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评】纵论制造业:工业化国家成长的“秘诀”

    一、工业化国家的文明圈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一本奇书,经典中的经典。韦伯因其卓越成就,与德国老乡卡尔·马克思(另一位Max)、法国的杜尔凯姆一起,被公认为社会学三大奠基人。

    笔者看来,这本书的神奇之处,首先在非凡的视角。社科领域一直有个著名谜题:工业革命,为何发生在欧亚大陆边陲的英国,而不是更具先发优势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或者综合实力强得多的奥斯曼、俄罗斯、大清帝国?各方都有解释,众说纷纭。

  

    韦伯则给出了一个特殊的角度:宗教改革——基督教“新教革命” !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思想、行为的底层逻辑,使得辛勤劳动、追求财富、节制消费、资本增殖...这一系列被天主教义鄙夷不屑,认为是贪婪的行为(如莎翁《威尼斯商人》里贪得无厌的夏洛克),变成了“荣耀上帝、终成选民”的正义之举。这种深层次认知的转变,促使“资本主义精神”蓬勃兴旺;加上种种机缘,就在信奉新教的代表国——英国催生工业革命,率先走上工业化道路。

    百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审视当下工业化强国,上篇《微评》所谓“艰难的10%”时,仍然

得不承认韦伯的深刻。举世公认的老牌发达工业国,如美、英、法、德、意、加,包括芬兰、挪威、瑞典、瑞士等,都属于新教文明(法、德、意天主教仍有很大影响)。俄(东正教)、日(神道教)算例外,可它们也并非先发,而是刻意模仿,努力赶上来的。

    当然,韦伯没有预测到:二战结束后,全球新兴工业化表现最出色的,竟是以1960年代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四小龙”,与1980年代后中国崛起为代表的“大中华文明圈”国家。但从另一角度看,中华文明的核心基因——儒家文化,其固有的积极入世、勤劳节俭、注重教育等“世俗化”精神,与新教伦理不谋而合,有异曲同工之妙。(众所周知,日本也深受中华文明影响)。

    换句话说。全世界那么多文明、那么多国度,可真正的工业强国,只在基督新教(俄为东正教)、儒教两个文明圈出现!范围还全在北半球。纵观其他区域,无论地理广袤、资源丰富的南美、非洲大陆,还是文明悠久、“富得流油”的中东,欧亚“文明十字路口”中亚,包括南亚次大陆印度,迄今都与“工业国”称号无缘。

    二、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

    当然。文明基因,作为工业化的底层因子,可能只是必要条件之一;光这个,还远远不够。比如我国作为中华文明主体,拥有辉煌灿烂的历史。明清闭关锁国、落后挨打后,无数先驱前仆后继,梦想重回富强,可屡遭挫折,一直都是个落后的农业国。要等到新中国成立、摸爬滚打几十年,直到2010年代才算基本完成工业化,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终于称得上“工业化强国”。

    这个艰难而伟大的跨越,清华大学经济学院文一教授《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有着非常精彩的解读。他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努力并非1978年后才开始,而是经历了百多年风雨历程。比较集中的就有三次:

    1、始于1860年代的晚清洋务运动。模仿西方,全国兴建了160多个大企业、包括兵工厂和大型纺织厂,也搞了北洋水师,选派留学生出国等。但是这些努力并不足以引爆一场工业革命,因为它忽视了占人口90%以上的农民---这个能够为工业化积累原始资本、创造剩余价值、孕育市场力量的巨大源泉。结果,甲午海战惨败给“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间接导致满清覆亡。

    2、始于1911年的民国工业化尝试。当时的精英们大力推广美国价值观,吸引外国资本,在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和通商口岸,新建大批现代企业和国防工业。但是一来,它仍未动员广大农民参与工业化,仍然没有引爆全国范围的工业革命;二来内战频繁、日本侵华,客观没有条件持续搞建设,最终经济崩溃,官僚买办反动统治倒台。

