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垃圾分类治理的多重机制 —— 一项多案例研究

    行政机制在垃圾分类中运作的基本逻辑是在适当的法律框架下，政府部门建构起比较完善的综合废弃物管理系统进行有效的废弃物管理。在该机制下，政府不仅负责前端的垃圾回收和运输，同时还要关注后端的垃圾处置。常见的行政机制用于垃圾分类的手段主要有三类：强制性法规、引导激励政策和投资于未来的能力构建，包括材料、技术以及人力。经济激励是行政机制中的主要措施。法国政府在垃圾处置领域的投入占整个环境治理方面总支出的33%。然而面对当前城镇化融合的高速发展趋势，政府主导的垃圾分类模式显然无法满足庞大人口对环境治理的需求，政府治理存在管理不到位等问题。地方政府倾向于与当地规模较大的资源回收型企业开展合作；与此同时行政机制中需要融入社区参与、居民动员来提高回收效果。因此行政机制开始转向寻求与其他机制间的融合。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以市场为主导的垃圾分类机制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市场机制通过发挥地方龙头企业的优势地位和资源将垃圾分类内化为企业自身完整的产业链条，实现了垃圾分类资源化利用。一般说来，垃圾分类回收市场发展水平较高时，垃圾分类的回收利用率也会显著提高。市场机制中多个市场主体在固体废物收集中的竞争能够提高固体废物的收集效率，也加强了市政化协调，可以更好地应对外部性。垃圾分类的经济特征表明市场机制的介入是必要的，垃圾分类产业链专业性强，市场准入门槛高，不可避免地会给企业带来沉淀成本。基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垃圾分类体系建设水平不一，受到当地市政部门的偏好影响，大型回收企业往往能在发达地区占据一席之地，而非正式的私人部门却被排除在主流的垃圾分类回收体系之外。事实上非正式回收部门可以承担大部分的垃圾分类收集和转运工作。根据2010年联合国人居署的报告统计，通过非正式回收的废弃物在15%至35%之间。不难发现，在市场机制的运作下市场主体能够极大地延伸垃圾分类产业链，甚至和行政部门共同承担垃圾分类资金支持和环境监管的责任。但市场机制不可避免地会因为主体间的利益博弈出现失灵的状况，因此市场机制的运作不仅需要行政机制引导和调节，同时需要社会机制的积极反馈。

    社会机制通过组织化的策略和行动进行有效的垃圾分类动员，引导居民参与垃圾分类，并将其内化为行为规范。在社区共同认知的文化之中，居民参与垃圾分类会受到家庭成员、邻里、同事等参照群体的影响，在正向的引导下社会机制能够促进居民对垃圾分类的行为遵从。进一步地，社会机制通过社会规范策略来助推垃圾分类，也会通过规范约束和奖惩激励来促使居民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社会组织是社会机制中的另一关键行动者，以社会组织为载体开展垃圾分类，使居民有组织地共同解决社区治理难题。垃圾分类取得效益后又会反过来推动公众之间、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形成社会资本的良性循环。

    基于已有研究，“政府”“市场”以及“社会”三者作为解决垃圾分类问题的不同主体对垃圾分类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这是行为在治理层面的外在表达。各方行动者在垃圾分类中会遇到不同的阻力，具体表现为政府垃圾分类政策执行不畅，资源回收型企业难以运转，社区居委会无法协调多方行动，社会团体鲜少获得话语权等等。多个责任主体的职能范围进行边界划分在互动式治理中十分必要，这也成为了学界建构垃圾分类长效体系的主要策略，基于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来为行动者提供合作与协同的行为建议。正因如此，关注主体视角的研究可能存在盲区。

