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社区垃圾分类服务的供给中，往往遵循着“政府—市场—社会”的生产逻辑，将居民视为服务的被动接受者。然而，居民作为环境这一公共产品的直接受益者，同时也是其最直接的提供者，他们的日常行为会对社区的环境质量产生直接的影响。居民参与社区垃圾分类服务共同生产已成为发展趋势。本文从居民视角出发，探究社区垃圾分类服务，基于共同生产理论构建居民参与社区垃圾分类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本文采取多案例研究方法，对杭州市萧山区Y街道的三个垃圾分类效果具有显著差异的社区进行比较和分析，探索居民参与的角色差异，阐明参与行为和参与程度出现差异的原因，进一步地，分析如何更好地激励和促进居民参与社区垃圾分类。
关键词：居民参与；社区垃圾分类；共同生产
引 言
公共服务共同生产作为公共服务供给的一种创新模式，在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益，创造公共价值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目前，公共服务共同生产已成为各国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实践手段，在养老服务、环境治理等领域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
在垃圾分类治理领域，政府在各个关键环节都发挥着主导作用（杜春林、黄涛珍，2019），我国普遍采用以政府为主体、依赖行政机制推动的分类方式。然而，多位学者已敏锐地指出，单一的政府主导模式难以充分应对当前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复杂需求，多元主体的参与变得尤为必要和迫切。更有学者提出，将共同生产理论引入垃圾分类研究，以探索更加有效的治理路径。但目前鲜有研究注意到居民作为社区垃圾分类服务供给者的重要角色。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聚焦社区垃圾分类实践，以共同生产理论为基础，通过案例研究，探究居民参与社区垃圾分类，重视居民在社区公共服务中的重要角色和重要价值，分析居民在社区垃圾分类中的应然角色，并探寻导致参与效果与程度差异的内在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旨在提出切实可行的路径，以提升居民参与社区垃圾分类的积极性，为提高社区公共服务效能提供可参考的思路。
相关文献回顾
（一）关于垃圾分类的研究
随着公众意识的逐渐觉醒和参与管理能力的不断提高，公众自主参与模式在城市生活垃圾管理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将成为必然选择（王树文等，2014）。影响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因素可以划分为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两类（鲁先锋，2013）。在内在因素方面，居民心理层面的“主观规范”、“感知价值”、“知觉行为控制”会对居民分类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徐林等，2017）。阶级认同、环境价值观对垃圾分类行为有着直接影响（王晓楠，2019）。在外在因素方面，情境因素是居民行为实施的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分类垃圾桶的标识不清楚、垃圾分类收运服务的不及时不到位都会降低居民的参与意愿（曲英、朱庆华，2010）。居民对社区情感加深，更易形成垃圾分类的社区认同与责任感，进而催生积极行动（王晓楠、曾宪扬，2021）。家庭成员初级社会群体和朋友、邻居、同事等次级社会群体通过形成社会规范，进而促进个体分类（Do Valle et al.，2004）。为此，一些学者关注到社会资本的重要作用。韩洪云发现社会资本对提高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韩洪云等，2016）。最新的研究发现社会规范策略利用个体的从众心理，可以显著提高家庭垃圾分类的参与水平，并持续发挥作用（凌卯亮、徐林，2023）。
为提高垃圾分类的实施效果，需要从治理机制入手。通过政府、居民、各类社会组织之间的充分合作和互补互动，才能实现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有效治理（陈云雁，2015）。从居民的视角出发，母睿等认为公民与政府一道成为生活垃圾分类的参与者，一套必要的政策措施组合模式为快速有效提升生活垃圾分类水平提供了可行性路径（母睿、郎梦，2023）。
（二）关于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研究
