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评】城市经济争霸:南京撞见杭州 它们有何得失成败?

【微评提示】上篇微评,为深入了解杭州VS南京——两个省会城市,我们比较了江苏、浙江在发展模式与路径的异同:所谓“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之别。当然这些,更多反映改革前半段的历史。新世纪以来,两个经济大省的体制结构,日渐趋同。比如江苏,“乡镇企业”早已是过去时,民营经济蓬勃兴旺。目前全国民企500强,它的企业数量仅次于浙江,位居第二;浙江省这些年,利用外资也非常强劲。

    然而这些历史,仍然会给两省、包括省会城市留下鲜明的印记;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行为特点,也会对区域文化、甚至产业结构影响很大。说这些太抽象了,我们仍以两座城市“GDP差距”的变化为例,作一个解读。

一、GDP背后的产业逻辑

    仍然回到上次那张图。太久远不说了,就看2009-2019近十年。

    很明显,近十年二者的GDP差,走出了“U型曲线”。大致分为两个阶段:A、2009-2015。差距从850亿左右,逐步缩小到330亿。要知道,这俩可都是1万亿出头的GDP水平;这3%的差距,只能说咫尺之遥。B、2016-2019。差距从330亿左右,竟扩大到1342亿之多;2020年,它们的差距是1289亿,无明显变化。这前后两个阶段,只能用“趋势逆转”来形容。十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过程太复杂了,只能拣最重要的说。要而言之,大致有4个方面:

    1、省会城市“首位度优势”凸显。近年来,各地对“聚全省之力、优先发展省会,带动其他区域发展”似乎达成了共识。象南京、福州、济南这类省会,GDP长期徘徊省内第3甚至第4(“扬泰分家”前,南京排第4),略显“尴尬”的局面,已经明显改观。

    这个共识,是怎么形成的呢?很难说清楚。一种推测认为,这反映了各区域经济、人才竞争的加剧。各省似乎都意识到“领军人物”的重要性;没有一个“超级城市”,一味“散装”发展,很难让人找到存在感。中西部省份资源有限、不得不如此;江苏虽是经济第二大省,但与广东相比,显然缺乏广、深这样光芒四射的城市。于是它调整了战略,以雄厚的实力为背景,政策、资源大力向省会城市倾斜,效果立竿见影。2009以来的十年,南京GDP增长明显提速;2013年超过无锡,升至省内第二;到2019年,比后者已高出2000多亿,着实扬眉吐气了一把。

    2、浙江遭遇“民企危机”阵痛。光上面这个因素,难以解释第一阶段、杭州VS南京的GDP差距缩小。很简单,杭州也是省会;而且从来就是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浙江省实力也不弱。问题出在哪儿呢?这就要提到一段曲折了。2011年四季度以来,从温州“老板跑路”风潮开始,少数民企经营瘫痪。然后,由于互保、联保、信贷收缩等机制引发了信用链危机,金融风险波及全省;经济遭遇阵痛,出现了长达4-5年的调整、恢复期。

    这场由温州、台州开始,绵延宁波、杭州、金华等地的风波,暴露出其民营经济之弊:制造业普遍比较低端、转型升级缓慢;老板对市场敏感,但重“商”而不重“工”;与“坚守主业”相比,更爱“挣快钱”;热衷利用金融杠杆,跨界搞房地产、矿业投资甚至放高利贷,资金链普遍脆弱;浙江的金融业本身,也有竞争过度之嫌。以温州为例,贷款不良率由2003年的0.3%,升至2013年的3%以上(真实数据远远不止),由全国信用环境最佳的区域之一,变成几乎最差。这种状况,不可能不对杭州造成影响。2014-2015年,杭州甚至连房价都明显下跌,据说是省内老板囤积的房产抛售、还债所致。

