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市委下发《关于开展以“深化改革、创新发展”为主题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的通知》，要求市、区县（市）各级党政机关全体干部以“深化改革、创新发展”为主题，开展为期1个月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会议指出，解放思想是杭州推进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的关键所在，也是杭州面对发展新阶段、应对发展新挑战、体现发展新要求的强大动力。
解放思想意义重大。市委十一届六次全会审议通过了“杭州改革十条”，确立了2014改革年的总基调。如何在这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改革年，深入推进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是这次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为了将大讨论活动引向深入，将各项改革部署和目标任务落到实处，实现杭州高起点上的新发展，杭州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办公室与市委党刊《杭州》杂志社联合推出西子“我们论坛”第三十八期，倾听各界思想的火花，共同为改革的再出发鼓与呼。
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的“三个重点”
沈金华 杭州市委政研室副主任、杭州市决咨委办公室专职副主任
思想解放和观念转变是工作实践的基础和前提，思想的高度决定行动的力度。无论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还是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历史证明每一次思想大解放都会带来生产力和社会的大进步。市委全会出台“杭改十条”后，决定在全市范围内进行思想大讨论，这既是一个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的过程，又是一个集思广益、深化改革的过程。时间很短，要做的事很多。讨论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和成效？我认为以下三个重点必不可少：
首先，是否切实转变观念。当前，杭州正处于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压力，比较直接的数据便是去年国内生产总值被武汉、成都超过，今年可能被南京和无锡超过，而且他们的增长速度、投资规模大大超过我们。其中的原因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并要结合这次思想大讨论，找准根源，开对药方。我个人认为，杭州被一个城市超过可能是偶然，但连续一两年被数个城市超过一定有必然性。分析杭州这几年发展趋缓的原因，有人说杭州发展到了一个数量转向质量的转折点，增长速度可能放缓，我觉得这不成立，广州2012年的总量规模是1127亿，是杭州的两倍，2013年前三季的经济增速为12%，固定资产投资为21%，仍是一种高投入、高增长的态势。也有人说成都、武汉受国家西部开发和产业转移规律性、政策性鼓励，增长加快，这也无法解释同为东部地区的南京、无锡仍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我认为这是杭州内源性问题，是人为因素。除客观自然条件，土地稀少、城乡资源分布不平衡外，主要还是杭州干部的精气神不足。杭州干部文化素养高、办事比较民主，但同时比较安逸、会生活，缺乏敢想敢干、勇于创新、团队协作和吃苦耐劳精神，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深圳曾经总结了“十大思想观念”，这十种思想观念对于深圳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一个城市的精神是城市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正如一个人的精神、民族的精神。这次解放思想大讨论只要对杭州领导干部的思想观念有一个大的触动和改变，便是成功的。
其次，是否激发社会活力。政府的力量是有限的，而社会和人民的力量是无限的。政府与市场、社会，国家与公民，党性与人民性，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是什么样的关系？如何处理好这几对关系是社会治理的重要课题，也是我们这次改革的重点。现在的改革与三十年前的改革有一个最大区别：三十年前大家普遍贫穷，是“做蛋糕”的改革，任何一项改革措施所有人都会受益，因此改革共识容易达成。而今天社会已分化，形成不同的利益阶层，是“分蛋糕”的改革，是分多分少的改革，改革共识难集中，“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动灵魂还难”。我认为人民群众是改革的主体，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人民群众，激发社会活力。在传统社会，以政府主导社会的模式在某个发展时期有其优势，但长期下去则不行。三中全会提出完善社会管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改革必须要摒弃“官本位”的传统政治文化，不能用道德来规范官员，而要利用法制把权力关进牢笼，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相统一，构建明确的制度、机制和平台，使人民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治理。杭州的民智丰富，社会力量巨大，社会治理的基础较好、起点也高，只要有政策的引导就可以迸发出无穷的力量。
