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15日，国务院公布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16号人民银行会同外汇局为进一步便利境外机构投资，体现高水平开放要求，制定了《关于进一步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有关事项的通知》，这些措施都是我国履行当初WTO入世承诺以及所谓中美贸易战博弈过程中的相关配套制度，是为了形成更加完善的对外开放金融制度体系。
有关WTO规定的金融业开放的相关论文在百度学术上可以查到24887篇，可谓汗牛充栋，这段时间推出的相关措施内容上其实都是2001年我国加入WTO金融开放承诺的“旧酒”，由于机构改革，原来某些金融监督机构都没有了，主要是规范了监督主体，如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第四条中的“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修改为“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第十二条第二款中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修改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所以这些新机构可以称为“新瓶”。
形式上的东西我们不必做太多解读，实际上金融对外开放的改革是一个国际博弈的细水长流过程。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崩溃导致美元流动性泛滥，贸易失衡是货币体系失衡的外在表现，从而使得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规则成为对冲失去金汇兑本位制货币失衡的制度供给替代。
国际货币体系结构性失衡表现为美元霸权，具体体现为“特里芬悖论”、“三元悖论”和全球流动性过剩背景下 “二元悖论”。“特里芬悖论”指美元供求与汇率稳定的矛盾，美元国际货币职能的发挥要求其供给对需求的适应，要求美元必须源源不断地流出，这导致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元流动性的扩张，特别是本轮金融危机前后。同时，美元持续外流又对应着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的扩张，强化了全球对美国稳定美元币值能力的质疑。蒙代尔提出的“三元悖论”描述的是主权货币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和国内货币政策独立之间的矛盾，三者居其二。美国通过贸易逆差而向全球提供的流动性，又希望通过发行政府债券，开发多样性的金融产品引起流动性的回流，形成一个闭环。然而，自1980年金融全球化进程加速之后，资本流动不再只是贸易失衡的衍生现象，随着宏观对冲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等金融机构的发展，以及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创生，欧洲美元市场不断膨胀，资本越来越倾向于在全球进行配置。资本流动不再只是商品交换的衍生现象，这对各国稳定汇率的任务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因为资本与金融项目下的外汇交易规模远超经常账户。
截至2018年，与贸易相关的外汇交易只占到外汇总交易中的5%，而资本与金融项目下的外汇交易占剩下的95%（Richard Koo，2018）。这使得原来由国际贸易主导的汇率波动的经济解释的有效性下降。所以， Helene Rey又提出了“二元悖论”，认为资本流动具有较强的投机性，在套利动机的驱使下，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汇率政策，只要资本流动不受管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便难以保持独立。从历史经验来看，资本流动与银行危机相伴而生，危机又容易误导催生贸易保护主义。
三重悖论的存在使得全球经济处于失衡的必然，所以在飘摇不定的世界经济环境下我们要讲究策略。1978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当时中国只有一家正规的金融机构，即兼具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功能的中国人民银行，在1978年当年，政府就设立了中国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三家专业化的商业银行。在随后的40年间，改革开放政策给中国的金融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金融机构的种类和数量急剧增加，金融资产的规模也以惊人的速度扩张。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有的各类金融机构，中国基本上也都有了。同时，商业银行资产位列全球第一，交易所股市市值全球第二，私营部门债券市值全球第三，除了商品期货交易以外，大多数衍生品市场还没有形成规模的情况下期货交易已经世界第一。从数量指标看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水平已经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逐步放开金融市场，加快引入外资金融机构步伐，有助于我国居民获得更加有效率的金融服务，1992年美国国际集团在上海设立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成为首家从中国人民银行获得牌照在华经营寿险及非寿险业务的外资保险机构，为我国的寿险业务开拓了先河，外资金融机构的鲶鱼效应也有助于打破市场机制在资金定价与配置中的作用还受到很多约束，如政府对银行基准存贷款利率的规定、对汇率的干预、对信贷及资本市场资金配置的指导、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制和对大型金融机构的控股，再加上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和金融产品的刚性兑付等问题。沪港通、沪伦通等资本市场合作以及外资金融机构的逐步进入会使我国的金融市场更加有韧性，有利于我国如火如荼发展的金融科技产业链的人才技术引进以及类似支付宝金融工具的输出，营造国际化的金融科技生态。但正如三重悖论特别是二元悖论的存在，我们不能天真地认为金融市场的开放只会利大于弊，为了祖国的货币政策主权，在美元霸权被类似数字货币等金融科技消弭之前，必要的金融管制绝对不能放松。
本文作者为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益智，感谢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