    3、重工业盛极而衰。按照上面的逻辑,南京5年前就该超过杭州了吧。怎么这几年差距反而拉大呢?是的。真实世界的经济运行,异常复杂;一两个因素,很难决定最终的经济绩效。问题,首先出在南京的产业结构上:电子、钢铁、石化、汽车,号称“四大支柱”产业。与浙江省(除宁波)普遍以轻工、制造为主不同,南京的底色,首先是重工业!而且是国企为主。它拥有南京钢铁、梅山冶金、金陵石化、扬子石化、南京炼油厂、南京汽车、南京塑料……诸多重化工企业,产能庞大、人员众多,对GDP贡献占比很大。

    我们在《南北经济差异》系列微评中曾提到。2007-2012年,北方多个省份的经济增长率,明显快于南方;主要推手,就是钢铁、煤炭等重工业、能源产业的“野蛮生长”。如粗钢产能,新世纪10年间出现了史诗级的上涨。然而,这种只重量、不重质的增长,一定是有瓶颈约束的。一来环境受不了。2013年开始,重度雾霾席卷全国,社会各界意见非常大;二来产能严重过剩。2014年,钢铁、煤炭等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全行业亏损;2015年开始“供给侧改革”。南京地处南北交汇之处,产业结构、也正象“南北经济”的混合体。这种形势下,国有重工业难免受影响;再要大幅增长、非常困难。

    4、移动互联、新经济崛起,杭州成功抓住了机遇。2012-2013年,深圳、杭州的移动网络,悄然由3G换成了4G;2-3年后,4G在全国范围得到商用。再到后来,时速300公里的高铁、都可以扫“二维码”付款了。不经意间。咱们的生活,发生了质变!估计多数人已经忘记了,没有微信、抖音快手头条、淘宝天猫支付宝、京东美团拼多多、滴滴打车、腾讯游戏等APP时,日子是怎么过的。什么都可以不要、除了手机。移动互联,横扫传统的商业、媒体、通信、娱乐、金融等行业,促使产业链剧烈重组分化,变革日新月异。沃尔玛、家乐福、苏宁这样的传统企业,渐次衰落;迅速崛起的,是巨无霸式的互联网企业:腾讯、阿里、百度、美团、京东、字节跳动;新经济制造型企业:华为、小米、步步高、大疆、海康、大华……

    这短短6-7年间的变化,只能用革命性、颠覆性来形容。很显然,杭州成功地抓住了机遇。今天,互联网高科技企业“江湖”,公认三足鼎立:北京、深圳、杭州。连上海的风头,都被杭州盖过。奢谈南京?数据显示,近年杭州人口持续净流入:2017年28万、2018年33、2019年55、2020年,据说高达97(网络数据)!这种状况,全国大概只有深圳、东莞可以媲美吧。很显然。杭州的GDP总额,再次拉开与南京的距离,顺理成章。

二、产业背后的文化逻辑

    需要重点说明的是。因篇幅所限,上面这4个因素,只挑最重点的来说;本身也很不全面。比如南京,号称“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城市,决非只有重工业,轻工制造型企业也很多。同时,由于它辖内高校众多、科研院所人才储备巨大,高科技行业如大数据、云计算、智能装备制造,也是政策重点倾斜、培育的重点,同样成就斐然。无非,没有阿里、腾讯这样的巨型互联网企业,不那么引人注目而已。网络上也时常有这样的声音:“杭州除了阿里,还有什么?”

    这种说法,极不公平。这个“东南形胜、三吴都会”的美丽城市,从来不乏伟大的商业奇才。10年前,总部在杭州、“一瓶矿泉水”的精神领袖,成为全国首富;今天,总部在杭州、另一瓶矿泉水的精神领袖,再列全国首富,而吉利、万向这样拔尖的企业,荣盛这样的化纤巨头,也都在杭州。

    1、文化之别

    当然,与其他经济大省,比如广东的重点城市:广州、佛山、东莞相比;与江苏的苏州、南京相比,杭州的制造业确有一定差距。重点体现在,优质核心企业数量少、缺乏智能制造、中高端制造企业集群;不少上个世纪成长冒头的企业,转型升级缓慢、停滞不前;因多元化投资走弯路、陷入困境的,也为数不少。杭州2015年后的经济增长,确实更多地、得益于抓住“信息经济”这个王牌;电商平台、移动支付、现代物流、云计算、智慧城市...创新业态风生水起。无论如何,不能简单说“就一个阿里”。

