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婚姻的缔结一直被视为双方家庭的头等大事，从议婚到完婚更是有着一套约定俗成的流程程序。早在西汉时期，《礼记·昏义》就归纳了婚姻缔结的六个礼节，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时至今日，虽然婚姻自主、婚事从简等现代观念已深入人心，但在很多地区无论城市乡村，这一套礼节依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彩礼习俗更是传承至今，但其性质内容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纳征时高额的彩礼嫁妆要求更像是两家公司重组，需要实力相当门当户对，为“重组”后的小家庭打好坚实基础，但也会有损害感情、伤及颜面情况发生，成为当代年轻人的重担。
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彩礼主要以衣物和食品为主，代表着男方对女方的一种心意，而女方带来的嫁妆也比较丰厚，主要包括木凳、木桶、木柜等日用家具，女方嫁妆价值往往超过男方的彩礼价值。到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收入的增长和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彩礼逐渐带有一定的“补偿”性质，彩礼内容也开始朝着五金首饰和现金的方向演化，这一时期实物形式依然占据主导，彩礼货币化趋势出现但尚不明显，货币补偿数额较少，象征意义较强，男方彩礼与女方嫁妆也基本保持对等。
进入21世纪，彩礼发生了两点较大的变化。一是，货币日渐成为彩礼的主要支付形式，其数额也由千元迅速上涨至万元，实物开始退出历史舞台；二是，彩礼逐渐“一头沉”，女方嫁妆与男方彩礼不再对等。到2010年后，货币已基本全面取代实物成为彩礼支付的主要方式甚至是唯一方式。彩礼已基本简化为聘金、五金首饰和礼品三项内容。其中，聘金主要通过银行卡的方式给予，五金首饰某种程度上等同于聘金，而礼品主要以白酒和香烟为主。彩礼内容简化了，但其数目却是爆炸式增长。到2015年后，情况发生了新变化。在不断攀升的彩礼外，女方要求男方购车和买房的趋势愈发明显。加上日渐上涨的物价，“婚备消费”和“婚姻支付”可以说其中任何一头都足够令人难以承受，何况“双头并进”。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农村婚姻价值体系的文化堕距。
文化堕距，即社会变迁过程中，文化集丛中各部分之间的错位和不一致现象。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婚俗观念却严重滞后。婚姻礼节自古有之，其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现阶段，传统婚俗却正在异化为一种社会的监控和评判机制。一方面，彩礼被放大到事关尊严和名声问题。女方善意的少要彩礼，会招致负面评价和恶意揣测。另一方面，婚姻被上升到人生竞争的高度。传统婚俗的原本道义被弱化和解构，但其“术”却日益走向自利性、权宜性、物欲性，工具理性僭越了价值理性，可以说这是导致 “婚备消费”支出畸高的深层根源。
第二，男女比例失调下的婚姻市场失衡。
许多家庭在第一胎是女儿的情况下都会再生二胎，其目的大多都想要一个儿子，独生女儿的家庭较少。显然，这种情况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是普遍存在的。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适龄婚配女性的供给变少了，但适龄婚配男性的需求却在不断上升，供需关系的失衡使得女方家庭在婚姻场上自然拥有了更多的主导权和选择权，彩礼数额的上升也就不足为奇。
第三，婚姻场域重塑下的竞争危机。
随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不断解体，传统的婚姻场域被扩大化了。从理论上来讲，女性资源在全国婚姻市场上的流动可以使适龄男女可以在更大的空间内寻求婚配对象，从而有效缓解本地婚姻场域中因适龄男女比例失调引发的婚姻困境。所谓的“丈母娘经济”实际上就是对城市发达地区和偏远农村地区婚姻关系竞争中的一种形象说明。利用这种竞争中的主导优势，女方家庭自然可以塑造出一种有利于己方的婚姻新秩序，即不仅要求房子、车子、聘金等“硬指标”，还要规定学历、人品、性格等需达成“重组”的“软指标”。
对此，也需相关对策来缓解高额婚嫁“重组”导致的问题。
第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弥补非正式制度的不足。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婚俗礼节深刻蕴涵着乡村社会的道德观念、伦理规范和风俗习性，但并不意味以法律法规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正式制度就不重要。通过“人为建构”的正式制度来对其进行补充和调整，从而打破婚姻改革的制度性困境。政府部门应当制定 “底线”，防止非正式制度失效。对于买卖婚姻、进口新娘和拐卖妇女等违法行为，政府部门必须严厉打击，坚决维护婚姻自主平等的基本观念。而针对婚事操办中的铺张浪费、婚姻流程中的旧习，政府则应出台专项指导意见，堵住因传统陋习导致的资源消耗黑洞。同时可以借助于新媒体不断创新宣传形式，用各种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向全社会进行宣传教育工作。
第二，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重塑非正式制度体系。着力培育独立的第三方社会组织，激发自治活力。可引入专业人士进行培训，充分发挥基层自治力量，积极培育地方红白喜事理事会、彩礼文明办、婚事纠纷处理协会等第三方组织，协助婚俗礼节这一非正式制度的有序运作，积极维护公序良俗；另一方面，要积极发挥基层干部、党员和乡贤精英等的模范带头作用，要久久为功，由点至线，由线到面的将“新民间舆论”、“新彩礼婚俗观”、“新生育和养育观”等理念慢慢渗透，从而实现新非正式制度对旧非正式制度的渐次嵌入和逐次替代。
第三，加强子代思想教育，撬动理念转变。“不去庆父，鲁难未已。”老一辈人群对于传统习俗的坚守一定程度上泥古不化，物化思维和面子观念也比较严重。而子代群体相对思想开放，易于接受新思想和新鲜事物，可以通过子代的思想教育来撬动家庭对于传统婚俗的理念转变。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积极倡导新时代婚俗理念，尤其是针对当下网络社会广泛存在的贩卖焦虑现象。主流媒体更要牢牢把握核心话语权，引导年轻一代科学全面认识“天价彩礼”带来的种种危害，帮助年轻一代正确看待房子、车子和彩礼聘金在婚姻的作用，并鼓励年轻一代自强自立，努力奋斗创造自己的幸福。此外，高校可以通过设立婚恋教育课程，树立正确的婚姻观、恋爱观和金钱观，科学全面看待传统婚俗，丰富精神世界，从而阻断“天价彩礼”的家庭“重组”传递。
感谢“策论中国2021”苏州大学参赛团队《关于当前农村高额婚嫁成本现象的调查研究》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