在实际运作中，公共服务的多元供给模式面临着诸多挑战，比如，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常常面临着非均衡性扩张的问题。同时，市场主体在参与公共服务供给时，可能由于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引发非公益性风险，导致服务偏离公共利益。此外，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供给中也存在非有效性供给问题，即其提供的服务可能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或满足居民的实际需求（戴祥玉，2016）。学术界就如何解决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存在的问题和如何更好地提供社区公共服务问题给出了解决方案。夏玉珍基于网络化治理的视角，提出了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创新理念，即构建以信任和合作为核心协调机制的“一主多元”供给模式（夏玉珍、杨永伟，2014）。此外，有学者指出公共服务精准化是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发展趋势，本质在于建立以社区居民需求为中心的整体性运作过程以解决供给过程分散化、价值导向行政化等问题（徐增阳、张磊，2019）。为充分发挥不同主体的供给优势，有必要推动公共服务的协同供给。鉴于公共服务需求所展现出的动态化、多元化与异质化交织的复杂特性，构建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动态化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显得尤为关键和重要（李政蓉、郭喜，2021）。
（三）关于共同生产的研究
最早对共同生产进行概念界定的是美国学者奥斯特罗姆。他们在研究城市警察服务中发现，大型集中的警察部门不能很好地提供公共服务，而一些由社群控制的警察部门却能为市民提供优质的警察服务（Ostrom，1996）。
共同生产的过程也是价值创造的过程。共同生产对于组织和公民而言具有工具性的价值，对于社会而言规范性的价值，其不仅具有私人价值，更具有公共价值。然而，不少学者对共同生产的价值提出了质疑，认为其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其次，共同生产中还存着不平等的问题（Whelan & Dupont，1986）。此外，共同生产行为会组织的绩效产生不利影响，它为给组织关键环节的负责人带来了不确定性（Fledderus et al.，2015）。因此，在看到共同生产带来的种种优势的同时，也应该警惕共同生产中存在的公共价值失败风险。
在公共服务共同生产中，居民占据核心地位，是共同生产的主要表现。居民参与共同生产的积极性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学者从个体层面和组织层面两个层面进行了分析。从个体层面来看，包括参与能力和参与意愿。在参与能力方面，个体的环境知识会对个体环境共同生产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Hadler，2011）。身体健康状况是公民共同生产能力的体现，个体的身体健康状况与个体的环境共同生产行为呈正相关关系（吴结兵、钱倩严慧，2022）。缺乏参与的时间是一项重要的阻碍因素（Uzochukwu & Thomas，2018）。通过将共同生产任务变得更加容易以及向公众提供信息、建议、培训，可以增强公民进行共同生产的能力（Van Eijk & Steen，2016）。在参与意愿方面，感知因素中的自我效能感（Van Eijk & Steen，2016）、公共服务满意度（Parrado et al.，2013）、服务的重要性和参与的难易程度（Verschuere et al.，2012）都会影响公民参与的积极性。从组织层面来看，影响因素包括公共组织与公民参与的兼容性、公共部门对于公众参与的态度、行政文化等方面（W. H. Voorberge et al.，2015）。当公共组织支持公众的参与，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也会有所提高（Alonso et al.，2019）。公共部门对于公众参与的态度也能很好地预测共同生产行为，当公共部门愿意与公众合作时，他们则会愿意投入更多的精力支持公众的参与（Bryer，2007）。在保守、规避风险的行政文化中，公民不被视为可靠的合作伙伴（Maiello et al.，2013）。而包容的行政文化则有助于形成合作式结构，从而便利公众的参与（Voorberg et al.，2017）。
分析框架
（一）理论基础
1.共同生产理论
社区垃圾分类服务是一项重要的公共服务，在这项公共服务的提供中，政府由于代表利益的公共性和权威性，具有向居民提供服务的先天优势。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社区人口的异质性增加，居民的需求呈现多元化的特点。由于市场、社会等组织在兼顾需求多样化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也成为重要的服务提供主体。居民在在公共服务的提供过程中也做出了一定程度的生产性努力或时间、资源以及精力方面的投入，并且这种投入贯穿公共服务的设计、供给、评估、管理等某一环节。例如，居民积极地配合有关部门的工作，在前端的垃圾投放等环节积极投入精力。由此形成了政府、市场、社会、居民几方主体之间的深度交流、互动和融合，推动着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并成为撬动社区善治的重要支点，创造出巨大的公共价值。因而，垃圾分类服务是典型的共同生产例证。
