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21日，随着希腊如期退出由欧盟委员会(the European Commission)、欧洲中央银行(ECB)、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所组成的“三驾马车”(Troika)对其进行的第三轮救助计划，欧元区财长最终达成了一致共识“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就此终结”。这也让那位曾经誓言“一日不脱离危机，就一日不系领带”的希腊总理阿列克西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不禁感叹道：“我们终于翻开了新的一页！”
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终结，看似为之前已持续8年之久的欧债危机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毕竟欧元区债务危机是由希腊而起，现又以希腊而终。
然而，欧债危机真的就这样随着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结束而终结了吗？类似的欧元区债务矛盾是否有可能在未来再次发生？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先得判断欧债危机本身是否由欧洲货币联盟(EMU, European Monetary Union)自身的制度性缺陷所引起？若是，那么类似的危机在未来仍有再次发生的可能。正如墨菲定律(Murphy’s Law)所言，“凡是有可能会出错的地方，终究会出错”(Anything that can go wrong will go wrong)。
其实，自欧洲货币联盟建立至今，也就是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the Maastricht Treaty)签订以来，该货币联盟体系就一直内嵌着一个致命的制度性缺陷，即货币联盟的非完整性。具体而言，虽然EMU存在着欧洲中央银行(ECB)为欧元区国家进行货币供给，但仍缺少财政或预算联盟这类扮演财政部角色的机构，这就导致了当面临不对称冲击(Asymmetric Shocks)时，整个欧洲货币联盟体系会变得异常的脆弱与不堪一击。
图一：部分欧元区国家名义GDP增长率(2008——2017)
图片和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如图一所示，所选欧元区国家的名义GDP年增长率均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差异。特别是在欧债危机发展到最为“鼎盛”的时期，即2010年至2013年期间，包括葡萄牙、意大利、塞浦路斯、希腊、西班牙等多国甚至出现了名义GDP的负增长。然而，同时期的德国与爱尔兰等另一些国家却处于经济正向发展的状态。这类欧元国家经济发展与竞争力的不对称性迫使欧洲央行(ECB)陷入了是否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选择综合症。若进行量化宽松，虽然能为一些处于经济负增长的欧元区国家暂时缓解危机所带来的各类症状，但同时也会为另一些经济发展向好的国家带来不必要的通货膨胀，这不仅就会削弱老牌欧盟国家的竞争力，还违背了欧洲央行“严格把控通胀率”的经济原则。
正因如此，在欧债危机发展之初，欧洲央行并没有通过货币供给对欧元区进行必要的介入，更多的则是在反复斟酌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经济与政治成本。
图二：部分欧元区国家十年期国债利率变化(2008年1月——2018年12月)
数据来源：ECB
另外，由于欧元区财政联盟(财政部)机构的缺失，欧元区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对称性程度随着欧债危机的蔓延而日益分化。图二所呈现的是所选欧元区国家其十年期国债利率的变化，十年期国债的利率越高，说明市场对相关国家偿付债务的能力越加怀疑，意味着投资者将资本撤出外流的可能性就更大，该国违约风险也就随之增加。
换而言之，若是在希腊债务危机之初能有一个欧元区的财政部，将“欧元区国库”中的资金统筹分配至希腊政府，以缓解其由投资外撤所引发的资金空缺症状，便会大大增加希腊本国的还债可能，降低其债务违约的风险，同时也能极大地阻止欧债危机进一步的蔓延。但鉴于对各国国库统筹调控“合法性”的疑虑，这类“超国家主义”(Superanationalism)财政体系的建立仍停留在纸面上。
虽然在欧债危机的整个过程中，包括希腊、塞浦路斯、西班牙、爱尔兰、意大利等国通过EFSF和ESM的机制，接收了相应的临时救助资金来缓解这些国家货币与资本的流动性问题，但其所接收的援助资金与其损失的数目相比只是杯水车薪，最终还得依靠ECB所施行的OMT量化宽松工具才让各类副作用得以有所改善。
鉴于欧洲货币联盟(EMU)两大制度性缺陷的存在，即欧元区各国在货币政策上缺乏自主性，同时又没有建立一个基于“超国家主义”的财政体系用于危机时刻的财政调控与周转，欧元区仍然将可能会面临不同程度的内外压力，从而再次发生类似的债务危机。
作为对欧盟国家进出口贸易的大省，浙江该如何防范与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欧债危机”？
我院曾以“欧洲债务危机对浙江外贸的影响及对策”为主题举办过专题公共政策沙龙，与会专家对此提出了以下若干对策：
1、构建信息网络平台。针对欧洲债务危机，构建专门的跟踪平台和信息告示平台，采集和分析与欧洲债务危机相关的各种基本信息，及时了解、掌握欧洲债务危机发展的新情况、新动向，对影响欧洲债务危机发展的各种因素进行适时检测，并根据检测结果，做出科学预测，及时发出预警信号，制定应对措施，并及时调整工作部署和实施方案。
2、坚持传统市场和新兴市场并举。一方面，欧盟市场是我省的主体市场，市场容量比较大，对其出口的变化将直接影响我省出口的总体规模，因此我们要坚持、坚守欧盟市场，建议政府做必要的营运推广；另一方面要积极开拓东盟、南美、中东等新兴市场，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的策略，避免出口国家过于集中。
3、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链新布局为契机，创新经济发展模式，把粗放式、重速度的经济模式转移到高质量、重环保的低碳经济上来。通过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构筑新的竞争优势，抢占未来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建议加大对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物联网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引导和政策扶持，深化体制创新，推进产业融合，坚持引培并举，使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我省经济持续发展的引擎。
4、打造出口型总部经济。利用欧洲债务危机的契机，积极将国际高级生产要素吸引至我省。建议政府可采取针对性的政策扶持，改变总部成员企业所能获得的收益和所承担的成本，吸引国际大型企业集团总部或创业园入驻我省。同时，处理好软、硬环境协调发展的关系，一方面建设吸引各类总部集聚的基地，使总部经济能形成产业集群和完整的产业链；另一方面建立宽松自由的资金融通渠道以及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为出口型总部经济的打造提供支撑。同时，将我省不同的出口行业、不同的出口区域进行不同层次、不同结构、不同内容的外在城市、中心城市、内在城市综合集成的再结合，进行整合提升。
5、稳定出口鼓励政策，优化外贸发展环境。继续实施我省促进外贸发展的若干政策，支持企业开展境外并购，鼓励企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支持企业进口省内紧缺的资源性商品，并给予适当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