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申把实践作为检验各项政策和工作成效的标准。这不仅对于做好经济工作，而且对于疫情防控和其他一切工作，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开创改革开放新时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的突破口，是党的思想路线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1.实践标准与纠错机制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发生于粉碎“四人帮”之后的历史转折过程中。它面对十年内乱留下的严重思想混乱，成功地促成了共识，全面推动了拨乱反正，正确解决了党和国家何去何从的问题，团结最广大人民群众，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粉碎“四人帮”、清查其帮派体系带来了政治安定。但长期的“左”倾错误影响深远，压制着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束缚人们的思想和行动，阻碍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迫切需要纠正。但在全方位地纠正过去所犯的错误的同时，必须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这是一个需要非常谨慎处理的特别重大问题。“两个凡是”的提出，无疑有着维护毛泽东领袖威望的考虑，反映了群众的朴素愿望，但也折射出一些曾经参与制定和执行过去的错误方针政策措施的领导干部把毛泽东当挡箭牌维护自己的地位和权威的心理，反映了一些社会群体守护既得利益的意愿。不能妥善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就无法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中突围，开拓新的胜利之路，还可能激化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并把它提高到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成功地破解了这个难题，建立了拨乱反正的纠错机制。它把人们从长期形成的“党内一有分歧争论就划线站队”的思维定势中解放出来，就事论事、实事求是地检验各项具体的方针政策措施和过去所作的判断评价结论，不管是谁拍板的、谁说过的，一律根据实施的成效和后果判定是非得失，决定褒贬取舍，对事不对人，着眼于纠错而不是追责，避免你输我赢、你高我低的意气之争，大家服从真理，避免了很多尴尬。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解放思想、形成共识、克服前进道路上的阻力奠定了坚实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使我们党能够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就扭转了延续二十多年的“左”的错误倾向，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实事求是地处理了一大批历史遗留问题，改善了各方面社会关系，调动了几千万人的积极性，团结一致向前进。对于前人没有碰到过的问题，则摒弃从本本出发、从概念到概念的争论，倡导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探索，敢于突破僵化观念的束缚，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开启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这都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有能力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
纠错自然要标本兼治。实事求是就包含着分析原因、总结经验教训，以免重蹈覆辙。在根据实践检验分清是非的基础上，我们党深刻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在科学分析和深刻批评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同时，恰如其分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坚决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在分析发生错误的原因时，邓小平深刻指出：“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他还直击要害分析了具体制度方面的主要弊端及其思想根源，拓展和深化了我们党对体制机制改革的认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体现这些要求，进一步分清了重大是非，统一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维护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胜利完成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这段历史也成为我们党坚持真理纠正错误的杰出典范。
2.实践标准与疫情防控
新冠病毒致病性的减弱和传染性的急剧加强，要求我们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地优化完善防控措施。但调整面临巨大的思想阻力。有些人热衷于把具体防治方法贴上“姓社姓资”标签打口水仗，肤浅机械地理解制度优势，故步自封、刻舟求剑、作茧自缚；有些人受片面推算的传言和杜撰的“阴谋论”影响很深，陷入恐慌和焦虑不能自拔；有些人收入和工作、生活受管控措施影响不大，对于“手停口停”和从事接触型服务业的困难群众缺乏共情；还有些人养成了强烈的依赖心理，不了解也不关心国家经济和财政全局，幻想在政府不惜代价的的严密保护下走出疫情。防控措施与时俱进有赖于解放思想。
在网络舆论极化、情绪化和反智主义滋生的社会环境下，科学知识和理性思考难以突破“信息茧房”。特朗普政府的拙劣表演，充分显示了把科学问题政治化对疫情防控的巨大危害。只有依靠实践的权威，依靠切身利益对大众行为的导向，才能促成社会共识，冲破思想牢笼。尽管二十条和新十条依据国内外防治实践中获得的大量统计数据反映的新冠病毒的演变趋势，符合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但对疫情变化的认识不可能一步到位，只能在实践中逐步深化。许多地区特别是基层缺乏应对大规模感染的经验和准备，猝不及防，多种主客观原因导致超高速同步达峰。力图避免的医疗资源挤兑如海啸般袭来，一度造成普遍的恐慌，并加剧了资源的紧张。然而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经过艰苦奋战，我国迅速跨过了这一轮空前规模的疫情高峰，形成了群体免疫屏障，不可逆转地转上了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轨道，迅速回归正常生产生活，并迎来了春节旅游的暴涨和一些重要经济数据的跃升。尽管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并未出现一些人曾预言的医疗系统崩溃并引发社会危机的恐怖局面。
