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业化国家的文明圈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一本奇书，经典中的经典。韦伯因其卓越成就，与德国老乡卡尔·马克思（另一位Max）、法国的杜尔凯姆一起，被公认为社会学三大奠基人。
笔者看来，这本书的神奇之处，首先在非凡的视角。社科领域一直有个著名谜题：工业革命，为何发生在欧亚大陆边陲的英国，而不是更具先发优势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或者综合实力强得多的奥斯曼、俄罗斯、大清帝国？各方都有解释，众说纷纭。
韦伯则给出了一个特殊的角度：宗教改革——基督教“新教革命” ！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思想、行为的底层逻辑，使得辛勤劳动、追求财富、节制消费、资本增殖...这一系列被天主教义鄙夷不屑，认为是贪婪的行为（如莎翁《威尼斯商人》里贪得无厌的夏洛克），变成了“荣耀上帝、终成选民”的正义之举。这种深层次认知的转变，促使“资本主义精神”蓬勃兴旺；加上种种机缘，就在信奉新教的代表国——英国催生工业革命，率先走上工业化道路。
百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审视当下工业化强国，上篇《微评》所谓“艰难的10%”时，仍然
得不承认韦伯的深刻。举世公认的老牌发达工业国，如美、英、法、德、意、加，包括芬兰、挪威、瑞典、瑞士等，都属于新教文明（法、德、意天主教仍有很大影响）。俄（东正教）、日（神道教）算例外，可它们也并非先发，而是刻意模仿，努力赶上来的。
当然，韦伯没有预测到：二战结束后，全球新兴工业化表现最出色的，竟是以1960年代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四小龙”，与1980年代后中国崛起为代表的“大中华文明圈”国家。但从另一角度看，中华文明的核心基因——儒家文化，其固有的积极入世、勤劳节俭、注重教育等“世俗化”精神，与新教伦理不谋而合，有异曲同工之妙。（众所周知，日本也深受中华文明影响）。
换句话说。全世界那么多文明、那么多国度，可真正的工业强国，只在基督新教（俄为东正教）、儒教两个文明圈出现！范围还全在北半球。纵观其他区域，无论地理广袤、资源丰富的南美、非洲大陆，还是文明悠久、“富得流油”的中东，欧亚“文明十字路口”中亚，包括南亚次大陆印度，迄今都与“工业国”称号无缘。
二、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
当然。文明基因，作为工业化的底层因子，可能只是必要条件之一；光这个，还远远不够。比如我国作为中华文明主体，拥有辉煌灿烂的历史。明清闭关锁国、落后挨打后，无数先驱前仆后继，梦想重回富强，可屡遭挫折，一直都是个落后的农业国。要等到新中国成立、摸爬滚打几十年，直到2010年代才算基本完成工业化，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终于称得上“工业化强国”。
这个艰难而伟大的跨越，清华大学经济学院文一教授《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有着非常精彩的解读。他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努力并非1978年后才开始，而是经历了百多年风雨历程。比较集中的就有三次：
1、始于1860年代的晚清洋务运动。模仿西方，全国兴建了160多个大企业、包括兵工厂和大型纺织厂，也搞了北洋水师，选派留学生出国等。但是这些努力并不足以引爆一场工业革命，因为它忽视了占人口90%以上的农民---这个能够为工业化积累原始资本、创造剩余价值、孕育市场力量的巨大源泉。结果，甲午海战惨败给“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间接导致满清覆亡。
2、始于1911年的民国工业化尝试。当时的精英们大力推广美国价值观，吸引外国资本，在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和通商口岸，新建大批现代企业和国防工业。但是一来，它仍未动员广大农民参与工业化，仍然没有引爆全国范围的工业革命；二来内战频繁、日本侵华，客观没有条件持续搞建设，最终经济崩溃，官僚买办反动统治倒台。
3、始于1949年的新中国前30年历程。这一阶段推行计划经济模式和重工业发展战略，采用的是以农业生产补贴城市工业的发展模式。农业补贴工业的主要方式是“价格剪刀差”，即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抬高工业品价格。尽管这种模式在短期内实现了资本积累，完成了一定程度工业化（尤其重工业）；但由于传统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的分配体制，职工和农民干多干少一个样，劳动者严重缺乏创造物质财富的积极性、主动性，从而导致效率整体低下，人民生活所需要的食品和日用品严重缺乏，无法引爆一场生产技术不断升级、百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工业革命。