2.公民参与阶梯理论
公众参与阶梯理论最初由美国学者阿恩斯坦在《公众参与的阶梯》一书中提出。该理论将公众参与的状况形象地比喻为阶梯，展现了一个逐级上升的过程，每一级阶梯都具有独特且明确的特点，体现了公众参与活动的循序渐进与不断深入。根据公众参与的主要形式、公众自治的程度等标准，阿恩斯坦将公众参与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无参与、表面参与、较高层次的参与、完全参与，具体可以细分成8个层次，包括操纵、训导、告知、咨询、展示、合作、授权、公众控制（Arnstein，1969）。公众参与阶梯理论如图3-1所示。
（二）分析框架
1.参与主体分析
居民在社区垃圾分类服务中扮演着核心生产者的角色，具体体现在：一、社区公共服务依赖居民自发组织和集体合作实现自我供给。二、居民联结专业服务者，构建复杂有序的公共服务生产网络。三、居民是价值创造者，与服务生产者互动，持续创造价值，优化服务。
在社区公共服务中，强调居民的重要地位并不意味着忽视专业生产者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首先是政府，政府依然扮演着基础保障者的角色，对社区公共服务的基本需求负责，通过制定政策、提供资源和资金支持，确保居民能够获得必要的服务。同时，政府逐渐转变为引导者，通过鼓励和引导居民将服务需求转化为集体行动，共同参与社区公共服务的生产过程，以此提升居民在社区公共服务生产网络中的核心作用，实现服务的持续优化。
其次是市场，市场化成为社区公共服务的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在市场的供需匹配机制中，市场组织一方面可以筹集更多的资源，为居民提供更加多样化的服务，拓宽居民的选择范围，从而满足单一政府供给模式无法覆盖到的服务需求，另一方面针对特殊群体特殊项目进行资助，促进项目的发展（陈雅丽，2010）。
最后是社会，一是社会组织具有的灵活性、创新性、专业性等优势使得其可以及时回应社区进多样化的服务需求。二是社会组织为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服务提供了组织化的渠道和制度空间，在动员居民参与的同时也增强了社区居民的凝聚力和归属感。
2.主体间互动关系分析
政府往往通过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收取垃圾费等强制性手段以及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等非强制性手段来推动垃圾分类的实施。政府通过向企业等市场主体购买服务促使其参与垃圾分类中。物业公司一方面承接街道办事处，另一方面，环保型企业提供必要的设施设备，致力于垃圾回收、运输、处理等全流程的优化。社会组织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在宣传教育、动员参与等方面实现了优势互补。居民作为服务的核心生产者，一方面积极地参与到服务的规划、设计、实施和评估等各个环节中，根据自己的需求和期望，提出反馈意见，推动服务的持续改进和优化。另一方面，居民客观地评估各生产者的服务质量和效果，促进不同主体之间的合作与协同，从而形成合力，提高垃圾分类服务的质量和效能。
3.共同生产视角下居民参与的分析框架
在共同生产一般环节的划分方面，奥斯本将共同生产定义为公共服务用户在服务设计、管理、提供和/或评价中的志愿或非志愿参与（Osborne et al.，2016），王学军指出完整的共同生产包括前因、过程和后果三个不同部分，由此划分出公共价值识别的发生阶段、公共价值管理的实施阶段以及公共价值确认的评估阶段三个阶段（王学军，2020）。本文在借鉴学者关于共同生产一般环节划分的基础上，将其划分为共同生产动因、共同生产过程和共同生产结果（如图3-2所示）。
（1）共同生产动因
共同生产动因是公共服务生产主体进行共同生产的前提条件。影响居民参与公共服务共同生产的因素分为两类，一是组织层面的因素，二是居民个人层面的因素。在组织层面，政府、市场、社会等专业生产者在各自的领域内积极发挥作用，共同推动了居民参与公共服务共同生产。在个体层面，共同生产活动的实现，是生产主体生产意愿和生产能力的统一。
（2）共同生产过程
在共同设计环节，关注的主要是服务对象与服务内容的确定，最为关键的要素是确定共同生产的目标并达成共识。
在共同提供环节，这一阶段是多元主体参与提供服务的过程，核心问题是各个主体分别提供了什么样的服务以及如何提供服务。
在共同评估环节，主要是对公共服务供给效果的评估，旨在检验多元主体的利益是否实现或是否达到均衡，进而评估共同设计和共同提供环节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在共同管理环节，多元主体共同构建并维护规则制度，旨在推动这些规则制度的实施，从而增强共同生产系统的稳固性。
（3）共同生产结果
公共服务共同生产的过程是实现公共价值规范和创造新的公共价值的过程。对共同生产价值的关注不应该局限于既定的绩效目标，而应从更长远、可持续的视角看待整个社会的发育和成长，在更广泛的社会价值领域有所贡献（戴维·H·罗森布鲁姆、公婷，2014）。
