质粘重、田块较小的江南使用；再如“育秧移植”栽培技术。也就是先撒种，等幼苗长到一定高度时，再移往其他田间种植，这不仅能提高成活率，还能优选优植，提高水稻的生产量；还包括唐宋时期，长期不懈的农田水利建设。水稻本是高产作物，随技术进步，单位面积的产量也不断得到提高。久而久之，南方的粮食产出，不仅能够养活本地的人口，甚至可以通过漕运北上售卖，养活更多的人。与此同时，北方却变得日益干旱，森林被破坏、草原变沙漠，耕地面积明显下降，产出受限。
经过这样的此消彼长，到唐朝中晚期，南北经济已经基本平衡；等到宋朝，就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明清时期则是“湖广熟，天下足”。南方的农业，已经足以成为“天下粮仓”，终于成功逆袭。
三是“一带”变“一路”，商业中心从北方转移到南方。
2013年，我国提出了建设“一带一路”的伟大构想。它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有着深远宏大的历史背景；其中，也暗含着、经济重心从北方转移到南方的清晰脉络。概而言之，唐“安史之乱”以前，中国的对外商业活动，主要以西北的“陆地丝绸之路”为主；而中唐以后，则转为东南的“海上丝绸之路”为主。活跃、繁忙的商业活动，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对南北经济实力的变化，也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不需要过多的展开，看下图，基本就能明白：
显然，“陆地丝绸之路”以西安（汉唐长安）为起点，沿着河西走廊蜿蜒西去，经过新疆、中亚，一直到达欧洲；而“海上丝绸之路”，则从泉州、广州、明州（宁波）等为起点，绕过东南亚、印度，到达中东、欧洲。那为什么说中唐“安史之乱”是巨大的转折呢？道理很简单：它构成了大唐盛衰的分界线。
在此之前，盛唐气象，大军横扫沙漠、打通西域；而此后，唐朝国势日衰、军事力量一落千丈；被强悍的吐蕃坐大，丢失了对河西走廊的控制权（参见“安史之乱”地图）。陆上丝绸之路，由于“出国”太过困难，逐渐被废弃。到两宋，军事几乎从来就没有强大过，根本无力恢复河西走廊；那些丝绸、茶叶、瓷器的出路，顺理成章、转向海上航线！不夸张地说，“海上丝绸之路”，塑造了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省份的传统文化基因；从“一带”到“一路”，这个转变是如此重要，迄今都有深远的影响。比如，南方的商业氛围、南方人的经商意识，经过漫长的岁月积淀，远超北方。
说到这里，南北经济史上那些事儿——北方如何由盛转衰，南方成功逆袭、强势千年的过程，告一段落了。需要重点提示的是，南方没有任何必要，沾沾自喜；甚至感觉良好、搞地域歧视。经济固然重要，但远不是一个地区（国家）强大的全部。
有个特别典型的例子。1644年清兵入关、顺治北京登基时，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了“弘光”政权，史称“南明”。由于它坐拥南方半壁河山，江南赋税富甲天下，拥兵也号称百万之众；乍看上去，与东晋、南宋相比，优势只会更大。照理说，与北方的满清抗衡个几十、上百年，应该不成问题吧——没想到，弘光政权只搞了不到1年，清兵一到城下，就摧枯拉朽般失败；剩余的南明势力且战且退、苟延残喘，到永历帝云南被戮、彻底鞠躬下台，也才十来年时间。
反观历史上，那些强大的王朝。比如汉、唐、明、清；尤其明、清两代，都是巧妙地利用北方的政治军事、南方的商业财富优势，调动各种资源、汇聚各种力量融为一炉，全国一盘棋，维护大局的平衡与稳定。施展教授在《枢纽》一书中，对清朝如何借力打力，将汉、满、蒙、回、藏各民族融为一体，破天荒建立起多元化大帝国、存续两三百年，有非常精彩的论述。篇幅所限，就不罗嗦了。下次有空，再聊南北经济的其他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