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圈有三大恨：微商、鸡汤、悲情营销。
微商卖的东西千奇百怪，鸡汤内容五花八门，但是，悲情营销却是一股清流，都是针对农产品。苹果滞销大爷满眼泪水，柠檬滞销大爷眼泪汪汪，芦笋卖不出去大爷欲哭无泪……
（图片来源：网络）
悲情的大爷刷爆大家的朋友圈，不过图片里，大爷还是那个大爷，东西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
如果这只是一种营销手段，出于同情，很多人会觉得能帮辛苦的农民卖出去东西，甚至我们可以接受。但是，有人钻了空子。
就在今年五月，山西临猗县政府发布的一则针对“临猗苹果滞销”不当营销方式的声明引发关注。
声明中称，多个电商发布“临猗苹果滞销”的营销策划，利用打“悲情牌”营销临猗苹果，给当地果业品牌形象造成了严重影响，并且营销内容有诸多夸大失实之处。而更为可恨的是，报道所选用视频、图片均是电商平台商家拍摄于2016年以前，有的还采用“摆拍”方式，刻意营造果农的贫苦形象，博得大家同情，以达到营销谋利的效果。
小农经济，贫苦可怜，互联网意识缺乏。而深层次的原因就是长久以来我国的城乡二元体制，造成城市和农村的信息高度不对称。这种信息不对称现状导致农村社区治理中难以充分考虑乡村的特殊情况。
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徐林教授认为：现在，网格化管理已经成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模式。然而，城市社区是陌生人社会，是人们工作之余的生活空间，而农村社区是熟人社会，相互之间因血缘、亲缘、地缘甚至业缘关系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村民工作与生活的结合体。社区内在属性的差异，意味着农村地区的网格化管理应该与城市社区有所不同，甚至可能孕育出一种新的“网格”形式，这一设想得到遂昌“赶街”项目的佐证。
非常巧合的是，遂昌“赶街”项目就是当地的一个农村电商项目，旨在用互联网+的方式带动农民致富，它通过建设网络综合服务平台、区域运营中心、村级赶街网点，突破了信息和物流瓶颈，将电子商务延伸至农村，实现农民的购物、售卖、缴费、出行、娱乐、资讯等“一站式”服务。
（图片来源：浙江在线）
目前，该项目直接带动1000多农户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实现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连续8年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这种模式也输出到了四川、福建、山东、黑龙江等13个省区的37个县（市、区）。
遂昌“赶街”构建的农村电商模式，形成了贯通城乡的全方位服务体系，促进了城乡之间优势资源的对接和转换，服务到了更多的人。
徐林教授认为：遂昌“赶街”不仅打通了“农产品上行”和“工业品下行”的通道，同时也为农民铺设了一条致富通道。并且，遂昌“赶街”的低资金门槛、低技术门槛和服务便捷性为农民创业提供了有效支撑。更为关键的是，“赶街”为农民提供了大众创业的有效途径，实现了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的跳跃式增长，吸引了大量在外务工的青壮年劳动力纷纷回流。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底，仅仅在团县委登记的回乡创业青年就达2816人之多。
除了立竿见影的经济效果，通过实地调研观察，徐林教授发现：遂昌“赶街”模式的社会意义远远大于经济效益！尤其是它所营造的“三张大网”对农村社区治理大有启发。
（图片来源：网络）
遂昌“赶街”项目抓住了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大大加快了农村地区信息化进程的契机，适时营造了天网、地网、人网三网融合体系，建构起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虚拟”网格。
所谓天网是指“赶街”网的平台，包括网页和APP，是信息和资金的通道；地网是指所有的“赶街”硬件设施，是物流的通道。而人网是指“赶街”平台借助“赶街”总部、县级运营中心和村级运营商构成的“节点”，它将村民编织成一张庞大的网络。
“赶街”为“人网”建立了三个群：总部群、站长群和村群，“村群”的负责人就是各个站长，站长们组成的群由总部负责，“赶街”有专门的团队，每天在这些群里制造和引导话题。这些站长可以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站长们大部分是村里的乡贤或者能人，在乡邻中拥有较高的威望，他们不仅通过“赶街”项目培训和帮助自己的“群众”增收致富，而且在生活上也时时关心他们。
如有些站长经常利用“赶街”团队制造的话题引导村民参与讨论，将更多的村民特别是老人吸引到本群中，“有事做、有话聊”，相互寒暄温暖，极大地充实了他们的晚年生活。
已有迹象表明，村里的老人在“赶街”的“人网”中持续获得的心理慰藉，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过去对农村地区民生的关注仅仅局限于村民增收而忽视了其心理诉求的不足。
（图片来源：网络）
徐林教授进一步提出：在遂昌“赶街”模式的发展和复制过程中，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地网”和“人网”的建设和维护，尤其是针对站长进行必要的培训和管理。
一方面让构思更加精巧的“地网”成为“虚拟”网格，这些网格以“赶街”为平台、以大众创业这一业缘关系为纽带、以站长为关键节点，将那些有着血缘、亲缘或者地缘关系的村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让站长们承担起“农村虚拟网格长”的角色，让其在带动村民“赶街”致富的同时，加强对“群民”生活和心理上的关注，完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功能上的缺陷，并降低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成本。
其次，以“赶街”为抓手，推动农民自主创业。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降低了农民“赶街”的门槛，也让农民在尝到增收甜头的同时潜移默化地获得了商业运营的知识，并逐步提升商业意识，尤其是“赶街”对制度和标准的强调对于相对缺乏市场冲击的农民可谓是一次商业洗礼，为推动农村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同时，“赶街”浪潮下的大众创业吸引了大批农民工返乡创业，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称得上是乡贤或能人，政府相关部门有必要为他们的回乡创业提供更加便捷的通道，一是可以加快“赶街”业务的发展，二是为“虚拟”网格增加新的关键性节点，三是青壮年回流可以大大缓解如今严重困扰着农村地区的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的管护难题。
目前，该项目直接带动1000多农户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实现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连续8年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这种模式也输出到了四川、福建、山东、黑龙江等13个省区的37个县（市、区）。
遂昌“赶街”构建的农村电商模式，形成了贯通城乡的全方位服务体系，促进了城乡之间优势资源的对接和转换，服务到了更多的人。
（图片来源：网络）
而“赶街”还需进一步促进农村产品的多样化。对于小而散的农村产品来说，农村金融、农村旅游、农村合伙人三者缺一不可。
所谓农村金融就是预先借支给农民，保障其正常生产；农村旅游就是要发展农、旅融合，将生态农产品销售与生态旅游产业相结合；而农村合伙人就是那些乡贤或农村能人，他们是“赶街”项目的推动者。总之，让农民通过“互联网+”发展原生态农业、乡村休闲旅游、生态服务业不断致富，同时坚定其保护“青山绿水”的信念，从而为国家全面推进农村地区的环境治理打下坚实的思想意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