最后，是否付诸实际行动。杭州的干部比较会出思路和口号，地方创新也较多，但如何落实，如何将“杭改十条”细化、具体化、出实效呢？龚书记提出“杭州是一个大都市，又是一个大基层”的观点，定位十分准确，是一种十分务实的精神和导向，这要求干部把自己当作基层，不搞层层转达、坐而论道，拿出总书记提出的“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狠劲，在思想观念、在体制机制、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有所创新、有所突破、有所推进，深入具体、项目化，落实到人。
护佑改革创新者
张永谊 杭州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方向，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年已成共识。杭州的发展已进入新阶段，面临新挑战，要体现新要求，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市委十一届六次会议适时作出“改革十条”，全面部署了改革创新的要求。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十六次会议通过《关于促进改革创新的决定》，明确了政府改革创新的职责，提出了允许试错，宽容失败，依法护佑改革创新的具体路径，为杭州的改革再出发予以法律的支持与保障。
《决定》提出，如果改革创新工作没有实现预期目标，但有关单位和个人是按照规定来进行决策和实施，并且勤勉尽责，没有牟取私利，不会对有关单位和个人“差评”，也不追究有关个人的相关责任。这一规定意在寻求改革创新与依法办事的平衡点，护佑改革者冲破思想障碍，打破体制机制束缚，鼓励排头兵、先行者担当起改革先锋的责任。这无疑是解除改革创新者后顾之忧的保障之举。
近日，浙商博物馆在杭州开馆，它以“弘扬浙商精神、传承浙商文化”为主题，整个展览秉持“不以财富论成败，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商业伦理，专门设置了“英雄背影”的展览版块，记载了三位曾一度名声远扬而最后以失败告终的浙商：步鑫生、叶文贵、陈金义。
步鑫生曾经是上世纪80年代响彻全国的“改革厂长”，博物馆展示了他在海盐衬衫总厂用过的裁缝剪、尺等实物。1988年，由于他盲目扩大生产规模，导致企业资不抵债而被免职，这位名噪一时的“改革偶像”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为唤起人们改革追忆的一个符号。叶文贵曾经是上世纪80年代温州的首富，有“温州第一能人”之称。1988年，他投入1500多万元研发电动轿车，但因技术不成熟，失败在电动汽车的研发上。陈金义曾列福布斯富豪，1992年，他拍下上海黄浦区6家国有、集体所有制小型商店，一夜成名，被誉为“私吃公”第一人。2003年，他决定产业转型，主攻“水变油”的重油乳化项目，结果被质疑其是伪科学，导致债台高筑，之后便销声匿迹。
企业的转型发展，总会遇到技术与市场的风险，叶文贵、陈金义就是转型升级失败的“典范”。我们已经习惯了为成功者“喝彩”，给成功者加载“光环”，为成功者发掘成功的“智慧”，而失败者似乎只能收获谴责与惋惜，甚至嘲讽与诋毁。改革创新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特别是当改革触动到深层的体制机制之弊，触动到既得利益阶层、部门或人群的固化利益，改革者面对重重阻力甚至失败风险几乎是必然，稍有闪失，即全盘皆输，进而前功尽弃，步鑫生当是这样的改革典型。
改革创新是一项突破性的实践活动，其本身意味着革故鼎新，破除陈规戒律，这注定了改革创新之路布满荆棘、充满挑战。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它需要一批有责任、敢担当的改革“趟路者”。我们要努力培育全社会改革创新的精神，要营造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依法分担“试错”付出的成本，把改革创新的失败置于受控状态，变失败的教训为成功者的经验。
要让改革创新者在新的历程中敢于善于担当重任，要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保障推进，依法护佑改革创新中失败者的利益，确保改革创新与法治建设互为促进。法律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实践无止境，法律也需要与时俱进，在“立、改、废”不断循环往复的动态过程中，保持稳定与变动的统一，对经济与社会发展起到引领和推动作用。因此，市人大的《决定》专门设置为改革创新失败者依法实行责任豁免的条款，不仅让锐意进取的改革者能够有更加宽广的施展身手的舞台，更为激发人们改革创新的积极性提供保障。
改革创新的号角已经吹响，全面深化改革部署已经确定，一分部署，九分实践，关键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质性推进。自然，改革的力度越大，面临的难度也会越大，当改革进入攻坚期，我们更需要激励改革，宽容失败，合力推进全方位的改革创新。