此外，共同生产是一个周期性、迭代性的过程，依赖于沟通、信任、行动和结果之间的良性循环（吴金鹏，2022）。参与者在前一阶段共同生产中的参与体验与认知将会补充到后续共同生产的初始判断中，共同决定了参与者的决策活动（张云翔，2016）。
实 证
（一）L社区：居民象征性参与
1.社区主导设计
L社区在实施垃圾分类时，面临选址和宣传两大挑战。
在选址上，街道在实地考察后确定了投放点和垃圾房位置，但居民未参与决策。这可能导致居民对垃圾分类点的接受度不高，因为他们的需求和意见未被充分考虑。
宣传方面，随着垃圾分类责任从第三方公司转移到物业公司，居民对新制度感到陌生。为帮助居民适应，社区居委会和物业组成宣传小组，进行入户宣传，指导居民使用“盈分类”小程序，告知投放时间和解答疑问。这一措施有助于提高居民对垃圾分类的认识和参与度，但居民的主动参与和反馈机制仍需加强，以确保垃圾分类工作的有效性和持续性。
2.共同提供
垃圾分类工作的成功依赖于充足的资金支持、信息化手段、物业的积极参与以及居民的深度参与。
街道通过每年每户290元的标准向物业下发补贴，激励居民参与垃圾分类，不达标则会扣减资金。数字化改革推动了垃圾分类治理的智能化，街道打造的数智平台和小程序让社区能实时监控垃圾分类数据，居民端则提供动态信息、知识普及和预约服务，实现数据可视化和考核量化。
物业在人员配置、设施运营、服务保障方面扮演关键角色。他们招募临时工负责点位督导、巡逻和垃圾清运，并对这些人员进行培训和管理。设施设备的运营和维护也由物业负责，包括定时定点投放点和再生资源回收点的改造。物业还负责宣传工作，但抽样式宣传效果有限。
居民在垃圾分类中既是“污染者”也是“服务者”，他们的参与直接影响成效。居民通过日常分类和参与志愿活动展现自我管理和服务。然而，由于社区特性，老年人多，他们因语言文化差异参与度低，影响了垃圾分类的普及和效果。物业的宣传工作需要更贴近居民，提高参与率。
3.物业主导评估
L社区的评估与监督可以分为外部评估监督和内部评估监督。
在外部评估监督方面，主要是由街道开展。为了真正了解社区垃圾分类的状况，获取最真实有效的信息，街道工作人员会在不事先告知的情况下进行不定时检查，以此评估社区这一阶段的垃圾分类效果，根据检查结果进行下一步的工作部署。街道每月都会在公众号公布上个月的检查红黑榜，对连续两次黑榜的社区负责人进行约谈，以此来激励社区更好地推进垃圾分类。
在内部评估监督方面，首先物业公司针对员工的评估监督。物业配备了两名点位督导员，主要负责在定时定点投放点引导居民进行积分和垃圾二次分拣，两名巡逻人员在非投放时间段检查公共区域环境卫生和清运乱扔的垃圾包。
其次是物业公司对垃圾分类效果的评估。物业环境部工作人员也经常在社区巡逻，检查在非投放时间是否存在较多的乱扔垃圾包的现象，同时将居民参与积分的情况、社区检查结果作为参考以此来确定居民在某一阶段的参与效果。如果评估发现居民在某一时期的参与效果不佳，物业则会开展调查寻求背后的原因，有针对性地做出调整，而居民没有以主人翁的责任和态度主动参与到垃圾分类效果的评估中。
4.共同管理
街道制定了垃圾分类考核细则，划分为日常检查、日常管理、参与率、再生资源收集量、宣传等几个方面，每一项被赋予一定的分数，如果没有达到评估标准则依据情况实行扣分。此外，还存在着加分项和扣分项。在具体的工作中，社区会根据街道的垃圾分类工作方案，结合社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社区的垃圾分类评价表，社区每栋单元楼下均有张贴评价表。但通过对居民的实际访谈了解到，评价表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更新过，并没有很好地发挥激励作用。
L社区畅通了意见反馈渠道，居民可以通过微信群、电话或直接前往社区居委反馈分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然而在针对居民的访谈中发现，仅有少部分居民会去反馈自己遇到的问题，比如投放时间的问题，大部分居民持有无所谓、不关心的消极态度。
L社区居民垃圾分类参与行为如图4-1所示。
（二）X社区：居民实质性参与
1.共同设计
物业公司根据社区的实际情况进行定时定点投放点、误时投放点等点位的选址，一方面确保点位不会影响该小区的整体景观，另一方面点位距离居民楼都有一定的距离，不会影响到低楼层的住户。在确定好三个投放点的具体位置后，物业将相关信息公开给小区居民，广泛听取居民的意见并进行适当的调整。经由讨论确定的点位最终也得到了居民的普遍认可。
积分兑换制度的设计也是由物业主导，社区居委、居民共同参与完成。在最开始，物业在反复考察之后确定兑换的超市。社区居民可以随时随地前往指定超市兑换等价物品。
其次，针对社区老年人不会使用电子二维码进行积分登记的问题，社区在听取居民意见之后开通了实体卡。每一户人家都有一个主账号，主账号下面绑定了几个子账号，实体卡与主账号的电子二维码相绑定。
最后，社区不断探索和拓展更多的积分兑换场景。从一开始的在智能兑换柜兑换垃圾袋到前往指定超市兑换日用品再到打通POS机支付渠道，让更多的商户融入到积分兑换—消费的体系之中。未来，社区将开通更多的消费场景。
2.共同提供
X社区的垃圾分类工作由物业全面负责，涵盖设施采购维护、宣传推广和日常管理。物业配置了点位督导员、误时投放点引导员、清运工和路线员，确保垃圾分类和社区清洁。专管员负责承接任务和管理相关人员，物业管家每周巡逻楼层，部门间联动解决垃圾问题。
