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理论梳理将全域数治概括为借助数字技术，创新治理机制、再造治理流程，并推动治理主体、治理要素、治理领域之间的有效协调，从而实现整体性、系统性和智慧化的治理。以杭州市三墩镇为案例解读了全域数治的实践发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数字化改革的政策建议、发展方向和关键问题。
关键词：全域数治；基层治理；数字化改革；数字政府
一、引言
2021年2月18日，浙江省委召开了全省数字化改革大会，提出立足数字化改革撬动全局性变革的战略构想，浙江省将进一步探索构建全域覆盖、上下贯通的高水平的“整体智治”体系，全力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基层政府是数字化建设的基础和关键单元，也是向全社会展现数字政府建设成果的窗口。为破解治理主体彼此独立、治理机制难以联动、治理过程衔接不畅等问题，杭州市三墩镇通过“全域数治”，以数字政府建设为切入，在重构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和内在结构的基础上，建构了整体性、系统性和智慧化的治理体系，为街镇层面数字政府改革贡献了新方案。
二、相关文献综述
数字治理理论（Digital governance theory）主要滥觞于新公共管理运动式微和数字时代治理兴起之际（韩兆柱，2016），Patrick（2006）将数字时代的治理内容概括为：重新整合、以需要为基础的整体主义、数字化过程这三个重要部分。“数字政府”（Digital governance theory）这一概念与数字治理理论大致发轫于同一时期。黄璜（2020）将其界定为：在技术层面即政府基于数字技术以更有效率的方式分配信息,在组织层面即政府基于数字基础设施的赋能、协同与重构。作为一种新型国家治理形式,“数字政府”建设意味着政府需要通过运用数字化思维、数字化理念、数字化战略、数字化资源、数字化工具和数字化规则，提供更好更具回应性的服务（戴长征、鲍静，2017），政务服务也应由原先粗放式管理转向精准化治理，从而改变了传统政府的公共服务模式（汪玉凯，2020）。可见，依靠信息技术搭建的数字化平台可以实现政府各层级间数据的协调运用,打破政府部门间的数据壁垒,从而打造协调发展的治理新格局（吴磊，2020）。显然，信息技术不仅引发了官僚机构纵向的（即指令下达层面）以及横向的（即职能部门）精简，而且通过软件和制度建设，成为政府部门组织变化强烈的催化剂，并重新建构政府（简·芳汀，2010）。相较于传统的治理模式，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具有明显的优势，政府治理由部分走向整体，从破碎走向整合（竺乾威，2008），数字化治理因其具有公开性、透明性、权力问责制、公众参与和社会融合等特征，有助于促进社区的整合能力，帮助治理者在理论指导、民主活动、决策过程和公民参与等方面作出更好的决策，被认为是通向善治的最佳途径（Shampa，2007；Krassimira，2009；Roberto & Sebastian，2016）。
“全域治理”是一个新概念，张丙宣（2019）对此作了一个全面解析，认为“全域治理”就是在更高层级的推动和统筹下，全面深化多领域协同治理的体制机制改革，打破壁垒，强化跨边界的合作治理，从而提升综合治理能力。更多的学者用“整体性治理”（Holistic Governance）这一概念来解释社会治理中这种全方位综合性的治理体系，如胡象明和唐波勇（2010）、叶璇（2012）、曾维和（2012）等。由此可见，学界对全域治理的认知尚未趋同，综合存在文献的研究，本文认为全域治理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跨部门跨层级跨地区的全要素治理。强调建立跨层级部门的综合协同体系和常规性合作治理机制，破除协同治理的障碍；二是全领域治理。强调统筹谋划综合性治理体系，纵深协同推进基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等各方面能力建设；三是全过程治理，借助平等开放包容的合作平台和载体，实现所有治理要素在整个治理过程中的及时有效流转。相较于理论界的争议，全域治理在实践方面的探索则非常丰富。深圳市福田区以“1+N”的方式全面推进全域治理，其整体思路可概括为全领域治理、全周期管理、全要素参与；浙江省德清市强化基于数字化的智慧化治理，全方位深化政府数字化转型，在浙江省率先提出建设“全域数字化治理试验区”，以数字赋能实现治理全域覆盖，全面提升县域治理现代化水平；杭州市余杭区于2019年开始全面深化“三个全域”建设，致力于打造全域创新策源地、建设全域美丽大花园、实现全域治理现代化。