建立科学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郭泰鸿 长三角（浙江）民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医药行业协会会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当前需要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等三个主要问题。
市场体系完善的标志有两个：一是繁荣，二是规范。没有繁荣，市场发挥不了配置资源的作用；没有规范，市场达不到科学配置资源的效果。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标志也有两个：一是放开不该管的，二是管住该管的。当前主要问题是在市场准入方面，偏于严，不必要的审批太多，门槛太高，程序太复杂；对该管住的没管住、没管好，而在对市场秩序的规范和对违法行为的预防、制止、惩处方面，则偏于宽，未尽职责。
市场和政府两个问题是有内在逻辑关系的。政府不放开不该管的，市场不可能繁荣；政府没管好该管的，市场不可能规范。在市场与政府这对矛盾中，政府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说调控也好，说干预也好，都是政府的理念、体制、职权、作用甚至具体操作决定了市场的形成和完善，也决定了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起到何种作用。
政府对市场，必须做到宽进严管，这是在经过多年的争辩、探索、实践之后已经被国务院认可了的政府管理市场的基本原则之一。近年来，国务院、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多次削减行政审批事项、多次放宽市场准入标准，就是力图增加市场主体，推动市场繁荣，这已经开始收到了效果，但是还不够，还有很大的改革空间。而从一些重大社会事件、安全事故来看，最终结论中往往或多或少有当地政府部门失职渎职、监管不到位的因素。包括事先不了解、缺防范；事中不监督、缺应对；事后不处理、缺交代；甚至不辨是非，抹稀泥，造成经济和政府形象的重大损失。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行政干预大多体现为审批，是一种行政权力。行使权力，精神上有快感，利益上有收获，自然乐此不疲，所以往往干预过多。而监管是一种责任，管理别人是要引起反弹的，会有强烈对立。虽然监管也是一种权力，但这种权力的行使必须要有依据、有证据，难度很大，所以往往不到位。
以前曾说过要建立小政府、大社会。这种说法虽然看到了政府管得过多的矛盾，却没有抓住政府管得不准、监管不到位的关键。一味小，一味少管，并不好，政府必定效能下降。在现代社会，无为一定难治，无为一定不治。
我国自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一直存在着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争议。出现了行业垄断的问题，地方保护的问题，监管马后炮的问题，对市场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问题。市场出问题的根子就在于政府，在于三中全会指出的两条：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
现在杭州推出了十项改革措施，应该以改革政府职能为突破口，依法施行宽进严管，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只有这样，才会更好地推进改革和发展，减轻政府的工作负担，协调好政企关系、政社关系、政事关系、政民关系，并有效地防止腐败。
愿杭州在建立科学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迈出率先探索的一步。
依法改革以法改革
蓝蔚青 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
我们党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已有十多年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确立，我们正在致力于建设法治政府，这是这次解放思想再出发的大背景。不像改革开放初期存在着大片的法律空白区，只要敢闯敢冒就行，现在搞不好就会违法。同时责任政府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决策和执行导致有害后果就可能被问责。加上改革进入深水区，面临攻坚任务，受到各种利益格局的牵制，改革难度愈来愈大，往往是牵一发动全身，因而许多改革必须由中央决策，自上而下推行。这一方面促使我们周全思考，谨慎决策，注重顶层设计，但搞不好也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如消极等待中央的顶层设计，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是部分干部精神状态有所退化的客观原因之一。