宣传方面，社区组建了宣传队伍，采取分阶段推广策略，从年轻租赁户到老年户进行上门宣传。同时，物业与城管中队组成整治小分队，针对“垃圾包”问题制定宣传方向。物业每年举办大型垃圾分类活动，解决老年人积分兑换问题，与超市合作兑换生活用品，与运营商合作提供手机充值等便民服务。针对年轻人，物业创新活动，如矿泉水瓶种植多肉，增加趣味性。
社区垃圾分类需要大量财力和物资投入。街道出资搭建投放点位和垃圾房，并进行升级改造。财政补贴方面，除了标准拨款，还有奖金激励制度。X社区因被评为示范社区获得奖励，由社区和物业平分。
社区居民的行为发生了积极转变，从最初的不理解和不配合，到养成垃圾分类习惯，主动维护社区环境。党员在垃圾分类中发挥引领作用，通过党建活动提高居民参与意愿，形成扩散效应。
3.共同评估
X社区的评估与监督同样可以分为内部评估监督与外部评估监督。
在内部评估监督方面，首先是社区居委对物业的评估监督，社区居委分管垃圾分类条线的专员负责与物业对接，让物业更好地将垃圾分类的理念贯彻给居民，同时制定对物业的考核监督标准，确保物业将工作真正落实好。其次是物业对内部工作人员工作的评估。最后是对垃圾分类效果的评估，一方面社区通过后台数据、街道的考核结果来了解近阶段社区居民垃圾分类的参与率、积分兑换情况等，如果近阶段居民参与率下降，则有针对性地加强宣传，调整垃圾分类方案，将居民参与率保持在75%的水平。另一方面居民也积极加入到评估过程之中，通过加入物管会或参加村民讨论会参与社区重大问题的讨论之中。社区除本地居民外，还存在一部分的租户，这部分群体流动性大，管理难度大。关于租户群体参与效果不佳，如何推进这部分人群更好地参与垃圾分类，社区居民展开了激烈讨论。
在外部评估监督方面，X社区同样面临着街道的考核压力。目前，社区垃圾分类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着，虽然也拿过几次整改单，但是社区在历次垃圾分类“红黑榜”中一直处于红榜。作为示范社区，街道的观摩参观都在该社区进行，人大副主任、副区长、党委副书记也会来社区考察，总结成功经验并进行推广。
4.共同管理
物业公司根据街道的考核要求制定开展垃圾分类的具体的操作手册，包括人员配置、设施设备的采购维护、人员管理等。
社区居委制定了对点位督导员的管理和考核制度，确保点位督导员按照规定进行积分记录操作。X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定期在公众号发布问卷调查，了解社区治安状况、志愿服务活动开展情况、环境卫生整治情况等信息，收集居民对于社区工作开展的建议。与此同时，居民可以通过电梯里公开的社区电话、举报箱、直接社区居委会反映问题。据了解，社区居民普遍反映过在积分登记时存在网络不稳定、上传数据慢的问题，社区居委经调查发现由于社区靠近高铁站，确实会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最开始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开飞行模式重置，但这种方式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之后社区采取接入企业宽带的方式，将无线变为有线，提高了网络的稳定性。
在街道的要求下，社区成立了物管会并预计在明年成立业委会。物管会是临时性质的业委会，主要是协助物业管理小区的基本工作，参与重大事务的讨论，充分发挥居民自治的作用。此外，社区里还设有一个村民讨论室，当遇到重大活动或重大提案提议需要讨论时，由原来的村长即现在的社区书记召开会议，村民代表广泛参与，就问题展开讨论并达成一致意见。而物业作为社区“管家”，不参与讨论村内的事务。在垃圾分类开展前期，村民讨论室里大家就如何更好地推动垃圾分类工作展开激烈讨论，为共同营造良好的社区环境、共同管理好社区建言献策。一方面，提出党员做好领头雁作用，在日常生活中要严以律己，倡导老同志带动身边的家人朋友，带动下一辈主动参与到分类行动中去。另一方面，提出积极动员网格内团员党员等力量，充分利用前期志愿平台优势——“志愿帮帮码”，形成志愿力量与网格力量的合力。
X社区居民垃圾分类参与行为如图4-2所示。
（三）M社区：居民参与角色转换
1.社区主导设计
M社区自2020年实施垃圾分类定时定点模式，初期由政府购买第三方服务，J公司负责具体事务。居委会通过公告通知居民新的投放规定，但居民缺乏反馈渠道，导致不配合现象频发。例如，由于投放点选址未征求居民意见，远离投放点的居民随意丢弃垃圾，影响环境整洁。物业仅提供辅助，未积极参与垃圾清运和溯源，导致非投放时间垃圾堆积。
面对“红黑榜”的黑榜评价，社区书记被要求整改，居委会于是重新设计垃圾分类制度。首先，设立专管员实行网格化管理，专管员负责传达要求并服务居民，网格长配合巡查。其次，重视居民、志愿者和社会组织的作用，招募并培训志愿者，鼓励社会组织参与服务。最后，建立奖惩机制，明确物业职责和考核机制，以提升垃圾分类效率和居民参与度。
2.社会组织介入提供
M社区存在四个主要的社会组织：红领之家、毓秀睦邻、邻聚荟、社趣里，四个社会组织各有侧重，绿色文明建设由“社趣里”负责，垃圾分类则属于该领域下的一个小类。社会组织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如邻聚节、书香悦读节等，为居民们搭建了邻里互动的平台，营造以邻为伴、与邻为善、共叙邻里亲情的良好氛围。在垃圾分类服务的提供中，社会组织协助社区进行工作的开展，举办趣味活动提高居民的分类意识，组建垃圾分类志愿团体配合社区进行入户宣传等。与此同时，M社区联合社会组织推出文化建设品牌，开展以垃圾分类、种植绿化、健康生活为主题的绿色文化周。社会组织的加入，将原本分散的居民力量拧成一股绳。例如，“姐妹花找茬小分队”和“姐妹花邻里帮帮团”两支队伍进行垃圾分类的宣传指导，在大大提高小程序注册使用量的同时也加深了邻里之间的联系。
