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评提示： 继续聊城市的话题。上一篇，我们提到了西安、合肥的“逆袭”。2000年，西安GDP排名全国30多位、合肥排名80开外；近年来（西安2018、合肥2020）竟然都冲进前20强。目前，它们昂首进入“新一线城市”榜单，与诸多传统“强手”同列，不仅刷新存在感，还成了“网红”,非常励志。很显然，短短十几年间，各城市的地理特征、资源禀赋、人文环境，不可能有什么大的变化；宏观经济体制、环境，大家更没啥区别。那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原因当然很复杂。数据、资料有限，本不宜妄加评论。但既然行文至此，就硬着头皮、继续“漫谈”；认识不准确、不客观的，望多包容。
一、产业转移、人口结构与中西部崛起
我们在“东北经济之谜”解读系列微评中，提到过改革开放的经济成长逻辑。
话说1970年代末，中国那真叫“一穷二白”。除了农业、一点重化工业以外，资金、技术、产品、管理经验、市场意识……几乎啥都短缺。但也有特别充裕而廉价的：土地、劳动力！此时，正值全球“第三次产业转移”浪潮。制造业沿着：美国==>日本（1950-60）==>“亚洲四小龙”（1960-70）的路径转移；背后的最大推手，就是生产成本。1970年代，“四小龙”经济腾飞，成本也随之迅速上升，出现了新的转移需求。中国打开大门后，东南沿海一带与港台渊源深厚、物流优势突出，无疑成了最好的承接方；于是短短数年，它们迅速改变面貌、富裕起来，并开始像磁铁一样，吸引大量闲置的劳动力涌入。
一般来说。一个经济体，连续高速增长10年以上，成本就会明显上升。无论欧洲、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都是如此。可中国，实在太特殊了！不仅国土面积广阔、人口总量庞大（几乎上面几个的总和）；凑巧的是，1950-60年代生人，比重出奇地高，还出奇地吃苦耐劳——所谓“人口红利”。他们在1978-2003这二十几年间，形成了源源不断的劳动供给；当年“民工潮”的盛况、春运紧张到崩溃，多数人应该记忆犹新。供给如此充分，工资（劳动成本）便始终维持在低位，为经济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奇迹不可能永远持续。新世纪以后，悄悄有了微妙的变化。大致2004年左右，东南沿海首次出现招工难、太普遍；后来，情况愈演愈烈。2009年以后，发达地区的“用工荒”问题突出，日益成为企业生产的重要掣肘。曾经那么多的“打工人”，去哪儿了？答案很简单。一来，人口比重最大、最能吃苦的群体，慢慢变老了！70后、80后，逐渐成为劳动者主力军。与上一代相比，他们不仅人数少了很多；得益于计生政策，条件也相对宽裕得多。二来，进入新世纪后，发达地区的地价、房价飞涨，房租等生活成本迅速抬高——几千块工资的“性价比”，就显得越来越低。愿意长期背井离乡、挣那点辛苦钱的人，当然也就变少了！
这种情况反常吗？不，这才回归正常。很显然，上个世纪转移到东南沿海一带的制造业，出现了再次转移的需求。大致就从2009年开始，出现“老板跟着工人跑”的奇特现象：随民工潮退去，广东、浙江的很多老板，时常忙着往四川、安徽、湖南、江西等传统的“民工大省”跑，考察环境、投资办厂。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转移，更多地体现为低端制造业、或“制造端”的转移。中高端制造业，品牌、管理、创意、设计、营销、研发等环节，本身附加值高、效益丰厚，有能力承受高成本，并必然转移。像苹果手机在中国大陆完成组装、销往世界；可挣钱最多的苹果公司，一定在美国；不可能将总部“转移”到中国或东南亚，除非破产被卖掉。
乱七八糟扯了这么多，与主题有关系吗？大有关系。这就是新世纪以来，中西部经济崛起的宏观背景与基本逻辑。中国经济的弹性与潜力，也体现在这里：超大体量、足够纵深。东南沿海发展了二十几年后，沪、广、深、杭这样的城市，恨不得追欧赶美；可广大中西部地区，面貌改变非常缓慢。比如，合肥作为省会城市，长期被嘲讽为“中国最大的县城”，骑个自行车半天就能逛遍全境；铁路连接线也非常少，到南京、上海，都得绕道蚌埠才行。
落后归落后。它们也有自己的优势：相对廉价的土地、劳动力！经济不发达，土地自然就便宜；同一个人，在家门口上班、与出外打工比，可接受的工资水平相差很大。而且，相对来说，在中西部投资办企业，享受的政策优惠、重视程度，远超发达地区。从这个意义说，中西部崛起、与当年改革开放的起点，逻辑如出一辙。
二、崛起之路：管理者的智慧
理解了产业转移的内在需求后，也要看到，事情没那么简单。正像前文所说，中西部与沿海地区相比，物流成本高、市场意识弱、营商环境差的弱点，短时间，很难从根本改变；差距是全方位的。