这里涉及到一个重大的基本问题：法制总是相对稳定的，而改革就是求变，在中国历史上改革就叫变法，这两者似乎是矛盾的。如何破解？在市委十一届六次全会通过《关于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的决定》后只隔了三天，市人大常委会就通过了《关于促进改革创新的决定》，强调要“坚持法治原则，遵守宪法和法律，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创新，巩固和发展改革创新成果”，指出了破解之道。这就是要从把改革与法治对立起来的思维模式下解放出来，不能认为搞改革就可以不受法律法规的约束，也不能认为法律法规已经有明文规定的就不能改革，而是要依法改革，以法改革。
依法改革，就是要坚持按法定程序实施改革。凡是不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利于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不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阻碍人民福祉增进的体制机制弊端，都是改革的对象。其中肯定包括不少已经过时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新一轮改革就要从全面梳理现有的法律法规入手，找出需要修改或废止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或其中的相关条文，提出修改或废止的建议。各级立法机关要根据自己的立法权限，分清轻重缓急，积极主动及时地开展工作，自己无权修改废止的也要积极向上级立法部门提出建议。改革在许多方面是前无古人的探索，国外已有成功经验的也不能照抄照搬，需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同时，继续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局部地区先行先试就有可能在某些方面面临现行法律法规的约束，这种看似“违法”的现象是法律法规乃至整个法律体系完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建设法治国家，就要坚持程序合法，即突破现行法律法规约束的改革尝试需要取得上级的授权，而且应当经过前期调研、制定方案、征求意见、论证评估、审议决定、组织实施、实施后评估等基本程序，力求正确、准确、有序、协调推进改革创新工作。依法改革还要求司法机关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为实施改革创新提供司法保障。
以法改革，就是要充分运用现行法律制度及国家政策资源，推进改革创新。凡是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未明确禁止或者限制的事项，要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大胆改革创新。要树立法无禁止也是法律资源的意识。因为开禁往往是改革的成果。法律不是越多越好。“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这才能既让公民和法人享受充分的自由，又保持社会有序运行。另一方面，对于推进改革和巩固改革成果所必需，但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未规定的事项，立法机关应该积极立法释法，行政机关应该积极主动地在职权范围内作出规定。不过，这种建立规制的行为必须符合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方向，不能又新增许多行政审批。凡是公民和社会组织能够自律自治的问题，政府只需要加以引导。只有没有政府强制就会失序的领域，才需要作出强制性的规定。
解放思想的新要求
曹力铁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经济管理分院院长、教授
《中共杭州市委关于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的决定》提出，杭州发展已进入新阶段，正面临新挑战，要体现新要求。解放思想如何体现这一新阶段、新要求？
一是要求我们必须深刻认识杭州发展的新阶段、面临的新挑战。《决定》对杭州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作出了准确的判断和科学的分析，认为原有体制机制的先发优势正在逐步弱化，传统的发展模式内生动力正在逐步消退，既面临“四大机遇”，也面临“三大压力”、“三大风险”，“五个问题”也逐渐显现。《决定》对杭州发展新阶段、新挑战的分析是我们解放思想的基本依据，能不能全面深入地认识到这些问题，是我们能不能解放思想、怎样解放思想的前提。
二是要求我们必须在树立新的发展观上下功夫。我们现在遇到的机遇和挑战，要解决的新矛盾新问题，是在发展中出现的，是发展进入更高阶段的表现。解放思想既要像过去一样注意打破思想上的束缚，更要注重树立发展的新思想、新境界。比如，我们正面临从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向个位数的中高速增长转变，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趋势。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既不能沿用高速发展的一些办法来解决问题，也不能简单地用低速发展的思维来替代高速发展，而是要用科学发展的新观念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这就要求我们在解放思想中既要注意“破旧”，更要注重“立新”。
