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
继续探讨技术与历史的话题。前面，我们分别提到了两个关键的人物：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有趣的是，他们的统治时期，恰与人类历史上、前两次伟大的工业革命时期高度重叠。
1760年代，以英国人瓦特发明蒸汽机为标志、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由蒸汽驱动的机器开始替代人力、广泛应用。大英帝国强势崛起、逐步成为全球霸主。此时，中国正是大清乾隆三十年左右，“康乾盛世”还在呈现最后的余晖，“天朝上国”的美梦、也还在持续。几十年后，来自海上的巨炮将彻底使其梦醒。
1860年代，德国人西门子制成发电机、80年代德国人Benz发明制成内燃机驱动的汽车；在此前后，美国人莫尔斯成功发拍电报、爱迪生发明电灯、贝尔在美国发明了电话；都一次又一次地改变了世界。以此为标志，第二次工业革命爆发，电力、石油取代蒸汽，成为全球最主要的能源。德国、美国强势崛起，在列强中显露峥嵘，并逐步取代英国的地位。此时，中国正处于慈禧掌政下的“同光中兴”时期，朝廷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紧迫感，也打开国门、引进部分先进技术，但显然只停留在低层次的模仿。不久，就被学习更快、更到位的日本彻底击溃。
回望这些历史，真有“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之感慨。从乾隆到慈禧，他们都算是按照传统的治国理念，比较努力地打理庞大的帝国；甚至按传统标准，前期干得也都不差。为什么国运在百年间每况愈下、一直沉沦到“闻洋色变”、人人可欺的地步？原因很复杂，但恐怕很大程度还是因为，与时代太脱节了。他们承袭明清帝国封闭、保守、迟钝的风格，只生活在自己的天地，看不到世界的巨变——乾隆本人处在从古代史到近代史过渡的交点；慈禧则处在从近代史到现代史过渡的交点。其实，所谓古、近、现代史的划分，本身就与技术革命密切相关。时代更迭背后的逻辑，是如此的清晰：科技改变世界、进而改变历史。科技兴、则国运兴；科技落后，则国步艰难啊。
似乎80到100年一个周期吧。世界进入“现代史”几十年后，以电子计算机、原子能、航空航天技术（后期是互联网）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又在1950-70年代蓬勃兴起。这次，机器不只替代人的劳力，而且开始无限延伸人的脑力；计算机在各个领域得到空前广泛的应用，从宏观的人造卫星、登月等宇宙探索、到微观的基因工程甚至量子世界，人类的生产和技术能力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峰。没有意外，新一代技术的原创地，基本都在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产生。前苏联就算航天、军事等领域的技术力量，一度可以与美国相抗衡、甚至可能阶段领先，但在制造业等其他方面，就瞠乎其后了。咱们国家这一段的历史，大家都非常熟悉。由于种种原因，再一次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只在少数领域，比如“两弹一星”——原子能和空间科技的军事应用上，跟上了大国的步伐。
所以，当时间指向1970年代末，中国重新打开国门、开始饥渴地学习、引进各类科技时，估计绝大多数人，都不会特别在意；因为基础实在太差了。作为一个发展水平低下的农业国，有不少地方，从农耕器具到生活方式，与两千多年前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连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阶段都没有完成。然而，几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仅二十年，到20世纪末，中国的成长就令人刮目相看；新世纪加入WTO、参与国际化分工以后，更加奇迹般地突飞猛进，到2018年末GDP总量超过日本和德国的总和，达到美国的70%左右，完全是40年前所难以想象的高度。
当前，就技术角度而言，中国在原发性的创新能力上、在尖端领域的核心技术方面，如半导体芯片、生物机器、特种化工以及天体物理学、天文学等的前沿科技方面，与美国可能还有不小差距；但在中低端甚至部分中高端制造行业中，技术水平或许已经处于领先地位。而且比较关键的是，中国已经拥有了全球最完备的工业制造体系，同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这意味着在将技术转化为市场可接受的产品方面，在全球可能是独树一帜的；所以，也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站在今天，回望“前三次工业革命”的艰辛历程，令人唏嘘。这一次，我们到底做对了什么呢？有太多的讨论，这里就不作解读了。
现在是2019年。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转眼也将过去。按前面提到的时间窗口推进，“第四次工业革命”，或许正在悄悄地酝酿、准备突破。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一些端倪。通讯技术突飞猛进，5G时代呼之欲出，数据传输速度将成百倍地提高。未来的移动互联，应该不仅是叫外卖那么简单吧，而是“万物互联”：千里之外的宏观、微观数据实时掌握，无数行业规则将发生巨变。AI横空出世，在目前所有的智力游戏中都已经碾压人类。其他应用领域呢？仅一个“自动驾驶”。如果实验成功，世界会产生多少变化？赫拉利《未来简史》中关于AI的大胆设想，有多少会成为现实？现在无法确定。可能，我们更关心的是：在新一代工业革命中，到底是哪个国家，执行全球之牛耳、拥有最大的话语权？现在，我们已经明白，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可能对历史的走向、对世界的格局都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对这个答案的未来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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