而且在海外，土地、劳动力更廉价的国家也纷纷涌现：越南、老挝、印尼、印度、非洲……竞争激烈；就国内，中西部也有二十几个省。为什么非得转移到合肥、西安？你有啥特别的优势？没错。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的预判、决策、引导能力，是否善于利用特色、集中资源，形成强大的吸引力；能否奋发有为、引领高端产业集聚、拉动经济成长，就成了决定性因素。很有趣。这种行为，却似乎突破了经济理论的认知。
懂点经济学常识的都知道，在经典理论的表述中，斯密关于政府只需做好“守夜人”，坚持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思想，一直被奉为圭臬。1930年代大萧条、凯恩斯主义问世，强调政府在经济中发挥作用，但基本也限于：运用财政、货币政策，管理调控总需求；实施危机援助、引导充分就业、制定发展规划的范畴。就这尺度，还时常招致“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如奥地利学派的严厉批评。至于：
地方政府亲自“下场”。不仅积极举债融资，变身“基建狂魔”、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还征地拆迁，兴建新区、园区、开发区；既规划、布局、引导本地产业，又针对希望引进的重点企业，竞相提供“全方位服务”：赠送土地厂房、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牵线融资，甚至提供担保；个别情况下，干脆注资、当企业股东...这让市场派的学者，情何以堪？可近年来，这就是现实。问题可能在于，要理解中国经济的特有模式，光经济学的逻辑，是远远不够的。
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其名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中，对中国在历史早期、就获得的“国家建设”（所谓“政治三大组件”之首）优势，赞不绝口——“他们设计的行政机构是理性的，按照功能组织起来，以非人格化标准进行招聘和晋升，这绝对是世界第一”。事实上，现代西方的考试、文官制度，基本就来自对东方的模仿；这方面，中国领先了一千多年——不仅是传统，也正是我们的底色。其实，有点社会常识的也都知道：咱们这个环境里，地方主要管理者的进取心、决策能力和智慧，对区域经济的成长，是何关键！
理论是非太复杂，不赘述了。毕竟，“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的才是好猫”，对吧？我们就简要看看，合肥、西安这两只“好猫”的表现。细节不展开了，有兴趣可以百度；网络上内容很丰富。
1、合肥
安徽、合肥的远见卓识，从1970年代“中科大搬迁”一节中，初见端倪。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战备等需要，这所著名的高校准备搬迁到内地。这搁现在，不啻天上掉下特大馅饼；可当时，很多省份都拒绝接收。为啥呢？实在太穷了！大家吃饱饭都成问题，还搞个劳什子科学。这么多师生，不仅要吃饭、还得资助建校舍、搞科研，经费从哪里来？只有安徽发声：“我们即使不吃不喝，也要留下中国科学的苗子！”借用合肥师院的旧址、搬迁成功，并大力给予政策支持；终于，给本省、给合肥留下了一笔巨大的财富。今天，那些讽刺“合肥配不上中科大”的网络杂音，可谓愚昧无知。
新世纪以来，合肥经济从家电行业开始起步。2005年，它确立了“工业立市”发展路径，抓住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时机，吸引格力、美的、海尔、长虹等知名企业建立生产基地，一跃成为中国三大家电产业基地之一，时称“北青岛、南顺德、中合肥”，为中部城市崛起树立起一个典范。而这些，才刚刚开始！
2008年，金融危机在全球蔓延。国际液晶巨头纷纷大幅降价，国有品牌的代表——京东方出现巨额亏损。这时，合肥市政府毅然出手，耗费巨资投入、以“推迟地铁建设”为代价，引进总投资175亿元的第6代液晶面板生产线在本市落地，用于建设最先进的液晶屏。此后，8.5代、10.5代线也先后在合肥建成投产。今天，我们可以拥有如此廉价的液晶电视、手机，很大程度要得益于京东方的成功；间接也来自于合肥的努力。要知道，2007年，合肥的财政收入才215亿元，税收仅90亿元；它就敢筹集90亿投入资本金、协助落实85亿银行贷款！
显示器背后，需要芯片驱动。2012年开始，合肥进军存储、芯片这些高精尖的领域，终于形成了以长鑫存储、合肥晶合、通富微电为代表的晶圆制造和封测产业；这些企业的成功，显著地降低了内存、外存储器的价格。