三是要求我们必须注重解放思想的全面性。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就要求我们解放思想也必须注重全面性。解放思想的全面性一是要注意“五位一体”，充分考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不能顾此失彼。二是要注意把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发展结合起来，把发展方式的转变与生活方式的改变联系起来。不健康的高消费生活方式与高投入高消耗的发展方式是相互促进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不改变，发展方式的转变也是很难落实，更谈不上加快。因此，在生活方式的追求上也要解放思想，树立新观念。三是要注意解放思想的群众性。过去我们说解放思想，主要是针对领导干部来说的。而全面深化改革所要求的解放思想必须更具有社会性和群众性，解放思想既要走向群众，也要来自群众。比如，生活方式的改变就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全社会的思想解放。同时，群众也是解放思想的智慧源泉，杭州市委的《决定》就指出，要坚持从群众最期盼的领域改起，坚持从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改起。解放思想也要坚持群众路线，这是保证解放思想不走样，解放思想长效化的根本所在。
推进杭州“金改”要做到“三破三增”
奚素勤 杭州市金融办主任
杭州改革“十条”中，金融是重要的一条。作为改革的一个重要领域，涉及三大主攻方向：发挥民营资本优势，发展地方金融业；促进互联网与金融的融合，发展互联网金融业；发展私募金融，打造财富管理中心。金融涉及的范围非常广，但杭州“金改”着力在这三个方向上，可以说，一是体现了前瞻性。民营金融、互联网金融、私募金融，都是趋势性的发展业态。二是体现了接地性。是从杭州、浙江的实际出发提出来的。杭州的民营资本很活跃，适合发展民营金融；杭州是电子商务之都，有发展互联网金融的基础；杭州人、浙江人投资理财需求旺盛，是财富管理中心打造、私募金融发展非常有利的条件。
推进杭州的金融改革，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要在“三破三增”上下力。一是破除“满足感”，增加“紧迫感”。杭州金融的综合实力位列全国各大城市第五位。金融对杭州而言，不是金名片，至少也是一张银名片。这种现象容易产生“满足感”。要改革，必须破除这种“满足感”。要看到杭州的金融业态也有它的缺陷，就是过度依赖银行。这个结构性的缺陷，并不适应目前宏观货币政策的大趋势，也不适应杭州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要看到南京、天津、重庆等城市，都在狠抓金融，城市之间竞争愈来愈烈。二是破除“无奈感”，增加“奋发感”。金融是个相对特殊的领域，金融体制实行的是垂直管理。面对这种管制型的壁垒，的确会生出无奈之感。但要改革，要抢先机，就得直面可能会产生的一些摩擦。因此必须破除无奈感，要奋发有为，敢想敢干，积极争取金融管理部门的认可和支持。三是破除“担心感”，增加“放心感”。对民营金融、互联网金融、私募金融，还存在着担心感。认为民营的不如国有的放心，私募的不如公募的放心，新兴的互联网金融不如传统金融模式让人放心。这些不放心可能有意识形态、利益集团的原因，但更现实的原因是由于监督管理的方式、模式未跟上所致。金融都是有风险的，关键是管控好风险，不能因管控的问题而夸大民营、私募、新兴金融的风险并进而出歧视性结论。正确的认识是，增加放心感，鼓励创新。同时，又重视风险防控的构建，这是改革的题中之义。
推进杭州“金改”，应紧抓三个关键：一要抓好现有“门窗”的拓宽。毕竟改革是一个大趋势，高层顶层设计已为我们开了一些“门窗”，尽管这些“门窗”开得还比较小。我们应先把现有的“门窗”做足做好，然后努力加以拓宽，进而影响高层的顶层设计更开放一些。二要抓好龙头企业作用的发挥。龙头企业搞金融可以起到一个示范的作用。一般来说，大的企业风险管控能力也比较强。比如阿里巴巴搞的互联网金融。三是抓好政策环境的优化。金融是资金的融通，属于高流动性的要素，流动的方向很大一部分取决于金融生态环境。发展金融，推进金融改革，作为地方政府之手来说，要着力于把环境改善好，包括政策障碍消除、信用法制的建设、风险的管控、服务效率的提高等方面。
跨境电子商务促进外贸转型升级
邓 健 杭州市外经贸局副局长
最近在开放型经济领域有两个热门词汇，一个是自由贸易区，一个是跨境贸易电子商务。今天在这里主要谈一下跨境电商。跨境电商不仅是政府的事，和老百姓也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跨境电商不仅拓宽了全球商品流动配置新渠道，让杭州和世界连为一体，而且跨境电商尤其是跨境电商的进口B2C发展了，也会给老百姓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老百姓最直接的受益就是在家里点点鼠标就可以享受到全球产品，享受到世界的名牌，带来丰富精彩又具全球化和国际化的生活。