    对主体间行为的剖析并不能代表垃圾分类的整体运作形态，事实上不同机制的运转机理以及内部的融合作用能够与主体间的协作行为产生互补。无论是宏观的政策环境、中观的市场活动亦或是微观的居民和居民团体的行为，其反映在垃圾分类中都代表特征鲜明的治理机制，这些治理机制借助治理者的运作发挥了什么样的优势；又是否能够借助融合的性质来实现高效治理，当前的研究成果还没有完全明晰。从自上而下的视角来分析垃圾分类难以推行的问题，也忽视了村社中的社会才是垃圾分类活动中最直接、最主要的行动者，因此难以建构起一个在村社层面涵盖多方主体协作、多种机制融合的整合型分析框架。本文在进一步研究中试图通过对案例材料的深入探讨来发现以往研究中忽视的问题，将行政、市场、社会三种治理机制放置在村社的场域下探讨垃圾分类的“行”与“不行”，探索多重治理机制在垃圾分类中融合的最优路径，构建可持续的垃圾分类多重治理机制融合体系。

    二、案例选择与背景介绍

    （一）案例选择

    本研究采用多案例分析方法，选择杭州市萧山区W街道下具有鲜明特征的五个村社作为案例研究对象。取样理由首先是，该街道正处于城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亟需推进垃圾分类城乡统筹。目前已验收通过8个市级垃圾分类示范小区，2个省级垃圾分类示范小区。因此有一部分小区的垃圾分类运作模式已经成熟，但也有部分仍然处于垃圾分类摸索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差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研究的可靠性。其次，该街道自2021年8月创新推出垃圾分类“双模式”：社区统筹制、物业负责制，呈现出鲜明的三种机制运行特征。典型的垃圾分类工作推进环境和鲜明的三种机制运行色彩使W街道中的村社成为本文较为理想的研究对象。

    （二）背景介绍

    2016年借助G20峰会的契机，W街道开展城市环境大整治大提升工作，垃圾分类是重中之重。街道以浙江省杭州市垃圾分类条例、萧山区垃圾分类政策条例为标准，细化形成多项涉及考核标准、实施细则的文件。垃圾分类工作开展以来，W街道从垃圾分类1.0行动迈入2.0行动，不断创新垃圾分类模式，探索有益的垃圾分类推进工程。W街道依据小区生活垃圾规范投放专项整治检查表，每月向萧山区报送相关数据，参与区垃圾分类红黑榜评比。

    为了充分发挥多方力量的基层行动优势，W街道在2021年7月30日开始实行垃圾分类管理“双模式”即社区统筹制和物业负责制。在双模式运作轨道下，W街道制定了两种不同的工作方案，对工作模式、工作内容、经费补助、考核办法都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各村社依据自身实际推陈出新，例如某社区在社区党总支带领下建立了垃圾分类“1234+X”工作法，即“一个引领、两种模式、三方联动、四员力量+多元化”的特色做法。在2020年浙江省垃圾分类办的成果验收中，W街道有2个小区荣获2020年度浙江省高标准垃圾分类示范小区；有8个小区荣获2020年度杭州市垃圾分类示范小区。目前W街道以“六全一码”高质量分类模式为工作路径，致力于智慧化融合垃圾分类工作，进一步提升综合效益。

    本次研究所使用的数据资料均为笔者所在团队于2022年3月-12月间通过多次实地考察和调研访谈所得的一手数据，由受访单位提供的二手数据，以及网络公开的新闻素材。按照学术惯例，本文对部分数据进行匿名化处理。

    三、五个村社的垃圾分类运行机制

    基于上述分析归纳，下文将聚焦五个村社不同特征的垃圾分类案例，从行政、市场、社会三个不同主体主导的机制及其融合中分析其中的垃圾分类运作逻辑，以此发掘不同治理机制融合推动垃圾分类的实现方式。

    （一）高度融合下的S村垃圾分类运行机制

    S村位于W街道东南面，在街道2022年5-7月的垃圾分类检查考核中，S村的平均分为87.69分，在W街道排名第一，荣登萧山区垃圾分类红榜。S村的垃圾治理机制特征可以概括为：多方力量共治，多种机制融合。