综上，“全域数治”和“数字治理”、“整体性治理”之间有着一定的理论渊源。正如“整体智治”不是“整体性治理”与“智慧治理”的简单叠加，而是两者的有机结合（郁建兴、黄飚，2020），“全域数治”也是“全域治理”与“数字治理”的有机结合，政府运用数字技术，推动治理主体之间的协调运转，从而实现精准、智慧、高效的全域治理。因而本文把“全域数治”理解为，通过数字化为“全域治理”提供技术手段支持，助力不同主体在治理过程中实现有效协同，换言之，“全域数治”就是借助数字技术，创新治理机制、再造治理流程，并推动治理主体、治理要素、治理领域之间的协调，从而实现整体性、系统性和智慧化的治理。杭州市三墩镇较早开始“全域数治”的探索，已经走出了一条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建构数字政府的新路子。
三、分析框架
“全域数治”可以看作是全域治理和数字治理理论的有机结合，本文主要围绕“数字治理赋能全域治理，从而推进治理整体性、系统性和智慧化”的大框架（如图1），将全域治理细分为全领域治理、全要素治理和全过程治理三个层面。此外，依据学者对于数字治理内涵的界定，本文主要选取了资源整合、协同联动和流程再造这三个核心维度作为分析框架的一部分，从而探析全域治理和数字治理的互动逻辑，以及二者的有机结合对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作用。
图1 分析框架
全域治理强调借助数字化手段，运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不断优化整合各部门资源，打破原有部门间的壁垒，推行全领域、全要素、全过程治理，这对于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推进基层治理创新来说至关重要。其中，全领域治理是一个统筹推进民生工作的多维度的系统工程，涉及的领域广泛而又全面，有序扩大了基层治理体系的涵盖面，实现了从党建、执法、经济、管控、公共安全逐步向社区环境、矛盾纠纷、医疗卫生、居家养老、交通出行等重点民生项目领域扩展和动态调整；全要素治理则强调凝聚社会多元主体优势资源力量，构建“党+政、企、社、民”的多元主体治理模式，共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和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推动治理要素的“全域”化；全过程治理注重治理对象的动态性和开放性，确保治理体系在前期预判、中期执行、后期复盘之间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做到整个治理过程环环相扣、系统有序、运转高效。
借助数字化手段进行社会治理可以有效实现治理过程中的资源整合、协同联动和流程再造。资源整合主要是指推进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 打通政府各部门层级间的信息孤岛, 将各方主体力量和社会资源进行有效整合，而非简单地将分散的公共服务集中整合（韩兆柱、马文娟，2016）；协同联动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包括政府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合作,也包括政府组织与社会力量的合作（陈慧荣、张煜，2015），这种合作能有效推进跨部门信息资源的联动；流程再造是指政府借助网络信息技术，对部门原有组织机构、服务流程进行全面、彻底的重组，形成政府组织内部决策、执行、监督的有机联系和互动，创新政府服务流程模式，以适应复杂的治理环境（姜晓萍，2006）。
全域治理和数字治理的结合充分回应了信息时代背景下政府治理的方向，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新的治理框架与治理思路。本文主要将“全域数治”细分为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系统分析：首先是资源整合的全领域治理。数字化手段和各类民生服务智慧平台在治理实践中的应用，不断扩大社会治理的范围，助推政府充分整合社会资源，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扫除治理盲区，将治理领域渗透到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不断提升基层治理专业化和精细化水平。其次是协同联动的全要素治理。