成功实现从“防感染”向“保健康，防重症”转轨靠的是坚持实践标准，在实践中逐步深化对病毒和疫情的认识，探索解决放开封控后的新问题的办法。把专业问题交给专业人员，尊重他们的判断，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创造性。根据实效作出选择和调整，不断完善防治措施，及时推广科学防治的实践经验，把普适性的先进经验转化为规范性的指导意见，并在落实过程中继续接受实践检验。医疗护理专家们通过线下线上各种渠道和方式及时指导一线实践，交流临床经验，并被群众通过社交媒体广泛传播，不少医生开直播做短视频搞科普，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普及防疫诊疗保健养生知识的高潮。城乡基层医药机构在政府努力调配医疗资源，优化转运机制，保障供应补短板的支持下，在高强度的实践操作中提高诊治能力，承担起了轻症治疗主力军的重任。
坚持实践标准不仅有助于战胜自然领域的病毒，也有助于战胜精神领域的“病毒”。随着移动终端和社交媒体的普及化，匿名的互联网舆论场严重情绪化，以偏概全、以假乱真、观点极化、划线站队、党同伐异、好勇斗狠成风，使很多人把实践标准和理性思考抛在脑后，不在乎真相和结果、只在意所谓“三观一致”，导致舆论撕裂，社会包容度降低。而疫情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命健康和亿万家庭的根本利益。它遵循自然规律传播，只有科学防疫才能保护健康拯救生命。疫情是最好的教员。它不是可以随意编造和评论、无法证实证伪的“远方故事”，而是人人都身临其境的真实存在，轻信传言就可能使自己成为“代价”。它促使人们从情绪化的纷争回归现实生活，回归理性处事，更相信自己和熟人的亲身体验。
随着广大群众“第一责任人”的抗疫实践主体意识增强，人们普遍从被动遵守防控规定变为主动探索交流防治方法，重视实践经验和实效，通过社交媒体“晒症状”“晒做法”“晒成效”，使朋友圈提高警惕，消除恐惧，减轻焦虑，得到启发。更多的人改变了看人笑话的心态，开始实事求是地看待其他国家用巨大代价换来的经验教训。那些贴着唬人标签、裹着迷人包装的煽情话术失效了，违背常识常理的反智谣言传不动了。一些精于话术、惯于挑拨、恶意抹黑良心专家和有效药品的网络大V，被受骗上当吃苦头的铁粉们抛弃，声名狼藉销声匿迹。
同时，一些主流媒体派记者深入抗疫一线采访，详实介绍主管部门、医院和城乡基层的应对措施和实际效果，如实报道各种病例的患者症状、医生分析、诊疗结果和经验教训，不回避紧迫问题和具体困难，直言不讳地反映医护人员的对策建议，用逼真的细节和原汁原味的“草根”话语“白描”场景，有很强的可信度和说服力，让读者自己比较不同的预判，实事求是地认识疫情，用心平气和的讨论促进共识。政府部门坦诚公布检测大幅度减少情况下实际获得的上报数据和趋势数据，与公众的切身感受相吻合，公信力大大增强。务实亲和的新风暖流盖过了充满火药味的指责带来的寒意，有效化解了调整疫情封控方针方法面临的舆论压力，展现出舆论导向注重客观效果的可喜进步。
3.实践标准与舆论引导
非理性主义的精神“病毒”不仅曾肆虐于疫情防控领域，激起纷争，干扰实事求是科学防疫，而且在其他许多领域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建议抓住广大群众对三年抗疫经验教训特别是这一次成功转轨记忆犹新的契机，进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再教育，增强全民对非理性主义“病毒”的免疫力，以党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有效引导社会舆论，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凝聚共识。
舆论引导中难度最大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环境营造问题。因为绝大多数国人都只是在新闻网站和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些国际舆论战的热点，缺乏其他领域国际斗争的实践体验，也难以直接感受到自己行为的后果和对国家利益的影响。而且各种国际事件的背景和因果关系错综复杂，信息来源有限，难以充分了解事实真相，搞清是非曲直，缺乏必要知识储备的受众容易被收割流量的煽情包装带节奏。这类难以用自身实践检验的问题更容易产生舆论撕裂。所以这个领域尤其需要理性引导，绝不能放任自流。
难以用个体的实践结果检验认知，导致不少网民情绪偏激，霸气侧漏，把“强起来”曲解为强硬、强悍、强横，罔顾国家利益，偏爱强词夺理，好逞口舌之快，固守冷战带来的两极思维，不辨是非曲直，只依据当事国当事人划线站队，并以“爱国”之名抢夺网络舆论场优势，一言不合就恶语相向，割袍断交，把外交部门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和以柔克刚的策略贬斥为软弱屈膝。一些公众人物为了私利而迁就迎合非理性情绪。一些互联网管理者还视偏激情绪为“正能量”，以为至少可以“借力打力”，或产生某些“积极”的内宣效果，而无视国际互联网上已经没有语言障碍，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关于国际热点问题的偏激言论引人注目，容易授人以柄，被美西方反华势力利用来强化各国民众对中国的误解、偏见和反感，损害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公信力，煽动恐华仇华反华情绪，营造把反华视为“政治正确”的社会心理氛围。其损害国家利益的负面效应，远远超过请一些友华人士在主流媒体上发表正面言论所起的作用。
这种网民自发的群体实践在海外的实际影响，是可以通过国际信息网络掌握的，应该成为检验舆论引导工作成败得失的重要标准，关键是要有及时全面的海外信息反馈和实事求是的理性分析。同时，国内网络舆论对我国外交决策和实践是起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也是检验舆论引导工作成败得失的重要标准。建议借鉴ChatGPT技术，开发人工智能分析工具，提高反映和研判国际涉华舆情的客观性、全面性和及时性。根据有效维护国家利益、正确展示国家形象、争取更广泛理解支持的实际效果作出评判，加强对涉外舆论的引导。依据实践结果检验主流媒体和民间舆论交织的国际传播的成效，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深化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解，克服盲目性，提高自觉性，使党的二十大向世界宣示的外交理念、外交政策、外交方针成为全民共识，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团结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人类社会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作者系浙江大学/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资深研究员）