    在行政机制的运行中，垃圾分类由三委班子成员统筹管理，村党支部委员会副书记任垃圾分类专管员，联合其他村民代表组建成为垃圾分类网格长统筹管理垃圾分类事务。参与管理的还有往届退休的三委班子干部，以理事会的形式活跃于行政机制中，每月召开会议总结垃圾分类工作优势与不足，为下一阶段的工作提供良好的智力支持。根据《W街道垃圾分类物业负责制试点工作方案（试行）》方案，结合村内实际，S村制定积分考核登记表，对居民的垃圾分类行为和垃圾分类管理人员进行正负强化激励。

    在市场机制的运行中，物业和资源回收型企业不仅配合村委完成垃圾分类，并且主动策划方案来优化工作，非正式回收群体在其中的参与比较少见。物业会配备工作人员在定时投放点进行二次分拣以及在非垃圾投放时段进行区域巡检，排查公共区域乱扔垃圾包的现象。设施设备由资源回收型企业J公司提供，其致力于研发智慧化垃圾分类设备来提高前后端的分拣率和资源回收利用率，为居民提供垃圾分类积分卡兑换业务。在提供设施设备的同时，J公司会配备1-2名工作人员在点位指导居民操作设备，并帮助分拣人员做好前端分拣。为激励居民参与，J公司会定期到村社进行积分兑换好礼活动。

    在社会机制的运行中，居民之间紧密的社会网络促成了垃圾分类。S村本地居民大多为回迁安置，彼此较为熟悉和信任，容易受到他人行为的影响从而采取一致的行动，因此行为策略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由居民自荐、推举选出的楼道长是社会力量参与垃圾分类的代表，作为党员同时也是村社中比较有声望的人，楼道长负责分管不同的单元楼，监督居民垃圾分类行为。村社中各具特色的居民团体也以小品、歌舞、志愿活动等不同的形式带动了垃圾分类，具有很强的感染效应。

    S村在垃圾分类中实现了行政、市场和社会机制的融合，提高了垃圾分类整体效能。行政机制以垃圾分类专管员（片区网格长）为主力，形成了网格长-楼道长-居民三级联动的垃圾分类融合网络，与社会机制形成紧密联系。专管员和楼道长会就单元楼内的环境治理等公共事务进行对接。“我和其他网格长每天都会轮流去村里巡视，一方面看看环境卫生，另一方面也是和楼道长、物业多多交流，看工作有没有需要我们村委来推进的，尽可能的协调三方”（20220418-S-1）。行政和社会机制间的融合很大程度依赖积分考核表的外生激励。积分考核表的考核对象既有楼道长、物业等个人，同时也有以单元楼为单位的垃圾分类情况。一定时期内的积分考核结果会作为社区楼道长工作评比、垃圾分类设备更新、流动红旗表彰的依据。“街道考核后会给表现优异的村社下发一笔资金用于购买垃圾分类设备或者奖励居民，我们村委在这个基础上还会再补贴给考核优秀的单元楼奖金，一般是一栋楼三百元。考核结果我们都会贴在宣传栏里，哪几栋楼表现优秀，哪几栋楼相对差一点儿他们（居民）也都可以看到”（20220418-S-1）。

    市场机制并没有游离于行政和社会机制之外，而是在其中发挥了市场独有的力量。S村物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物业管家会配合楼道长监督楼道卫生，溯源绿化带的垃圾包，整治社区垃圾包乱象。同时管家会积极向村委和物业反映现存的问题来优化垃圾分类策略。“我们积极配合村委工作，安排了分拣员在小区的四个定时投放点和两个误时投放点。每月我们都会召集分拣员、巡视员一起开个会，根据村里的检查结果来及时调整工作”（20220419-S-2）。在每月一次的积分兑换活动中，J公司和物业联合布置场地、确定时间，由村委通知居民，得到了居民的积极反馈，也实现了行政、市场和社会机制的共生。S村的具体垃圾分类运行机制如图1所示。