同样，点点鼠标可以将杭产品卖到国外去，跨境电商是我市外贸企业寻求海外商机的新选择，也是实现外贸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2012年全国跨境电商交易额已超过2000亿美元，其中跨境电商零售出口突破150亿美元，较上年增长超过30%，远高于同期一般贸易增长水平。杭州是全国首批跨境电商服务5个试点城市之一，去年7月，杭州跨境贸易电子商务产业园顺利开园，为全国跨境电商发展提供了实践样本和试点经验。产业园以B2C跨境电商出口货物为重点，以物流园区集中监管+定期申报为核心，以跨境电商通关服务平台为路径，以电商ERP数据全程联网监管为基础，创新了通关新模式，推动电子商务相关政策在局部地区取得突破性进展。自开园到年底，共发送19.6万个邮包，出口额357.9万美元，出口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跨境电商服务试点工作，是国家赋予杭州的重要任务，也是杭州外贸自身转型发展的途径和机遇。如何使“杭州试点”成为“全国示范”，是当前我们亟待思考的问题。
这次“改革十条”的一个显著亮点就是围绕推进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建设，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为推动我市跨境电商发展，帮扶中小微外贸企业开辟国际市场扩大出口，我们要积极拓展跨境电商试点覆盖，充分利用好杭州开放程度高、产业基础扎实、市场规模庞大、信息物流网络发达，以及外贸企业、电商企业等综合优势，加大政策扶持和支撑，加快调整完善管理模式，给予其通关、结汇、退税等多重便利化服务，不断优化发展环境，吸引更多的知名跨境电商落户杭州发展。
一是加快完善跨境电商相关政策。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支持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有关政策的意见》文件要求，研究出台符合我市跨境电商发展的指导意见和扶持政策，突破试点中存在的平台建设、物流快递、跨境支付以及售后服务等问题。
二是编制跨境电商发展战略规划，打造跨境电商产业集聚效应。加强与电商及电商平台、物流商、金融服务机构的合作。
三是抓好跨境电商特色产业园建设。目前要加快下城跨境产业园、杭州出口加工区（杭州保税物流中心）的进出口试点，同时对空港保税区（B保）等其他有条件的地区进行规划研究。
四是深化与阿里巴巴集团战略合作。按照“先行先试，适当突破”的原则，创新进出口跨境电商监管模式，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加强跨境电商各类体系建设。
五是发展海外仓储服务机构。按照B2B2C发展模式，在全球建成一批集信息畅通、功能完善、服务协同、资源共享、供需对接快捷的境外仓储服务平台，为跨境电商提供贸易、仓储、配送和售后等服务，不断扩大跨境电商出口规模和市场占有率。
解放思想谋发展实事求是抓落实
唐龙尧 杭州市社科院副院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市委十一届六次全会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通过了“杭州改革十条”。这是我市2014年改革的总基调。现在目标已经明确，关键是如何抓好落实。为此市委决定在全市开展以“深化改革、创新发展”为主题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进一步增强进取意识、机遇意识、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进一步提升执行力、担当力和凝聚力，努力推动杭州在高起点上实现新发展。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到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是科学发展观最鲜明的精神实质。”
从实事求是到解放思想，再到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党的思想路线的确立及其丰富和发展，体现了时代性，把握了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和条件。每一次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都是在思想解放过程中推进的。改革开放35年的杭州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归根结底得益于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当前要“深化改革、创新发展”，杭州要在高起点上实现新发展也要靠解放思想这一法宝。
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和条件。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达到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杭州要在高起点上实现新发展，必须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谋发展，实事求是抓落实。
