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评提示：RECP，是上个月的热门话题。就在特朗普败选、白宫行将易主的当口，这个历时8年、经过31轮艰难谈判，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协议，签字落定。它覆盖亚太区域中、日、韩、澳、新、东南亚等15个成员国、23亿人口、25万亿美元GDP，经济体量、贸易总额均接近全球1/3。这么庞大的范围，有望走向经济一体化，实在令人振奋。
大家也都明白。它的意义，还不仅在经济层面。众所周知，2016年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奉行“单边主义”，连续退出TPP、巴黎协议等多个国际组织，甚至宣称要退出WTO；把“与中国经济脱钩”成天挂嘴边，悍然发动多起贸易战。英国心领神会，2017年成功“脱欧”。“逆全球化”，好像才是新的时代潮流。加上今年危险的疫情，各国停航停运，经贸合作受到严重冲击；一时间，“去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的言论，甚嚣尘上。RECP的签署，不啻给它们一记响亮的耳光！马上卷铺盖回家的特朗普，不知对这个被昵称为“二胖”（首尾字母拼音）的协议，作何感想。当然，现在他怎么胡扯，也没人关心了。
关于“二胖”更详细的解读，媒体非常充分，不重复了。今天，我们仍然沿着上次《微评》的思路和话题，聊一聊国际贸易的理论与实践之争。
话说18世纪下半叶，亚当·斯密《国富论》问世后。人类社会的分工协作、市场交换，才是财富之源；市场规模越大、贸易壁垒越低，财富创造越多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深入人心，成为古典经济学的基石。国际贸易方面，继斯密的“绝对比较优势”学说后，英国新的经济学集大成者大卫·李嘉图，又提出“相对比较优势”说；从理论上，雄辩地、清晰地阐述了自由贸易对提升效率、促进增长的巨大作用。
此时，英国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工业产能爆发式增长。于是，高举“自由贸易”理论大旗，理直气壮地要求各国打开国门、降低壁垒，接受英国的工业品。不接受的，就是“落后”甚至“野蛮”国家；大英帝国就会派坚船利炮，用战争的方式，给它上经济学课。19世纪末，美国得益于二次工业革命，迅速崛起、成为新兴世界工厂；有样学样，也不遗余力地鼓吹自由贸易，以更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二战结束后的二十年间，“美国制造”的商品，风行全球。
今天呢？也才过了半个世纪，这俩老牌帝国，竟不约而同地搞“脱欧”、“逆全球化”，与当年完全背道而驰，令人啼笑皆非。尴尬了吧？未必。很意外，贸易保护主义，也有著名的经济学理论为之辩护！这就要说到，19世纪另一位杰出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了。面对伟大的斯密，他毫无惧色，指出“自由贸易”论的缺陷，针锋相对地提出另一套理论：“国民经济学”。
李斯特认为，自由市场理论整体没错，但忽视了“国家”的巨大作用。比如斯密认为，市场经济中的国家与政府，当好一个“守夜人”——维护法治与秩序的角色，也就够了；所谓“管得最少的政府，是管得最好的政府”。李斯特完全不以为然。他在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指出，每个国家经历的发展阶段，比如原始畜牧业时期、农业经济时期、工商业经济时期等，是不一样的。在不同阶段，国家必须采取不同的政策，才能迅速推动经济成长。
至于斯密、李嘉图的“自由国际贸易”学说，李斯特认为非常幼稚。道理很简单，怎么保证国家之间，一定不发生冲突甚至战争呢？如果只考虑经济效率，重要物品简单依赖进口。万一被对方限制出口，自己又缺乏生产能力，那不是要出大问题吗？因此，他的核心观点是：“创造财富的生产能力，比财富本身更重要”！体现在贸易政策上，李斯特反其道而行之，提出要阶段性实施保护性关税，先保护本国工业体系成长，培育、增强其竞争力；等本国生产能力强大后，再实施自由贸易政策，重新回到斯密、李嘉图的理论逻辑。
