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评】谁能解释中国经济就能获诺奖?中国经济强势之谜新解

    微评提示:继续聊经济的话题。这回,咱们先说整体、再谈“南北”。话说中国40年来的经济奇迹,举世公认。1970年代末,中国人均GDP相当于非洲国家的下游水平。今昔对比,不啻天翻地覆。奇迹到底怎么产生的呢?主流解释,当然是“改革开放”的政策对头。对内改革,放开搞活、明晰产权、建立竞争性市场,释放民营经济的活力;对外开放,发挥比较优势,以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吸引外资,参与国际化分工,实现产业升级。这完全正确。但也有一些微妙的谜团,可能需要解释。

    一是进入21世纪后,随房价、地价上涨,人工成本也不断增加,越来越“贵”了。照理说,中国原有的成本优势逐步消失,产品竞争能力下降。就算成功“入世”,经济增长率也该逐步走低才对。然而,如下图所示;恰恰正是新世纪前十来年,中国的GDP增幅特别惊人,进入了快车道,财富也迅猛增加。回忆一下,咱们多数家庭,第一次购买手机,再到从前根本不敢梦想的汽车、房产、出国旅游买奢侈品,生活明显上了一个台阶,是否就在这些年。咋解释呢?

    二是1990年代后期以来。那些:地方政府兴建开发区、忙于招商引资;中央政府主导天量投资,一出手就“X万亿”;国企“脱困”、“下岗潮”后继续唱主角(北方更典型),同民企激烈竞争……在经典的经济学理论看来,都是比较负面的。所以,类似“中国经济崩溃”、“房价崩盘”的预言,西方每年从不缺席;国内象张维迎这样的市场派学者,批评也非常尖锐。但实际经济表现呢?如上所述。除特殊时期,如受金融危机冲击的2008年Q4、2009年Q1外,经济强劲增长的势头,从来就没停过;“新常态”后有所放缓,但也基本保持中高水平。又如何理解呢?

    说实话。要拿出完美解释,还真挺难的。比较容易想到的,倒是数据造假——比如,西方就常怀疑咱们GDP增速“注水”。但近些年,国人在境外强劲甚至疯狂的购买力,令其瞠目结舌;不得不承认,中国确实富裕了。张五常、斯蒂格勒茨这样的大咖甚至感叹:“谁能解释中国经济,就可以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当然有点夸张。事实上,近年来国内的很多学者,比如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教授,在近期著作《枢纽》、《溢出》(“罗辑思维”创始人罗振宇在2020跨年演讲中,曾经力荐)中提出的观点,就很有说服力。受其启发,今天我们也不揣浅陋、漫谈一回。

    要破解上面两个“谜团”,首先要看到:1990年代中期以来,“创新经济”带来“产业转移”大趋势,全球制造业有进一步“洗牌”的内在需求。中国由于自身的努力,形成了特殊的优势;与这一趋势产生了奇妙的“共振”,抓住了难得的机遇;一跃而成为全球供应链核心、难以替代,淘汰掉几乎所有竞争对手,实现了腾飞。

    先看全球趋势。上次《微评》提到:“1990年中期,从美国开始的信息化革命,悄然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克林顿任总统期间(1992-2000),美国经济录得战后罕见的持续高速增长。倒不见得他有多牛,而是以微软、Intel为代表的科技巨头,引领信息产业迅猛发展,PC改变了世界;当时名为“知识经济”。等21世纪乔布斯王者归来,他手中小小的iphone,不仅完败诺基亚、摩托罗拉等传统手机巨头,居然还把柯达胶卷巨头,一众报纸、杂志、电视...巨头统统颠覆,又一次,改变了世界。“创新经济”,大破大立。太猛了!

    这些事情人所共知,与中国制造有什么关系?大有关系。问题就在于,“创新经济”的产品,更新换代极快,创新端不能同时拥有制造端,而必须外包。当年,诺基亚、柯达并非不明白智能手机的厉害,但那么多传统设备、工人、既有投入怎么办?全部扔掉?不可能。当然估计它也没想到,冲击会如此猛烈...最后只好被淘汰。同样,引领创新的核心企业,也能背这个包袱;否则新的“创新”一来,它将面临同样的困境。这个难题必须甩给外包方—比如富士康。

    可怜的外包方,这回有点头大。因为,它必须同时具备“可变性”、“专业性”和“效率性”几个特点;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相矛盾的。很简单:没有大规模生产,就缺乏专业性、效率性。没有专业,质量如何确保;没有效率,成本如何控制?而一旦大规模生产,固定投入就必须很大,那怎么应对“可变性”要求?