最后，提一下大家熟知的蔚来汽车。2019年底，蔚来遭遇资金链危机，股价一路暴跌到2美元以下。这时，定位要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的合肥，再度出手！2020年4月，它坚决“抄底”，携一组战投注资70亿，持有蔚来中国24.1%的股份，促使其中国总部落地合肥。近一年后，蔚来的股份暴涨到60美元左右，开始宣布股权回购计划；这意味着，合肥市这一次的账面投资收益，大概翻了5-6倍……
当然，这些年所投入的项目，也并非都是成功的案例；比如江苏熔盛重工造船、北大未名生物医药等项目，就遭遇了失败，也产生了一定损失。然而总体来看，合肥仍然非常成功，成绩有目共睹。这种以地方政府为主导，在充分考察、掌握规律的基础上，善于抓住时机、大胆投入，吸引新兴产业及项目落地，带动欠发达地区迅猛发展、实现“逆袭”的新模式，确实值得研究。
2、西安
与合肥相比，西安的发展没那么出彩。但是，与其他北方城市逐渐沉沦、不断下滑的背景下，这座名城的表现，已经算黯淡中的一抹亮色。2000年，GDP排名33位；2010年，30位；2015年，26位。总体来看，呈缓步上升的势头。当然，从另一角度看，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大背景下，它与西南另两个名城——成都、重庆的一日千里相比，仍然差强人意。
西安的真正提速，其实就在近5年。2013年9月，“一带一路”倡议横空出世，上升为国际战略；为它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起点，古老的帝都焕发出勃勃生机。2016-2020年间，GDP每年跨越一个“千亿”台阶，从2015年的5000多亿、一直发展到2020年的1万亿。2018年，不仅进入GDP前20强，而且成为“国家中心城市”，继北上津渝、蓉汉郑广的“第九城”。它的成功，又得益于哪些方面呢？简要说几个重点：
一是六大“千亿产业”集群。以传统优势产业为基础，以雄厚的科研、人才实力为依托，着力打造多个产业集群；从区域看，高新区、经开区表现非常亮眼。具体包括：
——电子产业集群。典型如2020年3月，三星(中国)半导体宣布高端存储芯片二期一阶段项目产品下线。项目总投资70亿美元，当年8月满负荷生产。第二阶段项目总投资80亿美元，也已于2019年底启动建设。
——高端装备产业集群。典型如2020年7月，陕西隆基乐叶5GW单晶光伏电池项目的正式投产，总投资超过65亿元，主要从事高效单晶电池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将建成陕西乃至西北地区最大的单体太阳能电池生产基地。
——汽车产业集群。典型如西安吉利新能源汽车产业化项目。与吉利集团联手，着力打造西安百万辆汽车重镇，已于2017年11月3日破土动工，计划2021年正式投产，年产值预计达400亿元以上。
——依托经开区、高新区，大力发展航空航天产业集群；新材料、新能源产业集群；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等。
二是“抢人大战”，人口加速集聚。近年来，众多二、三线城市竞相放松户籍政策，“抢人大战”销烟四起，成为坊间热议的话题。这方面，西安不仅表现亮眼，而且起步得非常早，可以认为是始作俑者之一。资料显示，2017年3月份以来，不到两年时间，它连续7次调整户籍政策；2019年2月，再次发布落户新政，企业法人员工及个体户，只要在拥有合法稳定居所便可入户；甚至，全国各地的在校大学生均可直接落户，接近 “零门槛”。
这一政策，成效非常显著。2017年，西安新迁入人口25.7；2018年，迁入人口居然接近80！与大量北方城市（比如东北）人口严重外流相比，简直就是一个异数，可与广东、浙江媲美。2019年，西安首次突破1000万人；显然，拉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三是锐意改变作风、“西商大会”。值得一提的，还有近年来对转变工作作风、提升政府服务效能的努力。这方面的宣传报道很多，篇幅所限，不赘述了。勿庸讳言，在北方的很多区域，“官本位”思想严重、办事效率低下，作为“强势政府”为特点的经济体，这本身就非常影响经济绩效。西安的做法、值得深思。2017年8月，“首届西商大会”在西安召开，吸引了包括联想、阿里这样的巨头、多家500强企业参会，签约项目众多，效果良好。
最后，仍然回到我们的主题。中西部崛起，无疑是近二十年，经济生活最深刻的现象之一。它意味着：伟大的改革开放，决不仅仅只对沿海一带区域、只对少数人有利；而必将走向纵深、惠及全体群众。但要实现这一目标，是很不容易的。从合肥到西安，它们的“逆袭”之路，不能说完全没有运气、偶然的成分；但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地方管理者、政策制定实施者的智慧，以及经济成长背后，那些不懈努力、艰辛付出、执着追求。有理由，向他们表示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