    （二）行政主导下的Y社区垃圾分类运行机制

    Y社区占地面积665亩，总户数4305户，常住人口约15000人，实行垃圾分类社区统筹制。在W街道2022年5-7月的垃圾分类检查考核中，Y社区的平均分为82分，在W街道排名第二。

    在社区统筹制下，行政机制在垃圾分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社区党组织指导居委会开展工作，在推进过程中采用市政条线的工作方式：以街道办事处的文件为指导，社区居委会设立垃圾分类专管员，对片区的垃圾分类实行网格化管理，向居民发布定时投放、点位调整等公告，统筹和实施垃圾分类工作。

    行政机制包揽垃圾分类的做法使市场和社会机制处于孱弱的境地。由于居委会没有详细规定物业在垃圾分类中的工作职责，也没有建立起相应的考核机制，因此物业在垃圾分类中不够积极主动，存在推诿式工作的“嫌疑”。社会机制中居民团体和居民因为没有话语权而只能被动地接受行政命令，意见反馈的被剥夺导致居民垃圾分类积极性不够，对垃圾分类的理解和认同感不高，出现混投、乱投的现象。“一开始我们很被动，接到（垃圾分类）通知然后按规定只能去扔垃圾，没有人来问过我们点位和时间是不是方便。那我上班来不及时我只能直接扔在楼下门口”（20220419-Y-4）。单一行政力量主导的垃圾分类难有收效，分类准确率不高，减量化、资源化水平也难以取得实质提高。

    于是Y社区自2022年开始转向寻求行政与市场、社会机制的融合。在社区党组织的引领下，社区居委会详细确立了物业和环保型公司在垃圾分类中的责任与义务，并将垃圾分类单独列入每季度的物业考核中，加强市场与行政主体之间的联系。社区居委会同时注重发挥市场主体的优势，由环保型公司给出一套科学的垃圾分类与处置方案，在三方协商下进行方案的设计与优化。环保型公司提供了专业化建议，推动了垃圾分类“无人化”“数字化”管理，弥补了行政机制的不足。“我们不仅买了第三方的清运车、回收亭，现在还引入了智能垃圾分类破袋机，易腐垃圾可以自动破袋，特别方便。数据也都是同步的，可以远程查看居民的投放行为，这使我们的工作更加高效了”（20220419-Y-1）。

    行政与市场的合作中同样融入了社会机制。居民通过居民代表来向社区反馈意见，居民代表会在垃圾分类总结会上提出，由社区进行研判。此外，Y社区设置了集群众接访、居民议事等于一体的监察工作联络站。居民可以在线上“监督一点通”平台或线下联络站反映垃圾分类问题，成为了垃圾分类中的监督力量。“我们收到过许多居民关于垃圾分类的意见。有居民在线上反映有人在非投放时间乱扔垃圾包，我们上报给居委会，他们联合第三方推出了垃圾分类智能语音播报+监控系统，发现乱扔垃圾包就会隔空制止，效果非常好”（20220419-Y-1）。Y社区从行政机制主导转向行政、市场和社会机制融合的过程使垃圾从源头分类到末端处置的整体链条都有了高效的提升，得到了区政府、街道的一致肯定。

    Y社区两个阶段的垃圾分类运行机制如图2所示。

    （三）市场主导下的X社区垃圾分类运行机制

    X社区占地面积约80万平方米。社区内包含4个小区，涵盖多层、高层、排屋、别墅等多种形态，现总户数为3088户，常住人口10000余人。社区在垃圾分类中采用“一区一策”，即在不同小区依据实地情况采用不同的管理模式。在W街道2022年5-7月的垃圾分类检查考核中，X社区的平均分为77分，在W街道排名第四，下属小区荣登区垃圾分类红榜。