一要在规划设计、谋篇布局上解放思想。各地各部门在谋划近期规划和全年工作时要解放思想，既要适度超前，又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以科学的态度、务实的作风规划地方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避免不切实际的求高求大求洋，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二要在发展中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不唯GDP，不追求眼前利益，短期行为，要根据本地的特点和优势，执政为民，以民为本，追求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以人民满意不满意、需要不需要、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作为我们工作的目标。把执政为民的理念具体落实到每项实际工作中。
三要以不断进取的精神克服骄傲自满的情绪。在改革发展的关键节点上，杭州追赶的标兵离得越来越远，杭州后面的追兵离得越来越近，有的已经超越了我们。我们要提振精气神，全力抓落实，实现新发展。
四要树立全局观整体观，克服狭隘的地方观部门观。要服从全国全省全市的整体利益，在招商引资、产业布局、社会发展中既要解放思想，敢想敢闯，又要注重协调发展、和谐发展。
发掘城区老厂房支持创新创业
赵申生 杭州市经济信息研究院副院长
市委十一届六次全会通过的《决定》，第一项便是“围绕推进高技术产业基地建设，完善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体制机制”。其内容里强调指出：要支持优势成长型企业和小微企业成长壮大，鼓励各类人员创业创新。针对杭州市近年来大批的工业用地陆续变成住宅用地、写字楼、商业设施这一现象，我们从去年下半年就开始做调查研究，调查后我们发现：以专业人员创新创业为主体的成长型企业和小微企业，它们与以开发区模式引进的工业企业不同，它们的创业和成长更多地依赖城市功能和资源。这使得用老城区的老厂区作为创新型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孵化发展的基地成为一种可能。
近几年来，我市利用老厂房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成效显著，走在全国前列，也引出了打造全国创业产业中心这一个主题。目前来看，我市老城区老厂房利用面临的现状还是比较鼓舞人心的：一是工业用地总量可观。据了解，拱墅区、西湖区、下城区、江干区的工业用地总计2万亩。二是发掘利用趋好。四个城区现有工业厂房，有相当部分用于发展文化创意、电子商务、信息软件、研发类制造等创新型产业。三是发展潜力较大。利用老厂房建设的创新型产业园区呈现了高成长性、高孵化性发展的良好势头。四是主导产业调整优化。前几年，利用老厂房改建成的文化艺术类创意园区较多，如LOFT49、A8艺术公社等。目前，这类园区主导产业已向2.5产业转变。五是管理模式发生转变。这些园区的运营管理模式，已经从五年前以政府（区、街镇）主导型向专业管理公司主导型进行了转变。
根据以上几种现状的特征，我们认为我市应重视利用老厂房建设创新型制造、服务型制造基地和现代服务业集聚区。
适当保留老厂房，用于创新创业。老城区利用老厂房发展创新型产业具有独特的优势。这样既有利于培育城市新兴产业，还可能孵化出新一代娃哈哈、阿里巴巴等大公司。建议参照美国芝加哥市、我国深圳市的做法，在老城区适当保留工业用地，为创新创业和实现集约增长提供空间支撑。
出台政策意见，指导具体操作。我市亟需在《关于利用工业厂房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实施意见》等政策基础上，抓紧研究制定可操作性强、行之有效的利用老厂房建设创新型产业园区的指导和实施意见。
加强规划引导，完善基础配套。统筹发掘老城区的发展优势，引导信息服务、工业设计、电子商务、物联网、创意产业、研发制造等创新型产业向此类园区集聚。
发挥社会优势，创新管理模式。大力支持引进社会专业公司管理型园区，加强对园区管理人员的培训，增强服务水平；建立园区管理机构与企业运行机制，营造优质环境。
建立协调机制，创新政府服务。创新管理和服务模式，以“综合协调+专业服务”的方式，加强综合协调；筹建老城区“中小产业园区管理者协会”，承担起政府与这些园区管理机构、公司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创新驱动研究先行
金 鹰 九三学社杭州市委会社会法治委员会主任、腾飞金鹰律师事务所主任
杭州市委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结合杭州特色，出台了“改革十条”。这是新阶段下的改革，与三十年前的改革不同。过去，我们条件差，发展基础相对薄弱，因此强调“摸着石头过河”，在必要情况下可能会为了发展牺牲环境或人类的其他权利。然而，面对当前新局势，我想更重要的是八个字，即“创新驱动，研究先行”。
杭州“改革十条”所指的方向是明确的，即减少粗放式的发展，突出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减少人治，强调法治。对此，我们首先要减少思想上的焦虑。事实上，我们这个社会过于焦虑了，我们所创造的GDP，所获得的收入，包括个人收入和政府收入，一定需要无节制、无限制地发展吗？我认为是需要平衡的。无论是最近的灰霾天气、水污染，还是食品安全问题，都是社会和自然对我们的警告。的确，我们发展过度了，需要保持平衡，需要朝“改革十条”所指明的方向发展。