    怎么解决这个难题呢?只有一个办法。层层外包,化整为零!一直到拆分到每个细微的零件,都有众多的供应链企业提供。可以想象成一个复杂的“乐高积木”,由大量“小乐高”,按工序拼装而成——其中,生产每一块“小乐高”的企业,都是专业而高效的。这时,因为“拆零”后单个企业规模小,更换设备的损失就可承受了。

    问题变得直接了。上哪儿找数量多如牛毛、又同时具备专业性、效率性,可以“层层外包”的小微企业呢?特别要注意的是,数量如此众多的企业,物理距离还不能太远,否则运输成本会很高。

    问题已经明确了。要找到这样一个经济体:1、它规模、体量必须足够大,拥有数量极多的中小微企业群;2、它人员素质要比较高,能满足专业、效率的要求,用工成本还不能太高;3、它要能比较低成本地提供整块工业区,让如此庞大的企业集群,非常默契地分工协作,完成产品“拼装”;4、它最好沿海沿江,运输便利、进出口自如...…同时满足这些条件的。世界虽大,会在哪里呢?

    再看中国的情况。这回简单多了。经历了改革开放20年后:

    一来,看经济规模、企业数量。以中国之大,这不是问题。比如东南沿海一带,刚好有大量的中小民营企业集群。它们虽然比较“草根”、规模不大,但已在市场打拼多年,机制灵活、调头速度快。只要有钱挣,效率极高;

    二来,看用工成本。这时的工资,虽然不象改革之初那么低,但几十年重视教育下来,劳动者素质比20年前也有明显提升;成本也不象欧美那样高得吓人,“性价比”是不错的。

    三来,看“整块工业区”。这点特别关键。一般来说,已经规划好的整块工业区,在成熟的工业化国家才会有;发展中国家,非常罕见。这因为,工业化、城市化本身,是有自然顺序的。工业必须发展成熟,企业实力、效益足够,才能支撑城市化(工业区建设)需求;否则,城市化所耗费的巨量投入,无法平衡。这就象一个穷国,罕有发达的高级公路、铁路网一样。然而,中国是如此的与众不同:

    1994年,中国开始实施财税改革。受此影响,地方政府财力受到明显限制,可它们发展地方经济的压力,并没有减少。怎么办呢?也有办法。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大量建设开发区,用几乎零地价“赔钱”招商引资,以吸引就业、增加GDP;然后,推行住房市场化改革,用民间强烈的购置房产需求,巧妙地平衡基建的资金投入。暂时不够的,先找银行融资...这正是二十几年来,我们到处可见的场景。全国建开发区,供应量如此巨大,到底有多企业进驻,会不会巨大浪费?这方面的质疑声,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没想到,就在几乎同时,“创新经济”的举起带来了外包需求,需要大量“整块工业区”!

    好,总结一下。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世界进入了“创新经济”时代,派生出巨量的制造业外包需求。而中国改革开放持续20年后,各种软硬件,恰好可以完美契合。放眼全球,又哪里那么容易再找到:如此超大规模的经济体,以如此低成本、提供如此优厚的制造生产条件呢?于是,中国的经济发展陡然提速。尤其,南方的珠三角、长三角作为传统制造、加工基地,工业基础底蕴深厚;加上航运的地理优势,发展一日千里、欣欣向荣,人流、物流、资金流不断聚集。关键还在于,它们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强力拉动上下游相关产业的整体快速增长,财富得以快速积累。正是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的老百姓才真正算富裕起来,出现了购车潮、买房潮、出国旅游热、狂购奢侈品、消费升级需求......