一方面是多元主体协同治理，通过科技赋能等手段，积极引导社会组织、群团组织、基层组织等各类社会要素广泛参与社会治理协同共治，构建共治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另一方面是跨部门跨层级治理，信息共享助推了同级部门间、政府间和地区间常规性合作治理机制的建立，打破横向协同治理的壁垒。同时信息平台的建设助于统筹谋划纵向层级间的综合性治理体系，纵深协同推进基层建设（张铠麟、王娜等，2013）。最后是流程再造的全过程治理。流程再造是数字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既包括线下跨部门协作和力量下沉整合，也包括线上数字平台和信息资源整合，它将大数据技术手段运用于基层治理中可以有效增强信息把控和预警能力，使政府在基层治理的各个环节、各个层次、各个领域之间形成综合性的治理格局。通过流程再造建立问题发现、处置、评价、监督的社会治理的完整闭环，做到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调整，对治理内容进行全周期统筹和全过程整合，从而实现全过程动态治理。数字化手段赋能全域治理，同时全域治理又为数字治理提供了方向，“全域数治”由此有效地增强了社会治理的整体性、系统性和智慧化，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从而全面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
四、案例分析：杭州市三墩镇的实践
为了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之路，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以基层治理四平台和全科网格为基础，依托城市大脑功能应用，不断探索基层治理的整体性、系统性和智慧化，实现“全领域、全要素、全过程”的数字赋能，积极构建“全域数治”的三墩模式。
（一）数字赋能全领域治理，有效整合数据资源
完善全域治理网络，整合社会治理资源力量。三墩镇以“一中心四平台一网格”为基础，重点推进地址库建设和数据归集，对人口、企业、社区、楼宇组织等社会管理元素进行梳理，建立全面的数据仓储和数据更新机制，形成多层级、多部门、多效能的数据落地。同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力量，深化网格化的治理理念，建立健全督查考核机制，形成多级网格、联动指挥的治理体系，下沉至镇街村社，并搭建良好的互动反馈机制，做到贯彻群众路线，感知基层需求，夯实了基层治理基础。
借助数字化手段，创设六大模块综合应用系统。三墩镇的社会治理服务智慧平台是城市大脑镇街平台的示范项目，包含智慧党建、智慧平安、智慧执法、智慧防控、智慧经济、智慧民生等六大模块及N个智慧子场景，承载着辖区内日常治理、综合管控、经济发展、民生服务、应急指挥等综合功能，全面赋能三墩镇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不断健全综合治理体系，提升全领域服务能力。数字化赋能六大应用模块的内容具体如下：一是丰富大党建数字内涵，以党建引领整体智治。在西湖先锋、浙政钉等省市重点党建APP平台运用的前提下，坚持党建引领，构建组织直达、瞭望哨、数字统战等应用场景。组织直达对全镇32个党群服务中心、188个党组织、3878名党员进行了数据归集，设立红色旗帜服务点，实现了从单一社区党组织到多部门、多单位党组织共建共享。瞭望哨平台作为区宣传部、区政法委的试点项目，通过舆情收集、分析研判、分类处置、监测引导等流程，前置舆情预防关口，将舆情化之于早、化之于小。数字统战作为全市第一个统战条线的数字化平台，实现全镇统战工作、群团活动等工作数据化管理，将全镇18个涉宗场所的视频监控、烟感报警设备进行联网，实现宗教场所管控的精准化、可视化；二是在平安“数治”上下功夫，实现重点区域精准智控。“智慧平安”模块中最具特色的就是平安码应用场景，通过数字赋能平安码的方式对所辖企业和工地进行赋码检查，再经由GIS地理信息生成区域平安风险“五色图”，动态调整网格执法力量，将数据汇集、数据分析、数据治理、数据存储、数据监控、评估模型、态势研判和预测预警集于一体，实现线上数据模型分析和线下执行力量的有效整合，对重点区域实施精准管控；三是加强智慧防控，全面推进数字政府综合应用。“智慧防控”模块包括非接触性执法等3个应用场景，利用物联网、人工智能、人脸识别、行为分析等技术手段，对违章停车、跨门经营、工程车辆、河道水质、重点人员等进行实时管控和智能分析，基本实现了全镇视频资源的全覆盖，将原有的直面执法转变为预警、提醒、警告、执法环节，实现智能识别、精准预警、及时管控，丰富了数字政府的综合应用；四是以科学规划镇域经济发展为目标，创新数字经济综合应用。