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宣布，美国与欧盟就美国牛肉出口达成协议，8月26日，特朗普表示，他认为美国能够与欧盟达成公平的贸易协定，不必将其威胁要征收的汽车进口关税付诸实施。此外，美日双方已经就一项双边贸易协议，达成原则上意见一致，该协议包括了农业、工业关税及数字贸易三个部分，有望在今年9月份，联合国大会期间正式签署。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最初公布的谈判目标，不仅包含货物贸易，甚至还有“建立一个机制以确保透明度，并在欧盟或日本与非市场经济国家谈判自由贸易协定时采取适当行动”。这与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毒丸条款”的内容相呼应。该条款规定：任何缔约方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后，应允许其他缔约方在6个月告知期后终止本协定，并以新协定取代。这一毒丸条款毫无疑问是指向中国的。
从与墨西哥、加拿大的协定到与欧盟、日本的谈判，美国对中国的排斥与围堵意图明显，美国一直肆无忌惮地挥舞着“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棒槌，企图借此孤立中国。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源于当年加入WTO时签订的《入世议定书》。议定书第15条规定：在针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时，并不自动用中国产品国内价格作比对价格，而是选择第三国产品价格，即替代国价格作对比价格，这种待遇保持15年。如今15年早已过去，欧美国家仍公开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一、什么是西方经济学定义的市场经济国家
按照西方经济学定义，市场分为资源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资源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资本、管理才能和大数据等六大要素；产品市场分为有形产品市场和无形产品市场。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强调，资源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都应该是市场化，可以自由流动的。而我国资源要素市场中土地与自然资源要素归国家所有，不能充分自由流动；产品市场中我国在一些行业仍存在垄断保护的落后方法，其中包括能源、交通、金融、通讯等等领域。所以我国并非西方经济学定义的市场经济。
按经济成分来说，我国应属于混合经济，是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其实西方国家也并非全是市场在发挥作用，国有经济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准确地说，大家都是混合经济，而不存在所谓的“纯”市场经济国家。
二、欧美国家的混合经济发展历程
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中，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到了较大作用，国有经济和混合式经济到20世纪80 年代达到最高峰值。20世纪80年代初，法国国有企业在钢铁行业的比重为80%，航空运输行业为87% ；在邮政、电讯、铁路运输、烟草以及煤气生产方面，国有企业的控制程度甚至高达100%；在基础化学、人造纤维、有色金属等行业，国有企业的比重也超过了50%。同一时期，奥地利、英国、意大利等国家国有经济在GDP 中所占的比例都超过10%。联邦德国的国有经济在GDP 中所占的比例也接近10%。包括法国、奥地利、意大利、新西兰、土耳其、英国、联邦德国、葡萄牙、澳大利亚、丹麦、希腊、西班牙、荷兰、美国等市场经济国家在内的国有企业在GDP中占比的非加权平均值为9%。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随着新自由主义的盛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成为西方国有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这一私有化改革倾向通常又是采用公（国有经济成分）和私（私有制经济）混合的形式。美国的国有企业一般可分为联邦政府、州及市镇各级政府所有，广义的美国国有企业除了各级政府控制乃至发起的企业之外，也包括提供教育、卫生及电力等公用事业服务的地方政府的诸多特设机构，以及不受制于政府预算管理，以提供住房、运输等基础设施服务的公共机构。其中，联邦政府公司根据政府出资比例可以分为联邦政府独资公司以及联邦政府合资公司。例如，美国的商业信贷公司、美国进出口银行、联邦农产品保险公司、田纳西河务管理局和美国邮政等就属于联邦政府独资公司。而对于那些联邦政府合资公司而言，其股权部分由政府所有，部分则由私人所有，比如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美国国家铁路客运公司等就属于国有经济和私人相结合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曾指出，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指令经济是两种极端的经济组织形式，当代社会中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完全属于上述两种极端中的一个。相反，所有的社会都是既带有市场成分也带有指令成分的混合经济。
可以看出，欧美国家将我国定义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是相当虚伪的，欧美国家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其实就是在玩一种文字游戏，将中国排斥出自己的朋友圈，以抵制中国的经济发展。