    3、始于1949年的新中国前30年历程。这一阶段推行计划经济模式和重工业发展战略,采用的是以农业生产补贴城市工业的发展模式。农业补贴工业的主要方式是“价格剪刀差”,即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抬高工业品价格。尽管这种模式在短期内实现了资本积累,完成了一定程度工业化(尤其重工业);但由于传统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的分配体制,职工和农民干多干少一个样,劳动者严重缺乏创造物质财富的积极性、主动性,从而导致效率整体低下,人民生活所需要的食品和日用品严重缺乏,无法引爆一场生产技术不断升级、百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工业革命。

    总之。经过复杂的曲折浮沉,终于从1978年开始走上改革开放道路,掀起了一场激动人心、持续几十年的伟大工业革命。到今天,中国是全世界工业门类最为齐全的国家,共拥有41个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具备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

    三、完成工业化的必备条件

    当前这一阶段,其实多数人都是亲历者,过程、细节无需赘述。结合前面的内容,到这里,我们不妨对如何一个国家(地区)如何才能顺利完成工业化,作一个粗浅的条件归纳:

    1、持续、稳定的外部宏观环境。

    对一个规模较大的国家来说,要完成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过程确实是非常艰难的,必须有持续不断的农业人口转移、产业升级、更新迭代,往往要经历半个世纪甚至更久。在此期间,如果发生大规模战争、动乱、瘟疫等,进程就有可能被中断,前功尽弃。比较典型的,如“洋务运动”毁于甲午海战、民国工业化进程毁于日寇侵华。欧洲老牌发达国家,幸亏是完成工业化后才搞两次世界大战,否则很难成功。

    2、强大的中央政府,有效的治理秩序。

    这一点,往往被信奉“守夜人式政府”的传统经济学所忽视。事实上,无论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的英国、法国,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美国、德国,还是“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无不拥有一个令行禁止、治理有效的强大中央政府,保证秩序稳定;从而,国内形成一个统一、通畅的市场,外部争取本国利益、保护弱小民族工业成长。新中国的工业革命,同样得益于此。反观拉美诸国、印度,国内或政局不稳、内乱频繁;或派系林立、阶层撕裂,就难有大的作为。

    3、坚定的市场化导向,高涨的民间创业热情。

    成长于改革开放时代的我们,对这点感受应该最强烈。新中国前30年,上述两个条件其实都具备,重工业也确有建树;但严重缺乏市场化导向,自上而下集中计划、“命令型”经济的结果,一定是生产者严重缺乏积极性,经济比例严重失衡。由于中央计划无法及时对消费者偏好作出响应,没有供求关系、市场价格、利润作为“指挥棒”,就生产不出适销对路的日用品,适应民众生活需要;陷入盲目性的生产,谈技术进步、制造业升级,无疑是天方夜谭。当1980年代开始走向市场化改革后,局面就迅速改观;后来,随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备,激发出亿万民众的创业、投资热情,才有机会在如此广袤的土地上爆发工业革命。

    4、正确的产业政策,坚持产业升级、完善工业体系。

    改革之初,我国的工业体系非常薄弱,只能利用廉价劳动力、土地的优势,承接一些简单的纺织、电子等工业。当发展数年之后,虽然够能自主生产一些轻工、机械、电子产品,但实力非常弱小,很难与“洋货”竞争,更别说汽车、电脑等高精尖技术产品了。这种情况下,我国采取了正确的产业政策,一方面建立壁垒、防止弱小的民族工业被完全冲垮;另一方面又坚持开放,采取引进外资、中外合营等方式,让外部力量变成自身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压力与动力。长期坚持“以我为主”,学习先进、助推成长的结果,国内的制造能力不断增强,成功产业升级。到今天,不仅日用家电,甚至连光伏电池、新能源汽车、高铁这样的产品,中国制造的竞争力,都稳居世界前列。

    5、优秀的文化持质、优越的地理条件。
    最后呢,可能又还得说回人文、地理因素。无论如何,迄今为止只有基督新教文明圈、儒教文明圈充其量20几个国家,完成了工业化,本身就能说明问题。众所周知,从平均意义上说,中国人的工作努力、吃苦耐劳程度;智力水平;父母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等,世界上都名列前茅。而从地理上看,辽阔的国土、丰富的资源、漫长的海岸线,又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当这些优势与合理的制度安排、正确的政策引导相结合,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当然就不可阻挡了。

    限于篇幅,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吧。以后有机会,或许我们可以试着用上边的框架,解读国内各地制造业的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