    总体来看X社区的垃圾分类有赖于市场机制的运作，以市场主体作为垃圾分类的主力军。由于楼盘形态复杂，X社区采用的是社区统筹制和物业负责制并行的垃圾分类模式，在排屋区实行社区统筹制，别墅区实行物业负责制。但都离不开市场机制主导的基调，行政机制和社会机制更多起到辅助作用。前端的垃圾投放主要由物业负责监督，企业供给设备。中端的运输和后端的处置则交给环保型企业。市场主体在其中提供了技术和服务，并借此机会扩大了自身影响力，开拓了潜在的客户群体。行政组织会与其签订合同购买服务，居民则通过给物业支付高额的物业费来换取上门收集垃圾的服务。

    市场机制主导下的垃圾分类短期效益明显，由于市场主体自身过于注重成本和收益的局限性，不可避免地会因为社会责任感不强出现扯皮推诿的问题，而行政机制又没有及时进行规范和指导，长此以往X社区不仅负担繁重的经济成本而且难以形成可持续的长效机制。“我们在过去太依赖第三方了，有设备有技术但问题还是层出不穷。比如有居民反映箱体外面有垃圾包，箱体里面不好打扫，时间久了就会有臭味。那这是他们（第三方）看不到的，所以还是要依靠居民去发现问题，我们一起解决问题”（20220420-X-1）。

    认识到这一点后，X社区开始吸纳行政、市场与社会三方力量来推动垃圾分类。社区居委会将垃圾分类作为治理工作的重点，联合小区业委会、物业共同展开行动。在每月一次的垃圾分类总结会上居委会会牵头提出各项改造和优化方案，各方共同讨论决定方案。参会人员包括社区书记、物业公司管理人员、环保型公司点位人员、业委会、居民骨干等，确保居民的话语权得到保障。“……到底是选择‘智慧箱体’还是选择‘定时投放’，我们当时就这个情况和业委会还有物业都开过很多次会，但是意见都不统一。最终我们把决定权交给居民，居民投票选择，最后我们撤销了误时投放，改成定时投放，垃圾包也变少了。（20220420-X-1）”

    为彻底整治垃圾包乱象，社区与物业联合在投放点安装监控，记录居民的混投、乱投行为，并由社区在媒体平台上进行曝光。多次不按规定投放者将上报城管进行处罚。社区居委会还与环保型公司联合周边超市，推出积分换物品活动。不同于其他社区只能在固定时间兑换的做法，X社区居民可以随时去周边超市兑换，不限物品和地点。这样一来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正负强化激励并举下，行政、市场和社会机制实现了紧密的融合。

    X社区两个阶段的垃圾分类运行机制如图3所示。

    （四）社会主导下的N社区垃圾分类运行机制

    N社区系农场拆迁后的集体安置房，居民多为原农场的职工。社区占地157亩，总建筑面积115933平方米，共计37幢住宅楼，1066套房屋，现有常住人口2025人，住户889户，出租户363户。在W街道2022年5-7月的垃圾分类检查考核中，N社区的平均分为80分，在W街道排名第三。N社区凭借出色的社会力量曾被评为“省级无桶化垃圾分类示范小区”。

    N社区垃圾分类以社会机制为推手，社会力量是主力军。基于邻里关系的紧密性和对社区的认同感，居民参与意愿强烈，以家庭为单位参与垃圾分类。儿童是社会机制中的“特殊开关”，N社区从儿童入手来带动家里的长辈参与，显著提升了居民配合度。“垃圾分类要从娃娃抓起。社区幼儿园会科普，寒暑假社区有‘小手牵大手’的活动，让孩子在垃圾驿站做志愿者，教大人分类……平时社区还会邀请文化馆老师来教小朋友制作环保作品，由孩子们做垃圾分类的倡导者效果很好”（20220421-N-4）。N社区也具有多样的文化队伍，文化项目建设丰富。合唱队、排舞队等居民团体率先参与垃圾分类，通过编排舞蹈、表演来宣传垃圾分类政策，引导居民参与。