总之。经过复杂的曲折浮沉，终于从1978年开始走上改革开放道路，掀起了一场激动人心、持续几十年的伟大工业革命。到今天，中国是全世界工业门类最为齐全的国家，共拥有41个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具备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
三、完成工业化的必备条件
当前这一阶段，其实多数人都是亲历者，过程、细节无需赘述。结合前面的内容，到这里，我们不妨对如何一个国家（地区）如何才能顺利完成工业化，作一个粗浅的条件归纳：
1、持续、稳定的外部宏观环境。
对一个规模较大的国家来说，要完成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过程确实是非常艰难的，必须有持续不断的农业人口转移、产业升级、更新迭代，往往要经历半个世纪甚至更久。在此期间，如果发生大规模战争、动乱、瘟疫等，进程就有可能被中断，前功尽弃。比较典型的，如“洋务运动”毁于甲午海战、民国工业化进程毁于日寇侵华。欧洲老牌发达国家，幸亏是完成工业化后才搞两次世界大战，否则很难成功。
2、强大的中央政府，有效的治理秩序。
这一点，往往被信奉“守夜人式政府”的传统经济学所忽视。事实上，无论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的英国、法国，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美国、德国，还是“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无不拥有一个令行禁止、治理有效的强大中央政府，保证秩序稳定；从而，国内形成一个统一、通畅的市场，外部争取本国利益、保护弱小民族工业成长。新中国的工业革命，同样得益于此。反观拉美诸国、印度，国内或政局不稳、内乱频繁；或派系林立、阶层撕裂，就难有大的作为。
3、坚定的市场化导向，高涨的民间创业热情。
成长于改革开放时代的我们，对这点感受应该最强烈。新中国前30年，上述两个条件其实都具备，重工业也确有建树；但严重缺乏市场化导向，自上而下集中计划、“命令型”经济的结果，一定是生产者严重缺乏积极性，经济比例严重失衡。由于中央计划无法及时对消费者偏好作出响应，没有供求关系、市场价格、利润作为“指挥棒”，就生产不出适销对路的日用品，适应民众生活需要；陷入盲目性的生产，谈技术进步、制造业升级，无疑是天方夜谭。当1980年代开始走向市场化改革后，局面就迅速改观；后来，随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备，激发出亿万民众的创业、投资热情，才有机会在如此广袤的土地上爆发工业革命。
4、正确的产业政策，坚持产业升级、完善工业体系。
改革之初，我国的工业体系非常薄弱，只能利用廉价劳动力、土地的优势，承接一些简单的纺织、电子等工业。当发展数年之后，虽然够能自主生产一些轻工、机械、电子产品，但实力非常弱小，很难与“洋货”竞争，更别说汽车、电脑等高精尖技术产品了。这种情况下，我国采取了正确的产业政策，一方面建立壁垒、防止弱小的民族工业被完全冲垮；另一方面又坚持开放，采取引进外资、中外合营等方式，让外部力量变成自身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压力与动力。长期坚持“以我为主”，学习先进、助推成长的结果，国内的制造能力不断增强，成功产业升级。到今天，不仅日用家电，甚至连光伏电池、新能源汽车、高铁这样的产品，中国制造的竞争力，都稳居世界前列。
5、优秀的文化持质、优越的地理条件。
最后呢，可能又还得说回人文、地理因素。无论如何，迄今为止只有基督新教文明圈、儒教文明圈充其量20几个国家，完成了工业化，本身就能说明问题。众所周知，从平均意义上说，中国人的工作努力、吃苦耐劳程度；智力水平；父母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等，世界上都名列前茅。而从地理上看，辽阔的国土、丰富的资源、漫长的海岸线，又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当这些优势与合理的制度安排、正确的政策引导相结合，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当然就不可阻挡了。
限于篇幅，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吧。以后有机会，或许我们可以试着用上边的框架，解读国内各地制造业的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