通过楼宇经济、租期预警、企业金融风险监控等场景初步搭建了镇域经济管理的数字化平台。楼宇经济模块对全镇47幢商住楼宇和2万余家企业资源信息进行采集和归集，建立了企业经济数据中心，通过三维GIS地理信息技术构建了全镇楼宇经济的数字化展示和分析，解决了日常经济工作中企业底数不清、楼宇空置、税收不明等问题。租期预警模块结合市区两级亲清在线数字驾驶舱镇街平台，实现对辖区企业迁入迁出、新增注销的有效预警，高效助力辖区安商稳商工作。同时，我镇在区金融办的统一部署下，构建了区域企业金融风险监控防控体系，以网格化的方式实现辖区金融风险的有效防控，减少风险隐患滋生；五是以民生直达为基础，丰富数字社会综合应用。三墩镇致力于打造区域统一规范的民生综合管理和服务信息平台，对政府部门履行职责过程中产生的民生信息进行收集、处理和服务，推动公共信息资源合理有序开放，拓展了数字社会的综合应用。2020年6月，三墩镇率先在全市试点运用了城市大脑民生直达平台，上线了12项涉及困难户、残疾人、老龄人、企退人员和困境儿童等五类人群的民生类政策。通过业务协同、数据协同和资金协同的方式实现了政策、服务、资金等直达百姓，目前累计兑现各类民生类政策共计72139笔，金额5180.93万元，惠及困难人员2.3万余人。与此同时，2021年三墩镇也将进一步深化社区“服务+治理”的数字化场景建设，不断丰富数字社会综合应用；六是以镇街“小脑+手脚”机制改革为契机，推进数字法治综合应用。在基层治理四平台的基础上，不断扩大事件来源，构建了智慧执法应用场景，快速联动处置执法类事件并不断提升矛盾纠纷类事件综合化解能力。镇指挥中心目前已有110联动、119战勤、基层治理四平台、微信公众号上报、治理队员巡查上报、视频智能分析等九大事件来源。三墩镇基于网格化管理的理念，将发生在辖区内的事件（包括网格员上报、治理队员上报、市民上报、上级指派，以及其它业务平台对接等）进行分类分级，实施系统化管理、预案化指挥、流程化处置、闭环化监管，提高执法的科学性、规范性、有效性，从而有效推进了数字法治的综合应用。
（二）数字赋能全要素治理，协同联动多元主体
打破条线数据壁垒，推动执法力量下沉。三墩镇夯实“网格+平台”的数字化治理模式，重点整合执法力量，由公安、交警、城管、行政执法、市场监管、镇应急管理等部门联合组建300余人的综合治理大队（其中公安80人、交警40人、行政执法60人、应急管理120人），再结合125名网格长、288名专职网格员，下设12个智慧平安综合体驿站，综合了公安警调、城管处置、消防应急、交通训诫等功能，由镇指挥中心统一管理与派遣，实现“一支队伍管巡查、一个系统管指挥、一个终端管数据、一个流程管处置”，重构了基层网格治理的力量部署，做实“大综合、一体化”的综合执法理念。同时，三墩镇开发了综合执法队员实时回传视频系统，中心坐席人员可与巡查综合队员实时对接，做到实战实时指挥。通过指挥中心，各部门均可以调取、调控、采集各类数据，初步实现了视频监控、信息整合、实时传输、动态反映、系统归集、分析研判的智慧共享。实现部门间指挥资源的互联互通、实时监控和综合监测，有效解决行政事件和执法事件的处置问题。三墩镇还建立每日会商制度，中心作战指挥室由各执法部门业务骨干长期派驻，区域指挥长则由各部门正职或副职领导轮流担当，每日早上在分析室召开数据会商，形成当日平安六指数，区域指挥长可跨部门发布命令，实现线上线下、多层级、跨部门、全域化的基层治理体系。
建立群防群治体系，数字赋能协同联动。一方面，三墩镇创新“五圈”防控处突架构，设置了“1个核心指挥圈、6个风险防控圈、12个应急管理圈、30个联合执法圈、125个基层网格圈”的“宝塔形”防控处突架构，在“五圈”体系上不断加强执法联动，通过力量上图、指令直达、同圈联动、视频连线等数字化方式指挥作战平台可以实时指挥线下任何一名队员。6个风险防控区设置区域长机制，区域长由公安、交警、行政执法、市场监管、镇应急管理等部门正职或副职领导担任，指挥区域内12个应急站和30个联合执法小组，协调网格长和网格员，实现“中心采集分析数据、区域指挥直达网格”的信息扁平共享，构建群防群治新体系，200名网格员和300名执法队员由此可以有效联动，协同作战。同时三墩镇对标杭州城市大脑，开发建设了智慧执法、智慧安监、智慧报警、视频分析、无人机巡航、高空抓拍、视频通话、同圈呼叫等20多项应用场景，初步实现了数字防控全覆盖。另一方面，三墩镇积极提升“六联”治理新格局，具体包括：矛调联处，坚持“一地解纠纷”，以矛盾调处中心为主平台，在三墩发布的微信公众号上开辟了“随手拍”模块，辖区所有市民都可以通过这个功能上报问题；治安联防，将群防群治和数字治理结合，发动社区社会组织、志愿者和民众等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组建三墩义警14000余人，义警巡逻队伍43支，钉钉后台开发APP测试版，依靠义警力量联系中心，成功抓获嫌疑人2名；问题联治，充分运用公安、交警、雪亮工程等4000余路视频资源，同时自建高空视频和无人机自动巡航系统，开发“非接触性执法”应用场景，主动实现对区域内出店经营、违章停车、垃圾堆放、渣土偷盗、骑电瓶车不戴头盔、河道漂浮物等事件全面跟踪与实时分析，多部门共享信息，联合治理。