    行政机制以党建引领为核心，社区党支部联合社区管理委员会采取“工作人员先行”的垃圾分类组织策略，让辖区的社区工作人员、物业工作人员、党员率先了解并实践，再向居民科普，贴近居民生活组织开展多项活动来引领垃圾分类新风尚。“在单位内部我们会组织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大家一起走进社区清理垃圾。我们面向党员同志举办‘我当半天垃圾分类专管员’活动，让他们在点位上引导居民正确投放垃圾”（20220421-N-1）。

    市场机制中不同主体的分工明确，保持着自身的独立运转来服务于行政和社会机制。物业通过反馈-调节机制来与社区共同推进垃圾分类。在难以推进时物业会及时把问题反馈给社区，共同帮助居民完成分类和投放，并将垃圾收运交给后端的垃圾处置公司。物业和社区通力合作，定期召开总结培训会，在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率与投放准确率基本达到100%的情况下，社区会联合物业开会优化方案，根据实际情况来作动态的改进。“一开始我们物业的管理人员和保洁阿姨都不懂怎么分类，这样就更没办法开展居民工作了。于是我们把问题反映给社区，社区邀请研究院的专家来给我们讲课，给我们科普垃圾分类知识”（20220421-N-2）。总体而言，多种机制是朝着同一个垃圾分类目标发展的。

    N社区的垃圾分类运行机制如图4所示。

    （五）自发状态下的H村垃圾分类运行机制

    H村是W街道人口规模、面积最大的行政村。区域面积4平方公里，有30个村民小组，60周岁以上老年人占全村人口的25%以上。村内外来人口比本地村民多出好几倍。全村于2021年下半年开始进行撤桶，但垃圾分类效果反而下降。考虑到H村垃圾分类现状，截至目前H村没有纳入W街道的垃圾分类考核中。但将H村作为案例进行研究可以从反面印证行政、市场和社会机制在垃圾分类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多种机制融合在垃圾分类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H村是单一机制运作下的垃圾分类模式，行政机制几乎包揽了垃圾分类的一切工作，但行政机制中作为行政主体的村委仅仅负责简单的撤桶事项，对整体的垃圾分类没有统一规划，没有相应的垃圾分类奖惩机制，也没有对外寻求与市场的合作，村民小组也没有就垃圾分类展开相关的活动。受制于经费等多种因素，H村没有物业，环保型企业也很难进驻，因此缺乏可行的垃圾分类方案。村中的人口组成主要分为留守的老人和外来务工的租户，外来租户不仅对村庄没有集体认同感，对村委也没有信任感。村民尚未形成垃圾分类的环保意识，村委、房东、租户、第三方之间尚未形成互动协作的垃圾分类机制。“我们对两个新农村撤桶了，但是撤桶以后他们（村民）还是把垃圾扔在原来的位置，习惯很难改变，所以有没有垃圾桶都不影响他们扔垃圾……村里有威望的人有，他们邻里互相都认识。但是有威望的人没有做垃圾分类，许多外地人认同感低，也不会做的”（20220516-H-1）。

    四、不同村社间垃圾分类治理机制的对比分析

    综上所述，案例对象从垃圾分类行动者到治理机制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导致垃圾分类效果不同，具体情况如下表1所呈现。

    通过对五个村社的治理机制比较分析不难发现，行政、市场与社会机制间的融合对推进垃圾分类有着积极作用。行政组织的统筹规划为社区整体垃圾分类工作奠定了方向，成为了市场与社会机制的方向指南。在行政机制中，高水平的政策认知和支持，科学的制度规则，良好的组织与协调能力给垃圾分类创造了积极的先决条件，也为市场和社会机制的融入打下了坚实基础。行政机制外显的奖惩机制通过引导和监督来驱动多方行动者，加强了机制间联系。

    市场机制中行动者自身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对垃圾分类的认同度至关重要，市场机制能够与行政、社会机制产生互动的关键在于其组织使命是否清晰，组织权威是否稳定，组织是否具备主观能动性等。当市场机制对行政和社会机制产生及时的回应、主动的反馈那么三种机制间就可以融合形成紧密的协调关系。

