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我们从一首宋词《望海潮》说起：“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琦，竞豪奢”。大家应该很熟悉吧。这首柳永的名作，只上阙部分，就已经把杭州的秀丽景致、都市繁华，描绘得淋漓尽致、美不胜收，不愧“人间天堂”。
此时，中国正值北宋时期。虽然疆域不算很广阔，但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文化、科技水平，都接近有史以来的巅峰；放眼当时的世界各国，发达程度遥遥领先。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肇极于赵宋之世”，是非常有道理的。比如，这时的杭州还不是都城，已如此富庶繁华；科技领域，不仅“四大发明”全部诞生，还涌现出多项先进的土木工程、航海术和冶金学发明，对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资料显示，北宋所在的11世纪，中国的工业非常发达，产铁总量超过15万吨、是整个欧洲产出的5到6倍。
那么，与柳永同时代的欧洲，此刻在干些什么呢？非常有意思。从11世纪末开始，在罗马天主教皇的主导下，来自西欧各国的封建领主、骑士们，以收复伊斯兰“异教徒”占领的土地（中心城市耶路撒冷）为名义，对地中海东岸国家前后发动了9次庞大的宗教战争，跨度达200年之久，史称“十字军东征”。战争不稀奇。中国历史治乱循环，大小战争不计其数；但确实因宗教原因，发动如此残酷而漫长战争的，翻遍二十四史也找不到。君不见，全国的名山大川，经常是佛教禅寺、道教宫观、各色神庙同处一地，各烧香火；游人四处参拜，一片详和。
当我们深入了解欧洲史与世界文明史，就知道这个问题属于想当然。说到底，华夏民族从西周以后，基本就是个“世俗社会”；儒家只关心现实世界，根本就不是宗教；佛、道等教派对文化影响很大，但除少数教众外，并未彻底改变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欧洲，经历了“正常的儿童”古希腊时代后，随希腊被罗马征服、进入了伟大的罗马时代。就在罗马帝国建立前后，相传耶稣基督诞生，世界上才有“公元”纪年；在古罗马近500年漫长的统治时期，基督教从一开始被管制、被迫害，居然逐渐成为了罗马的国教；公元476年，罗马帝国崩溃，欧洲大地分崩离析（以后再也没有统一过），基督教反而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教会不仅占领并控制了整个欧洲，随着东罗马帝国的建立和持续，也延伸到中亚，成为了唯一的意识形态，完全影响、控制了几乎所有人的思想和行为。
来自罗马的大主教、公元11世纪称“罗马教皇”统治下的教会，不仅与世俗的欧洲各国王分庭抗礼，而且只有通过罗马教皇的“加冕”仪式，他们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欧洲皇帝”；这个惯例长达一千多年，直到拿破仑称帝才被打破。基督教为什么如此辉煌，不是本文能够解释的。我们只需要知道，对基督的信仰，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早已浸透入各民族的灵魂；那种“政教分离”、“君权神授”的格局，在当时看来，是如此的天经地义。这就是著名的欧洲“中世纪”：从公元5世纪到15世纪、完全处于教会神权统治下的、长达千年的所谓“黑暗时代”。在此期间，罗马教皇称得上是“号令天下、莫敢不从”。为抵抗另一个庞大的宗教——公元7世纪中叶新生的伊斯兰教、如野火般的蔓延，为收回基督教“圣地”耶路撒冷，发动十字军东征这样的“圣战”，有什么稀奇？
有了这些基础，我们大概可以对漫长的中世纪里、中华文明对西方的超越甚至碾压，有一个粗浅的理解了。那就是，教会强力垄断下的欧洲，对人们的思想、文化、经济以及科技进步，都形成了严厉的禁锢。古希腊甚至罗马前期，奔放的艺术、民主的思想、旺盛的科学求知精神被显著地扼制，几乎无所作为；加上长期的分裂状态，难以形成“合力”。反观中国，虽也“合久必分”，但漫长的从周朝到秦汉帝国形成的“大一统”文化基因，使民族具备了强大的向心力，似乎总能“分久必合”，新生出强盛而统一的王朝。如前面分析，当局者、主流意识形态对科技是不屑一顾的，却也并不压制。庞大的国家、智慧的人群，在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时，就自发地形成了不少技术进步，并得到广泛应用和传播；对文明的贡献超过西方、也在情理之中吧。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欧洲经历了上千年的“黑暗时代”以后，终于出现了文明的曙光:“新教改革”。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与“文艺复兴”一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可谓“千年等一回”。16世纪初，以德国的马丁•路德、瑞士的茨温利等为代表的神学家，发起了一系列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运动，最终，成功瓦解了从罗马帝国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后、由天主教会所主导的政教体系，并分立出“基督新教”，与天主教和东正教并称三大基督教派。马丁•路德的“唯独圣经”原则指出，《圣经》的权威并不是从教会获得的；相反，教会的地位是靠《圣经》来确定！那么，中世纪那种“教会至高无上”的逻辑，从源头上被彻底推翻，罗马教会的权威也就不复存在。
与宗教改革基本同期，公元15-16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在欧洲蓬勃开展。古希腊、罗马的科学与艺术传统，得到了全面继承和发扬；在此过程中，诞生出一大批杰出的科学、文学、艺术人物和成就，如夜空中星辰般灿烂。不仅如此，马克斯•韦伯的经典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深刻地阐述了“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的巨大影响，工商经济也随新教改革而崛起；欧洲乃至世界近代史的序幕，正在徐徐拉开。那么此刻，中国又在干些什么呢？我们有没有过自己的“文艺复兴”时期？答案是：好像也有。但是，令人遗憾。
本系列《微评》未完待续，感谢作者程迅博士的投稿与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