嘲笑“小镇做题家”，背后嘲笑的是小镇，本质上嘲笑的是社会阶层跃升，也就是大家口中的圈层，而打工人猝死，不应是“996老板的福报”。
嘲笑“小镇做题家”中有两个层次：嘲笑小镇和嘲笑“做题家”。嘲笑小镇背后是嘲笑城乡二元体制中乡镇和乡村这一元。为什么会嘲笑？理由很简单，那就是我们对于城市的投入实在是太大了。
受制于城乡二元体制，城市建设大多由地方财政自理，一贯的经验就是：地方财政大量用于城市建设，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加充足的公共服务，以期实现城市经济的发展，在发展中继续壮大财政实力，提升城市竞争力。这样的投资、兴建、回收模式已经成为定式，确实短期内完成了较快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既然，财向城市集中，人当然也向城市集中，但是，你可以仔细看看，在广袤的大地上，还是有近5亿人口需要附着在县城和县域经济体上生活，也就是说，上海北京虽大，但未必是中国全部。
反而是我们在城市建设的狂飙突进中，全社会将目光过于集中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所有话语方式都以城市为中心展开，嘲笑小镇，就有了物质和精神两重现实基础。
再看看嘲笑“做题家”。生存在社会这个大系统中，社会阶层的跃升，是这个系统中最吸引人的活力。不管是通过“做题”还是经商，这种跃升都是社会资源正常流动的手段而已。而有些人跳出来质疑所谓“小镇做题家”，就是内心深处对社会阶层跃升的厌恶和恐惧。
中国社会的阶层跃升，有着历史必然属性。“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在传统的中国古代社会，二十字的社会阶层跃升“金科玉律”塑造了不少出身平民阶层的社会精英。这些社会精英和庞大的底层百姓才共同塑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大范围、长时间社会稳定，也就有了自古得读书人得天下的信条。
当然，这些读书人，在今天嘲笑“小镇做题家”者口中，可能确实一无是处。或者有些人还会说，这些读书人形成的士人利益集团反而会成为社会改革的阻力，比如明末的东林党掣肘，比如晚清的废科举阻力。可是，这些是社会阶层跃升之后的问题，又关跃升本身什么事呢？所以，看到这里，你就明白了，嘲笑“做题家”的行为什么会引起全社会的强烈反感。因为两种嘲笑合二为一，嘲笑“小镇做题家”已经是一种危险的社会情绪信号：妄图阻碍城乡结构跃升和社会阶层跃升的话语解释方式开始露头。前者与后者，一旦形成影响力，势必造成社会撕裂，进而引发社会流动受阻，将全社会的活力消耗殆尽。这些论调，就像“996是打工人福报”一样，蚕食的是社会正常向前发展的动力。
每年夏天和冬天，在杭州，总会有几则新闻让人无奈又伤心：年轻打工人猝死。
根据媒体报道：前几天，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急诊科接诊了一位22岁年轻女孩，连续四五天，每天熬夜加班到凌晨四五点，结果发生猝死，被同事送到医院时已经心跳呼吸骤停，在急诊ICU抢救了6天仍未脱离危险。
报道中这样描述小宋的基本情况：“小宋老家在外省，普通家庭，独生子女。大学毕业后留在杭州工作，家里人都觉得挺自豪的。小宋性格也比较要强，她知道父母培养她上大学不容易，所以她很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出一番成绩。在公司里，小宋工作很拼，熬夜加班是家常便饭。这次被送到医院前，她已经连续四五天，每天晚上加班到凌晨四五点。”
很遗憾，报道中并没有提及，对于这样连续加班到凌晨四五点的公司，到底有没有违法《劳动法》？在这样的恶性事件中，用人单位到底要承担何种责任？除了规劝年轻人不要熬夜加班，到底全社会有没有遏制这类恶性事件发生的手段？
所以，我们对于这样的事情，往往都是无奈和伤心，可能愤怒也在一起起年轻打工人猝死中逐渐消耗。
偌大的城市，广袤的乡镇，保护好“小镇做题家”，守护好社会阶层跃升的希望，护佑住打工人的性命，都是“三教本一家”的大命题，其背后的母题，是区域发展的希望公平，个人发展的机会均等，以及社会进步的动力。而这些事情，需要一步步的切实改变，给社会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