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成为了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但国内东、中、西部之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地区差距、城镇贫富财产差距过大的问题日益突出，影响了我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共同富裕以缩小三大差距为主攻方向，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党的十九大以来，共同富裕从一种理念转变为一种国家发展阶段的目标。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到2035年，人民生活更为富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202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浙江省民政厅为推进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建设，于今年3月发布《关于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共同富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第三次分配意见》)，指出要加快推进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发挥其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积极作用。其中社区基金会对于促进浙江省共同富裕基本单元的建设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什么是社区基金会？
社区基金会是凝聚社区各方力量、推动社区层面慈善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平台。徐家良对社区基金会进行了中国本土化的定义，他提出社区基金会是指致力于解决社区问题，由村民、街道政府和驻区单位共同参与，募集财产和提供项目资助，在法人治理结构机制下提供公共服务的非营利法人。相较于传统由官方或企业主导的慈善基金会，社区基金会更聚焦于特定社区，着力发展本地公益慈善，利用本地资源满足本地需求。随着“共同富裕示范区”落地浙江，社区基金会作为新兴慈善组织形态，对建设共同富裕基本单元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从公益慈善视角审视：社区基金会提供了一种非官方的福利供给渠道，满足某些弱势群体的福利需求；它通过生态链的方式整合行业资源，实现社区资源的有效转化与社区公益服务的精准供给。从社会治理视角审视：社区基金会是“三社联动”的重要实现机制；它有利于激发社区治理的积极性，提升社区治理绩效，对社会治理具有直接性影响。
浙江省社区基金会取得了哪些成效？
公益事业在社区多中心治理的基础上，逐步向公益共同体的模式发展。在政府的培育扶持下，以社区基金会为核心，通过建立社区居民、企业和基金会之间的信任关系，推动三者之间的有效互动。这种模式既分担了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也实现了社区慈善的良性循环（如图1所示）。从总体上看，浙江省社区基金会的发展模式是由内生与外生两个层次共同推动形成的。具体而言，外生层面是由政府和外部资金池通过政策扶持与资金支持助力社区基金会的成立，内生层面则是形成由社会组织、社区企业、居民和社区基金会四个主体构成的内生性循环。
图1 浙江社区基金会运行模式
资料来源：团队自制。
成效1：成立数量相对较多
自2019年11月浙江省民政厅发布的《关于推进新时代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提出“推动现代慈善事业发展”后，全省社区基金会数量不断提升。截止2021年12月，浙江省成立了42家社区基金会，总数位列全国第三。但是各地对政策的关注力度存在差别，杭州市积极响应省厅的号召，根据《意见》的政策精神，杭州市人民政府于2020年6月发布了《关于着力打造六大示范区推进新时代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提出“探索建立社区发展基金会，推进慈善运营社会化”。杭州社区基金会由此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数量远远超过其他地级市的总和。其中，余杭区每个镇街都成立了社区发展基金会，加上社区级的公益基金会，其数量超过杭州市各区县社区基金会总量的50%。
成效2：资金来源多样
随着社区基金会建设的推进，资金作为基金会生命力的保证，其获取方式的多样化是社区基金会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调研发现，在确保资金来源稳定方面，一方面社区基金会在政府提供一定资金补贴的同时，通过举办活动获得企业和居民捐赠，既满足了企业利益和社会责任感又回应了居民自身的需要。如杭州市良渚社区基金会通过发起一系列文化活动和公益活动，在较大范围产生影响力，给当地企业带来了较大的人流量和较高的收益，因而资金较多来源于当地企业和居民。另一方面，社区基金会与当地的企业合作，保证资金募集的稳定性。如嘉兴新塍社区发展基金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联合发展商会，商会下设“互助资金会”，与当地银行合作为企业提供贷款担保服务，将其中服务费70%用于公益服务项目，纳入社区发展基金会，为社区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保证资金的稳步增长。
成效3：活动受众广泛
社区基金会通过开展形式丰富的公益活动，影响社区居民，从而彰显自身的组织价值。在应对贫困、公共服务短缺等问题上，人们往往采取救济式的解决方式，直接面向单个受众进行补偿，但是这种补偿方式一方面忽视了受众创造价值的意向和能力，另一方面高度依赖于外界资金支持，使得救济式的解决措施缺乏可持续性。后来，人们转变思路，采取开发式的解决策略，改变单纯进行救济的方式，而是利用资源促进社区建设，改善社区环境。通过救济式向开放式的方式转变，社区基金会的角色不仅是单纯的物资分配者，还是社区建设者和活动组织者。例如阜溪街道社区基金会作为活动组织者，社区基金会通过开展分配性活动、群众性和仪式性活动，使实物资源流向更有需要的人群；作为社区建设者，社区基金会进一步扩建惠及更多居民的公共生活空间，使得项目的受益群众覆盖率达到了68%。