居民的角色也发生了巨大转变，成为垃圾分类服务的核心生产者。在最开始居民大量搬入新楼，尚未养成良好的垃圾分类习惯，将装修垃圾、杂物堆积在楼道，环境呈现脏乱差的状态。而后，居民在社区的强制下被动地参与垃圾分类，并未真正地形成认同。为提升垃圾分类的效果，社区邀请物业、业委会、居民代表、第三方参加多方协调会，鼓励各方在会议上大胆发表想法和意见，结合社区实际，优化垃圾分类方案，比如采取误时投放点轮流设置的模式、社区工作人员全天候巡查等。
3.共同评估
一是多方共同评估垃圾分类的实施效果。社区建立了“四好”评分制度，根据“四好”积分进行楼道星级评定，60-70分为达标，评定为3星；71-89分为良好，评定为4星；90分以上为优秀，评定为5星，按照星级给予楼道居民适当的精神或物质奖励，对不达标的楼道居民进行入户宣传与教育。此外，社区根据后台参与数据、街道的检查情况、日常巡逻来了解居民的参与情况。
二是重视居民在评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居民可以通过参加社区召开的美丽家园建设会议和每月25日晚召开的小区民情联心会，在会议上畅所欲言，为建设美丽家园建言献策，其中就涉及如何更好地推进垃圾分类，社区会积极听取居民的意见，整合资源，共同解决社区发展的难点热点问题。此外，社区组建居民评议库，居民通过“物居联合会”定期对各小区垃圾分类进行积分制评议。
4.居民自我管理
M社区在垃圾分类工作中坚持党建引领，居委会根据街道要求和社区特色，开展指导、组织和监督工作。在物居联合会成立时，社区发布了物业考核“双十条”，明确了考评标准和物业责任，建立了考核体系。随着第三方公司职责简化为垃圾清运，物业的职责更加明确，全面负责垃圾分类。
为提升物业服务积极性，社区在相关会议中邀请物业负责人参与，了解难点并听取意见。居民以主人翁态度参与社区治理，尤其在成立物居联合会和居民督察队时，居民积极加入，成为督察员。他们不仅监督自己小区，还通过物居联合会反馈社区问题，督促整改。此外，14名物业代表作为督察员，通过交叉检查形成互学互比氛围。
物居联合会为居民参与提供了平台，通过居民监督和物业整改，多方合力提升小区治理水平。社区通过这些措施，增强了居民和物业的参与感和责任感，共同推动垃圾分类和社区环境改善。
M社区居民垃圾分类参与行为如图4-3。
（四）案例比较分析
1.差异分析
基于前文对三个社区共同生产者和共同生产过程的描述和分析，可以发现不同社区的不同主体在不同阶段所扮演的角色存在着差异，居民的参与行为和参与过程有所不同，最终呈现出不同的垃圾分类效果。具体情况如表4-1所示。
从上表中，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不同。
首先是居民参与程度的差异。根据阿恩斯坦的参与阶梯理论，垃圾分类领域的居民参与模式可细分为八个层次，这些层次体现了三种不同的参与有效性。垃圾分类中的居民参与角色如表4-2所示。
就三个社区的垃圾分类而言，存在着居民参与程度的差异。L社区居民的参与主要限于共同提供和管理环节，其性质偏向象征性，居民大多选择服从社区规定，很少主动表达意见，角色停留在“参与者”阶段。相比之下，X社区实现了居民参与的实质性转变，社区重视居民作用，提供广泛参与平台，几方主体平等享有治理权，居民角色上升至“代理人”层面。M社区则经历了从“无参与”到“实质性参与”的转变，最初居民是服务的被动接受者，但随着社区分类制度的优化，居民逐渐参与到垃圾分类服务的共同生产中，角色从“服从者”转变为“合作者”，参与有效性显著提升。
其次，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呈现出显著差异。L社区物业部门间缺乏联动，居委会与物业为业务指导关系，与居民为服务提供与接受关系，社会组织发育不成熟，互动缺乏深入性。X社区居委会、物业、社会组织、居民等多方主体平等互动，形成合作伙伴关系，构建起垃圾分类的良性闭环网络，各主体在合作中实现特定利益，形成稳定有效的合作联结机制。M社区主体从孤立走向互动融合，居委会优化垃圾分类制度，设置奖惩机制，吸纳社会组织和居民参与，搭建物居联合会平台和居民督察队，居民可讨论垃圾分类问题并监督物业工作，社会组织动员居民形成对垃圾分类的认诺和遵从。
2.原因分析
本节从共同生产的视角出发，结合有关共同生产影响因素的研究，分析居民参与行为和参与程度出现差异的原因，如表4-3所示。
第一是居民参与共同生产的制度空间。这主要是指政府在组织结构和制度设计方面，应为居民的参与提供充分的机会和平台。
L社区和X社区均为居民参与社区垃圾分类服务提供了制度空间，居委会畅通了居民参与的渠道。此外，L社区为多方之间的有效沟通创造了良好条件，物管会、村民讨论室的存在真正邀请居民参与到垃圾分类问题的讨论之中。M社区最开始并没有为居民参与提供制度空间，之后，M社区成立了物居联合会和居民督察队，为居民参与提供了制度化的平台，实现了从服务的接受者到服务的主动提供者的转变。
第二是居民参与共同生产的能力。参与能力包括与共同生产相关的知识、技能、时间等。