平安联创；在平安数字化管理上下“功夫”，创新“平安码”应用场景，通过“一企一所一码”的方式对全镇1.1万家企业，100多处工地进行赋码检查，设计了沿街店铺、重点治安场所、出租房、危化品生产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建筑工地、人流密集场所、一般企业等八大类平安检查场景，通过数据分析获得“红黄绿”码，按照风险高中低等级开展3.1万次精准检查，累计整改隐患6150余处，构建八个维度的平安风险“五色图”。服务联办；坚持党建引领的原则，通过平台整合“纪检、组织、宣传、文化、统战、群团”等基层党建元素，有效凝聚社会多元主体的资源力量，大力推行“党建直达、统战直达、宣传直达”应用场景。三墩镇通过“民生直达平台”发放各类民生类政策29560笔，惠及困难人员23358人，基本实现了民生类政策资金的秒达基层、直达百姓，受到居民的广泛认同。通过该平台凝聚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全镇2020年刑事案件同比下降14.08%，黄赌警情同比下降15.05%，信访量同比下降25%。应急联动；建立突发事件快速处置场景，实现10856个物联网感知关联数据运算，建立“135”的应急处置机制，为每名网格员和执法队员配强终端，充分运用钉钉、微信等集成化的终端平台，完善信息传递渠道，处置各类安全预警3613次。
（三）数字赋能全过程治理，深入推进流程再造
运用数字治理模式，实现服务流程再造。为进一步实现资源整合、信息联合、流程聚合，运用数字化平台与手段打造系统化、扁平化、数字化的基层治理体系，严格按照“四统一”要求，建成集“事件协同、视频监控、分析研判、指挥调度”于一体的基层治理综合信息指挥中心，专线专网接入交警、公安专网，区级值班平台，110联动平台、119报警信息平台、数字城管等平台，对接市区两级城市大脑数据中枢，基本实现全域视频、物联感知、人房企事信息等一网共享。构建信息收集快速分析、部门线下联合处置、公共服务协同审核、数据线上建模会商的新流程，实现“数据多跑，人员少跑”数字治理理念。以三墩镇“平安码”建设为例，三墩镇设计了楼宇企业、沿街店铺、危化品生产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建筑工地、出租房、重点治安场所、人流密集场所等八大应用场景。从企业（场所）风险防范的核心要点出发，通过业主扫码自查以及人员力量下沉检查相结合的形式，完成数据采集。在大量汇集全镇企业数据的基础上，依托数据分析与大数据计算能力进行有效研判，以指标性企业指数动态显示全镇企业经营和发展状况，及时发现并处置企业和区域的不稳定事件，建立风险预测模型，实现对企业的超前化监管与服务。同时对区域内企业实行全周期管理和实时监控，突破传递信息的空间限制，促使治理主体在不进入实际治理场域的情况下了解治理活动，及时发现治理问题和需求，从而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服务。
加强数字闭环管理，完善全过程响应机制。三墩镇积极构建系统化、扁平化、实战化、闭环化的指挥机制，成立指挥中心组织领导架构，设定了10名坐席员和8名指挥长制度，中心工作室由各部门业务骨干长期派驻，线上协同四平台和多渠道信息来源，线下由指挥长每日在中心召开数据会商，将矛调资源、治安资源、服务资源、应急资源整合，分析辖区平安指数，发布联合行动指令，整合各部门的指挥资源和网格员近500人，分区域构建联合执法组和网格员小组，实现对一般执法类事件的快速处置。指挥长则由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定期在数字驾驶舱轮值，轮值期间由指挥长来统一调度网格内的网格员、执法人员以及协辅力量，做到实战实时指挥，对三墩各类事件进行系统化分析，及时处置各类重大事件或突然事件。通过数字化平台的推广运用，每一条事件处置流程、每一家平安巡检历史都可以进行数据追溯，线上数字化的系统归集既能够反映线下工作的具体成效，也可以通过模型分析能够初步实现预警预判和风险防控，从而实现对“急、难、险、重”事件的扁平化指挥，对各部门力量实战化联动，对所有反馈事件闭环化验收，构建了“事件采集、快速响应、联合处置、科学分析”的全周期、全流程的应急响应机制。
五、启示与政策建议