三、从美国不断变化的敌人看中美冲突的必然性
美国一直想称霸世界，他的敌人虽在不断变化，但总结起来主要有三个特征。
第一，政教合一的国家，从始至终都是美国要摧毁的敌人。比如伊朗，在霍梅尼上台之前是前国王巴列维，自二战英国衰败后美国一直插手伊朗国内政治，扶持政教分离的巴列维政权，以致当时的伊朗现代化建设水平很高，是中东地区最开放的社会。但无奈该政权军警暴政、贪污腐败、贫富差距过大，同时不顾民族特色和群众习俗，盲目全盘西化，引发大规模反国王群众运动，导致最后垮台。伊朗普通百姓倒向霍梅尼政权，进而引发现代外交史的惊天之举，扣押美国大使馆外交官，美伊两国结下了梁子。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如伊拉克的萨达姆、利比亚的卡扎菲、叙利亚的巴沙尔等等。
第二， 意识形态的敌人。前苏联诞生之初，美国政府并没有给予正常国家待遇，而是联合欧洲抵制这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二战时迫于压力建立起反法西斯联盟，二战结束后，美国即与前苏联开始分道扬镳，直至前苏联解体前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当然还有古巴、北朝鲜等国，就不再赘述。
第三，对它威胁最大排名第二的国家。如20世纪80-90s年代的日本，当时日本经济发展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时风光无两。但很快美国不高兴了，因为美国对日本有着巨额贸易逆差，受日本的冲击国内失业率不断飙升，美国最终颁布了“广场协议”来遏制日本，打压日本国内的制造业，日本的经济发展也因此受到重创。
按此逻辑推演，美国认为中国是一党专政国家，属于政教合一，同时也是意识形态的敌人，最后中国又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上这三条都占全了，焉有不成为美国头号敌人之理？从这个角度分析，中美贸易摩擦仅仅是浮在水面露出的冰山一角，我们必须警惕，中美这种结构性冲突是早晚必定会有摊牌的那一刻！
四、我国可以选择的路径有哪些？
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欧美确认我们是“非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经济国家与非市场经济国家中间没有承认中国是“混合经济”国家。他们只是要么“黑”，要么“白”，根本就不听我们辩解。如果美国继续扩大范围推进“毒丸计划”，我国将处于被动不利的局面。当前我们面临的选择路径有以下几条：
第一，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我认为我就是有特色的市场经济，至于你发达国家承认与否不重要。
第二，按照欧美所谓自由市场经济的定义，把土地自然资源全部私有化，能源交通金融通讯等等全部私有化。
第三，放松对土地自然资源使用期限，逐渐使其接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满足“决定作用”与“唯一作用”的区别。把我们与美国贸易摩擦最热点的垄断企业从私有制上的垄断，过渡到真正的资产管理。
第一条路显然是走不通的，如果我们不采取有效措施，对此置之不理的话，很可能会被“闭关锁国”。第二条路也是行不通的，私有化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同时还可能会造成国家动荡，前苏联的解体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只有第三条路可以走，即对资源市场中土地与自然资源要素使用期限放松与延长；对产品市场国有企业进行权益性资产管理方法。这是目前对抗西方病诟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有力反驳武器。
五、对策建议
（一）进一步放开对土地与自然要素的控制
改革开放40年取得了重大成绩的一大原因是市场开放，在资源要素市场上土地要素国家控制权放松，从而激发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在产品市场大幅度放开，激发了人们创造财富的热情。随着中国更强大，自信心更强，应对完全由国家拥有的“土地与自然资源要素”控制进一步放开，在所有权不转移的情况下延长土地自然资源使用期限，让人民对财富的安全预期更加充满信心。
（二）盘活国有企业，实现动态保值
真正把国有资产盘活的唯一途径绝不是仅仅“永远拥有国企的所有权和最大股份”，而是要学会把国有资产用“权益性资产管理方法”盘活。说的直白一点，所有国有企业（像私营企业一样）随时可以买，也随时可以卖，国家追求的最终目标是，使企业价值最大化。
（三）进行理论创新，形成中国自己的经济理论
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其特殊性，单纯靠西方经济学不能够完全解释中国经验。因此，必须进行理论创新，有与中国经济发展相配套、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经济理论，以总结中国经验，阐释中国所处的经济状况。这样我们在与西方国家交锋时，可以有理有据地做出解释，而不至于被西方国家用不完全适用的经济理论牵着鼻子走。
（四）形成自己的朋友圈，冲破对中国的围堵圈美国积极发展与日韩、欧盟等国家的合作关系，已经达成了一系列协议。面临当前的处境，中国除了摆脱“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帽子，也应积极争取国际方面的友方支持。应持续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以及与欧盟的谈判，促进与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亚非拉其它国家的合作关系，推动“一带一路”的深入发展，形成自己的朋友圈，打破可能建立的针对中国的统一战线，冲破针对中国的围堵圈。
（本文作者为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景乃权；浙江大学金融系研究生陈德宇，赵孟孟，吕佳钰。感谢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