值得一提的是，李斯特与斯密相隔了一个时代。所以，这场理论大战无法“现场对决”，但丝毫不影响其精彩。我们看到，李斯特的经济理论，正体现19世纪的德国——一个赶超型国家的内在要求。德国完成了国家统一后，某种程度上，正得益于他的思想，经济日趋繁荣；又赶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迅速崛起为新一代强国，有了与大英帝国分庭抗礼的资本。当然，如上次《微评》所述，也埋下了后面一战、二战的伏笔。
那么，如何评价这两种思想呢？经济理论的绝妙之处在于，很难简单说对与错——哪怕截然相反的观点。因为，现实经济（一般还掺杂现实政治），的确太复杂了！从斯密到李嘉图，他们的理论是“普世”性的，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从全人类福祉的角度、把全球理解成统一市场，来考虑经济问题。国际贸易的“绝对优势”、“比较优势”学说，当然没有错。而李斯特更加现实。他的立场与重点，放在“本国”；强调国家应该有所作为，有意识地保护本国经济成长；阶段性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是明智的。结论和前面截然相反，却也包含着非凡的真知灼见，后来被相当多追赶型国家采用。回顾咱们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就不难发现李斯特经济思想的影子。
我们看到，理论之争的背后，映射出全球一体化格局下，各国间政治、经济明争暗斗的现实。不难发现，凡工业处于上升乃至鼎盛期，优势明显的“世界工厂”型国家，一般就高举“自由贸易”、“多边主义”的大旗，呼吁大家降低关税壁垒，开放市场；以最大限度获取利益、壮大综合国力，赢得政治上的话语权。而当自身产业处于弱势、竞争力有限的国家，哪怕是昔日的全球贸易霸主，也就倾向于奉行“本国优先”原则，采取保护性关税、避免本土产业受冲击而毁灭，徐图自强。亚当·斯密严厉批评的“重商主义”倾向，其实从来没有消失过。大型多边自由贸易谈判，达成协议之艰难，症结就在这里。
目前，欧美老牌列强，优势产业主要集中在高端制造、高科技军工、生物医药、金融、文化等。论综合实力、人均GDP，论富裕程度，仍然遥遥领先；然而，论众多（中低端）工业产品的生产能力，与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相比，已经远远不及，劣势非常明显。于是，咱们出口到欧、美的各类产品，从钢铁有色到服装鞋帽，动辄遭遇“反倾销”诉讼；甚至凡贴“中国制造”标签的，就要被严厉限制，转到东南亚比如“越南制造”才行。这些明显带有歧视性、蕴藏政治意味的考虑，是西方施行“单边主义”，搞“逆全球化”的真正底牌。至于曾奉为圭臬的“自由贸易”理论，早扔到爪哇国去了。
最后，谈一点其他联想，或者说感想吧。其实，当“二胖”横空出世，即使不包括印度，经济体量也超过北美、欧洲自贸区，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区时。可能，我们还见证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时刻：东方（亚洲）重新崛起，回到领先地位。
众所周知，自1493年“发现新大陆”之后，积贫积弱了上千年的欧洲，在以后300多年的时间里，不可遏制地崛起。大致从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开始，全面碾压和控制东方，为时约200年。历史上曾经辉煌灿烂，政治、经济、文化都雄踞世界的亚洲国家如中国，一败涂地，成为落后的代名词。似乎只有成功“脱亚入欧”如日本，才能成为列强的一员。
然而。这种趋势，1950年代起、已经悄悄逆转。随世界范围的产业转移，制造业重心逐步转向东亚，“亚洲四小龙”、中国、印度、东南亚经济次第强盛起来。进入21世纪后，积累深厚的西方，领先优势仍在，但差距已经明显缩小；《西方的衰落》这类著作，日益成为当代史研究的主流。那么，“二胖”隐含的“亚洲经济共同体”，会不会使这个趋势更加明显，甚至最后终于能压制西方，重现历史的辉煌呢？我们且拭目以待。
本文作者为程迅博士，感谢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