三墩镇将大数据与全域治理深度融合，打破部门壁垒、区域壁垒和行业壁垒，通过数据共享实现治理区域、治理领域、治理机制的互联互通，最大程度地实现了全要素、全过程、全领域的动态精准治理，让数字化、智慧化、精细化贯穿基层社会治理的全过程，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为全面提升社会基层治理效能贡献了新方案。其启示在于：
（一）打破数据壁垒，探索“三跨”运行模式
打破壁垒，探索跨层级、跨部门、跨事权的“三跨”运行模式，有效实现全域治理。通过数字化改革打破各种壁垒，让数字化、精细化、智慧化贯穿基层社会治理的全过程。具体而言：通过跨层级执法联动，结合政府部门行政层级之间及其职能部门之间的内部联系，设计动态的数据采集、数据分析和数据运用的系统运作方式，打破科层概念，对复杂事件进行多层级联动，实现执法数据资源在政府组织或系统内部跨层级协同，提升执法服务效率；通过跨部门信息协同，政府各部门将信息、资源、活动及能力进行连接或共享，实现跨部门政务协同及服务无隙。构建“资源大整合、数据大运用、部门大协同”的多调联动模式，在警源、诉源、访源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事件来源，从而在整体信息平台上建立起有效的跨部门政务协同机制；通过跨事权矛盾联调，建立健全矛盾纠纷分流交办机制和多元化解机制，通过“简单纠纷当场解决，复杂纠纷跟进处置”的方式进行事件的有效流转，发挥主动高效的服务体系，将矛盾纠纷集中化解在中心，解决在萌芽阶段，最终形成跨部门、跨事权、多方参与、多元融合的治理协同机制。
（二）信整合息资源，提高数据综合研判能力
整合信息资源，提高研判能力，提升“智治”水平。对数据进行综合分析研判，做到“预警+预判”应是政府数字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应构建“用数据说话、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决策、用数据创新”的基层智慧治理新模式，在大量汇集全域数据的基础上，通过对历史数据和实时信息的统计分析、智能计算，以指标性社会治理指数动态显示全域基层社会治理状况，从而建立风险预测模型，把握基层社会基本运行态势。同时完善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监督和纠正的动态过程和机制，实现对网格内数据信息的收集汇总、分析研判、监督指导、落实反馈，将大数据分析、追踪、预测的结果转为基层治理决策的重要依据，从而提前预警预判风险，创新风险防范机制，实现对基层社会的超前治理，提高基层政府整体运行效能。
（三）以数字化手段撬动政府服务流程再造
以数字化撬动政府服务模式创新和服务流程再造，实现数字政府转型。基层政府应不断拓展大数据的分析和运用功能，实现从“数字”到“数智”再到“数治”的转变，尤其是提升民生服务场景的开发，推广社区数字治理的应用，实现政府主导和社会主体多元结合，真正“让数据活起来”。进一步地，基层政府通过传递模式、执行模式、服务模式、协同模式的转变实现政府服务流程再造，具体而言：首先，摒弃传统科层制中信息逐级传递的方式，形成信息快递分析、扁平指挥、数据闭环的传递模式；其次，针对传统单一部门线下履职，难以处置性质复杂、定性模糊、权责不清的综合类事件以及缺乏横向信息共享的弊端，形成多部门信息共享联合处置的执行模式；第三，破解传统以公共部门职能为中心，各自为政、条线分割，效率低下的困境，形成以数字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服务模式，减少了寻租空间；第四，改变以线下会议协同会商的传统模式，形成以线上数据会商，数字建模为主的协同模式。
未来，实践层面一方面要更强调以实战、实用、实用为导向，整合资源，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同时加强建设各类分析模型，把握社会基本运行态势，提高预警预判能力，减负基层，提高基层政府整体运行效能；另一方面要不断加强“智治”安全防护体系建设，保障数据信息安全可控，提高各类风险防范能力。数字治理的推广不仅需要有完善的监管流程，有高素质的操作人员，还需要有分级加密、输出限制、数据追踪、保密协议等措施，才可让数据用的放心，用的安心。在理论层面，重点在于理论体系建构和制度体系建设，实现技术理性向制度理性、理论自觉的跨越，推动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与创新。
本文作者为徐林，浙江大学/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首席专家，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蕴涵，浙江大学硕士生。感谢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