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论】 “等靠要”是福利依赖还是认知剥夺?

    2020年,我国经过七年的艰苦奋战,取得了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脱贫工作的不断完善,在取得脱贫成效后,也出现了亟待解决的新问题,政府自上而下地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基层也无可避免地出现了“政府干、农民看”、“争当贫困户”以及“贫困户向扶贫干部要老婆”等一系列具有鲜明“等靠要”特征的现象。这些现象不仅引起了媒体和社会大众的高度关切,也引起了政府的高度关注。

    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20年12月16日发布的《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坚持扶志扶智相结合,防止政策养懒汉和泛福利化倾向,发挥奋进致富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激励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人口勤劳致富”。那些低保救助金到账、靠政府救济、问帮扶责任人要钱粮等现象滋生,需主动摒弃“等要靠”错误思想,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变“要我脱贫”为“我要脱贫”。

    随着我国扶贫政策逐渐下沉,财政扶贫资金和社会各界投入增加,尤其是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来到户帮扶的增加,使得资源约束对农户脱贫的影响减少。与之相比,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愈加凸显。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在扶贫工作中都非常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农村产业发展和劳动力输出,以此来培养贫困人口自我发展的能力。此外,政府还通过加强基层治理、创新帮扶机制、推动移风易俗、加强宣传教育等多种手段来破除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不足的障碍。这些举措可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一是,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增加贫困人口的市场可及性,同时提升其教育和健康水平,改善农户的人力资本;二是,开展产业扶贫和就业扶贫,充分发挥贫困人口闲置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的作用,提高其持续增收能力;三是,派驻第一书记和扶贫工作队,提高基层治理水平和能力,让帮扶政策落到实处、增强效用;四是,在扶贫制度中融入“扶勤”机制,改变简单给钱给物的帮扶方式,通过产业奖补、劳务补助、劳动增收奖励等制度,将帮扶资源与贫困人口劳动投入联系起来,加强对贫困人口的行为引导;五是,通过宣传教育、典型示范、移风易俗等方式改变贫困人口的观念,增强贫困人口脱贫信心。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作为全球减贫成效最为突出的国家,实现了数以亿计的绝对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发展奇迹,这既得益于党和政府对反贫困工作的全面领导和高度重视,也离不开亿万人渴望摆脱贫困状态的心理诉求。现阶段的扶贫重点已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扶贫成功转换,在此背景下,扶贫与扶智、激发农民内生动力以及乡村振兴等一系列政策语汇应运而生,旨在促使各方主动发展、形成合力。贫困心理陷阱理论可为理解长期生活在贫困状态下的人群的心理特征提供崭新的思路,并进一步探讨不同的心理特征对个体或家庭经济决策行为的影响,为消除贫困所造成的负面心理影响提供政策干预依据。进入新时期,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深入探讨不平衡不充分的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与人民群众心理状态的微观互动关系便愈发重要。我国贫困与落后地区的要素禀赋和文化习俗存在较强的空间差异,局部特征显著,除了考虑家庭内部变化的心理后果,外部环境冲击对个体心理状态的影响也至关重要,这也是国际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之一。除了上述方向,贫困心理陷阱理论还启示,以往仅考虑城乡居民心理幸福感的研究已难以为政策干预提供有效依据,需要进一步对贫困心理的具体结构展开识别并深入探讨其对经济行为的潜在影响。由于实验方法和含有经济心理变量的数据库在我国以往的社会科学研究中门槛较高,直接导致相关研究缺乏科研基础。近年来,随着实验方法和行为经济学不断被国内社会科学研究者接受,辅之以各类微观调查数据库的构建,为贫困心理研究在我国的发展提供了愈发完善的科研条件。

    贫困户不能有“等靠要”思想,但要谨防给贫困户贴“等靠要”标签。扶贫要先扶志,全面脱贫需要激发贫困户的“内生动力”,这是社会各界的共识。然而,受限于文化水平、个人性格、生活习惯等因素,确有少数人缺少主动想办法脱贫、积极配合扶贫干部的动力。这些“硬骨头”增加了基层干部的工作难度,也影响了地方“摘穷帽”的进度。批评这些人“等靠要”的同时也要看到,农村的情况较为复杂,难以一概而论。鼓励贫困户参与扶贫项目,需要具备很多条件,比如贫困户对地方政府的信任、项目的适配性、农户的参与积极性等。这些因素对贫困户的激励都会产生重大影响。现实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如果不掌握前两次参与扶贫项目失败的情况,就很容易将农户拒绝第三次参与的理性行为误解为存在“等靠要”思想。这种贴标签的做法势必难以让贫困户信服,也会使今后的乡村振兴工作难以开展。

    结合“心理贫困”探索贫困问题,把审视贫困的视角超越单一的经济领域,有助于更为全面地理解贫困的产生及传递的根源性机制,有利于在“三农”工作进入乡村振兴阶段后切实基于扎实的实证经验培育并增强低收入者自我发展的能力,有利于破除贫困循环,实现真正脱贫。本研究也启示我们,今后的乡村发展政策要更多地注重家庭以及家户成员,家庭政策要与产业政策、社会政策等紧密衔接。传统的反贫困理论及其实践大都从产业、经济、制度等宏观层面为贫困者提供物质援助,而没有充分关注贫困阶层人群独有的心理与行为特点,没有关注贫困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限制了扶贫效果,使返贫现象频现。而国内有关心理扶贫的研究大多只是理论层面的探讨。心理贫困及其干预的研究在全球范围内都属于前沿领域,国外的理论及干预方法不一定适用于中国国情,而中国本土化的心理贫困问题还没有深入的研究,也缺少成熟有效的干预方法。未来研究应借鉴国际上反贫困理论与实践成果,掌握贫困群体的贫困心理,激发其内生动力,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本土化理论和干预方案,为真正实现乡村振兴贡献智慧。



    感谢“策论中国”参赛团队:复旦大学《贫困户“等靠要”:福利依赖亦或认知剥夺?——基于欠发达地区农户样本的实证分析》团队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