以下，我主要谈谈“改革十条”的最后两条及我最近的思考。试想，那些污染环境、存在食品安全问题的企业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以身试法？分析其原因，除了利益驱动，实际上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违法成本太低。“杭改”第九条也指出，要“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那么，我们该如何改革？创新驱动，研究先行，我们应放眼欧美发达国家，研究他们的成功做法，比较分析我们现有法律制度与他们的差别。例如，我国针对污染型企业的民事赔偿制度是补偿性赔偿制度，而国外发达国家是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国外，如果企业造成环境污染或食品安全问题，危害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公共安全，按照赔偿计算公式，会被法院判处民事赔偿直至企业破产为止。比如英国石油公司污染墨西哥湾后，和美国司法部达成协议，准备了200亿美元的赔偿金，并为清除墨西哥湾石油污染支付了61亿美元的清理费用。另外，民事诉讼不可能一万个人受害，一万个人向法院起诉，而必须要有社会团体、社会组织代表公民来起诉。起诉后所获得的赔偿，可用来建立基金会。这样，一些受害的老百姓可以向该基金会申请，原来的政府上访则变成向社会组织申请，从而实现社会治理的创新。
“杭改”第十条提出，要“完善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体制机制”。实际上，有时政府很容易用权力代替制度，政府更缺的是法律意识和法律思维。对此，我有一个提议，建议杭州市委市政府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决定中“关于建立普遍法律顾问制度。完善规范性文件、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的精神，由政府全面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并聘请独立第三方来担任法律顾问。政府的重大决策，需由第三方进行合法性审查并由专门的法律服务机构出具合法性审查的法律证书，只有建立这样的程序性制度，才能做出重大而正确的决策和决定。
落实“改革十条”加快融入大杭州
张立广 余杭区委政研室副主任
“改革十条”是市委、市政府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市委十一届六次全会精神，结合杭州发展实际，作出的重大改革决策部署。我认为“改革十条”有两个最鲜明的特点。一是目标明确。这些目标是杭州近年来不断探索的总结，符合杭州实际，定位十分准确。二是路线清晰。每一部分提出了实现各个目标的具体举措，针对性强。这些举措，既体现了中央省委深化改革的要求，又体现了杭州的工作特色，对余杭的发展也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余杭区三面依托杭州主城区，与杭州主城无缝对接，发展条件优越，近年来，随着交通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等方面的不断推进，市、区两级融合发展的趋势日趋强化。改革十条中也提出加快这种趋势的举措。即“以教育、社保、交通等公共服务一体化为先导，加快萧山、余杭两区与主城区深度融合的步伐”。我认为，这种趋势要求余杭区在贯彻落实杭州“改革十条”上要更加突出坚定性、主动性和结合性。余杭只有比以往更加主动、更加自觉地把融入杭州，贯彻好改革十条作为自身发展、自身改革的根本方向和重要依托，才能有所作为，才能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要更好地融入杭州、贯彻好改革十条，余杭区必须要紧紧围绕杭州确定的改革目标，找准自身定位，形成自身的发展特色。特别是要在高新产业、电子商务、完善主体功能区建设、推进新型城镇化、美丽发展等方面走在杭州前列，从而为整个大杭州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为此，余杭结合自身实际，制定了余杭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就充分体现这一要求。在这个决定制定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省市委全会精神、把上级明确部署的改革事项充分体现进去；另一方面，坚持问题导向，围绕余杭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群众反映突出、阻碍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稳定、影响投资环境的问题，提出明确的改革举措，体现余杭深化改革的亮点和特色。决定中的改革内容主要有：一是完善经济转型升级组合拳，二是建立县域经济向都市经济转型的城乡统筹发展机制。三是深化市场取向改革。四是健全发展社会事业和保障改善民生体制机制。五是完善社会治理创新体制机制。六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和党的建设五个方面的改革要求。共11项改革内容。
2014年，余杭将抓住全面深化改革这条主线，突出近期重点实施的改革项目并大力推进。在“五水共治”等倒逼转型、新兴产业发展特别是电商产业发展、未来科技城等发展主平台和西部生态区等主体功能区建设、市区公共服务一体化、支持民间资本进入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领域、综合执法重心下移、行政审批等方面推进改革，实现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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