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新房是新婚夫妻准备结婚的首要配套，如今，托育成为育龄妇女愿意生育的刚需条件。国家卫健委调查显示，我国现有0-3岁婴幼儿4200万人左右，超过三成婴幼儿家庭存在强烈的入托需求，就近托育服务市场需求十分旺盛。
大量托育需求背后是职场妈妈难以兼顾工作和带娃的现实，中国家庭目前带娃以双方老人和育儿嫂为主，实在没人带会考虑高新托育机构，也就是将“生理性母职”和“社会性母职”分离。生理性母职即母亲将孩子带到世界，而社会性母职则是对婴幼儿进行照料和早期教育。女性走入职场在生产领域发挥价值，照顾孩子时间精力有限，再加上不是每位女性都擅长照料和教育小孩。越来越多女性选择专业化托育机构扮演社会性母职。这样一来，位置方便可及、价格合理可接受、师资环境有保障的托育服务成为市场香饽饽。
说起托育服务，目前国外现行的服务模式主要有市场主导、政府主导与政府引导三种，部分欧美国家奉行市场主导型托育服务；以北欧为代表的国家提供普惠性的3岁以下婴幼儿公共托育服务；还有一些国家是政府给予育儿假、经济补贴协助家庭解决照顾儿童问题。相关数据显示，OECD（经合组织）国家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平均值在36.1%，中国入托率5.5%。单看这组数据，我国入托率远远落后，但如果将时间拉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据不完全统计，1980年我国城乡婴幼儿入托率达28.2%，1995年则达到30%左右。由此可见，在托育事业发展顶峰，中国托育率很可观。当时为了鼓励女性外出就业，机关或企事业单位主办福利性托儿所，费用低廉。这对于追求事业的女性来说相当幸福，生育不耽误工作，还有专业机构管娃。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人口政策调整以及婴幼儿实际数量，托育机构发展也发生变化，从无到有，从有到多，再从多到少，不断调整以适应当下情况。目前托育供需不平衡，家长抱怨“送不起”，机构苦恼“招不满”。近年来出生人口减少，我国各地幼儿园都出现了生源短缺现象，幼儿园学位“多出来”，与此同时，我国城市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低，托位数“严重不足”，两极分化背后，一边是公立幼儿园幼师、场地等资源的闲置，另一边是家长找不到合适托育点。
看到这里，有人会说幼儿园可以将多余的学位开放给0-3岁婴幼儿，既能解决幼师就业也为职场妈妈纾困。合理分配幼师资源固然重要，但3岁以下孩子需要全天候照顾其吃喝拉撒。那么幼师是否愿意接手，能否胜任都是问题。0-3岁婴幼儿的生活场所主要是家庭，从群体特殊性考虑，家庭式托育点应区别于幼儿园，今年3月份，《家庭托育点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发布，利用住宅为3岁以下婴幼儿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托育服务，且收托人数不应超过5人。根据意见稿对收托人数限定，托育点应带普惠性质。目前存在“机构式运营家庭托育”和“家庭互助式托育”。
浙江积极布局家庭托育点，杭州“机构式运营”家庭托育已有落地，大关街道结合老旧小区改造，通过与幼儿园合作打造优质托育服务；临平红湖社区文化家园婴幼儿成长驿站，免费提供家门口临时托育服务；上城区四季青街道盘活辖区配套用房，通过政企合作创新打造公建民营普惠型托育机构，每月收费不足3000元，这价格跟近万元的纯民办托育机构相比有绝对优势。除了社区家庭托育点，企业、单位内部自建托育点也不错。2021年，杭州发布了产业园区嵌入式幼儿园（含托育）建设方案。目前，滨江区海康威视产业园、拱墅区北部软件园等园区托育机构均已运营招生，实现了“带娃上班”。
“家庭互助式托育”是由宝妈在自家帮忙照看多个孩子，明面上看是一种新型托育方式，实则早已存在于80后、90后的记忆里，当时父母双方上班，邻居开店或者退休居家会帮忙看娃，每月象征性收取费用。大家相识多年，知根知底。反观当下城里邻居都是自家管自家，相互不熟悉，且现在管孩子比较挑剔，不像以前粗放。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开设“家庭托育点”在操作和推广上存在难度，比如宝妈将私人场所设为托育点公开运营，是否会影响邻居生活，家庭托育没有法规，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当然，如果能规范运营，家庭互助式托育可以满足大部分职场妈妈的需求。
不管怎么说，开设“家庭托育点”有利于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缓解育龄青年焦虑。政府要加强引导，出台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家庭托育点进行监管；社会要建立普惠多元托育服务体系，拓展社区服务功能，建立协调机制，对幼师进行培训，实现托幼一体化；企事业单位也要承担部分育儿社会责任，量力而行设立托育点；家庭托管应多一份理解，邻里扶持帮育儿，共建和谐社区。
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蕴含大民生，国家、社会、家庭应共同担负托育责任，多方发力，为“小伢儿”们撑起希望的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