在本案例中，L社区居民多高学历人才，工作忙，缺乏参与垃圾分类时间，多由老年人简单分类，居民问题识别和建言能力弱，影响分类效果。X、M社区老年人少，年轻人多，其中退休干部文化程度高，他们不仅知道如何分类，如何兑换积分，还善于发现垃圾分类工作开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第三是居民参与共同生产的激励机制。激励措施包括物质激励、非物质激励和负激励。
L社区积分兑换的场景和物品较为单一，X社区不断拓展兑换场景，居民可以随时随地前往小超市兑换，物品的选择是多种多样的。然而，通过访谈可以发现，这种物质激励的作用比较有限，积分兑换容易吸引老年人，而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较弱。相较于积分兑换的物品，年轻人更追求特色性和趣味性。X社区、M社区推出的积分兑换绿植等更能吸引年轻人。
在这三个社区中，X社区和M社区除了物质激励的方式，还采取了精神激励的方式。两个社区会开展“最美楼道”、“环保达人”的评比活动，在楼道张贴一周的垃圾分类情况。频繁的参与活动使得合作方之间逐渐建立起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这种公开透明的环境下，人情和面子等社会因素会自然而然地发挥作用，推动相关方更加深入地参与到合作中来。
三个社区前期对乱扔垃圾的居民采取垃圾包溯源、上门劝导、联合城管处罚等负激励措施，虽能威慑居民、纠正行为，但强硬手段难获居民信服，尤其对年轻人。基于此，X社区调整负激励策略，采取软硬兼施的方式，给予居民一定的容错空间，教育为主，处罚为辅。这种激励方式更容易被居民接受，加入到自觉维护社区环境的队伍之中。
第四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作为个人所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其核心在于人际信任、社会规范和非正式网络，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人们之间的相互合作（张友浪，2020）。
X社区居民多回迁安置，彼此熟悉信任，社会网络紧密，信息流通和互动交流有效遏制机会主义和“搭便车”行为。正式规范与村规民约共同促进垃圾分类。L社区则高学历人才多，工作忙，邻里关系疏离，社会资本低。M社区以年轻人和新杭州人为主，初时陌生疏远，但社会组织活跃，通过活动促进邻里互动和信任，提升居民对社区认同感，将垃圾分类理念深植居民心中，提高分类效果。
优化居民参与的对策建议
结合上述实证分析，为进一步提升垃圾分类服务供给的效能，本文将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提升居民的参与能力，筑牢参与根基
一方面，加强对居民的专业培训。社区可以借助社会组织，根据居民的兴趣、职业、参与意愿、年龄段对居民进行分类，针对不同的群体采取不同的培训策略，让居民了解如何参与、参与的内容和范围，指导居民有序参与垃圾分类服务共同生产，增强居民的参与技能和知识，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另一方面，发挥社区精英的重要作用。社区应当进一步发掘以热心参与社区事务为代表的社区精英，进一步强化社区精英的威望和优势地位，通过社区精英的日常行为，起到示范引领宣传的作用，吸引更多的居民关注和投入到垃圾分类这种，通过社区精英的行动带来的精神鼓励，激发居民投身公共事务的热情，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
（二）健全多元化激励机制，激发内在动力
第一，采取多样化的正向激励方式，完善正向激励体系。社区需要在创新物质激励的方式上不断探索，推陈出新，吸引更多的年强人加入其中。此外，在物质激励措施发挥作用有限之际，精神激励措施更能彰显出推动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意义。通过设置“荣誉榜”激发居民的荣誉感和自豪感，通过设置“红黑榜”起到警示和督促的作用，进而增强居民对垃圾分类的关注度和参与度，借助互相监督形成良性循环，在社区形成人人参与、人人有责的垃圾分类的氛围。
第二，完善负向激励措施。通过形成一套覆盖社区居民的可操作的强制性的垃圾分类督促、惩戒措施，为社区居民建构义务性的分类观念打下基础，纠正居民不参与的偏差行为。与此同时，应当采取“刚柔并济”的措施并注重把握惩罚和监督的力度，通过刚性措施约束居民垃圾分类行为，柔性措施引导居民形成垃圾分类习惯。
此外，社区应当对不同年龄段的群体进行分类，针对居民在参与共同生产过程中呈现的行为，抓取其内在的心理特征、兴趣爱好和利益需求，制定不同的激励措施，推动各年龄段的群体积极投入到垃圾分类服务之中。在采取不同激励举措的过程中，也需要根据居民的参与状态，结合居民的需求进行动态的调整。
（三）构建多主体协作机制，形成良好互动
首先，就社区而言，第一，社区应当搭建民主协商平台，畅通线上线下参与渠道。社区可以充分利用现有信息资源，为居民搭建线上议事平台，建立规范的议事制度，物业公司、第三方公司、社会组织、居民可以在此平台平等交流，碰撞火花。第二，政府应当与合法化、规范化的物业和第三方公司订立契约，完善垃圾分类的规章制度，明确物业、第三方公司从事垃圾分类工作的权责义务，建立切实可行的垃圾分类评价标准和考核机制，确保垃圾分类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其次，作为垃圾分类服务的重要供给者之一，企业需要将有限的资源和精力最大化。一方面，企业需要加强不同行动者之间的联动和配合，无论是物业公司内部还是物业公司与第三方之间，都需要密切的交流和互动，形成合力。另一方面，企业需要加强与政府、社会组织、居民等主体的密切对话，在不断地对话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增强互信和共识。