浙江省社区基金会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同时也存在资金池可持续发展受限、组织成员构成单一、专业化人才匮乏、交流互动平台缺乏等问题，总体上看，社区基金会的建设与发展不是朝夕之事，而是一项具有专业化、系统性的综合社会工程。基金会的良好发展与社区的多中心治理机制密不可分。这种治理机制是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与村民等多主体互动的结果，其表现形式为政府和社会力量联合打造，社区力量共同参与的公益共同体模式。这种模式是由党政机关、企业、社会组织等主体掌握的资源（组织资源、物质资源与社会资本等）、利益诉求、职能范围与行为方式决定的。要创建一个具有生命力和发展力的公益共同体，既要充分发挥各主体的潜在能力，又要理顺主体之间的关系，打通主体之间的协调机制。因此，推动社区基金会做大做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拓宽资金筹资渠道
资金募集一直是困扰社区基金会发展的难题，在共建共享的背景之下，社区基金会应该构建多元化的筹资渠道，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第一，利用新媒体和网络平台，通过线上加线下的模式，宣传社区基金会的建设成果，挖掘内生资源、实行在线众筹，打通社会筹资链条。第二，设立各类奖项或单项冠名基金，对企业进行表彰，发挥主流媒体的宣传作用，以此提高企业捐赠的积极性；第三，开展全民公益活动，借鉴成都温江、金牛等区政府与“99公益日”对接的形式和“不求一人捐一万，但求万人捐一元”理念，撬动社区单位、商家、居民的广泛参与，深入开展“慈善模范”评选活动，培育慈善风尚。
省内大部分社区基金会存在资金“活性”不足的问题，可根据其实际需求汇集闲置资金，由省民政厅联合财政部门与国有企业合作，或查找和筛选可合作的信托机构，统一委托专人进行投资，降低投资成本、保证资金的增值。同样，政府可出台一些支持社区基金会发展的金融政策，如鼓励银行等机构放宽对其资金额度和投资时长的要求，直接参考高净值客户标准给予相应的服务待遇。
2.优化内部治理机制
理事会在社区基金会长远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早期基金会的成长需要基层政府的认可及介入。浙江省民政厅于2022年3月发布的《第三次分配意见》征求稿中提出：“要放宽对基金会法定代表人的任职要求，支持更多有意愿的企业家担任基金会理事长”，因此社区基金会需要在政府参与的过程中关注社会民主，建设本地企业家管理，捐助者、专业人士以及社区居民代表和社会组织领导人的广泛参与的多元化组织结构。
制定专门的社区基金会理事会管理章程，进行规范化培育和管理，规定政府成员每届的任职条件，放宽企业家的任职要求。构建横向的网络结构，由社区企业、社会团体、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提供场地及人员支持，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公益活动和志愿者队伍的展开和建设，加强对社区的认同感。逐步从单一的纵向结构转向多元的横向结构，提高社区基金会的自主治理和决策能力，实现多元合作治理。
3.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浙江省社区基金会的运行和管理受制于各地区发展水平，存在着单独培养人才成本过高的问题。为进一步提高社区基金会的治理能力和提升治理效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可由省民政厅开展相关的培训活动，借鉴成都、上海等地的经验，举办社区基金会主题研讨会及大型论坛，培养一批关心社区发展、熟悉社会组织运作的专业社区基金会负责人和业务骨干，形成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运行队伍。其次，省民政厅可根据《第三次分配意见》中提出的鼓励和支持院校开设慈善类专业和慈善类课程，大力引进院校的慈善类专业中德才兼备的优秀人员，聘任专业人才，提高社区基金会的管理专业化以及运行规范化水平。最后，各地应全面推动本地社会组织和志愿者队伍的建设，根据《第三次分配意见》中的褒奖制度，采取有效的激励措施，建立省、市、县三级慈善表彰体系，定期进行评选，吸引不同职业、知识、观念和技能的志愿者参与管理服务，提高成员参与积极性，打造高水平、高质量的管理和运作团队力量，保证成员队伍的生命力。
4.创建省级共享平台
目前浙江省社区基金会已有的建设经验和所取得的成效只在小范围内传播，其他各地缺乏交流渠道，处于信息闭塞状态。因此，可由省民政厅搭建共享平台，建立秘书长定期交流机制，通过开放日、峰会和论坛等形式为各地社区基金会的秘书长提供交流互动平台，举办经验分享会，推广各社区基金会的管理模式。并且，接入已有的数字资源，如慈善中国及基金会中心网，既助于基金会了解各自发展状况，也可以让企业和居民加深对其的信任感。通过此平台，一方面，提升各秘书长对基金会运行及项目开展的专业化管理能力；另一方面，利用媒体等媒介宣传有成效的基金会建设经验，推广具有浙江特色的社区基金会运行模式。
5.构建多方评价体系
全国社区基金会正处在发展阶段，较为严格的监管机制可能会限制其发展。《第三次分配意见》中指出要推进慈善领域数字化改革，认为社区基金会可引入“浙里有善”平台和“志愿浙江”应用，打通供方、需方和服务方的沟通渠道，构建由社区居民、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组成的多方评价体系，围绕资金使用、业务开展、项目成效三方面进行评价，建立科学的评估指标。利用“链上公益”的数字化技术公开各社区基金会的项目详情，实现业务开展的全过程追踪，设立评价专栏，实现多方主体的线上监管，形成社区基金会年度评价报告。社区基金会的运行监管从政府的硬性监管模式转向多方的软性监督模式，以保证社区基金会既有较大的自主发展空间，又能依靠多方为其发展道路提供正确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