    社会机制中的行动策略影响了垃圾分类的长期效益。通过村社比较可得，单纯依靠行政或市场机制来治理垃圾分类往往只能起到短期的作用，真正能够打响“持久战”的关键是社会主体的内在行为规范和政策认知程度。在接受政策开始时，社会机制才算在垃圾分类中正式运转。在运作过程中，自身组织化程度越高，可利用资源越丰富，人情关系等非正式规则网络越紧密，则越能够表现出合理的参与、反馈、动员、宣传等行为，与行政和市场机制的融合程度就越高，对垃圾分类促进作用也就越明显。

    正是多方行动者自身行动资源和倾向的差异构成了不同的治理机制，并在碰撞和互动协商中实现多种机制的融合，共同推进垃圾分类。多个案例的描述分析表现出垃圾分类在多重机制作用下复杂的一面，不同治理机制基于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与重构关系，以动态的自我成长来达到融合、平衡的关系。融合的治理模式打破了多主体间的壁垒，模糊了各主体边界来营造开放式的实践环境，从而使治理变得更加包容和富有弹性。垃圾分类的发展规律正是蕴含在治理力量的相互黏合作用、治理机制的相互融合作用之中。

    五、多重治理机制的融合路径：构建可持续的垃圾分类体系

    由于不同治理机制有其各自的特征，因而在讨论不同治理机制在垃圾分类中的融合路径时，需要分开对两两机制间的融合关系进行拓展。

    （一）监督-供给中行政和市场机制的融合

    行政机制中基层政府应当改变以往与市场机制剥离的做法，从传统的购买者和服务者的合同伙伴关系转向权责义务明确的管理模式，积极与规范化的物业和环保型企业订立契约，寻求垃圾分类的产品和服务，建立价格机制、成本约束机制和相应的考核机制，确保市场主体的可控性。

    市场机制在商业化运营中要将有限的资源和精力最大化投入到垃圾分类的服务供给中。这要求市场主体具备高政策素质，能够理解并认同、支持垃圾分类政策，才能够在应对外界冲突时保持角色定位的一致性。市场机制的行动取向要更多体现社会责任，将社会责任内化为市场在推动垃圾分类中的动因，重视长远效益，在与基层政府合作中企业所获得的利润应当尽可能用于促进垃圾分类的市场化进程。

    （二）组织-反馈中行政和社会机制的融合

    行政机制与社会机制要实现“管理+自治”的互补融合，以行政组织的统筹规划为前提来保证社会机制在垃圾分类中的自主性。一方面要进一步推进村社自治，结合本村社的实际情况打造自治模式。由行政组织搭建民主协商平台，充分利用电子化手段来畅通协商渠道，使居民能够针对垃圾分类需求进行反馈。另一方面要加快培育社会组织，引入市场上的社会组织或规范发展村社内居民团体，争取非营利组织的支持，来引导居民认同并参与垃圾分类。

    在社会机制中要关注业委会、志愿者团体、文化队伍、乡贤等的组织力量。社会机制能够通过构建社会网络来强化组织间人情等非正式规则，从而影响垃圾分类。社会机制要基于对话合作的共识，不断丰富主体资源，扩大主体参与来监督和制约行政机制。社会机制中的社会组织需要具备一定的认知与规范合法性，这是获取行政组织支持的关键。社会机制要对垃圾分类做出及时有效的反馈，将基层政府介入社区的程度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实现内外资源的整合和共享。

    （三）优化-反哺中市场和社会机制的融合

    市场机制对上回应政策关切，对下致力于服务的提供。在政府的支持下，市场主体要提高实现垃圾分类全产业链水平，在源头减量上下深功夫，不断优化垃圾分类处置方案，在增进经济效益的同时降低运营成本，提高供给垃圾分类设备和服务的能力。