    又要说回文化了。归根到底。杭州市乃至浙江省,产业现状仍然与深藏于浙江的文化底蕴有关:极具商业天分、对市场高度敏感;精明、勤劳、视野开阔,富于冒险精神。当然了,杭州地处杭嘉湖平原,自古以来又是风景名胜旅游城市,条件优厚;纯正的杭州人,与其说“犹太人”,不如说像“法国人”——追求惬意、闲适的生活,崇尚休闲文化。在浙江浓郁的重商主义氛围中,显得很另类。我们这里说的杭州,更多地体现“浙江省会”、代表全省的一面;而且,在近年来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它的休闲色彩也淡化了很多。

    所以呢,上面说的这种文化个性,如果假以天时、出现在“风口”(比如:移动互联+资本市场);搞不好就一飞冲天,让世界为之惊叹。淘宝、支付宝、拼多多、包括“X通一达”快递,都是典型;浙商创造奇迹、登上首富巅峰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有时候,过于灵活的商业头脑,再加上金融杠杆用得太足,也容易变成“豪赌”;一旦趋势逆转,局面就难以收拾。

    与之相比,“苏商”——这个名词似乎并不常用——文化个性迥然不同。如果说,浙江多数地方,自然条件比较恶劣,不得不出海、走南闯北讨生活;那鱼米之乡的江苏,基本没有这个必要。他们经济基础良好、人文底蕴深厚,更多表现为“坐地商”,本地扎根经营;普遍务实、稳健、温和、注重实业,冒险精神不强。那种频繁、过度使用金融杠杆、豪赌一把的企业,江苏肯定有;但不会成为普遍现象。然而是否因为此?江苏籍的“首富”,好像也难觅踪影。

    2、管理者决策

    不止一次地提到。对咱们这样的转轨经济体、新兴经济体来说,地方政府的行为,不仅非常重要,也往往形成一种文化。江苏、浙江之所以成为经济大省,其沿海沿江的地理优势、深厚的人文底蕴、良好的商业基因,都至关重要;但同时,管理者良好的组织、决策水平,超前的判断、引导能力,同样非常关键。这方面,江、浙无疑都走在全国前列,可圈可点;但同时,也有微妙的区别。

相对来说,江苏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从集体经济、乡镇企业起步,政府的主观能动性、主导性更强,具体的规划、组织、管理更加细致,更富“大政府”的特色;而浙江,由于初始路径就以“草根经济”、民营企业为主,政府通常更加着力于宏观,产业层面上的引导、规范,注重发挥主体自身活力,做好“服务型政府”。

    我们看到。互联网相关产业,作为“创新经济”的集中体现,本身是无法被政策规划、设计出来的。它需要频繁的试错、前期巨额的投入,天然带点运气的成份,失败的几率也非常高;“赢者通吃”的残酷现实,还很容易形成自然垄断,后发者要突破壁垒、创新成功极难。我们往往只看到成功者,却忽略了他们身后

    千个失败者。没有高强度的激励机制、高度市场化的投融资机制,根本无法继续。这大概就是广东、浙江这类区域,更易发展起互联网经济的原因。

    好吧,扯得太远了。再次回到初始的话题:杭州VS南京,到底谁才是“长三角第二城”?其实,答案就在前面的讨论中。地理、历史、传统;文化、气质;政治、经济、产业、发展趋势......两座城市,实在是各有侧重、平分秋色。也许,这个问题可能就象:北京VS上海,谁才是“中国第一城”?那样,不会有真正的答案。也许,谜底会在未来几年揭晓?我们且拭目以待吧。

    最后,本文属于“杂谈”,数据多源自网络,缺乏深入的考证。兴之所致,观点不成熟、未必经得起推敲;不合理、不准确、不严肃的地方,望多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