    回到开头。那些“中国经济崩溃论”的预言,为啥每次被打脸,屡试不爽呢?因为一来不识经济大势;二来,也可能因为既有的经济理论,无法理解咱们特有的“大政府+大市场”的经济模式——地方政府开展经济增长竞争、大量贴补制造企业;中央政府引导巨量投资基础设施,从高铁到4G、5G网络建设,大幅压低物流、信息成本。从短期看,这些措施可能不符合教科书上的商业教条,但中长期,却提升了整体竞争力。中国日益成为“供应链中心”后,因为其超大规模体量,对世界经济格局、地缘政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美国到欧洲的大量中低端制造企业,完全无法与中国竞争,纷纷关门;“铁锈地带”日益扩大,埋下贸易冲突的种子。这是题外话。

    最后,再聊聊南北经济。显然,“创新经济”对我国的拉动,并不局限于南方。比如郑州富士康生产基地,规模惊人;山东有浪潮这样优秀的IT企业,更不必说,北京有大量信息科技企业。然而,从整体上看,中国北方仍然以传统的重化工业为主,主要提供:钢铁、有色、化工、建材、重型装备等基础产品,以及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相对来说,它们的产业链延伸有限,附加值不高;此外,重化工业以国有企业为主,民企或在周边提供“配套服务”,或在国企比较强势的这类行业中,作为有益补充的角色。从总量上看,北方的民营经济成长远逊南方,珠三角、长三角随处可见的“块状经济”、企业集群,可能只有山东、河南等少数几个省份的部分地区,比较突出。

    以上这几个主要特征,都决定了中国的北方,在我们前面重点讲述的:“创新经济”派生出“制造外包”的产业转移过程中,并没有扮演关键角色;而是负责提供钢铁、有色、化工、煤炭等资源型初加工产品,以及重型装备等。同时,北方经济的特点是,重“量”而不重“质”;主要依靠资源投入、投资拉动增长;创新活动偏少,产品更新换代比较慢。举个例子。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粗钢产量出现了史诗级的增长:

    如图,1996刚刚突破1亿吨,比1978年增长3倍;2013年居然已经突破8亿吨之多。要不是2015年开始的“供给侧改革”,强行去产能,现在估计远不止刚破10亿吨吧。它就象是北方经济的一个缩影:依赖于资源、投资、粗放增长。这种重外延、轻内涵的增长,是难以持续的,至少,资源与环境就受不了。比如2013年开始,重度雾霾席卷全国,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然而,真正让钢铁、石化等产业放慢脚步的,可能还不仅是对雾霾的抱怨;而是2014年以来钢铁、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暴跌!一时间,钢铁、煤炭全行业亏损,哀鸿遍野;产能严重过剩之弊,暴露无遗。2015年,中央开始推行“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可想而知,这些措施对北方经济的冲击,非常巨大;但实际上,这一天迟早会到来。如果一齐按计划削减产量,搞不好很多大型企业将破产;又会影响就业、带来社会不稳定,难以承受。

    按目前的格局,北方经济的反弹机会在哪里呢?直接的机遇,可能就是大宗商品。比如哪天出现外部冲击,钢铁、煤炭、石化价格,突然又重新上扬;大量国企将广泛受益。然而,巨大的产能放在那里,一旦重新启动,搞不好过一段时间,价格还得回归;和去年口罩价格坐“过山车”,道理类似。这与近年来,南方经济抓住4G网络机遇,移动互联相关产业蓬勃兴起,使消费在经济增长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强力实现“后工业时代”的新一轮崛起,大异其趣。所以,仍然坚持上次的观点。“南强北弱”格局的强化,直接导火索是产能严重过剩、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对北方经济打击巨大;相形之下,南方产业优势、航运优势突出,发展一日千里。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却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差距;外延式粗放增长PK内涵式集约增长,两相对比;假以时日,高下立判。

    当然,诚如上回《微评》的网友评论所说:“南北之别”,无非一个概念;而国家是一个整体,不可割裂。说实话,如果没有北方的重工业支撑,南方的企业被迫向外国进口昂贵的钢铁、煤炭、机器设备等,又哪里来良好的效益?这一点,越南的劣势就特别突出。它们苦于没有自己的重工业,短板明显;但要真正发展起来,可不是朝夕间能办到的事情。毕竟,中国北方的重工业,走过了百年风雨历程,才有今天的规模。施展教授在《溢出》一书中,也有相关的精彩描述;限于篇幅,不再展开了。到这里,咱们当下的“南北经济差距”,已经说得够多了,暂时告一段落。下回有时间,再讲讲历史上的情况吧。很有趣:不少方面,和现在竟也高度类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