最后，一方面，居民作为社区应然的社区主体和社区的主人，需要以主人翁的责任意识参与社区事务之中，在垃圾分类中积极参与点位选址、积分制度设计、分类时间确定等问题的讨论中，并在具体实践中将遇到的有关问题及时反馈给社区和物业。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应当根据居民的兴趣、居民的需求、居民的能力，开展多样化的活动，为邻里互动提供空间，在不断的交往中增强邻里间的信任，逐渐形成稳定的互惠关系，提升社区凝聚力，提高社会资本，推动居民更好地参与垃圾分类服务。
（四）营造和谐的社区情境，实现行为内化
一方面，完善设施和服务供给。社区应当首先深入考虑社区的人口规模、住宅布局以及住房面积等特性。在充分征求并考虑居民意见的基础上，应合理规划和设置垃圾分类投放站点以及再生资源回收网点等设施。其次应当根据便利居民参与的时间，协调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的时间，提高居民的参与度。最后，确保分类收运、处理服务与分类保持一致。
另一方面，培育社会资本。第一，织密社会网络。一方面，建立起居民、社区、社会组织、企业等共同参与的横向网络，从而能够汇聚各方力量，确保各主体各尽其责，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垃圾分类的顺利实施。另一方面，通过举办社区活动和营造社区公共空间，为居民的互动交流提供平台，在增强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建立情感认同，增强居民的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形成和谐友好的社区整体氛围，进而撬动更广泛的居民参与。第二，增强互惠规范。在通过完善条例性的规章制度，制定强制性的准则，发挥正式规范的监督和约束作用的同时，还需要注重发挥非正式规范的重要作用。第三，强化信任协作。社会信任包括居民对其他主体的信任以及居民与居民之间的信任。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主体切实履行好自身在垃圾分类中的职责，推动垃圾分类取得良好成效。
结论与展望
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居民参与社区垃圾分类上，着重研究了居民参与的角色差异，探究出现差异的原因，并得出了如下研究结论。
第一，在不同的社区，居民的参与角色和参与程度存在差异，且参与角色和参与程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适时发生转变。随着社区对垃圾分类方案的动态调整以及对居民参与作用的重视，居民的参与角色和参与程度可以发生转变。
第二，居民是社区垃圾分类的核心主体，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垃圾分类效果的好坏。居民在垃圾分类中的实质性参与是确保垃圾分类取得积极成效重要基础。居民作为垃圾分类服务的核心生产者的重要作用得到重视，从以往服务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服务的主动提供者，在共同设计、共同提供、共同评估、共同管理环节投入时间、精力，最终影响着垃圾分类效果。
第三，居民参与共同生产的制度空间、居民参与共同生产的能力、居民参与共同生产的激励机制、社会资本等因素是导致不同社区垃圾分类效果差异的重要因素。
关于居民参与社区垃圾分类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化：（1）拓展案例选择的范围。增加案例的数量，进行更多案例的比较研究，分析在不同社区类型、不同情境下垃圾分类效果的差异，进一步提升研究的应用价值。（2）加强量化分析。将居民的参与程度用不同的指标进行衡量，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居民参与情况、垃圾分类效果的数据，进行量化分析，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3）开展历时性研究。对Y街道三个社区进行深入跟踪，分析社区在垃圾分类效果不佳时如何进行垃圾分类方案的优化调整，居民如何参与到垃圾分类服务共同生产中以及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并进行纵向的对比分析，提高研究的深度。
本文作者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李凌云；浙江大学/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首席专家徐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