    社会机制要反哺市场机制，使其不断壮大。居民在垃圾分类中会发现定时定点投放暴露出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机制不断整合内外部资源，提升能力来有效应对。社会机制同样需要配合市场机制，吸纳更多的社会组织进驻社区，来为居民提供更多样化、特色化的垃圾分类服务。社会机制在运转过程中要注重发挥志愿者精神，构筑共通性的社会资本来传递给市场机制更多的责任感，使机制间融合更加紧密。

    （四）构建可持续的垃圾分类多重治理机制融合体系

    基于对垃圾分类治理不同机制的探究，多重治理机制的融合可以构建起可持续的垃圾分类治理体系。从三种机制的共通性来看，多方行动者共同致力于垃圾分类减量化、资源化的目标，为达成综合环境效益相互协作，由此形成了可持续的垃圾分类多重治理机制融合体系，具体运作过程如图5-1所示。

    垃圾分类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引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行政主体按纵向划分形成了从党组织到基层自治组织的治理层级，需以党建嵌入为前提串联起各级组织管理垃圾分类。市场主体以物业、资源回收型企业为主力军，一方面要提高社会责任感，不断优化方案来提高全过程的运作效率，在追求利润和社会效益中找到平衡点。社会在垃圾分类中要变客体为主体，发挥社会组织和成员的行动优势，及时给予行政和市场反馈，将垃圾分类内化为居民的行为规范。

    不同治理机制间的融合过程遵循三大基本原则，分别是统筹规划，服务供给和信息反馈。统筹规划是行政机制融入到市场和社会机制的基本目标和准则，行政不仅要通过强化手段来控制市场和社会机制的演化，同时要为市场和社会提供引导和帮助，形成外在的监督和内生的动力。服务供给是市场机制的核心准则，也是其增进垃圾分类效益的关键。市场在加快完善自我体系中以丰富的资源和服务供给来向行政和社会寻求长久的合作。信息反馈是社会机制给予行政和市场机制的动态回应，在垃圾分类中社会主体利用社会资本来正面引导居民更好的配合行政机制参与垃圾分类，以有效的信息反馈不断反哺市场机制。

    在构建可持续的垃圾分类体系中需要考虑到制度环境的影响，当前垃圾分类体系的制度设计要包括三部分内容，管理考核机制、数字化建设以及奖惩激励机制。管理考核机制能够明确行政和市场机制之间的界限，有效应对市场失灵。行政机制要引导社会机制参与，共同设置企业准入制度和考核评价标准，对市场参与做出合理限制，同时以管理考核来规范居民的垃圾分类行为。数字化建设的推进能够提高机制间运作效率，通过对投放量、准确率、回收利用率做出监测来帮助行政机制及时调整顶层设计，便于市场机制应对失灵状况，给予社会机制有效的反馈。奖惩激励机制是市场和社会参与的催化剂，其中行政机制要注重合理使用经济激励手段，使市场和社会机制不单纯依赖补贴运转，而是将其作为外生动力来提高参与积极性。

    需要强调的是，在垃圾分类中，社会机制的活跃始终起到积极的助推作用。社区居民的组织化程度、态度倾向、利益需求影响了他们与行政组织、服务机构之间的对接问题。利用村社中居民天然的从众动机，可以发挥社会规范策略的作用，暗示居民在社区内的大部分组织和个体都实施垃圾分类，进而激发居民的参与意愿。可见社会机制内部丰富的资源和对政策的理解认可是其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继而发挥自我效能的必要条件，因此要重视社会机制中丰富的资源优势。

    六、结论与讨论

    基于W街道五个村社的垃圾分类实践，本文重点阐释了行政、市场和社会机制在垃圾分类中的运作逻辑，探究了不同机制间融合对垃圾分类的促进作用。具体来看，行政、市场和社会三种治理机制借助关键行动者的优势在垃圾分类中发挥不同的作用。同时，三种机制在各自独立运行的情况下往往会陷入单一机制独大的垃圾分类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