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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天，各大媒体忽然被一位叫“仝卓”的艺人刷屏。搞清楚新闻的来龙去脉之后，不禁感叹，这位“大明星”，的确“实力坑爹”啊。而比当年的“我爸是李刚”，竟然要精彩曲折多了，这回坑的，还是“后爹”。说实话，利用特权、弄虚作假，本不算什么爆炸性新闻。但在全国性高考中肆意舞弊，似乎就让人特别难以接受。于是，这件事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有关方面之重视，牵涉范围之广、处理结果之严，令人深思。细细想来，或许，它触碰到了咱们这个社会特别敏感的所在：教育公平、择优举才。作为一种传承千年的制度，从某个角度说，已经成了上下的共识甚至“信仰”，不可侵犯；从古至今，莫不如此。不信，来看看明代“江南第一才子”唐伯虎的故事。
说起唐伯虎，大家的第一感，只怕要浮现出周星驰电影《唐伯虎三笑点秋香》里那鬼灵精怪、放浪不羁的形象。怎么说呢？他人生的中后期，电影演绎得有几分神似吧；但在前期，人家可绝对是一位才华横溢、奋发有为的天才少年。所走的，也绝非倚马兰桥、一掷千金的风流浪子路线，而是规规矩矩的科举“正途”——进士及第、入朝当官，曾被认为顺理成章。那咋“走偏”了呢？其实，就源于一场“科举舞弊案”。
唐寅，字伯虎，明代苏州人氏。祖上并非书香世家，而多出武将；到唐寅父亲这一代，已经很庸碌平凡。唐父非常希望儿子有出息，能够考取功名、光大门楣，尽其所有投入到孩子的教育；唐伯虎也没有让人失望，自幼过目不忘，博览群书、精通典籍。16岁，他就崭露头角，在苏州府的秀才考试中夺得第一，轰动了整个苏州城。后家庭遭遇变故，但在好友祝枝山的劝导下走了出来，29岁到南京（应天府）参加乡试，再次获得第一、高中“解元”，从此声名鹊起、名震江南。要知道，江南是著名的才子之乡，对其他地域考生的科考成绩，一直呈压倒型优势；作为“江南第一才子”，参加全国性的会试、殿试，还有什么悬念吗？在这样的环境和预期下，第二年，30岁的唐伯虎满怀信心，收拾行装、进京参加会试。在路上，他遇到了那个彻底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人——徐经。
徐经，江阴（今无锡江阴）富商之子。家财万贯，富甲江南；学问嘛，当然平平无奇。不知道怎么机缘巧合，反正他也中了举人，同时进京赶考，在途中与唐寅结识。既是南直隶的同乡，又年龄相近、目标相同，两人很快结成了莫逆之交。唐、徐到达北京后，小住数月，积极备考。徐经有钱，上下打点、攀附各式达官贵人，忙得不亦乐乎，唐寅时常作陪；大家也明白“江南第一才子”的份量，搞不好就是未来的状元郎，都愿意与他结交。还没到考试，就已经名满京华。唐寅毕竟年轻，得到上层社会如此重视，越来越志得意满、意气风发。其实，祸根就此深种。
正式的会试，终于开始了。史载，这次的题目出得又生僻又难，多数举子都极不发挥，垂头丧气。唯独唐寅考罢回到旅店，兴高采烈。与大家聊天时，得意地道：“这次的会元，想必就是本人了！”也有人不服气：“那也未见得罢？”唐寅得意地把自己写的文章，从头到尾当众背诵一遍。果然才高八斗、文采飞扬啊，大家都服气地不语了。
真是倒霉催的。这次考试主题的主考官程敏政，与副主考李东阳（“前七子”之首，著名文坛领袖）一起阅卷时。李先生感叹，这次题目出得太难了，多数答卷都没法看；唯独有一份试卷，不仅切题入理，而且文采斐然，真是好文章。程敏政拈须微笑，随口道：“八成是唐寅的手笔吧！”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旁边有人心中狐疑，出去一打听，说唐伯虎考完了到处吹嘘“自己肯定第一”，马上向御史台报告：科举舞弊、题目可能泄露了。御史禀告皇帝（明孝宗）后，格外重视，立即封锁试卷，彻查此事。当得到报告，初步查实：唐寅、徐经考前确实拜访过程敏政，而且徐经的文章也写得非常精彩、超过其正常水平。龙颜震怒，将程敏政、唐寅、徐经逮捕入狱，严加审讯。
狱中，徐经熬刑不过，供称自己用一块金子收买了程敏政的书僮，事先知道了题目；然后让唐寅帮自己做了篇锦绣文章。按这个口供，三个人都得送命。程敏政则始终辩称：决没有泄题。之所以说“唐寅的手笔”，是因为唐寅乡试的主考与自己相交甚好，多年前就看过唐寅的文章，知道其才华出众；唐、徐拜访自己时，朝廷还没有任命自己做主考官，何来泄题之说？
明孝宗毕竟是一代明君。非常慎重，叫停了刑讯逼供，又继续查了一年多。徐经翻供了，说自己原来是被逼乱讲的，根本不存在泄题；总之，御史台最后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结案。明孝宗的最终处理意见为：程敏政免官，永远不再录用；徐经、唐伯虎永远不能参加科考。考虑唐伯虎确实有才，剥夺其“士”的身份，但给一个机会，到浙江绍兴做一名小吏。结果，程敏政经历此打击，四年后就告别人世；唐寅耻于做吏，游山玩水、花光了身上所有钱后，回到苏州；妻子看不到希望，也离开了他。可怜的唐寅以卖字画为生，日渐潦倒狂放——咱们所熟悉的“唐伯虎”，就这样慢慢成型了。
当然了，拿500多年前的江南才子与“仝卓”来类比，并不恰当。一是唐寅才高八斗、绝代风流，小小的中戏“复读生”，水平哪里赶得上？二是当年那场科举是否真的“舞弊”了，迄今仍是明史的谜案。以唐伯虎的才华，根本不需要“泄题”来博取功名（当然，徐经为什么也能写出好文章，难以解释。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里有详细解析，有兴趣可以一读），而仝家一帮人伙同校方、联手造假，那是铁证如山；三是当代的高考，也绝不等同于古代的科举，这点众所周知。
但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带着趣味性地看这两个故事时，大概就能发现。第一，仝卓的年少轻狂、“实力坑爹”，与唐寅当年的志得意满、高调张扬，有没有几分神似之处？第二，高考当然不同于科举。但作为一种人才选拔制度，其“择优举才”的逻辑内核，是完全一致的。当年，科举成功，意味着走入仕途、这辈子可以做“人上人”；今天，高考成功、考上名校，至少也意味着良好的发展前途。这个来自千家万户的孩子、经过十余年寒窗苦读后共同参与的，对其前途与命运有关键性影响的大规模选拔测试，犹如一场亿万孩子同场竞技的奥林匹克大赛，望子成龙的家长、人才需求的社会各方，对“fair play”的追求与渴望，可想而知。今天的教育行业之所以矛盾重重、运营管理难度极大，可能也就源于此。要是有人胆敢挑战比赛规则、徇私舞弊，当然全社会都要愤怒。仝家胆大妄为，公然造假，完全属于咎由自取；唐寅虽才高八斗，其遭遇值得同情与叹惜，但他处世不慎、恃才轻狂，也可以说是一个“性格决定命运”的悲剧吧。
那么，这样重要的“人才奥林匹克大赛”，是亘古就有的吗？如果不是，它又是在什么背景下出现与发展的呢？篇幅有限，咱们下回慢慢细说。
本文作者为程迅博士，感谢作者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